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右派沈元四十年祭

作者：傅国涌

    青年史学家沈元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度为史学家黎澍重用，文革在劫难逃，乃化妆成黑人向苏联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被捕，终于一九七零年四月以反革命叛国罪处决。沈元之死有当局和告密者的双重作用。

在被虐杀整整四十年后，沈元──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点儿冷清。即使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数学子连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说沈元了。这个流血太多、至今还将许多流血者的名字视为禁忌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非正常死亡，太多的暴戾和虐杀，对流血、杀人彷佛早已麻木，沈元只是这个被杀者名单中的一个，在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名录中，他能拥有一席之地，几百字的介绍，似乎已属万幸，因为更多的人连姓名都已被湮没了。

 

郭罗基回忆沈元当右派经过

我读过沈元同学郭罗基的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回忆录》，对他的生平和遭难才有了一点了解。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三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是在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种下祸根却是在更年轻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时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一九五六年，他从英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斯大林原先在他心目中的光环瞬间滑落，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他们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议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一九五六年所谓「双百」方针出笼，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姿态动人，话语漂亮，储安平等人就是这样上当的。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也同意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是在劫难逃。

在感叹命运之神对沈元的不公时，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叹一个天才的夭折。赏识他的黎澍认为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这些说法也许没有错，我更在意的则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场灾难降临以来，包括他身边的同学、最接近的人们做出的反应。「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四二三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墙报的。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如果不是郭冒险把这些信悄悄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因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幸免的宋诒瑞多年后编了一本纪念沈元的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

 

反右之前已被当作异己监视

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悄悄地盯着，当然每个人都被盯着。这就可以理解郭罗基想保他过关时，上级认定「他早就是右派」，不仅指出他的「《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地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那些私下的议论，原来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伏笔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成为「右派」，而且是「极右」，这是沈元短暂一生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年之路的起点，事实上，死亡之门一九五七年即为他打开了。数年之后，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为识才、爱才的黎澍助手，并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发「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泽东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调查之后下的结论，「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老实说，有史学才华的沈元与那个时代并不构成冲突，他既没有林昭那样洞穿极权奥秘的思想，成为右派之后也没有对现实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只想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内做学术研究，而不是挑战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连黎澍也被揪出来，这片土地已无才华横溢的沈元容身之处。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文革受难者》说他是进入马里驻华使馆）。

 

举报者与当局合谋杀害沈元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制度，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正是这些伤害与制度一起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场。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打小报告，举报他的，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制度的产物，是那个鼓励告密的时代造成的。这样说诚然没有错，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举报、告密不是来自上级命令和职务行为，完全是自动的、自发的个人行为。即使为了自保，在运动到来时迫于压力的划清界限，也并不完全是不可免的。这当中仍有可凭良心选择的余地。

毫无疑问，来自原本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学尤其是亲密关系的同学的揭发，对他内心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当他得知中学同学交出他们的通信时，脱口而出：「她怎么能这样干？」郭罗基劝他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这也确是实话，那个时代这样干恰恰是正常的，不这样干却是不正常的。（不过宋诒瑞回忆，交出这些信还有一个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证明沈元不过是个普通纯真的学生，这应该也是可信的。）这是一个制度对人性的异化，不仅将恐惧内化到一个人的骨髓中，更严重的是往往还自认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与这个制度、时代保持一致乃至参与作恶不是一种羞耻，反而是一种光荣。

沈元最终想逃离这样变态的国度、变态的时代，并因此而丧命。可以说，是这个密不透风的极权制度杀害了他，更是他身边的人合谋杀害了他。如果不能从人性深处得到反省，仅仅在制度上寻找沈元之死的根源，还是不够的。在他被虐杀四十年后，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唤醒良心、人性，重建社会，与改变制度的责任一样紧迫，甚至更为艰难。记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们，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的受难者，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免于恐惧、免于被异化、免于被虐杀的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消亡来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二○一○年十月四日

 

 

  哀沈元

作者：郭罗基

一九七〇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几十个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提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它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文化大革命”前，沈元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曾轰动一时。就因为他当过“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学术界纷纷告状，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人称“沈元事件”。沈元受害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俄国大文豪陀思妥也夫斯基，年轻时是革命者，他也和二十来个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忽然沙皇尼古拉一世派人来宣达上谕，为他们罪减一等。拣了一条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终于留下了不朽的作品。沈元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召唤，鼓舞着他的求生意志。别人都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但沈元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幸运。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此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五十多人的名单上就有沈元。据名单上的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大使馆，企图叛国投敌。还说他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究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到底如何“恶毒攻击”？不能问，问了也不给你回答。按当时的规定，叫做“不准扩散”。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后来私下了解，他闯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文化大革命”中让人讨论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对于准备判死刑的，就不能再说判得太轻，因而没有什么可说了。特别是与沈元有关系的人，尤其不能发表意见，弄不好会被指责为“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

