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老歌

作者：邵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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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听见儿时唱过的歌声总能钩起我对孩提时的情景的思念，那些歌也特别令人难忘。我最早的对曲调的回忆可以追溯到上幼儿园之前。那时我已经受到过一些音乐的启蒙教育，教师中有我的母亲，她早年上过洋学堂，上海徐家汇的启明女中，会唱一些教会的歌曲。在哄我睡觉时总哼一些儿歌，有些调子我至今还记得。那时抱我的女用人也常哼些歌，印象较深的有孟姜女哭长城调的“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孟姜女格丈夫造长城。”，还有家门口空地上上操的那些报国寺里的“洋操兵”，他们在操练休息的时候唱的那些歌。其中有一首：“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亲墓生春草。我的妹，流落他方。……”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是中国第一部有插曲的有声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叫“寻兄词”。那调子是借用的一首俄罗斯民歌。我从小就感到那比“正月里来是新春——”好听，而喜欢那首歌的调子，其实并不知道在唱些什么。歌词是后来大了才见到的。

毛昭晰是我早年在杭州上横河小学时的小同学。但在校时我们不同班，也不认识，直到前几年他当了浙江省老教授协会的理事长，我们才互相知道曾是小学时的老同学。有一次他在大会上讲完话，走下讲台来，拉着我走到大会场的最后一排，台上正在演出余兴节目，我们没有关心台上的事，而是一首一首地回忆我们小学时唱过的歌。我们都喜欢唱歌，两个人就在会场后面一起低声一首一首地回忆，一边就唱那些当年横河小学音乐老师彭先生教唱过的歌。他的记性很好，我也不差。当时那情景想起来还真有趣，那些回忆得起的歌，有的他提个头，我能接下去唱；有些我提个头，他能接下去唱。我们对解放前学校的音乐教育都很感怀。那时我们用的教材都是五线谱印的，音乐课不仅是教唱歌，还教了一些必要的乐理知识，并且还有音乐欣赏课，给学生放些好的音乐和歌曲，老师讲解如何欣赏。我们都很赞赏当年的歌曲的词都填的很美，相比起来和今天学校的音乐教育不是一个档次。今天的学生娃没有几个分得清什么是齐唱，什么是合唱，什么又是二重唱，以及乐曲的优美在何处。他们会的是Kala OK，小学生就已经会摇摆着身子拿着话筒喊了。

儿时唱过的歌曲，现在回忆起来仍是很有兴味的，譬如李叔同（弘一法师）填词的“握别”（也作“送别”），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歌词我是刚进小学时常听高年级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在唱的，而我没有学过那首歌，我是听会了它的。但我一听见那歌声就回忆起我刚上小学时的情景，十分怅惘。今天那首歌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表。黄自作曲的“农家乐”我是初中时学的，他把农村的田园风光描写得如此完美而和谐，歌词唱道“农家乐，熟时孟秋多。卖了蚕丝打了禾，纳罢田租完尽课，阖家团团瓜棚坐，闲对风月笑呵呵。农家乐，农家乐，农家乐，农家乐。真快活！”我相信解放前的农村生活中，好年成时会有那样的景象。至少抗战时期我家逃难到了成都，为了避空袭住在农村所见到的景象与歌中所唱的十分相似，而那还是处在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大量外地人口逃亡到四川的年头；与陆游在诗中所描写的“莫笑农家腊酒混，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景象也相近；与1958年我在绍兴农村劳动时老乡们所描述的早年的生活也颇为相似。黄自所作的那首曲中的情景应该不是虚构的。但那样的歌词与解放后为提倡阶级斗争所讲的理论大相径庭。那理论要求人们承认解放前自食其力的农民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我小时唱过好几首黄自作的小曲。如像“往事”里唱道：“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回想起来也令人感到青春的流逝，人生的短暂，十分怅惘。真是“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我还唱过另外几首黄自作曲的歌，如“睡狮”其中唱道：“睡狮睡了几千年，蛇虫狐鼠乱扰缠，今天喝我血，明天扼我咽。大家欺我老且懦，得寸进尺来相煎。睡狮醒！睡狮醒!！睡狮醒!!！莫要偷安眠。”还有“热血歌”中唱道：“热血滔滔，热血滔滔，像江里的浪，海里的涛，常在我心头烦搅。只因为耻辱未雪，愤恨难消。四万万同胞！洒着你的热血，去除强暴！”又很能激起人们的爱国心；著名儿童教育家，清华老前辈陈鹤琴先生作的“采桑曲”很短小而动人，歌词是“晴采桑，雨采桑，田头陌上家家忙，去年养蚕十分熟，蚕姑只着麻衣裳。”词很委婉但又鞭笞着社会的不公平；还有一首“渔家乐”，记不清是谁作的了，也很美。歌词唱道：“渔家乐，乐陶然，驾小船。身上蓑衣穿，手持钓鱼杆，风月总无边。捉鱼在竹篮，金色鲤鱼对对鲜，河内波涛蛟龙翻，两岸垂杨柳，柳含烟，人唱快乐年。长街卖鱼钱，沽一杯淡薄酒，且自把鱼煎一碗，宿在芦草边。酒醉后歌一曲，明月照满船。渔家乐，乐陶然。”但那渔父应该是心胸很淡薄，能自得其乐的才行。那样的渔夫今天不会有了，现在的人都变得只看重钱和利，世道不安，独个人宿在芦草边还怕遭人抢劫谋害，不现实！

