有关住房的回忆

    1961年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

虽然托父母的福一直住在高等学府，但是直到最近才在日渐觉悟的回忆中，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被豢养的屈辱——那时候一套面积不足100平米的四房一厨一厕的房子里，居然住了三个家庭：我们家因为有三个小孩又是讲师级别和双职工，故分配在朝南的套间；隔壁是带有一个小男孩（后来又生了一个）的青年教师夫妇；对面则是位年纪较大的讲师，虽然也有个正在吃奶的小孩，却因妻子没工作只能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

如果说这么拥挤的住房条件，是由于当时国家正在克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后果，则是一种不戳自破的托词，因为在后来“经济环境好转”之后，教师住房仍然是这么“拥挤”——原来这种现象完全是学校当局执行上级“掺沙子”政策的结果。由此可以证明自从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被当作“新中国”主人的这一事实。随着全国大专院校的合并，“无产阶级化”的中国高校知识分子便被豢养在“上层建筑”里，因经济来源受到绝对控制而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和思想的自主，他们的社会属性甚至连以往专制皇权下的士大夫都不如。

文革后期，许多撤销或下放的高校又迁回城市，我们家不仅回到城里也搬进了新盖的宿舍楼，住房待遇仍然是类似保甲连坐制的“掺沙子”格局：两家合住一套四房二厨和厕所设计在大门外的住房。当时我已经在外地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家探亲，所以父母弟妹四口之家分住最里面的南北套间；另一对夫妇和两个小孩，分别住走廊两边的南北房间，两家各有一间厨房但是须共用大门外的厕所。这种执行上级政策的住房格局，对于当时身处文革浩劫惊魂甫定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谁会觉得它有损人的起码尊严，因为经过二十多年来历次惨无人道的“阳谋”教训，苟且偷生已经成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前些天与弟弟谈起这事，一直住在家里的弟弟说，最初分配的是一户工农出身的家庭与我家合住，因母亲坚决不肯并找了关系才作罢。这个现在才知道的“幕后花絮”，再次证实了“掺沙子”住房政策的政治动机和实施过程，只因为在严酷的大环境下显得多此一举，所以执行时并不严格。

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社会生存模式的治理依旧在文化上没有脱离时间惯性，只不过“利出一孔的家天下”被置换成了“社会主义的全民制”。如今这高房价就是为实现“特色社会主义”目标、顺乎民意（在毫无私有财产环境里“房屋是保值不动产”的幻觉）而采取的“釜底抽薪”弱民政策：古时中国的专制政体之所以历久稳定难变，全在于土地和财产权只归皇帝一人所有，天下根本不存在可以反抗皇权专制的私有财产；如今经过30余年只在经济上松绑的“改革开放”，对于想用意识形态来主政全国的中央政府来说，大量财富积累在民间便成了传统政治理念上的不稳定因素；以前那种改朝换代的方法已不适用，因为自己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于是“货币化”的房屋改革应运而生——房奴必然会是老实的工奴及其它任何行业之奴，即便还有许多无需成奴或屯积房屋的“不动产”拥有者，必须安于现状也就成了全社会的唯一选择。这种通过“釜底抽薪”经济策略来“维稳”当今“盛世”的方法，不知能不能算是对现今房屋政策改革目标的另一种解读。遗憾的是，在整体住房档次全面提高、房价也高到当年匪夷所思水平的今天，也从未听谁对过去那个时代的住房政策有过剖析之言。

大概中国知识分子囿于文化传统或出于时代惯性，至今还没有把问题从这种层面想开去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