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铤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有话想说而又不能说是很痛苦的。一个时期之中，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干活没有劲，脑子里常常蹦出沈元的鲜活形象：一个瘦高挑，戴着眼镜，举止斯文，用他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一想到子弹将在他的身上穿孔，一个富有知识、勤于思考的大脑就此毁灭，心头阵阵绞痛。

听到沈元临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人们赞叹他的不凡的表现，作为他的老同学似乎稍觉宽慰。不久，我自己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凡批斗对象，总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彻底交待，全面揭发。历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对我说：“沈元问题，你不要提，我们也不提。”因为一九五七年我在历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学系的人不知道。历史系的朋友好意关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决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连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勋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取得了政权还要“继续革命”。一场极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解放军，这就是极端的“革命”走向反革命结出的苦果。

 

一，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

沈元告诉过我，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一九五五年，年方十七，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历史系。应该说，他是时代的宠儿，没有想到最终却被时代所毁灭。

沈元意气风发，志趣高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三大学术权威。但那是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谁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自然招来异样的目光。那时我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我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我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的时候，（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我被调到（一）班。经就近观察，我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就在于他才华出众而又锋芒毕露，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本来，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他对我却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大麻烦。五十年代，按历史系教授向达的说法，史学界只放五朵花，第一朵花就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似乎颇为时髦。沈元经独立思考，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份，他支持秦汉封建论。

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又放出第二朵花：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以为这是史学之谜。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科学。何以不问：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短？可见，认为欧洲的封建社会是标准模式，才会以短论长。但一时之间，这个自寻烦恼的难题激励了研究，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说，他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他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的时候，撰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我们入学后半年，赶上了一九五六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国内和国际都发生了许多大事。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此颠簸起伏。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二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说：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进入社会主义了！斯大林发明了“一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人又进一步发明“一市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当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以为已置身于理想社会，却不知正是灾难临头。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六十多人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做主题报告，他宣布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这说明共产党不再把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作异己者，而是自己人了。又说在新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认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批评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2）周恩来还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种提法，比起后来的“超英赶美”来，较为实事求是。只是“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不是一切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接近”也是灵活的概念，只要缩短了距离就是接近。）会后，一扫自反胡风、肃反以来知识分子心头的阴霾。四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共产党内高级干部的多数人对这个方针怀有抵触情绪，有人说：“从此天下多事矣。”。苏联人也认为中国人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3）毛泽东后来透露：“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4）

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在怀仁堂向高级干部和各界知识分子两千多人作报告，进一步阐述这个方针，消除疑虑。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这正是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的种种自由。他还说到另一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5）陆定一的此番名言傥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宣部被毛泽东说成“阎王殿”，陆定一就成了“大阎王”。一九五六年确实是个自由化的年份。（6）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开放唯心主义》。他是留学德国研究康德哲学的，但他开的《康德哲学批判》从来没有讲清楚。这篇文章大概说了心里话，却讲得很清楚。人们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精彩的一篇文章。哲学系首开纪录，讲唯心主义，由金岳霖教授开设《罗素哲学》，由贺麟教授开设《黑格尔哲学》等课程，不加“批判”。其它各也系都开设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课程。史学界也不是只放五朵花了。自由化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文章是《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作者特地声明，指的是一九五六年，一月“惊蛰”，四月“和风”，下半年就是早春天气了。他在文章中说：“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他甚至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解放”。报纸上经常报道某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吃香。挤公共汽车时，见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先生，大家都自觉地让他先上。北大办公楼或大饭厅放电影，中间最好的位子总是留给老教授。大学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每个周末，大饭厅都举行舞会。文艺社团的演出，精彩无限。一九五六年的中秋，未名湖畔的草地、树林，湖中的石船、岛亭，围坐着一圈一圈赏月的人群，轻歌曼舞，欢声笑语，心潮与湖水共荡漾。还有一队队的行吟诗人，拉着手风琴，沿着未名湖边走边唱。我们班的男同学唱了起来：“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那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哦？”女同学接着唱：“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下面两句，她们唱得特别带劲：“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呀，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哦。”有一个男同学说：瞧你们这股狠劲，谁还敢等待呀！中秋之夜曲终人散，已是翌日凌晨。后来我在北大生活的二十多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再也没有见到这种欢乐的景象。多少年后老同学相聚，都说，最难忘，一九五六年中秋节。

一九五六年，也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本来，作为党支部书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向科学进军”以后，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和科研，政治活动少了，我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晚饭后背着书包到图书馆占个座位，然后在未名湖散步一圈，再到图书馆静心看书。学到知识，好像头脑完成了充电，总是踏着轻松的步子回宿舍。