当年也唱过许多很能激发人的爱国热情和呼吁抗日的歌曲，我从幼儿园的年代起就唱起救亡歌曲了。如：“放在小心上，记在脑子里，不买日本的东西！”抵制日货，在我记忆中直到解放，我几乎没有接触过日本货，只看见过打下来的日本飞机。抗战前就在杭州，我曾在大街上看见大学生的宣传队闯进店家去，把店里的日本货抛在街中央，堆起来点起熊熊烈火焚烧的情景和路人一起鼓掌喊抗日口号的场面；小学生被别人指出自己穿的衣服的料子是日本货，会羞得无地自容，回家赶緊脱掉，以后不敢再穿；我母亲也有一件旗袍是人造丝的，估计那是日本货，偷偷剪碎了在柴灶里烧掉的，还关照家里的女佣人不能说出去；我的弟弟吃奶的年纪，用过玻璃的奶瓶，后来得知那是日本走私货，大人就把它砸掉了；红鲞（腌沙门鱼）是日本货，当年横河小学图书馆一位管理员，大家叫她高先生的，午饭时吃红鲞，那在当时算是节俭的生活了，被孩子们看见了受到批评，大家对她喊“高先生吃红鲞不爱国！”直搞到后来庞校长在全校纪念週会上代她宣布“高先生知道自己错了，要小朋友原谅她，她已经不再吃红鲞了。”……当年人们爱国和抵制日货的心情就是那样的。直到解放后才见到人们买日本货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京西直门展览馆有一次日本人的展览，但他们往门口地上抛糖果，让中国孩子去抢着拣，从楼上偷偷照相。激怒了人们，就有人冲上去撕日本旗的，但那时并没有見到大量日本货进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接见日本的什么人物，说了意思是日本货好看不经用的时代已过去了之类的话。那之后我才见到日本货在国内的流行；现在有人站出来呼吁“抵制日货”，我觉得也许很难做得到——中国人大都已忘却了解放前那样的仇恨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的情感了。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一代人心中还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在太原呆过，第一次见到日本人，那是日本军人在投降后留下来安排了工作的，我見了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次在澡堂里刚洗完澡在走道里和一个日本人的皮肤擦了一下，当时心中不自在极了，我又重新回去再洗了一遍而总觉得洗不干净的难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有日本学者来华交流，作为外事活动有时不得已要和日本人握手，那时我每次和日本人握过手总要洗手洗很长时间而总感到洗不干净，后来接触得多了那种感觉才淡了一些。那种感情现代的人不会有了。还竟有歌星糊涂到穿日本军旗装，被人泼大粪的。他们完全没有当年我们唱的“九一八血痕尚未干，东四省山河尚未还，海可枯石可烂，国耻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那样的感情了。今天多少城市女子想嫁日本人，这在早年是不可思议的，人心在堕落。

