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官渡村的故事（一）

    开车从老淮安城，就是现在的楚州区的南门出发，在苏北灌溉总渠上行至朱桥，再沿着一条林荫大道向南行六、七十里，就到了泾口镇的官渡村。这是四十多年前我插队的一个村子，那时叫大队，我就在官渡大队的第十生产队插队了八年。

四十年前来官渡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下乡时是在南京下关码头上的小火轮，小火轮组成了好几个船队，上午九点多出发，沿长江东行至镇江后折向北，入大运河缓缓逆流而上，第二天的下午四五点钟才抵达淮安县的运南闸，随后大家又换乘汽车去各个公社。我们要去的泾口公社离淮安县城有七八十里路，路挺远的，有一段还没通公路。车子就沿着涧河堆颠颠簸簸地开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开到公社所在地。因为天色已晚，一百多名知青就在公社的大礼堂里打上地铺，草草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又步行到各个大队去。

那时候从官渡回南京一趟也很不容易，要走上二三十里地，一直走到邻近的车桥公社才能搭上去淮安的班车。如果搭的是下午的班车，还要在淮安住上一夜，再去买第二天的车票或船票。车票很难买，非得事先托人买好才行。总之，即使能顺利地搭上到淮安的班车，也托人买到去南京的车票，但六七个小时的长途颠簸还是很累人的。当是全省的公路都是沙石路，车子开起来像一条火龙似的。到南京后满头满脸都是灰，一付风尘仆仆的样子。

回南京的另一个途径就是从淮安坐船。船票虽然好买，票价也便宜，但候船室非常脏，垃圾、痰迹和气味且不说了，里面的长条椅子是不能靠的，不在意就会叮出一个包。有一次我好奇地蹲下来看看，发现椅子的缝隙里面竟是密密麻麻的臭虫，看得叫人头皮发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坐这种船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大运河里的小火轮甲板都很低，重载时几乎是贴在水面上航行。客舱又在甲板的下面，船一开舱门就锁上了，人关在里面就像关在笼子里一样，一点活动空间都没有。白天还能通过窗户看看外面的景色，入夜后四周漆黑一团，只有头顶上亮着一盏昏暗的灯，耳边是轰隆隆的柴油机声，让人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好不容易熬到镇江后，我们就急不可待地下了船，转乘火车回南京去。所以，那时我们总觉得官渡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往来一次都很难。

官渡这个名字可能与村后的那条宽宽的塘河有关。在村子的东北角，原来有个大渡口。渡口很大，也很有特点，船工们既不摇撸，也不用撑篙，全凭手握着一根悬在河面上的钢缆，就悠哉游哉地把一船船的客人送到对岸。从渡口的规模和设施来看，这肯定不是民间的渡口，而是官办的渡口，所以就有了官渡这个名字吧。这是我的推测，并未认真考证过。村里的老汉徐得玉是读过几天书的，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据说有一次他赶集回来时，可能是想省两个船钱吧，就脱掉衣服想游过河来。可他又不是那种浪里白条式的好汉，塘河水又宽又急，游到半路时体力就不支了，扑腾着双手连呼救命。后来命是救上来了，手中的衣服却没了。这事后来就成了妇女们的一个笑料，总是问他衣服没了是怎么回家的，搞得他很没面子。

为了省几个船钱就能让一个老汉下河冒险，这都是穷命逼的。总之官渡这个名字并没有给官渡人带来什么福气和财气。我们刚来的时候，村里尽是低矮的草房，看上去灰塌塌的一片。人们常说人穷时是家徒四壁，其实真正的穷人家里是穷得连四壁都看不清的。因为农民的房子就靠两个土洞当窗户，上面还要蒙上一层东西，屋子里的光线很差，头伸进去后没有个几分钟的适应过程，眼前就是一片漆黑。当然还有更穷的人家，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住的叫丁头舍子，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房子是啥样子了，真正是穷到了家无四壁的地步。

批林批孔那会儿，队里天天开批判会，要社员列举事实批驳林彪对社会主义民不聊生的污蔑，但能举的例子也就是水瓶、胶鞋，还有手电筒之类的家用电器，就像赵本山小品里说的那样。宝权家算是队里的富户了，可是宝权的床上冬天只铺了一张冰凉扎骨的粗柴席。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夏天铺的那种草席农民叫做暖席，他们是买不起的，就更别提床单了。我当时感到了震惊，没想到农民竟是那么的穷。