那时，学习空气浓厚，科学研究盛行。北大各系都在制定规划、组织讨论。历史系举办了“历史问题讲座”，邀请全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主讲。第一讲的主讲人是范文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研究学问不能为名缰利索所羁绊。他还有一个说法，常为人所引用。他说：“只有坐得冷板凳，才能吃得冷猪肉。”“吃冷猪肉”是指进孔庙受祭祀的人。学生们也热情高涨，全校自发成立了一百多个学生科学研究小组。沈元组织了中国古代史科学研究小组，自任组长。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二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员，信仰破产，纷纷退党。沈元学习勤奋。我记得他有一个生动的说法：“一进图书馆，好像老牛到了水草地。”但也并非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沈元在阅览室里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无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被杀了半数以上，军队中五个元帅被杀了三个，十五个兵种元帅被杀了十三个，军长、师长也被杀了半数以上。连开国元勋伏罗希洛夫都担心：早上出门不知晚上能不能回家？

斯大林是可诅咒的。我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虽然一时没有想出成套的应对方案，仅此一念，使我尔后在中国的恐怖年代常怀警惕之心。

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可惜现在我只记得两点。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强烈的拷问长久地在年轻人的心中振荡。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就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评论斯大林问题的文章，是经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写成的。一篇是四月五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另一篇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前一篇文章对斯大林还有所批评，但把个人崇拜仅仅归结为“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物”的斯大林不过是“接受了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没有进一步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之所以形成个人崇拜，实质上是权力崇拜，而产生权力崇拜的基础是集权的制度。后一篇文章却转而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由于没有正确地分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从中吸取教训，也就不能防止和克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六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冲决了教条主义的堤坝，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思想混乱”。一九五七年学期开学之初，北大决定停课三天，学习上述《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澄清思想。我正在无锡老家过寒假，被提前召回，准备组织学习。二月十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到北大作学习动员报告，然后一连讨论了三天。

当时我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自己的思想通不通，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说服群众。我暗自忖度，斯大林问题是一种历史现象，把它归结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吗？还没有说服自己，怎能说服别人？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注：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77、278页。

（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

（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1页。

（5）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6）参见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第84页。

 

二，一九五七年的“不平常的春天”

一九五七，是在几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历史的湍流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多少人被卷入进去，沉没其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北大大饭厅在举行迎接新年的联欢会。主席台上方挂着“迎接光辉的一九五七年”十个金色的大字。男女大学生们随着优美的乐曲翩翩起舞。当午夜钟声响起，乐舞嘎然而止，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青春万岁！”接着，校长马寅初、教务长周培源等校领导走上主席台，马老用浓重的浙江乡音一开口：“兄弟我……”，大家都笑了。他又重说：“兄弟我向大家祝贺新年，恭喜发才。”大家当然听成“恭喜发财”，心想马老怎么会讲出这种粗鄙的语言。他不慌不忙地解释：“我说的不是财富的‘财’，而是人才的‘才’。恭喜大家发展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家听懂了，笑声和掌声混成一片。他讲话不像首长报告，十分亲切，每讲几句就有人鼓掌。他提到不久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来北大作报告，说成“李副总统”，把人笑得前俯后仰。当他走下主席台时，不知是谁在他脖子上挂了一个花环。一个大学生双手搭在他的后肩上，另一个人又双手搭在这个大学生的后肩上，周培源等也参加进来，一个接一个，接成一条长龙。马老当时已有七十好几，满面红光，步履轻松，充当龙头，领着大家在全场绕圈。一直绕到大饭厅中心，后面所有的人都接上了长龙，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谁知这竟是迎来的一九五七年的象征！但是，欢乐的漩涡变成了悲惨的漩涡。第二天，一九五七年元旦的早上，学生自己创办的文艺刊物《红楼》（此“红楼”不是《红楼梦》的红楼，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老北大沙滩的红楼）发行。人们在大饭厅前抢购。我拿到手一看，封面的木刻是一个牧羊人赶着羊群下山岗，远处乌云密布，标题是“山雨欲来”。不知编者用意何在，后来回想起，又成了这一年的预兆。

沈元的人生转折正是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发配到北京郊区斋堂劳动教养。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因不同意划沈元为右派，被指责为“右倾”。这一年，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进而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成了党外的反对派。

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导致一九五七年的“不平常的春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起伏之际，中国共产党尚能稳坐钓鱼船。到了一九五七年春天，终于“风乍起，吹皱了一池春水”。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接连不断。报刊上和各种会议上都在大谈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时称“三害”）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借以缓解社会矛盾。此次整风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进行的整风不同，那一次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这一次是解决共产党与外部的矛盾，矛盾发生在执政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之中。故强调“开门整风”，号召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帮助共产党整风。从五月四日开始，作为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的《光明日报》首先响应号召，在总编辑储安平的策划下，于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广州、青岛全国九大城市先后召开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座谈会。

从五月八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

从五月十五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

五月十六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首都和其它地区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一连开了三天。五月二十七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国务院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一连开了六次。

