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一帮老子们教坏的

           ——苏轼《古意》等诗歌欣赏

    古意

苏轼

儿童鞭笞学官府，翁怜儿痴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

儿曹鞭人以为戏，公怒鞭人血流地。等为戏剧谁能先，我笑谓翁儿更贤。

    现在人们大谈特谈教育，可见教育之重要。笔者近来翻阅古人作品，发现苏轼有一首与教育儿童等等有关问题的诗歌，很有意味，在这里，介绍给读者，并一起欣赏与思考。

本诗写了什么内容？说也简单，苏轼看见了这样的现象：一儿童在模仿官府，手持鞭子，抽打“罪犯”；而此儿童的这番游戏，受到了他的翁（儿童之父亲）的嘲笑与辱骂。苏轼则对父亲作了批评，对儿子作了辩护。

当目睹这类家长教育孩子之司空见惯的现象时，一般人也许会忽略过去，但对于敏锐的苏轼来说，这可不是小问题。他感慨横生，立即在他那个思想相当僵化的时代，吟出一首言简意深的七言诗来。

“儿童鞭笞学官府”。一开始，作者就简述了他所见到的现象，并将自己的褒贬意向蕴涵其中。“儿童鞭笞”——你看，儿童手拿鞭子，正在鞭打“犯人”，这样的游戏，一下子就将旁观者（或读者）的神经触动了——小小年纪，还未成年，就高举皮鞭，以鞭笞他人为愉快，这样的孩子，怎么能不令大人担忧呢？

小小儿童，心智未开，看见什么，就模仿什么，学习什么。他们玩的这一套，还不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这里，作者在“儿童鞭笞”后边，加了“学官府”三字——特别指出，他们是从官府学来的。这就把事情的根源，不动声色地点出，实有一针见血之妙。

“翁怜儿痴旁笑侮”。这句话，虽然简单易懂，却有很多转折之意，不可忽略。当父亲的，在一边观看，首先的感觉是“怜”。这怜字，既有可惜，又有怜爱之意。您看，当爹爹的，看见自己的那不懂事的痴儿手举鞭子，怒打“犯人”时，本能地嗅到了一种不良的信息。所以“怜”也。试想，小小孩童，正处于不懂事阶段，竟以鞭打别人为乐，这种“痴”，不是既可怜又令长辈忧虑的吗？因此，紧接着这老爹对孩子的“笑”与“侮”，就在情理当中了。

可就在父亲（他的身份是官吏，作者以下介绍了这一点）在嘲笑并用侮辱性的语言来批评教育自己的儿子之时，他并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他自己，不就是这一可笑复可耻的角色的扮演者么？“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作者单刀直入，对这位更值得可怜的父亲批评道：您老人家为官坐在衙门里边，对那些犯人们连鞭打带呵斥的，您的做法，比起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能好得了多少？

您看，父亲鞭笞犯人，并不被人嘲笑；而儿子模仿他，鞭打假想的“犯人”时，却遭到了“笑侮”，这是多么不公平！可人们对嬉戏懵懂的孩子，往往责难有加，对那高高在上的长官大人，却完全忽略不问。这不荒唐么？也许有人会说，那犯人是有害于社会的，鞭打有何不对？作为长官，他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惩罚那些危害社会的犯人们，怎么能与玩鞭笞游戏的儿童相提并论呢？

苏轼仿佛早就料到有人会如此发问，他马上给以了明确的回答。在他看来，即使是对犯人，也不应该用鞭笞的方法。因为这种用酷刑的制度与方法，是不人道的——“儿曹鞭人以为戏，公怒鞭人血流地”。儿童打“罪犯”，儿戏而已，并没有真正的鞭笞对象；而儿童的父亲，作为官僚，在雷霆震怒时，则是真的要把犯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流地的！而把人打得鲜血淋漓，是不把人当人，这是犯罪啊！请看，苏轼在这里直接指出，鞭笞这种方式本身，就不人道。要知道，他这样的观点，是在古代专制社会中以用刑为司空见惯、未可厚非的氛围中发表的，确实非常难得。

“等为戏剧谁能先，我笑谓翁儿更贤”。在结尾，苏轼追溯到事情的起始，笑向那“翁”问道：“同为（鞭笞人的）戏剧到底是谁最早演习的？我笑对老翁说：‘还是儿子更贤于您！’”是啊，没有你们这帮老子们鞭笞在先，这些小孩子，从哪里学来的？看来，最先应当接受教育，并好生反思一下的，就是你们这些老子们！