队里的五保户张二爹，经常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每次都是先说上两句万恶的旧社会之类的话，然后就控诉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来了，说那个时候三天只分到六两稻，饿死不少人，自己的老婆就是那时候跑掉的。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我们都听傻了。据说后来上面有个规定，对知青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时不能说三年自然灾害的事，要集中控诉旧社会。但张二爹还是这么说，还说现在比旧社会还苦，让我们感到很困惑。

史二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只是没参加过正规部队，又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就一直在乡下当个大队党委委员。如果放在城里，他早就是离休干部了。据史二爷说，这一带有个特殊情况。因为是水网地带，土质好，收成也好，所以淮安城里的许多大地主，就像周总理这样的大户人家，都在这里买了不少地。他们或是做大生意的，或者是做大官的，买地就像买黄金一样，是留着养老的，平时并不指望靠地租过日子。到年底时，派个管家下来看看，大致估估就行了。所以过去这里农民的日子过得确实还可以。在战争时期，这个地方属于游击区，不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因为这里群众的觉悟不那么高。

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故事，也印证了史二爷的说法。说有一年下大雨，庄稼受了点淹，当地有个聪明人就灵机一动，请城里的管家赶快下来看看。他把管家带到村子后，就背着管家往水洼里走。先是把两条腿蹲下来走，然后就跪在水里走。管家一看还没走几步水就淹到肚子了，连忙说，别走了，快回头吧。于是当年的租子就免掉了。这个人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个庄头乌进孝，就靠巧舌如簧的一张嘴和那些稀罕的野味，就把贾府的人哄得团团转，每次都能免掉很多的租子。所以当地的农民都说城里的大地主好哄，本地的小地主才是最烦人的。泾口公社的政府所在地，就是当地的一个小地主的院子。那个小地主是种田的出身，每天早晨起得比农民还早，背个粪筐就出去拾粪。拾到的粪就倒在自己的田里，因此哪块田的收成怎样，他都一清二楚。到年底收租子的时候，一点都不能少。所以农民都恨他，解放后把他斗得个半死。

在农村最深刻的一个体验，就是民以食为天。晒太阳是填不饱肚子的，填不饱肚子是要饿死人的。生产队里最大的财富就是队里的那个不大的粮囤子。每次分口粮时，队里的干部个个都要到场，开门、验印、称粮、记账以及最后再加盖石灰封印，一步都不能少。队长和会计一天到晚合计的就是队里还有多少存粮，还够吃多长时间。那时干部最大的权力就是手中的粮食，最大的激励政策也是粮食。比如说口粮什么时候分、分多少；或者因为什么原因，要扣掉谁的口粮，都是干部说了算。干部晚上开会迟了，也可以先煮点饭吃，也是先吃饱肚子再说，等到年终时再扣掉。但老百姓不放心，不知道扣没扣。所以每年到了冬天就开始整干部，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多吃多占。有问题的必须退赔，退不出来不行，有的只好把破大衣都押上来才能过关，反正干部都被搞得灰溜溜的。一直要等到开春以后，干部们才像冬眠的蛇一样，又渐渐地活跃起来。等到大忙时，干部们就又变得威风凛凛的了，就如同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一般。

在大忙时，晚上还要脱粒，一干就是半夜，还搞得满头满脸都是麦芒，脏兮兮的，大家都怕去。但如果队长说今天晚上队里煮点饭分给大家，农民们就很高兴了，连我们也高兴。可那点饭真正分到手以后，农民是舍不得吃的，特别是妇女门，宁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留给孩子们吃。其实，这也只是先让你吃到嘴而已，到年底时还是要从口粮里扣掉的。我算过一笔帐，农民干一晚上也就三四分工，也就值两三毛钱，只能抵了这份饭钱，忙了一夜实际上都是白干。

我们插队的第一年，国家每个月有粮食补贴，但还是不够吃。那时塘河对岸的胡萝卜很便宜，才一两分钱一斤，我们就成筐成筐地买回来当饭吃。第二年起没有补贴了，胡萝卜就买得更多了，一年中要吃三季的胡萝卜。天天是胡萝卜煮饭，胡萝卜炒菜，早晚吃的小菜也是胡萝卜，一腌就是一大缸。我们那时的饭量也特别大，一顿饭能吃一两斤米，就是小姑娘也能吃这么多。那时种的是农垦57和农垦58两种晚稻，生长期长，要到11月份才收割。新稻米非常香，但不涨锅，一斤米也就是一碗饭，稍不在意两碗饭就下肚了。所以光吃米饭是吃不起的，必须加上杂粮参合着吃。那时我们五个知青中午一顿饭就是四斤米和一大篓子的胡萝卜。胡萝卜也不要多洗，连篓子一起在河里泡泡，用耙子捣几下就可以下锅了。