各级地方党委也纷纷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在这些座谈会上，与会者向共产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有些意见是十分尖锐的。报纸上大量报导帮助党整风的言论。人们兴高采烈，把这种畅所欲言的举动叫做“大鸣大放”。五月十七、十八日以后，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趋向极端，带有明显的煽动性。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引蛇出洞”。北京大学历来开风气之先。学生们没有受到邀请，自动起来“大鸣大放”了，各系学生要求党组织召开座谈会，帮助党整风，历史系尤其活跃。我们党支部习惯于按上面的指示行事，上面没有让“大鸣大放”，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但同学们在大气候的热身中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宿舍的走廊里出现了一条大标语：“春风不度三十斋”。这是套用王之涣《凉州词》中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三十斋是历史系的学生宿舍。用意很明显，像盼望春风那样呼唤共产党的整风。接着又出现一份墙报，名曰《准风月谈》，这是借用鲁迅的语言。墙报的内容根本不是谈“风月”，完全是谈政治。除了一般地批评“三害”之外，主要是针对党支部和党员，特别是批评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压制鸣放”。其实，我并没有压制，只是不主动而已，因为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不能自行其是。但同学们强烈要求“鸣放”，在他们看来，不主动组织就是压制。这些大标语和墙报，都是我们历史系二年级（一）班沈元领头的三十斋423号房间的同学们搞出来的。沈元的毛病就出在政治热情太高了。“大鸣大放”事过境迁之后，我曾把《准风月谈》墙报整个儿揭下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保存材料的习惯。保存了几十年，不料在我出国后，南京的家人把它当作一卷烂纸扔掉了。我在电话中大声责备：“你们毁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五月十六日，北大党委下达一个整风计划。说是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校一级机构的党组织；暑假中才开始第二批，系一级的党组织；作为第三批学生党员的整风，还没有确定时间。这个慢腾腾的计划完全脱离了形势。大学生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党委的计划。经上级同意，我们班立即开始“大鸣大放”，也是连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甚为激烈，批评有几个党员的操行“简直不象话”。特别是针对宗派主义，认为党员具有特殊的优越感，高人一等，以改造者自居，把群众看成都是被改造者。党员从不暴露思想，专等别人暴露思想，以便给予批评教育。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党员和群众之间有墙、有沟，甚至是高墙、深沟，群众普遍希望“拆墙填沟”。

座谈会上的意见对我触动很大。回想在地下斗争年代入党时，党员和群众之间是没有墙、没有沟的，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生存。料想在解放区和解放军中也不会有墙、有沟，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胜利。就在解放之初，共产党和老百姓确有鱼水之情。为什么党掌权没有多久一切都变了？这是后来几十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大鸣大放”中，有些党支部的干部转过身来，与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我不赞成。我认为，作为党员对党的错误和缺点也是有责任的，作为党支部书记更是有责任代表党来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是站在党之外去向党提意见。也有一些党支部的干部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反击。我更不赞成。前一类人，往往被打成“右派”；后一类人，则成了坚定的“左派”。像我一样，既没有向党提意见，也不组织反击，而是认真听取群众批评的，却被指责为“右倾”。五月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是新青团的老团干，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党就派我做团的工作，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团委书记等职务。我从前工作过的地方——无锡市来参加团代大会的，有的是我的老同事，有的还是我的老部下，其中有一位是我初恋的女友。他们邀请我于五月十九日（星期日）到北海公园聚会。这一天又正好是我的生日，为我庆生。我渴望相见，欲去不能，写了一封信回绝，说：“我正陷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不得脱身。”这一天的上午，我们班还在继续开整风座谈会。下午，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北侧，出现了一张写在绿色油光纸上的大字报，是我们年级（二）班贴出来的。

五十年代的大字报运动起源于北大。开始是“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工具，后来又成为反击右派、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武器。但第一张大字报两者都不是，题目是《质问北大团委》，内容很简单，提了三个问题：“谁是参加团代大会的北大团员代表？北大团员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广大团员怎么不知道？”署名：“历史系55级（二）班部份团员和群众”。这张大字报被认为起了点火的作用，虽然它本身毫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味，后来发起人张学仁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

接着，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第二张大字报，题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把大饭厅东墙定名为“民主墙”，作为帮助党整风的阵地。其实，以民主为号召，真正起了点火作用的是这张大字报。二十年后的“西单民主墙”，就是从北大移植过去的。

 

三，北大开创了“民主墙”

五月十九日晚上，大饭厅周围贴出不少大字报，“大鸣大放”上了墙。大学生们从教室，图书馆、阅览室跑出来，打着电筒、拿着蜡烛，昂首看大字报，人头钻动，情绪亢奋。有的地方，围着一群人，一个人在前面大声朗读，其它人侧耳细听。最引人注意的是大饭厅东墙南侧写在红色油光纸上的长诗，题为《是时候了！》，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