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还不是一帮老子们教出来的？！苏轼这一“笑谓”，意味深长！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本诗的难得之点，在于作者很早就指出对犯人用刑的不人道的性质，也在于他追问这种现象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并呼吁人们要治本，不要只眼盯着游戏的孩子们，要在成人群体那里找一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

请注意，苏轼的深刻批判精神，并非是一味指向他人，其实他对自己的批判更严格，更深刻。他的此首不同凡响诗歌的产生，并非偶然。在怎样对待犯人以及与此相关诸多问题上，他很早就有过过人的深刻思考。

在苏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一种严肃而带有自嘲味道的自我批判。他对自己的批判，这让今天生活的我们都有些吃惊。请看：

“我本山中人，寒苦盗寸廪”（《监试呈诸试官》）。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山村五绝》其四）。

作者自己经过努力，科举做官，他却说自己是“盗”来了官职；“窃”来的俸禄。这种将作官称为“盗廪”、“窃禄”的说法，表明在苏轼心中，出仕（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做“公务员”）并非完全是一种光荣的事业；它另有一种令作者深感内疚、痛苦的意义。另外，做官，对苏轼来说，总伴随着一种羞耻感——它关乎鞭打百姓之事：“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你看，做一郡守（相当于今天的市长），到手的俸禄不必说了，还能时时游山游水，怎能不乐呢？可是其中有“恐”！什么恐惧呢——“烦敲搒”啊！“敲搒”，就是鞭打百姓，而“烦”，就是重复不断的进行。试想，对于苏轼这样的士大夫，你让他天天面对鞭挞百姓之事，他能不烦恼，能不悲哀吗？他曾经对胞弟子由沉痛地说过：“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民更鞭捶”（《戏子由》）——我们平生所惭愧的（就是坐在衙门府里鞭打百姓）；今天（科举成功了）反而不感到耻辱，对那疲惫的小民鞭笞不止！

鞭笞百姓，在古代那些士大夫的心里，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他们对这种差事，有时很痛苦，甚至很反感。但像苏轼的思考深度，似乎还没有人能够达到过。他思考的深度，与情感上的痛苦，就是在今天，也令人深思与感慨。

请看他在杭州为通判时所作的这一首在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诗歌：

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大年三十晚上，本来应该过除夕之夜了，可是我还是因为官家之事，留在都厅里。

过年了，谁不想早下班？苏轼在大年除夕之际，希望早点回家团聚过年，是很自然的。囚犯人满为患，天将暮，他竟还迟迟不能办完案子，显然有些抑郁。不过，您如果理解为作者不热爱工作，那可就错了。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只因为，这官事，不是别的，乃是审问囚徒。苏轼面对这些囚犯们，手执笔墨，悲哀他们的命运，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审问囚犯时，官员自己情不自禁流泪的情况，在古代诗歌中是罕有表现的。这是因为，被审问者的情形，或犯罪的程度，或事件的原委，都须太守老爷来思量、审度；哪里有流泪的工夫？而苏轼面对那些衣衫蓝缕的“系中囚”时，就忍不住流下悲哀的泪水，这是为什么？

苏轼面对囚犯流泪，原因还是很复杂的。首先，这些囚犯“小人”之犯罪，不是为其它，而是为了“营糇粮（干粮）”——他们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才铤而走险，触犯法网的，这难道都是他们的罪过吗？此一悲也；其次，他们在触犯法律后，“堕网”而竟“不知羞”，一脸麻木之状，这真是为人之悲哀。但苏轼的悲哀，并不是只指这些小民——如果这样，那就不是苏轼了；苏轼的伟大，还在于他在为小民悲哀的同时，也在悲悯着自己：“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我苏轼不是也因贪恋这点微薄的俸禄，迟迟不归家乡，因而失去了人生的归路吗！在此处，诗人将自己仕宦道路的进退失据，与小民为“营糇粮”的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了！

这种联系，看起来匪夷所思；而仔细推敲起来，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诗人的深邃思考了。在苏轼看来，他自己与那些所谓“小人”，都是人，都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性；都处于迷途不知返的窘境之中。“小人”们与苏轼（包括与他同类的士大夫们），无论贤，还是愚，其实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便是：生存。诗人在此，彻底抛弃了士大夫的大架子，将自己与“小人”平等相待——“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这两句话，看似平淡无奇，其实非常深刻，它把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为食谋”，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来，从而显露了苏轼的人人平等的人生观。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里，作者的这种叹息，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表明：苏轼的爱人与其他古代圣贤的传统说法有了很明显的不同，从而折射出了一种新的智慧火花。