除了吃胡萝卜外，还有一个季度吃的是南瓜。我们种了许多南瓜，收上来后全堆在床底下，也是既当饭又当菜吃。总之，那段时期胡萝卜和南瓜我们都吃腻了。当然，我们比农民好多了，农民平时是舍不得吃白米饭的，中午喝的都是胡萝卜粥，喝下去两泡尿一撒就没了。所以干活时必须扎紧裤带，否则是撑不住的。有时队里买来豆饼当肥料，就是所谓的饼肥。豆饼非常香，我们和农民就坐在地上边敲边吃，敲完了，肚子也饱了。我们刚来的那天，队里给我们接风，同时也煮了一大锅饭分给社员。虽然他们吃不到一点菜，但大人小孩都高兴得像过年似的，热闹了好几天。

不过，按当时的“富裕”程度而言，我们十队还算是全大队最好的。当时一个工是八九毛钱，像我这样的半劳力，一天能挣到四、五毛钱。一个月满打满算，可以挣十二三块钱，一年就是一百四五十块钱。年底分红时，扣去第二年的粮草钱，还能分到六七十块。但农民家的人口多啊，有老有小的，扣去口粮钱和以前预支的钱，就分不到什么了，有的甚至还会欠债。劳力多的人家，最多的一户也只能分到两百多块钱，根本不够一年的开销。农民平时只能靠攒些鸡蛋、鸭蛋到小卖部卖钱，换点柴米油盐回家。用农民的话讲，那些钱都是从鸡屁眼里扣出来的，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瓣来用。可那时还左得很，一家只许养一只鸭子和两只鸡，多养的要杀掉，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简直就是不想给农民留一点活路，真不知道当时的领导是怎么想的。

幸好那时还保留了一点自留地，按人口一家一二十平方米不等，可以种点菜，我们也分到一块，主要是种点辣椒、茄子和青菜。和城里人吃菜的习惯相反，农民是从来不吃整棵菜的，而是每天只掰些菜边子吃，掰过后再浇点水，让它继续生长。到了下雪天还要用稻草盖把菜盖起来防冻，要靠这些菜一直维持到第二年的春天。不过那时生产队每年都种十几亩的豌豆，有的还被当作绿肥耕掉了，但就是没有人敢去摘豌豆头吃，真是太可惜了。

农民除非家里来了特别重要的客人，或者是有特别重要的礼要送才会去公社买点肉。买肉的时候还得陪着笑脸，请食品站的师傅多给点肥的，膘越大越好。如果是送礼的，还要请师傅割得好看一些，就是割得薄一点、宽一点，其实没多重，但看起来像很多的样子，走亲戚时细细的小扁担上一头挂着肉，一头担着烧饼之类的东西，一颠一颠地很是好看。

每年过年时，村里还有不少外地人来要饭，大多是塘河以北的人。他们叫跑年，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拎个口袋挨家挨户地要，口袋装满了才回去。还有些渔民也会到我们这里来打鱼，听口音都是兴化一带人，说话有水音。村里人可怜他们，也不赶他们走。那些渔民吃住都在小船上，孤零零的，从不上岸打扰人，就靠打些小鱼和村里人换点粮食和蔬菜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讨饭。看来虽然我们已经很穷了，但还有比我们更穷的人，至少我们还没有穷到要讨饭的地步。

说来也很有趣，农民平时不吃菜可以，但不抽烟是不行的。不少老农民抽的还是旱烟，就是烟袋锅，连打火工具都是最原始的火镰。打出来的火星子先要点燃用火捻子，火捻子红了以后，对着它“呋、呋”地吹两口，火头就出来了，再用捻子去点烟。烟袋杆挺长的，所以烟抽到嘴里并不呛人，我试过。但大多数的人还是喜欢抽卷烟。当时最便宜的卷烟是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再好一点的是一毛四一包的“大铁桥”。除非有什么大事要办，农民才会买两毛三的“玫瑰”和两毛九的“华新”烟。因为一斤鸡蛋才卖四毛多钱，谁舍得拿一斤鸡蛋去换两包香烟呢？三毛钱以上的“大运河”和“大前门”农民一般更是不会买的。

