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往事 作者:中条山人


 

 

  长沙往事 

 
    1966年文革串联时,从天津来到北京,呆了八天;然后南下,直奔长沙。那是11月的中旬,刚刚见完了中央领导,忘了是第几次接见,反正是见全了。从毛主席、林彪,一直到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还有中央文革的领导们。那时是真哭啊,哭啊,哭得死去活来,眼泪流啊,流啊,流得一泻千里。不过老实讲,好像这眼泪只是给毛主席的,并没有别人的份。后来我下乡到中条山,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竟没了眼泪。回想一下,可能是那次接见时眼泪流得太多,以至枯竭了。

 北方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是阴沉沉的天,地是光秃秃的地。只有汹涌澎湃的红色浪潮向全世界展示着北京的活力。几点到的长沙,已经忘记了,但有一点和北京相同----也是阴天。那时刚刚在揪省委书记张平化。

 长沙有着宽阔清亮的湘江,郁郁葱葱的橘子洲和岳麓山,繁华热闹的商业店铺,高低不平颇具特色的道路,丰富的物产和低廉的物价,还有说着满嘴外语的男男女女,这些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第一次离开天津,到了南方的一个大城市。象是在做梦,非常激动,恨不得把她每个角落都转过来,那种新奇感是一生中最强烈的一次。后来又到过许多大城市,都没有那么激动。究竟为什么,想了多年没搞清楚。

 老了弄明白了:长沙是我的初恋,我的心中始终为她留有一个小小的位置。虽然以后再没有来过,但那种故地重游的念头却时刻萦绕在心头。所以,元宵斑竹一招手----也许仅仅是客气一下----我就过来了。

 读了元宵斑竹的好几篇有关长沙古迹古建筑的文章和照片,但是我毫无印象。那时对长沙的悠久历史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因为我们来是为了追寻红太阳升起的轨迹,并不是考古。历史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准确地说,是1893年。

 我们住在一个中学里,每餐都吃大米饭,早上素菜,中午和晚上有一点肉片。饭是用一个半圆的陶制钵钵蒸的,米既不是天津的小站米,也不是天津的老米(机米),类似于现在的粳米,总之不软不硬,很好吃。常吃的菜好像是某种茎菜,有时是白菜,也好吃----那时吃什么都好吃,不象现在。

 每天吃过饭都要去参观,我们去了长沙师范,去了清水塘,去了橘子洲,岳麓山,爱晚亭,参观了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清水塘时,讲解员说毛主席在那里经历一次危险,侥幸逃脱。我们听得聚精会神,毛骨悚然,仿佛此时就有一群荷枪实弹的白匪正在向清水塘包抄过来。韶山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一座绿色的山,一池绿色的水,中间是一座宽敞的农舍。我围着老人家的故居转了许久,力图从中找出诞生红太阳的理论依据来。虽然一无所获,但我坚信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否则决出不了一个让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人物。记得在爱晚亭看见别人在井边挖土,便也学着包了一包土回来。挖土的初衷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住了一条----湖南的土壤是红色的,所以她养育了一大批红色革命家。

 我来时曾说班长开过我的一次批判会,确有其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批判---在长沙,的确很值得纪念。

 我们一行六人,班长带队,大家都听他的。但我经常擅自行动,比如喝甜酒,吃糖油粑粑,吃凉薯都是我的发明。于是便有一个粉丝天天跟着我跑,以满足他的求知欲。可是骗班长吃凉薯确实是他出的主意,结果班长不爱吃,跟我急了,说我迫害他。我一个劲的陪笑脸,说好话,都无法抑制班长的愤怒,以至后来我大意失荆州,让他找到机会,给我来了一次“长沙整风”。

 在学校吃饭,一天三毛钱一斤粮票。刚到时一次须买三天的餐票,赠送一张餐票。退餐票时,一张退一角钱,四两粮票。这就相当于长沙市给串联的学生每三天补助一角钱,三两粮票。但是我偶然发现买一天的餐票,也送一张餐票。如果你一天一天地买,就能每天都多得一张餐票。买饭票退饭票也不需要任何手续,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比如在长沙呆九天,按正常买三次,补助三角钱;如果第一次正常,从第四天开始一天一天买,同样住九天,可以得到七角钱补助,足足多了四角钱!在学校我的数学本来是弱项,真不知此时此刻却何以发挥得如此之好!我动了一下脑筋----尝试着退了一天的饭票,第二天再买一天的,立刻多出了一张餐票!

 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立刻告诉了我的粉丝。他也大喜过望,马上实践了一次,很灵验。我俩都很高兴,因为那时都很穷,一角钱也是极具诱惑力的。

 我正算计着到离开长沙能赚几毛钱的时候,我的粉丝却跑到班长那里出卖了我。正好吃凉薯的仇还没报,班长就二罪归一,跟我算了一回总账。“长沙整风”足足让我消沉了几年。这也是我的串联终止于长沙的真正原因,我想立刻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一面检讨自己----我在班上曾管了近两年的班费,一分钱的差错都没出过,没想到在革命征途中,万里长征刚刚走到长沙就犯了错误;另一面又在为自己开脱----这本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对我们外地学生的关怀,你不愿接受不能阻止我接受啊!红太阳的光辉照耀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躲得远远的,岂不是不识抬举?

 后来我和门口的小学同学说起此事时,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说,我们在外面都是借钱吃饭,打条子时都写假名字,谁给他交钱?前些日子我那个粉丝给我打电话,说同学之中,他最想念我。我知道他是后悔当年的事,不好意思明说----当然也没必要说明。事情过去那么久了,我们都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他现在太原,是医学教授,还给我寄来他写的一本书,专门谈康复。记得上学时他是O型腿,体育经常不及格----这很滑稽,象师胜杰说的相声。

 班长则早就向我表示了歉意。我从中条山回来的第一个春节,他就找到我----他留在天津,在一个工厂上班----非要请我吃“狗不理”。我们静静地吃了一个多小时,几乎谁都没说什么。不过“狗不理”的确比凉薯好吃。最近我们刚刚联系上,亲得不得了,他对我现在的业绩赞不绝口,我说我是穷怕了,逼出来的。他说,你行,你上学时就有经济头脑----不知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事情越扯越远,但是这和我的长沙情结密切相关。多少年来,因为那一两角钱的事,我总觉得对不起长沙人民。我想如果我再到了长沙,就找个上坡的地方呆着。看见有拉板车的,就上去推一把,不要钱,就算还长沙人民一份情谊。可惜一直没能实现,不知现在长沙街上还能找到板车么?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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