长诗共两首，第一首为沈泽宜所写，第二首为张元勋所写。

第一首是这样开头的：“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

其中，被人们传诵的警句是：“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第二首是这样开头的：“是时候了，向着今天，我发言！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他们两人又继续合作，贴出《人之歌》、《墓志铭》两篇长诗，都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政治诗。张元勋后来成了大右派。张元勋的同年级女同学林昭，为他辩护而自己也成了右派。沈泽宜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作为检讨标兵，曾一度得到团委的表扬。最终仍未获宽恕，还是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以后，北大大饭厅东墙成了大字报的前哨阵地。连续几十年，凡是有影响的大字报——全校影响、全市影响以至全国影响的大字报，都在这里面世。九年以后，也是不安分的五月，这里冒出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当时有一句套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在熊熊烈火中贴了一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也是在这个地方。（我被赶出北大二十多年了，据说大饭厅已经被拆除，民主墙的历史遗迹难寻了。从报道上看到，现在北大的风暴中心是“三角地”，大概民主墙转移阵地了。）

五月十九日晚上，党委紧急召开全校团员大会，党委副书记崔雄昆发表讲话，回答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的团员代表的产生问题。这时，大家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党委对民主墙是什么态度？”崔雄昆代表党委欢迎同学们帮助党整风，但劝说大家回到班级的整风座谈会。至于大字报，他谨慎地表态：“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表示不满。他讲错了一句话：“全校八千团员”应如何如何。当时全校总共才八千子弟，团员仅五千多。又是一阵哄笑。第二天早上出现一幅漫画，龇牙裂嘴的崔雄昆闭着眼睛做“八”的手势，题目是“团员八千！”一向受人恭维的党委负责人成了讽刺的对象，气候变了。大字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从大饭厅附近扩大开来。《文汇报》记者刘光华的报导《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中引用了两句唐诗来形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用的纸五颜六色，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政论、杂文、诗歌、寓言、标语、漫画等等不一而足。大字报的作者，除了极个别的，都是真名实姓，这一点，可见其光明磊落。后来，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却是以化名或班级集体的名义，这一点，可见并不理直气壮。据刘光华的统计，至二十日下午五时二十分，即在一天的时间内，贴出的大字报有一百六十二份。

又有一份大字报围观者众，道路为之堵塞。它贴在大饭厅东墙马路对面的灰墙上，题为《一株毒草》，署名“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他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大字报中有一幅谭天荣的自画像：你凝一下眸，你微微一笑，你目瞪口呆，你紧锁双眉，你咬牙切齿，你点一点头。

谭天荣将自我对象化，有点像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的笔法，不过比高行健的作品早了三十多年。他为什么自称“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在另一篇大字报中作了解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这一历史的‘新的前进步骤’相适应，我们对于教条主义进行‘凌辱’，‘对旧的衰颓的但是为习惯所崇奉的’三害分子的统治秩序进行了‘叛乱’，因此我们是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谭天荣打引号中的词句都是恩格斯的说法。谭天荣的《一株毒草》中说：“一八九五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把它都归结为‘人们的思想状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也认为，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基本上停留在一八九五年”。（1）

苏联人从来没有发表过类似谭天荣、雷海宗的见解，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惊世骇俗的。

谭天荣的大字报比《是时候了！》具有更多的理性的思考，他批评《再论》就是把矛头直指党中央。

在另一篇大字报中，谭天荣说：“我曾经痛苦地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了。”什么“眉目”？那就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的教条主义，来一次否定的否定，用马克思主义否定教条主义。谭天荣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看出区分来了，而现在中国的官方人士，还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条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拥护，另一些人又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实际上，“拥护”的和“反对”的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大字报中，谭天荣指出：“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形而上学之否定辩证法是绝对必然的。与第二国际的和平环境相反，苏联是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修正主义而只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形式。即使列宁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状况决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在我看来，把错误归于斯大林个人是不公正的。”

谭天荣在一篇大字报中高呼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向党提意见的人，都自认为是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或许是套话，或许是为了争取合法性。最后一个“万岁”，在当时是少见的，看来发自谭天荣的内心。他将自由、民主通向人权，表明谭天荣的思想的深刻性。在谭天荣之前三十多年的一九一九年，“五四”时代的人们，将民主作为救国、爱国的手段，只是热衷于民主的工具性，不理解民主的终极价值是追求人权，因而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在谭天荣之后三十多年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争民主的人们，依然停留在“爱国民主运动”而没有通向人权。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八九年的“爱国民主论”，将民主屈从于爱国，这是中国人在观念上的误导，也是民主不得实现的思想根源。谭天荣以及其它“右派分子”主张“人权民主论”，在当时他们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者，不为时所容也，不足为奇。五月二十日晚上，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发表讲话。他纠正了前一天晚上党委副书记崔雄昆的说法，认为大字报是提意见的有效方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燕园满园春色。