抗战前一年，父亲工作的改变把我们全家搬到广州去了。我插班上了东山小学，老师基本上用广东话上课。我那近一年的学习成绩乏善可陈，主要的收获是学会了广东话，还会唱几首用广东话唱的歌。当时唱的是些什么大都有点模糊了，现在回忆起来记得有一首是“新生活运动歌”，用广东话唱的，歌词现在还大致记得：“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这便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以身作则推以及人。转移风气共文明（这一句记忆不太准）。教化明，岗位正，复兴民族新基础，以后种种名誉今日生。”，还有一首歌，叫“神圣劳动”，唱的是：“大家要面包吃，大家要衣服穿，是谁做成的？是神圣劳工。大家要房屋住，大家要大路走，是谁造成的？是神圣劳工。神圣劳工！劳工神圣！使人类进步无穷。工作八点钟！教育八点钟！休息八点钟！”那些歌想起来仍是很有趣的，放在今天也仍然值得让孩子们唱唱。除了现代歌曲，当年我还唱过两首古调的歌曲。一首是岳飞的“满江红”，还有一首是“苏武牧羊”，那也是爱国教育，不仅小学生唱，中学时也唱过，这些现代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了。

后来日寇入侵，抗战开始，父亲带着全家内迁，最后到了成都，学校教唱了许多抗战歌曲。当时上小学和中学时唱过的救亡歌曲中有许多是很能激励人们的爱国情绪的，小学生唱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乡，骨肉流散父母丧。……”；“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有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老百姓切望的是全国一致对外和永做自由人。当年除了汉奸，人们都是那么想的。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的枪口对内了。还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爱国歌曲和抗日歌曲至今很难遗忘，其中有驰名的“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还有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和“热血歌”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一些歌曲如：“黄水谣”、“黄河颂”、“怒吼吧！黄河”、“我们在太行山上”等，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垦春泥”、“嘉陵江上”……。那些歌都很能激励起人们的抗日激情。小学和初中时期唱过的抗日歌曲中，“歌唱八百壮士”很震撼人心，那歌是歌颂当初凇沪战役时期孤守在四行仓库里奋战了四天五夜的八百战士的（实际上只有四百多人，说八百人是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歌中唱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谢晋元）。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投降，宁愿死不退让。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飘荡，飘荡（当时一名叫杨慧敏的女童军夜间冒死偷越火线到达四行仓库背后的苏州河边送去一面大型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走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抗战时期，在主战场上确实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无论是在当时或是现在回忆起来都令人激奋不已。“八百壮士”最后大约剩下两百多人，后来是退入公共租界被解除武装，他们没有向日本鬼子投降。罗家伦作词的两首歌，我在上小学时学过，一首是“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还有一首是“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钦差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也很能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铭贤老同学李长华从美国来杭和我一同回忆中学时唱过的歌，其中有一首用爱尔兰民歌Londonderry Air的曲调填词的抗日歌曲，叫“励壮士行”，唱的是“鸠占鹊巢，东北半璧倭寇扰。极目锦辽，人民哭鬼神号。泪痕相照，翘盼大军早日到。日月重高，青白旗再飘。志冲九霄，中华男儿惯征讨。气壮山河，跃马荷戈长啸。家庭轻抛，何计妻娇儿女小。头颅拼却，收复失地是吾曹。”两人唱了好多遍，才把第一段歌词完整回忆起来。仍感受到当年抗日爱国热情之激昂。

