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往西四十里的平坝子上有个黄糊糊的小村落叫丰胜庄，庄子里有个车马大店，店主人是个泼泼辣辣的老太太，为人好管个闲事，打抱个不平，是个“不是干部的干部”。那夜漆黑，冰寒刺骨。她已钻入热炕暖被窝，却突然听到外边有个男人问：“老板，住店。”穿衣出门看时，却没见人影。鸡窝上多了个纸盒子，里边装着个尚连着脐带、瘦得象只小猫似的女婴。住店的人都跑出来看希罕，人人都说好可怜。一个东北来的卡车司机和一个本村的农民争了起来，老太太把手向下一砍说：“你这位大哥家在东北，一路颠簸，越走越冷，孩子瘦成这把骨头，能行？”于是孩子归了本村人。没想到才过十三天，就那汉子就臊眉搭眼地把孩子给老太太抱回来了，说是老婆不让养。老太太仰天长叹一声，道：“要说，这娃只有一个人能拉扯上啊！”她说的这个人就是村里的老祁。后来有人问她，你怎么就断定祁永洪能行？她说，那天人人都说这娃可怜，只有老祁在人堆里不出声，他眼里有泪……
　　十四年后，我看了电视里对老祁的报道，不能不佩服老太太的眼睛“狠”：就是这个细脖子上挑个长脑壳的农民，硬是靠每天干十个小时的壮工挣得的一块五毛二分钱把娃拉扯大。要骂就骂老天心太偏，可怜的孩子十岁上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此后的整整四年，老祁发了疯似地背着娃拔山涉水四处求医，倾家荡产，债台高筑……
　　“他眼里有泪……”老太太这么说。可那泪里到底是什么成分，能使一个人为没有一点点血缘关系的弃婴把命都豁上？我真想见到他。
　　赶到万全县的时候正是大年初十，各村的秧歌队穿红披绿在大街上扭得正欢。可老祁家却没有多少过节的气氛，门窗上甚至连个窗花也没贴。荒破的小院子当央的空地几乎都被堆放着几十麻包玉米占据了，陪我去的村干部告诉我，那些玉米是老祁去年全部的收成，他原本打算将它们卖了还在孩子看病时借下的钱，却没想到玉米的收购价一下子降到了六毛多。老祁心疼，咬牙希望等到涨价，直等到入了冬反而降到了四毛几。“唉！老祁这个命……”村干部背着手领我绕过麻包的时候使劲地晃着脑袋，“真是没法说！”
　　老祁不在家，迎出来的是他那个又聋又哑的老婆。她一拉住我的手就哇哩哇啦地哭开了，一边哭，一边将一塑料袋材料倒在了炕上，一张张拿起来给我看。我看见了秀梅和她的养父相偎着在张家口、北京和西安求医时拍下的照片，看见好多张刊登着治疗“再障”病信息的剪报，有些纸头上的字已经被磨得模糊不清，不知老祁当年为了找到那些地方揣着它走过多少路，掏出来问过多少人？我还看见一个卷了边的本，上面记着所有捐款的人的名字、地址和数额。干部指着本子上没有名字的数字说，那天来了一辆“面的”，车上下来三个人，握住老祁的手光是掉眼泪，留下钱转身就走了，老祁怎么也问不出他们姓甚名谁……在本子里夹着很多汇款单后面撕下的留言条，“您好，保重！”“您的爱真伟大。”“钱不多，是点心意。”“您的女儿一定会战胜病魔。”“我们全家敬佩你的人格！”……话不多，句句真情。
　　老祁回来了。他比电视里又老了许多，才四十五岁的人头发不仅全白了，而且差不多掉光，背也驮得厉害。我注意他的眼睛，车马大店的老太太提到过的眼睛，它们扫过炕上那些照片和纸头的时候，我从那里看到了隐隐的哀伤……
　　我们在村子里走。老祁说，那是秀梅的学校，“我娃爱读书，直到快不行的时候还念叨她的老师……”我们从一个象李逵一样长着络腮胡子的汉子身边走过，老祁说，那是本村的兽医，第一次求他给秀梅打针他死活不干，说人又不是猪！等老祁没奈何离去以后，他却赶紧在自己的屁股上练了起来；我们走过沟渠，老祁说，那也是快过年的时候，秀梅的鼻血越流越厉害，输一次血也只能管用五六天。他想，怎么也要让娃过上个不流鼻血的春节，就又背起娃往县城里走。说来他们爷儿俩也真是有缘份，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同样的血型。“走过这条沟，我腿下软了一下，闺女就哭了，说，爸，咱们回呀！”我们来到村外，老祁在寒风里眯细了眼睛默默地站着，半晌，他说，那小土堆下面埋的就是秀梅和她的书包。
　　回到家，哑巴婆姨已经把黑黑的莜面卷蒸好，正抱着个胖胖的女娃哇哇地笑。老祁告诉我，这是他新近抱养的女儿。他看我挺吃惊，解释说，秀梅病的时候，他无论怎么样也对自己的聋哑老婆说不明白孩子得的是啥病。从张家口医院用完激素回来，孩子不仅变得挺胖，而且特别能吃，哑巴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光。她和他闹，打，砸玻璃。秀梅去世了，她明白了，好悔，又说不出来，见人就拉着手大哭，半夜又会爬起来出去找孩子。闹得老祁没办法，只好又给她抱了个女儿回来。
　　从丰胜庄出来正是红日西沉，苍莽贫疾的平川显现出岖脱纵横的深沟浅壑，它使我忽然想起老祁那双布满裂痕和老茧的手。我想，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