北大的“大鸣大放”与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不同，没有利益的纠缠，没有权位的纷争，议论富有思想性、理论性。北大人谈得最多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有一份也是贴在大饭厅东墙的大字报，题为《我看民主》，作者认为：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但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存在着民主化问题上的保守倾向，紧接着他谨慎地加了一个括号——（目前已着手纠正）。他的结论是：“法制不健全、不严格，公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们现有的政治理论、国家制度、领导方法尚未能体现这种要求。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并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为了消除‘三害’，发挥全民的积极性，单有党的整风是不够的，必须在这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建设。”

大字报的作者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叶于泩，后来他被打成“极右派”。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主张上层建筑的民主化，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提倡改革的先锋。

提倡改革的先锋，决不止叶于泩一个人。中文系三年级的王国乡，也在大字报中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2）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了一年多，有人就看出毛病来了。在北大的大字报运动中，发出改革呼吁的，不是一两个人。毛泽东把一九五七年的形势说成“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是错将改革的“朝霞”当成压城的“黑云”。主张改革的人们，被打成“右派”，而反对改革的人们却是“左派”。一九五七年以后，“左”和“右”在中国完全搞颠倒了。本来，主张变革现状，态度进取的，是“左派”；主张维护现状，态度保守的，是“右派”。从此开始，维护现存制度的叫“左派”，推动变革现状的叫“右派”，一直颠倒到如今。思想僵化，反对改革的如邓力群之流，叫做“老左”；思想自由化，力图革新的人们却被称之为“老右”。

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不得不重提改革，已经丧失了二十多年的宝贵时光。倡导改革的“总设计师”，竟是当年反右派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镇压右派的人，又继承了右派的遗志。历史强迫他做本来不情愿做的改革事业，当然，做起来一定很别扭。

大字报运动的另一个焦点是肃反问题。物理系的刘奇弟贴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副标题为《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说：“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因为肃反是由“胡风反革命案”引起的。他又贴出《白毛女申冤》，以“白毛女”自比，诉说他在肃反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全国肃反运动的对象多达一百四十万人。《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透露，肃出现行反革命三千八百多人，历史反革命八万一千多人。即使这些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都是货真价实的，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完全肃错了。一九五五年暑假，北大的肃反运动斗了二百多人，把他们关在二十四斋“反省”。当年的肃反对象都趁“大鸣大放”之机纷纷发泄怨气。五月二十三日，由党委副书记史梦兰出面，召开座谈会，让当年在肃反中挨了整的人们出气。中文系的江文贴出大字报《肃反运动论纲》，批驳史梦兰关于肃反运动的总结中所说的公式：“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他认为：“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于工作方式，而在于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后来，这些因肃反挨整而出气的人们都成了右派分子。大字报还广泛地涉及党委领导制、选举制度、人事档案制度、保密制度、招生制度、留学制度以及要求政治课选修等等议题。

五十年代的大字报是新鲜事。北京人都跑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非常热闹，有人说：“北大简直像东安市场！”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七六年的揭批“四人帮”，“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各种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几公里，每天多达几万人。

来北大看大字报的，有我的朋友。他们总是赞扬北大继承了“五四”的传统，但还要小心地问：“北大党委对形势怎么看？”我说：“贴大字报是党委支持的。”我在无锡工作的同事虞耀麟，当时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他听我这么一说，回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在地的海运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毛泽东曾赞扬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但奇怪的是各单位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成了右派分子。

大字报多得来不及看，有的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新的大字报盖上了。张元勋等人发起创办一个刊物，名《广场》，发刊词中指出：“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在的一些论点和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由于北京印刷一厂的工人拒绝排印，只出了一期油印的《民主墙大字报选辑》。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广场》周围，叫做“广场派”。“广场派”的活跃分子又成立了一个“百花学社”，“百花学社”的组织原则是“既无领导又无被领导”。反对“广场派”的人们也出版了《自由论坛》、《春雷》、《百花坛》、《浪淘沙》、《啄木鸟》等油印刊物。

“广场派”将五月十九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称作“五一九运动”，自称“五一九战士”，认为“五一九运动”的性质是“新时代的民主运动”。哲学系龙英华的大字报中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五四启蒙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启蒙运动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的新型思想运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二月份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提法，尚未公开。龙英华是共产党员，故得知党内精神。大字报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不同观点的对立。围绕《是时候了！》，有人赞扬，有人指责：“是什么时候了？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吗？”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讲了几句话，最后一句是：“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立即有人用大字高高地写在面对广场的十六斋北墙上。那就是把它当作张天师的符咒，用来镇住北大的妖魔。“广场派”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作“教条主义者”、“卫道者”。而反对“广场派”的人们干脆成立“卫道者联络处”，开辟“卫道者论坛”。