古代之传统，对于爱人方面的典型论述是：“君子得道则爱人，小人得道则易使。”或“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些说法纷纭多样，但其基本之立脚点，还是有“君子”、“小人”之不平等之分。苏轼诗歌中虽有“小人”字眼，但他的感悟，已经超越了前人，从理性与感性方面，都达到了人与人之平等的思想境界。这首诗中以其深邃的思考，尖锐的笔锋，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常见事物的新思考，使本首诗能在众多审问、鞭笞百姓时自责的古代诗歌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即将到来之前的敏锐先声。

熟悉苏轼词章的读者还记得，苏轼有一首《临江仙》（冬日即事）词，其中有“问囚常损气”（审问囚犯时，正气常常受到损坏）之句。看起来，似平常句也；其实这样的句子，对苏轼的沉重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儒家常讲“养气”。孟子就常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可见正气对于古代圣贤来说，是何其重要；但古代志士仁人所重视的这种“浩然之气”，在苏轼看来，恰恰是在作为“父母官”的自己在审问那些“小人”囚犯时，被大大损耗了；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种“浩然之气”，竟然是在正常办公、开审小民时，散失大半，这对于苏轼来说，是何等难堪与沉重！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谁能够暂时把他们遣送回家，过个年呢？想到这里，苏轼沉默了，他惭愧自己不能达到“前修”（前辈贤人）那样的治理境界。苏轼此刻的心理，是极其痛苦与矛盾的。痛苦，是因为，在他的心里，这些小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犯罪分子，他们为了““营糇粮”而“堕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等待的他们的，就是死亡。这种被逼迫到不得不犯罪的人群，难道是所谓“盗贼”或“蟊贼”吗？诗人同时知道，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为了使统治者的政权不会动摇，捕捉、囚禁这些“不知羞”的“小人”，还是必要的。一个“暂”字，便将作者试将内心的痛苦与矛盾加以排遣、化解的心理，传达尽致。

 

让人深思不已的是，苏轼将“小人营糇粮”而触犯法网与“我亦恋薄禄”而“盗寸廪”，等量齐观；他最不能堪的即是自己这一“父母官”，审问、鞭笞百姓这一场面。古代中国法律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官僚在“小民”犯法时如何处置他们，官僚就是天然的法官。而苏轼清醒之处在于，他深知，作为审判罪犯的法官，他自己本来也有“窃禄”的嫌疑，并不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却预先被安排在这种位置上，这是一件很滑稽、也是很悲哀的事情。这种反思，前人还未有过。

由此，可知，苏轼面对一位笑侮儿童的长官，作出一首辛辣的七言古诗，嬉笑中有愤怒，有思考，决非偶然。他首先是对社会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刻的反思，对作者自己作了不留情批判，然后，才有这精警而又平易的诗歌问世。我中华民族对苏轼这位大作家，给以了崇高的地位；而其中的一些作品崇高之奥秘，是可以供我们永远深细地挖掘的。

在专制社会里，经常颠倒是非，而由于有强大的、由上到下的宣传导向，人们往往欣然地接受了那错误的东西而不自觉。比如说，“父慈子孝”，他总是把许许多多的孝子的故事讲给你听，至于父慈的故事，对不起，少的可怜；又比如说什么“君敬臣忠”，他会告诉你很多忠于君主的道理，至于君主对于臣子该怎样敬——对不起，还是少得可怜。臣子们听到的，或他自己经常说的，也大都是“皇恩浩荡，臣罪当诛”，皇帝一怒，不杀你只怕是大便宜了。苏轼的《古意》这首诗让人联想很多。笔者联想到此，不知敬爱的读者，您联想到了什么？

阅读了第一首诗后，再来看笔者的题目，你会觉得苏轼指的“翁”应该是别人，并不包括苏轼自己；而当我们拜读了他的《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一诗后，才知道，苏轼对自己的批判更加严厉。由此，可知，他《古意》中的“翁”，其实也包括了他对自己为官的反思。

如果我们能把苏轼从九泉下唤醒，他或许会说：“请把题目改为‘都是我们一帮老子教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