还有一首在成都时学的歌唱的是：“救国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运用精神武器，仿佛有坚甲利兵。国家至上，忠勇为铭。民族至上，大孝当明。同心同德，胜利至诚。三大目标，一致一行，精神总动员。民族复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当年宣传抗战和社会的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同心同德地团结抗战建国和复兴民族。当时这“四维八德”，对社会的团结是起了作用的，也是从小学生起就教育的基本道德。我上高中时开始接触到两三位思想激进的同学，他们却是鄙视这“四维八德”称之为封建意识。当时我不理解那为什么，后来才听说了要革命就必须背叛旧道德，但至今我没有見到新道德的规范究竟又是些什么具体的内涵。这个世纪初，我退休了，有一次参加老伴在读的老年大学的旅游班外出旅游，结识了一批小老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有一次在饭桌上我谈起解放前的“四维八德”，竟然在座的没有一位小老人听说过，但都还知道有个“忠”，因为文革期间都跳过忠字舞，向红太阳献忠心。这和今天社会道德之低下不是没有联系的。难怪龙应台先生讲起礼义廉耻那么多年轻人感到新鲜。比较起来中学时唱过的歌，最让人记得起，因为那些歌词都見到文字了，并且歌词都填得很美。解放前和解放后所唱的歌有个很大的区别是解放前的歌多半是抒情的，艺术性较强而不只是政治口号，即使是抗日歌曲也如此。解放后大都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或者就被说成是“醉生梦死缺乏政治头脑”的那样。同时解放前唱过的歌词大都填得很雅致而有韵。相比之下，解放后的歌确实政治思想性强多了，口号也多，都明确是为宣传服务的，而往往缺少艺术性，并且越来越不押韵，实际上是在倒退。回忆起来我在解放前受过的教育中，当时对音乐教育无论是重视的程度和水平都比后来高得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解放前的音乐教育是作为学生应该具有的一种艺术修养的素质要求对待的；而解放后仅仅被当作一种宣传工具使用而已，现在却又有点像是放任不管了，直接反映在今天社会的道德面貌上。听听那些歌星在唱些什么就知道了。今天中国的学校教育要不要音乐好像都无所谓，看重的只是升学率。记得抗战前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已经教我们唱二部合唱的歌了，并且用的乐谱都是五线谱。开始大家不适应，听见旁边唱另一声部的歌声会跟过去，许多小同学都是捂着耳朵看自己的谱在唱。中学时期，我上的学校都有很好的音乐教育。因此当时很多同学都很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寝室里玩乐器的人也很多。解放后那些歌大都不唱了，有的被填上了歌颂某人的词，成了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宣传工具。有一些民歌也是如此，后来都成了颂歌、赞歌。而另一些则被认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不能唱了。

在所有当年学过的歌曲中赵元任先生作的曲是颇有特色的。赵先生是语言学家，创作的歌曲往往结合了语言的特征。现在大家知道的是他的名作“教我如何不想他”。其实赵先生创作了不少好歌曲，譬如“海韵”，全曲有渐进的故事性，旋律很美，随着情节发展。描写一个感情奔放、向往自由的少女傍晚在海边沙滩上漫步。天黑下来了，在暮色中的月光下，风越来越紧，浪也越来越高。一次一次地劝她回家，她贪恋海边黄昏的景色总是不愿，那单身的女郎最后终于被海浪卷走的故事。解放后不唱了，可能那歌被视为是属于资产阶级情调的，因为歌词又是徐志摩作的。徐曾受到过鲁迅的攻击，因此他被看成是代表与无产阶级革命不相容的文人。其实现在想想应该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唱。至于鲁迅是否属于神化了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会一直支持某某人的作为也很难说。赵元任先生有不少作品有很强的人民性，譬如他的“卖布谣”，歌词是：“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小弟弟裤破没布补裤。嫂嫂织布，哥哥卖布。是谁买布，前村财主。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曲调很优美，感染力很强，广受欢迎，解放前是教育部选入中学音乐教材的好歌。今天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了。文革结束后，开始有了歌星，翻出来唱过。但把刘大白先生作的词作了修改。其中“小弟弟裤破”改成了“弟弟裤破”，那是理解有错误。刘先生说的“小弟弟”其实是指哥哥的小孩子，这一改误成兄弟关系了；而又把“是谁买布，前村财主”画蛇添足地改为“是谁买布，前村财主与地主”。大概还是要突出反地主的阶级理论吧？这样就又改动了赵元任先生作的曲。应说这就太不尊重前輩了。赵先生的“老天爷”一歌是临解放前作的曲。那歌词是：“老天爷，你年纪大啊——。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煞。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你塌了吧！”这歌应该也不属资产阶级情调。在临解放前那一时刻，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震撼着人心，激起多数同胞对旧社会的憎恶，因此很快就流行而又立即被禁唱。解放之后，从理论上讲，“天”已经算是变过一变了。当然也不许唱了。不过作为对艺术歌曲的欣赏和对解放前革命歌曲的介绍似也无须忌讳。

