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读讲传”之我见

    《重庆日报》11月15日登载一则报道，介绍了一位中常委视察那里的简况，费了不少篇幅说“唱读讲传”：“12日晚，周永康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汇报演出。西南大学师生的《祖国颂》、中石油重庆公司员工演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市国土房管局的合唱《保卫黄河》，激情豪迈，催人奋进；四川外语学院的经典诵读《青年的选择》、巴蜀中学的《少年中国说》，重温先贤风范，震撼心灵。演出后，周永康等与全体观众齐唱《歌唱祖国》，让人激情澎湃。/周永康说：‘这台演出太令人感动了。人的思想意识决定人的行为。我们的前辈为了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他们就是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现在我们建设国家，保卫政权，巩固政权，同样要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加快经济发展，巩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要开展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好我们的干部队伍，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做了很好的解答，各个领域的干部群众、老人孩子一起，共同接受革命传统、理想信念、遵纪守法的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记得今年三月“两会”期间读过一个网讯，说重庆搞“唱红打黑”正是周书记谋划的，薄书记只是坚决贯彻而已。不知是否属实。倒是瞧见薄书记说道，大意是称只抓GDP没用，必须推行“唱红打黑”，才能守住红色江山。类同于现在周书记说的“保卫政权，巩固政权”。

那时就有一点感触：老薄那个“唱红打黑”，其实该叫“唱红打红”才对，“打黑”之主角乃司法局长文强。今年二月一次庭审，出庭受审的五人除文强老婆外，其余三人皆干警。又据《南方周末》报道：“重庆市检察院指控的文强受贿1625万余元，其中19项受贿情节中，有13项是文强收受财物，帮助他人职务调动或晋升的。”警察队伍内部资金流转占了大半，总不能把国家警察归到黑社会里去吧！这就有点像当年香港“廉政风暴”，“人民警察”成了重头戏，倒不如叫“打红及黑”才是。倘若算进来那些“黑恶势力”首领，有多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差不多可以写一部中国特色《红与黑》。

不管咋说，“运动式而非法制办案”也好，“媒体炒作民意影响了司法程序正义”也罢，乃至某些法律界人士认为的“撕裂了某些法律共识”，总之，重庆市长“黄奇帆说，文强被抓之后，公安系统破案势如破竹，一年内破获五百多起命案。”可见民间冤情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以洗雪，社会秩序填补了严重缺失，于民生无疑有益，民意表示普遍欢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倘若不能在以“文强案”为标识的“打黑”中彰显程序正义之制约，法制社会这个标的不会受益反倒遭损，没人敢说新的疮疤不会再次疼痛起来。

“中国特色”其根本属性是否定法制化，所谓“坚决抵制西方那一套”其实就是抵制法制化。自打罗马帝国时期法制化形成势力，人类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专制与法制的拼争中。其实专制主义的精英们并不傻，他们的前辈无论东方西方都在同法制化恶斗，经验教训都堪称汗牛充栋。斗到现在，人类社会法制化逐渐发展到“三权分立”这样的程度；而专制的最高境界大抵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谓“依法治国”最终必毁掉“一党专制”，这一点，专制主义精英们心知肚明，所以千方百计，不是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要寻找维持既得利益的最佳办法。

周书记先表扬了“重庆新政”，归纳而论即户籍改革；公租屋政策、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加工贸易区；西部金融中心等大项。这一套说白了只不过毛式全能政府而已。借土地、户籍改革之举，半诱导、半强迫地把生产要素之一集体土地收归国有；把生产要素之二，以农民弄进城市、政府承诺保底、提供宿舍支持等举措，组织廉价劳动力以便吸引投资者到重庆；再以政府作为融资平台借钱，完成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等。重庆于是描绘了一张色彩纷呈的大工厂蓝图，归根结底仍是权力者实现其抱负的计划经济模式。

当今世界政、经、学界等早已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形成主流认识：全能政府的根本问题是：再高明的人也无法预测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更没能耐控制它。若一意孤行，则无论计划做得如何赏心悦目，最终结局只能是失败，历史早就证明了。唯有市场经济，可以调动无数个体自由创业，靠供需关系、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决定成败。表面看似无序，却有法制约束，结果是最有效率的。说白了，即使中国的改革成就，亦出自市场经济部分，捆绑上国企垄断资源变现以及环境代价，就以为有什么中国式发展模式了。

其实，只有自由才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唯一动力，爱因斯坦早就在《文明与科学》中指出：“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他还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这与阿克顿勋爵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是一致的认识。文强以及共和国无数贪官们的经历也证明：即使原本不坏的人，进入这套体制也极易变坏，遑论“说你行你就行”之选拔机制注定会招纳大批“品德低劣的人”呢？

所谓“唱读讲传”，充其量不过借助权力以灌输取代宣传的一种表演，我们无妨不去怀疑最高层的反腐决心，正像历代帝王绝不轻饶贪官一样。那么靠“唱读讲传”以“建设好我们的干部队伍”也是白搭。不但几十年来比这更系统更完善的灌输与教育没停过，贪官们落马之前那些反腐报告哪一个不是楚楚动人的？人民的利益遭到官府侵害，群发事件不断攀升，靠“唱读讲传”就能“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只说这“唱读讲传”，也有几十年了吧？唱的、读的、讲的、传的皆粉饰甚至谎言，它除了能导致失德之外，旁无他用。没瞧红歌唱得最响、经典讲得最勤、革命故事编得最离谱、语录抑或箴言传播最广之文革，恰是举国上下道德扫地、浩劫横流之时代么？

重庆这场汇演所唱之歌曲，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耳熟能详听得耳朵起茧的，我也不甚相信它还能“太令人感动”甚至“激情澎湃”；更不相信它还能充当“有效载体。”此类官话无非说给别人听罢了，在当今这个世界潮流冲击之下，要愚民也得寻个把“与时俱进”的说词。技穷无奈，回到毛家后院翻出些锈锣破鼓，恐怕未必还能鼓舞人心的。老温都明白若不搞政改必将“死路一条”，还用说别的么？我有时想，倘若这狠话不是出自老温，而是出自我等草民，怕是难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判罪了。

 

                                                              （201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