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回顾

作者：刘玉太

原载：《文史月刊》

来源：黄河新闻网  2010-10-21 http://www.sxgov.cn/

    山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结束于80年代初，前后历时20多年。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度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开展了大规模垦荒运动，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于是在1955年8月，有60名北京知识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开始了垦荒种粮。

1956年1月，山西团省委响应共青团中央的号召，作出了《关于组织青年垦荒队赴内蒙古开荒的决定》，并从太原、榆次、长治、阳泉、大同5市22个县的8万多报名青年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了五个自愿垦荒队，由各地团干部带队，分别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四个县和乌兰察布盟安家创业，开发荒原。可以说，这是山西知青上山下乡的序曲。

1962年，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决定由省委书记王大任、副省长刘开基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从有关厅局抽调人员，在省农垦局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从1963年起，山西开始实行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政策。同年9月6日，省直机关和太原市联合召开未升学学生家长代表会，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到国营农牧场参加劳动。当年，太原市有318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分别被分配到太原农牧场、忻定农场等20个国营农牧场参加生产劳动。大同市有309名应届中学毕业生被分配到金沙滩农场、十里河林场、大同市奶牛场等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

到196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有所扩大，这一年，全省有9500余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场、插队。与此同时，北京市的主要领导提出，北京知识青年可以到山西插队，晋南曲沃县可以先安置一批作为试点。天津市的主要领导也提出天津知识青年到山西插队的要求。于是，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京、津两地共有2508名知识青年被安置在山西插队。3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要求，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决定，成立“山西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办公室”，并设立领导组，领导组成员由省人委、省计委、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妇联、省劳动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等九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副省长刘开基任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省人委。1965年1月8日至19日，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农村复员退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大会向全省知识青年和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发出《当社会主义革命派，促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倡议书，鼓励知识青年要吃大苦、耐大劳，沿着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前进，号召全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山西开始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动员政策。1965年6月22日，省人委批准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会议纪要，要求当年全省要动员6000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6年6月26日，省人委又转发了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山西省1966年下乡青年安置计划》，决定全省动员4800名城市青年下乡插队，另安置外省2100名知青。此后在山西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被称之为“运动”是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部分“红卫兵”对愈演愈烈的派性斗争和“斗、批、改”停滞不前不满，他们认为，革命到了这个关头，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于是，从1966年底便陆续有少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自发到边远的农村或农场去劳动锻炼。1967年，以北京市25中和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为代表的一些“红卫兵”，率先开始自愿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全国性为期10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然而，这一自发的行动和60年代前期的插队落户一样，不乏轰轰烈烈，但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此后在城镇出现了大批学生就业困难的实际情况，使得最初自发的做法逐步被纳入了正轨，成为了一种可行的解决学生就业的方式。于是，从1967年下半年起，上山下乡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口号下，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迅速展开。

1968年，先后又有京、津及少量其他省份的初、高中毕业生近4万人，分别到山西的91个县插队。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到集体插队点，实行“三集中一分散”的管理方式，即在农村生产大队设知青点，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学习，分散到生产队劳动。同时在城镇各部门选拔了一批带队干部，跟随知识青年到插队点，为知青服务。由于山西省当时就业压力不大，在接收京、津等地知识青年的同时，本省城镇老三届（1966、1967、1968）毕业生未被动员上山下乡，大部分在城镇安排了工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并称颂“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全国各地随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省城太原同全国一样有许多人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此刻，全国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12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城市前往苏北农村插队。这年共有43733名城镇知识青年在山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其中本省知青6023人，北京知青35676人，天津知青2034人。

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1000多里来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最远的历史纪录。就在这一年，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转归省革委政工组管理，日常工作由组织办公室群团组承办。据文献记载，本年度（1969年）共有6万余名知识青年在山西插队、插场。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已接近300万。

1971年，正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林彪事件”发生了。此时在全国包括山西在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1972年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病退”之风（此前，有少部分知识青年通过“走后门”等非正常渠道被招工、招干、招兵而离开农村），所谓病退，即“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也就是回城。此举，后来被称为知青大返城的前奏曲。