我在上铭贤中学高中时，抗战已经六个年头了。从沦陷区逃难到后方来的师生都有思乡情绪。当时马革顺老师教了几首思乡的歌。一首是翻译歌曲，名叫“都纳故乡”，歌中唱道：“从前在我幼年时，整天游戏笑颜开，只愿坐上一支船，渡重洋漂大海。但现在已经如愿，朝朝听得见我都纳故乡溪水流潺潺——。我都纳故乡溪水流潺潺——。从前在我壮年时，须发未苍筋骨强，朝思慕想去航海，此心哪在故乡。现海风使我心忧，波浪使我愁——。看晚星引来乡梦上心头——。看晚星引来乡梦上心头——。”那歌旋律很美，一时全校学生中尽管许多班的同学没有学过那歌也都会唱。马先生还教了一首他自己作曲的“游子吟”，歌词是：“淙淙清流湍飞急，枝头小鸟不住啼。茫茫何处是归路，暮色渐荒迷。关山万重空相忆，忍使骨肉生流离。怅惘天涯孤鸿零，何日言归期。”那曲调很美。几乎也是全校同学都在唱。后来班上有位姓毕的河南同学参加远征军到了缅甸，想家了，还来信要同班同学给他抄这首歌谱寄去。二○○五年秋冬之际铭贤同窗李长华从美国来华，经过上海，在上海音乐学院看望了已年近百岁高龄的马老先生。马老仍很硬朗，还几次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家风范”节目中亮相，他托长华把他作曲的“游子吟”的乐谱的复印件趁长华来杭之便带给我。我十分感谢他，这真是件极其珍贵的纪念品。记得马先生当年还教过一首用德语唱的舒伯特的摇篮曲，虽然我们那时并没有学过德语，但也很有趣。那就是我们当年音乐教育的水平。

中学时期，包括在成都上高琦初中上学和在铭贤上高中时，我都曾学过一些宗教歌曲。因为我上的这两所学校都与基督教有些联系。没有人强要我学，而是那些歌曲的优美动听吸引我去接近它们。那些乐曲使人心神安宁，向往着和平和友爱，感觉到精神的解脱和与大自然的融合。尤其是在欧洲的大教堂里听用管风琴演奏的那些宗教乐曲，更让人感觉到宗教乐曲之美。听管风琴演奏宗教音乐是一种极高境界的享受。她显得那么庄严而安祥，使人沉静，忘掉现实中的烦恼，放弃私心杂念和感到人类的渺小。至少也使人愿意从善，不愿想去干坏事。那片刻也使我怀念着已过去的童年，人生的短暂和人世的烦杂，而回忆往事又十分怅惘。人世如果真能永恒无忧，至少和平相处而不互相倾轧，没有残酷的人际斗争，那原本是一件很和谐的好事。这些年来宣传“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大道理讲得少些了，人们就感到相处好过些。从这点讲，我想，宗教，尤其是劝人为善的宗教，借音乐宣传教义是能使人心变善，应该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宗教能使社会安宁，这正是单纯靠政治手段和刑法难于办到的事。孔夫子讲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天下太平，光靠刑法和警察是不够的。现在在国外办了许多孔子学院，向外国人传播孔子的道理，我想对国人也可以切实提倡些道德。中国的开始富有就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权贵和富豪合而为一。对穷人的无情搜刮显得那么丑恶。细细想想劝人从善的歌曲又有什么不好呢？又何必以标榜反宗教来显示自己是革命者呢？我欣赏宗教歌曲，包括和尚的唱经声，僧人唱经的调子听了使人沉静而有出世之感。遗憾的是解放后，尤其是文革的隔断，现在的和尚都不会唱经了。其实和尚的唱经声是很优美的，我倒建议他们去学一首解放前“佛曲”的歌，那是早年音乐工作者仿照和尚的唱经曲调的记录。那里面记录了早年的和尚是如何在唱经的。我是无神论者，但不反对别人信宗教。我认为无神论者无须以反宗教来显示自己的观点和标榜自己，而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其实相信无神也只是一种信仰而已，并不等于科学。假如有神，应该也不是渺小的人类借今天的知识就足以验证的。人类文明为时还很短暂，认识的世界大至宇宙，小至粒子，都在我们这个宇宙泡里面，今天的知识仍是很肤浅而有限，并不是人类今天都已理解透了的。人类有限的存在可能最终并不足以认识其奥秘。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有神与无神之争处在同等的高度，无神论并不就高出一等。人有宗教信仰是件幸福的事，因为人生的短暂和苦恼在有宗教信仰的人要能承受得多，善良的宗教能使社会增加和谐与美好。为什么要阻碍别人信仰宗教呢？相反，反宗教的人士也未必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不过他们心目中的神是某个神化了的活人而已——就像崇拜大巫师和相信气功师那样，做了亏心事或想发财又会去庙里烧香求菩萨、抱佛脚。