大字报、大标语常常针锋相对。二十八斋北门的门楣上出现了一条大标语：“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不一回儿，后面长出一条尾巴：“有！”。有人在“有”字前面加了一个字，变成“没有！”。第三个人又在“没有”后面加了一个字，把惊叹号弄弯，成了反问：“没有吗？”倏忽之间，这里的标语翻来复去变换了几次：“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有！”“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没有！”“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没有吗？”大字报也有走题的。理发室的墙上贴了一幅漫画，理过发的头上黑一块白一块，题目是“狗啃式”，意在讽刺理发粗糙。不料引起理发室的师傅们罢工。他们认为，把理发比作“狗啃”是侮辱人格。北大学生会代表同学们向他们道歉，才告平息。

注：

（1）《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雷海宗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2）以上及以下的大字报言论均摘自《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1957年8月印。还有一本《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我手头没有，身在海外，不便寻觅。

 

四，中国的“海德公园”在北大

全校都在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鸣大放”，班上的“鸣放”座谈会就不用开了，即使开也不会有人来参加，大家都忙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写大字报去了。

一天下午，我们班上的党员正在开会，研究整风怎么继续进行。沈元冲进来说：“你们还在开会？全校都乱起来了！谭天荣在发表演说，快去听。”我们跟着他走到大饭厅和小饭厅之间的广场，果然看到靠近十六斋的地方谭天荣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我们历史系的研究生梁从诫仰着头在同他辩论。围着一大群人。我们刚到时，只听得谭天荣说：“不要扣帽子嘛！”不知别人对他扣了什么帽子。梁从诫说：“帽子人人都有，只是牌号、尺寸不同。”谭天荣演讲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他是反教条主义的专业户。听众们有的为谭天荣叫好，有的附和粱从诫的诘难。

谭天荣颇有儒雅风度，总是对人微笑，用他那略带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不论别人如何咆哮，他始终不失斯文。他的大字报的文风却是咄咄逼人，文不如其人。

“五一九”后，他一连贴出许多大字报，居然要求党委给他一间屋子，展览他的作品。其中四份大字报，自称为“四株毒草”。他的《第四株毒草》是“作为一个‘右派分子’”对“五一九”运动的总结。他说：“‘五一九’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国青年第一次显示了力量。”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高举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他喜爱辩证法，有时玩弄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诡辩论。他欣赏黑格尔、恩格斯的著作，把《自然辩证法》读得烂熟，发起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会”。他扬言：“杨振宁、李政道算什么！我的物理学理论被采纳的话，制造原子弹、氢弹就像做玩具一样。”他的狂妄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但他的自豪也博得人们的喝彩。例如，他说：“中国青年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后来，谭天荣被打成“极右派”，而且是北大天字第一号的“大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在南阁“隔离审查”。南阁曾是物理系的办公室。我在一堆垃圾中发现一份谭天荣的手迹（从大字报上识得他的“谭体”），一看，那是他二年级的时候给系主任的报告：要求不上课，只参加考试，而且把物理系的课程如何乏味奚落了一番。我暗自慨叹，谭天荣是个天才学生，说不定真是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材料。我在心中呼喊：“谭天荣，你在哪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生涯，岁月蹉跎，青春老去，不知磨灭了多少书生意气？

谭天荣的演讲又创造了除大鸣大放、大字报之外的另一种形式——大辩论。这就全了，后来被称之为“四大”，一度写上了宪法。

有人把大饭厅的桌子搬出来，两个人站在桌子上辩论。广场上围成了一个一个圆圈。年轻人精力旺盛，在桌子上扭来扭去，有时人和桌子一齐垮了下来。食堂的大师傅说，两三天就毁了十来张桌子。于是，校方在小饭厅前面搭了一个台。这就成了擂台，不同观点的人们都在这里跳上跳下，大显身手。“大鸣大放”中，民主党派中有人建议，在中国也开辟一个“海德公园”（Hyde Park，英国伦敦的自由辩论的场所）。中国的“海德公园”在北京大学诞生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学生程海果（她仰慕当时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大出风头的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改名林希翎）。看来是有内线把她引来的，那个擂台上事先准备了扩音器。扩音器一响，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广场上、马路上都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足有好几千。

林希翎的开场白是：“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她首先为胡风辩护。胡风问题在当时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她的演讲一开始就很有挑战性。她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么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她认为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反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都是他们之间的私人通信。针对这一点，林希翎反驳道：“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关于胡风问题的结论，她说：“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一，明知错了，不承认。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1）接着，她又从胡风跳到赫鲁晓夫头上：“赫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制造的，这很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是间谍搞的，那这间谍就是赫鲁晓夫自己！”她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她讲了一段当时的人们认为很重要的话：“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然后才谈到整风。她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