1972年底，福建省莆田县乡村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当地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他在信中首先介绍自己出身贫农，有个孩子下乡当知青已经三年。然后他历数了当知青的种种艰辛和困难以及当地领导干部靠拉关系、“走后门”（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把他们的子女招工招干等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来，这封信被印成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学习，并展开了一场反对“开后门”的群众运动。这一年9月14日，太原市又有800余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据统计，1968年至1972年山西共有75082名知青下乡，其中京、津等外地知青占62％。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对福建乡村教师李庆霖反映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批示，1973年6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委知青领导组”和“省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领导组由省计委、省教委、省农委、省公安厅、省粮食厅、省财政厅和团省委、省妇联的负责同志组成，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王庭栋任组长。（8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调整为当时的省委书记韩英兼任组长）。8月17日，省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制定通过了《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和若干问题试行办法（草案）》。《规划（草案）》提出和制定了1973年至1980年继续动员全省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规划和形式，并对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费、口粮、卫生医疗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1974年4月3日，省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团省委、省文化局联合在省城太原举办了“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迹展览”。此前，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如上海知青金训华在洪水激流中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时年只有20岁。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学习。再比如，1972年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发生草原大火，数千名知识青年手持铁铲、树枝等简陋工具，冲向火场。扑火的时间持续了一个月，杜恒昌等69名知识青年英勇牺牲。《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文章，号召全国广大知识青年向烈士学习。一时间，知识青年献身行动蔚然成风。1975年的1月至10月，全省又有30000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先后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6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山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组组长的陈永贵在昔阳接见了全体代表。会上，蔡立坚等知识青年和一些知识青年集体插队点被确定为全省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会议通过了向毛泽东主席表决心的一封信和向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倡议书。这次会议把山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在这一高潮的影响下，全省先后有25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自愿回乡当了农民。

这年秋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然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变，相反各地纷纷召开知识青年座谈会，热烈拥护上山下乡政策。据史料记载，粉碎“四人帮”的当年，全国各地继续动员188.3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年度山西有5.5万多名应届和往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本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1978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纪要》的内容包括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今后若干年内，还将继续动员城市应届中学生到农村边疆上山下乡；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城市积极开辟新的就业、升学领域，为更多的城镇中学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机会；今后上山下乡不再搞分散插队。根据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中共山西省委再次对本省“知青领导组”进行调整，增加省劳动局、省出版社、山西日报社、省广播电视厅、省军区等单位负责人参加这项工作，省委书记赵雨亭任领导组组长。

1979年1月2日至4日，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指示》，召开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山西省十几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强了农业第一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农村文化，对改变农村旧的风俗习惯，发展农村文教卫生事业，开展科学实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使知识青年工作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等。会议认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离开了城市、离开了父母到农村经受锻炼，他们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些青年，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方面都要积极予以支持，并在政治上关怀，生活上关心，学习、生产上帮助，使他们安下心来，继续在农村搞好工作。关于对知识青年的安置问题，会议指出，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具体做法：一是要大力兴办各种教育事业，积极扩大大专院校，大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和各种专业培训班。二是要大力发展各种服务事业，努力扩大各种商业服务网点，增设医疗卫生院、所，大力开辟文化场地和旅游事业。三是要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积极建设各种农、林、牧、副和亦工亦农的生产基地及场队，因地制宜地大办造林队、基建队、水利建设队和水产养殖队等。1月9日，中共山西省委转发了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组根据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制订的《关于贯彻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做好知青工作方案》。《方案》下发后，经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回城、就业、生活等问题迅速得到解决。1980年，山西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基本结束。

为了落实中央、国务院把知识青年问题纳入城镇就业轨道，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解决好在乡知青问题的指示精神，尽快妥善安置1978年以前插队的知识青年，省劳动局和“省知青办”于1981年4月8日至12日，召开了“全省知青办主任座谈会”，专题研究知识青年安置就业问题。会议向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安排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有关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主要精神是：全民和集体企业单位招工，应优先考虑1978年以前插队的知识青年；妥善安置已婚知识青年和病残知识青年；处理好遗留问题；尽快对知识青年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1981年8月11日，此报告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批转各地执行。

此后，山西从本省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改变知识青年插队办法，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纳入统筹劳动就业轨道，这标志着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79年山西安置回城工作的知识青年有6万余人。到1984年，全省历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全部返城就业。

据统计，在“文革”10年中，全省约有3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全国从五六十年代始累计约有1700万知识青年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