农村有个规矩，凡事见人一支烟，这才亲热。当然这个“凡事”不是讲天天见面都要散烟，而是指在特定的场合。就比如我们从南京回来时，见了面就要散烟，否则是被人瞧不起的事。农村还有个规矩是，散烟时宁卯一村，不卯一家，犯了这个规也会得罪人。就是说要一视同仁，不能给一个不给一个。当时香烟还有个特别的作用，比如说干活干累了，就递根烟给队长，队长说那就歇歇吧，一歇就能歇到两根烟的工夫。反正那时是大呼隆，要歇大家一起歇，也不会对不起谁。当时有个算命的给我看过手相，说我是大进大出，不会聚财，但也不会缺钱。说得我挺高兴的，买的烟也就更多了。

与抽烟相比，农民喝酒的机会就少多了，除非家里有大事，如子女结婚、孩子过周，或者是过什么大生日，才会去买几毛钱一斤的散装酒喝。但酒席上闹酒很利害，一来一去都是双杯，酒话特别多，还要划拳，非把人家喝倒才行。这都是淮安当地的风俗，好像不把客人喝倒就对不起人似的。那时候出的份子钱很少，有三五块钱就行了，出到十块八块钱就算是大份子了。当然对干部要另当别论，因为干部是不容易请的，能来就是给了你很大的面子，钱自然是不能收的。反正菜就那么多，酒又能喝多少呢，喝两斤也不过才块把钱。

农民的衣着也是不能提的。当时有个顺口溜说，干部干部，五分钱一条裤。前面日本，后面尿素。干部不过如此，一般农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男子汉们夏天一件破褂子，冬天一身黑棉袄，春秋天就胡乱地穿穿，能对付一下就行了。但小伙子到了谈对象的时候，死活是要有一件好衣服的，借也要借一件。宝瑞那次相亲时，就是借的我的衣服。可惜那个来相亲的老太婆眼睛很毒，把他家打量了一番后就跑了。那时候最吃香的还是军装。穷人家的孩子如果参了军，一定要赶在复员之前把婚结了。一身军装就能一俊遮百丑，就能唬到一个媳妇。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在这方面，我最同情的是农村妇女。女人天性爱美，谁都想穿新衣服。可惜她们想归想，说归说，真正能穿上新衣服的时候并不多。比如说做姑娘的时候吧，照理是最应该打扮的时候，可钱在父母手里，自己没支配权。农村人又重男轻女，女孩子的要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再说农村姑娘天天干活，谁舍得穿呢。所以村里的那些姑娘们，平时穿的衣服都旧得很，晒得都退色了，补丁摞补丁的，多少年也没见她们换过。女孩子如果有了一件新衣服，哪怕只是一条新的短裤头，就把她们美死了，恨不得穿着到公社的街上去跑几圈。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时，有的铁姑娘战斗队的代表就是穿着花裤头去参加会议的，就像现在穿的时装一样。不仅没有人见怪，反而是会场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呢。

姑娘们能要到新衣服的时候只有在出嫁的时候。到那时，压抑了多年的欲望终于爆发出来了，男方不送来多少套衣服是娶不走她的。她们尤其喜欢一种叫海棠兰的布，颜色出奇的艳。那时虽然已经不兴坐轿子了，但能穿着一身艳艳的新衣服从娘家一直走到婆家，她们的感觉似乎比坐在轿子里面还要风光。其实，这些衣服结婚后不久就不能穿了，大多只能是压在箱子底下，偶尔翻出来看看罢了。有了孩子以后，她们的心思都在柴米油盐和孩子的身上了，很少会花钱为自己买衣服的。再过了四十岁以后，这些媳妇们就和村里的老太太们没什么区别了，一个个都像吃斋念佛之人，一切都重新归于了平静。

与农民相比，知青的服装确实是个亮点，在款式、色彩方面一扫了农村的沉闷气氛。尤其是女知青们，她们肤色好，穿什么衣服都显得很漂亮。哪怕是穿了件旧衣服，也能显出几分的与众不同。所以有人说，站在田头远远一看，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知青，这话说得一点都不假。那时县里文化馆的人搞创作，就喜欢拍女知青的劳动场面。好几个女知青的照片还制成了幻灯片在电影院里放过，把她们美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