高中时我也学会了几首苏联歌曲，都是同学们在宿舍里按照乐谱自学的。其中有“祖国进行曲”。那歌相当雄壮，俄罗斯风味的小调（minor）。歌中唱道：“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打从莫斯科走到辽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好像自己祖国的主人。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歌让许多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着了迷，我当年也是其中之一。但一九八九年冬天那次我从西德借道莫斯科回国，走那一趟为的是领略苏联和西伯里亚的风光。可是所见到的是那里实在穷得可怜。列车经匈牙利进入苏联国境后列车员换成苏联人了，那时正是苏联快要解体之前，民主德国（东德）已自愿并入到联邦德国（西德）去，我亲见了柏林墙的倒塌。那些苏联列车员，他们连我们脚上换下来的脏袜子都要收去卖钱；用旧了的圆珠笔他们也要。整个莫斯科的餐馆里都没有肉食供应，也没有酒卖。只能吃土豆，喝加了红染料和香料的淡淡的糖水，并且到处都很乱。苏联人（至少在莫斯科）过的是凭票配给的日子，街头巷尾都有人跟上来找我们要求以黑市价兑换外币。很难想象那里会有多少幸福。所谓“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大概就是可以自由地喝西北风罢了。最能代表俄罗斯的歌曲也许是那首著名而短小的俄罗斯民歌“夜莺曲”。那里面唱道：“夜莺，夜莺，你的歌声夜夜唱不休。请告诉我你将飞向何处去遨游。别的少女听见你，是否感到忧愁？是否悽惶不成眠，热泪长相流？夜莺，夜莺，你试飞向异国去寻求，能否找到一个少女比我更忧愁。”
一九七七年初夏，那时文革刚结束，我在新昌教最后一期工农兵学员的试点班时，正好有几名药学系学生在新昌制药厂实习。其中有两名女学员就寄住在我们那个筒子楼大宿舍里。她们偶尔听见我在哼哼那首俄罗斯的夜莺曲，跑来问我唱的是什么歌呀，说那歌那么好听，她们想学。也许因为十年文革唱的都是语录歌和造反歌而使她们特别感到夜莺曲的优美动听。我就凭记忆写下了那歌的简谱教她们唱了。两个女孩子后来简直唱疯了，一直到她们实习完，除了去工厂实习和吃饭、睡觉，她们嘴就不能停。接连好几天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我听见她们一遍又一遍地接着在唱。一听见那歌声我就知道她们回来了，或者还没有去厂里。也许她们也有俄罗斯少女那样的情怀？

