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留给我的体悟
作者: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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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留给我的体悟
何谓“无”?我不懂佛,不懂禅,没法从那样的深度和境界去理解。但对“轻”我倒略有体会——来自一段极其难得的经历。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刚二十岁出头,在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羊。别以为是高级度假中的探奇揽胜;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挺“低级”辛苦的干活儿:脸晒得黝黑,身流着臭汗,天天从日出到日落赶着千多只羊出去吃草,还有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的时候…… 在一起的,还有两位老大爷。一位晚上守着羊群,另一位包了其他所有劳动和生活的后勤。一个小小的蒙古包,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别以为是今天草原民俗风情游为您专门准备的豪华住宿蒙古包,有什么太阳能淋浴器、卫星接收器等等。三十多年前,恐怕就如三百年前,连食水都要套牛车去远处的河里拉来,沉淀大半天才由浊变“清”;“电”嘛,就只待雷公发火才闪见两三道了。用火哪有什么煤气天然气,晒干的马粪牛粪羊粪用火柴加几滴煤油点吧。 游牧,就是说每两三个星期得把蒙古包搬到一块新的草场去。“家”里的东西,当然是简到不能再简,少到不能再少了。记得好像是一人只有一个碗,吃饭,喝汤,饮水(茶,奶)都是它。衣服每人好像也只有刚刚够穿够换的那么几件;每件是穿来穿去,真是到不行了才换一次。(我当然不是在提倡这种不卫生的习惯。) 总之,当时的劳动和生存要求轻装上阵。劳动需要的工具一件不能少,也只能有一件;生存无需的物质半件不可多,还宁可缺半件。精神上可拥有的却是无穷的:大自然的赐予,每个日出日落,每夜星空,每阵风,每片云,每只羔羊,每朵野花,更有那纯朴的人情。 七十年代中期我回到了天津,一场大地震毁掉了家里不少的东西。八十年代我在美国,当过好一阵近乎流浪汉的穷学生。都是靠草原上“轻”的经历和体会,从容(甚至愉快)地度过了。 眼前的经济不景气,希望大家也有“轻”“松”的心理准备哦!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2008-12-27)
一天下午在国大校园里碰到了几位淳朴热情、来自中国顶尖学府的交换学生。她们一听见有人把我介绍为文革中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放牧的“知识青年”,就禁不住对我产生了同情怜惜之心。 有一位说,“您一定受了很多的苦……”,声调微湿。其他几位顿时的肃默听起来也隐约含悲。 我说不出半句话来。这些可爱的十八九岁的姑娘确实是真情的:眼前的我,在她们看来,是她们出生前二十年中国那段黑暗历史的牺牲者之一。对在阳光下成长的一代来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饱受劳累饥寒的;想象中所受的苦甚至可能跟劳改差不多(劳改,指犯了罪或“政治错误”被强迫送去接受严酷的劳动改造)。 是的。中国走过很长的一段弯路错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从小就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冲突和国内的政治专制与意识形态洗脑中长大,文革中当红卫兵、上山下乡等经历和命运都是非正常的,但也是基本无法逃脱的。 我以微笑感谢她们的同情与怜惜。想跟她们说,却又不知道怎么说,从何说起: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也跟您们一样,热情活泼,淳朴善良;在国家和大众都在贫苦中挣扎奋斗的那个年代里,吃苦正是一种理想;还有,天高地阔叫人心驰意爽,风狂雪暴更添浪漫豪壮,兄弟乡亲一起共苦同甘……我还是说不出半句话来。 当晚,在一个组屋区的乘凉处,我遇到了几位衣着简旧、满脸沧桑的老人。当时没有人说话。我却想象听到这无声的一句:“我们当年为新加坡的发展卖命,心甘情愿。” 啊,我们更应该向他们致敬和致谢!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2010/1/30)
二战日本侵华,父母逃难移到这南洋的星洲;后来在这里生下了我。六十年代中期,他们选择落叶归根;我也就随着移回唐山去了。当时有几个人看得清中国迈入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把话题拉回到现在这里,“我们”“他们”之间,一声真切的招呼,一个由衷的微笑?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2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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