贺绿汀的“嘉陵江上”一曲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人们都熟悉的，当时从沦陷区逃难到后方的学生都有怀乡情绪，听见了那歌容易勾起乡愁。一时唱的人很多。其中有一句“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的歌词用以表示要杀回老家去的决心。而由于连年的抗战只够招架而不见收复之功，而国内两派都正在摩拳擦掌、明争暗斗，忙于准备内战。从沦陷区逃来后方的学生由于见不到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心情沉重而苦闷。也不知是哪里的学生把那句歌词改了，悲愤地改成为“从敌人的裤裆底下回去”。以后流传开了，好多地方的青年都会那样唱。成了对抗战不力而一心准备内战的讽刺。不过，当抗战接近胜利时，确实在大后方出现了一些积极而乐观的气氛。那段时间我正在铭贤中学上高中，轮到日本鬼子在挨打了。每天早晨巨型的B-29轰炸机从广汉机场起飞，飞过我们头顶去轰炸日本，傍晚看见他们三三两两地回来。我们全校同学多数参加过建造那军用机场的义务劳动。当时学校停课三天，我们也算是对抗击日本侵略者出了一份力。太平洋战事中日本军队受到重创。中国军队在主战场也积极配合着反攻，收复了不少失地。那时胡老师在学生合唱团里教了一首很振奋人心的好歌。那歌大概叫“洪波曲”（？）四部混声合唱的歌，记不太清，好像是任光的作品。气势很大，和声很好，歌中唱道：“九宫幕府发战歌，洞庭鄱阳掀大波。前军已过新墙去，后军纷纷渡汨罗。战友们，杀呀！敌人残暴如疯魔，父母妻子遭戳辱。……我们只有战到底，谁与敌人言平和。团结不怕紧，动员不怕多。……我们一条心，敌人大炮坦克奈我何？我们一条心，敌人兵多将广怕什么？胜利已接近，敌势已下坡。枪要快快装，刀要快快磨。快快装！快快磨！快快装！快快磨！赶走日本鬼，收复旧山河！赶走日本鬼，收复旧山河！”唱起来让人感到胜利在望，很受鼓舞。任光先生是新四军的革命先烈，而那时他却公正地歌颂了主战场的正面反攻和胜利。毕竟在主战场上抗日的国军将士阵亡了三百八十万人！并且涌现了大量抗日先烈、民族英雄。譬如抗日战争一开始第一位牺牲的军长就是晋北一役中阵亡的郝梦龄将军，牺牲后因家中少有积蓄，子女上不了学而进了遗族学校；“八一三”上海刚开战去轰炸黄浦江中停泊的日寇出云号旗舰，被敌高射炮火击中把飞机撞向敌舰而壮烈牺牲的中国空军烈士是沈崇誨，他是清华毕业后考入航校的（出云号是一艘排水量近一万吨的主力舰，据我记忆该舰当时只被飞机撞成重创，并未沉没。误传出云舰被击沉，那不符合史实。）；淞沪战役一个营六百人坚守宝山城，率全营官兵阵亡的营长叫姚子青；常德保卫战中整师八千人几乎全部阵亡殆尽，只剩下几十人跟师长余程万突围外出求援活了下来，当时军事法庭还要法办他，因为他没有战死。常德六万老百姓被他所感动签名保他才没有被处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阵营中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将领是张自忠将军，他当时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是在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当时他已身负重伤，为了不被敌人俘获，他自戕了。这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难道不应该同等地被人民纪念吗？日寇在占领南京后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烧杀奸淫，死难同胞达三十万人之多。遗憾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直到一九八五年改革开放后才修建的，资料散失很多。因此我回忆起抗战时期唱过的歌曲，总有一种怀旧的感情。当然抗战并不是什么好滋味的，但那又仿佛是一种已经离我们很遥远的，过去了的往事，而又好像并不是希望后人记住的了。抗战时期日寇给我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创伤；对中国同胞的凶残和所犯下的罪行，其所造成的中国的损失和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我认为决不是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后代可以无知的。但据报导：事过仅四十多年，竟有名流不知芦沟桥为何物。“八一三”可能就更少为人知道和纪念了。这些年来并不重视这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继承，日寇对我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不应该是可以慷慨地一笔勾销的。而中国是当年所有受日寇侵略受灾最重最深的国家，也是唯一放弃要求日本给予赔偿的国家，不也显得太慷慨了些吗？中国人应该切记历代倭寇对中国的侵略史。

抗战刚结束，内战就开始了。人们感到失望，反对内战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人心的失望和不满在临解放前反映在当年风靡一时的《茶馆小调》中，它讽刺解放前的时政和没有言论自由。那歌有点叙事歌曲的味道，唱道：“晚风吹来，天气凉哦！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茶房、开水叫声高。茶碗茶船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啊！瓜子壳儿劈哩啪啦，噼里啪啦满地抛。有的谈天，有的笑，有的苦恼，有的吵。有的谈国事，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提起国事容易发牢骚，惹上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那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差来不要紧，还要请你坐监牢，请你坐监牢。最好还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喝完了茶就回去睡个闷头觉，睡个闷头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老板说话太蹊跷，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越睡越苦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说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说话的混蛋，从根铲掉！”要求言论自由和议论国事，是当时社会的呼声。那是一种发泄，人们想说心里话。当年的学生大都会唱，虽然学校里没有教过。但后来那歌被国民政府禁唱了。

临近解放时，学校里唱起了一些解放区传过来的歌曲，歌颂和宣传解放区的幸福生活的。如：“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老百姓哟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年年不会闹饥荒。……”那歌中洋溢的民主和不受饥饿的幸福感，至少人们能吃得饱，当时确实令人们向往着早点得到解放了。当时的政府把这首歌列为禁歌，但可惜纵有万担谷子堆满仓，还是发生了大饥荒。回忆老歌，我常感到的是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