下面起哄，要她下台。她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她一再强调不能采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下面又起哄，递条子，有人大声地喊：“不要煽动！”。她说：“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有关系。”不幸而言中，后来果然坐了牢。她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2）她的讲话缺乏逻辑性，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富有煽动性，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启发人们去思考。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样，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来批判现实的。在她历经坎坷之后，八十年代到台湾探亲、访问，还坚决拒绝“反共义士”的头衔。林希翎讲话时，大家专心聆听，寂静一片。当她的讲话告一段落，台下就起哄，有人冲着她大喊大叫，有人跳上台去抢话筒。人群中赞成的和反对的在台下当场展开辩论，闹得不可开交，谁也听不清谁说了什么。当她重新开讲，才恢复平静。讲了一段，又像开了锅。如此反复数次。有人在人群中发现了江隆基。江隆基是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马寅初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一九一九年他曾是北大的第一任教务长，一九五一年担任校长。但他不大管事，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是江隆基。“大鸣大放”时，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马寅初不赞成，他说：“党委制不能取消。什么事情都来找校长，我爬山、锻炼身体的时间也没有了。”他提出经济发展综合平衡的理论（俗称“团团转”），被认为是与大跃进唱反调；他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又与毛泽东的“人多热气高”唱反调。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批判马寅初，故念他反对“取消党委制”有功，只是当了“内定右派”，没有正式戴上“帽子”。其实，他反对“取消党委制”的出发点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爬山、锻炼身体”。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发表“党天下”的言论时，马寅初就在一旁说：“Very good!”这才是他对“党的领导”的真实态度。一九五九年，在一片批判声中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时，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帽子”可摘，叫做“恢复名誉”。一九八二年去世，他整整活了一百岁。

林希翎演讲的那天晚上，赞成的和反对的，顿时分成了两派，两派人的表情都很激动，希望江隆基表态，说：“江校长，您上去讲一讲！”江隆基比谁都平静。他说：“今天晚上我是来听你们大家讲的，我就不讲了。”后来彭真指责江隆基“右倾”，派来陆平，把他批了一通，调离北大，“文革”中在兰州大学离奇死亡。他是共产党内比较懂得教育的老干部。北大人很怀念他，像他这样在学生“闹事”的时刻不带秘书、没有警卫，只身来到群众中间听取意见，不是一般的领导人所能做到的。“文革”中的当权派，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

林希翎一夜之间成了名人。北京的高等学校都在传播她的这一篇讲话。但从此林希翎背上了十字架。后来她自己说：“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我确信我的灵魂是钉不死的。”（3）

五月二十七日，林希翎又来北大。反对林希翎的人已准备好论点，占据了大部份时间，她讲得不多。

散场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沈元。我问他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是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但没有详细谈过。我有点疑惑，谭天荣、林希翎的许多观点同他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发表的看法差不多，为什么反对？他说，上次听了林希翎的演讲，当时也很气愤。仔细一想，好像又没有什么大错。她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错了吗？没错。谭天荣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教条主义，更是没错。但听他们的讲话总是不舒服，使人难以接受。谭天荣、林希翎他们是错在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沈元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五一九战士”的“大鸣大放”所遭到的反对，有两种：一种，反对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卫道者”；另一种，反对他们的做法，认为不应当大轰大嗡，作情绪化的发泄。我们班本来矛盾很尖锐，全校“大鸣大放”后，反而团结一致了。423号房间的人们受沈元的影响，都站在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一边。大家认为，这样搞法，书都念不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念完？希望赶快收场，恢复平静。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比较僵化的。“大鸣大放”中提出的问题，大部份我都没有想过，既然别人提出来了，我就认真去想，我不是“卫道者”。因为我对共产党从夺权到掌权的转变和党内生活的弊病，比一般学生知道得多。进北大前，我是无锡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后来叫做“外办”）的党组织负责人，官拜局长级。我上了大学，所拿的调干助学金，虽然比一般调干多，还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许多同事、朋友都说我傻，他们不能理解我的举动。我是为了保持自由的心灵，不受压制，免遭扭曲。在官场只论权力大小，不问真理多少，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久有去意。一九五五年终于被批准，脱离官场，转到学府。但我的头上有一道紧箍咒，历来被人称作“好党员、好干部”，思想上、行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冲开物质的枷锁，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做到了。冲开精神的枷锁，抛却已有的好名声，我就缩手缩脚了。“大鸣大放”中才看到，在我停步的地方，别人已经前进得很远了。一九五七年是我的启蒙年，从此走向自由化，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共产党领导人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

我和沈元一样，不喜欢“大民主”，所以一九五七年我没有在校园里贴过一张大字，既没有贴“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也没有贴“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到了美国，我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不同以至根本对立，但他们能够和谐相处，通过讨论和辩论来解决分歧、调和矛盾。这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人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观点不同往往导致严重冲突。“大鸣大放”中的对抗性和紧张气氛确实存在。北大有一张大字报，作者严仲强写道：“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焰已从每个裂缝中迸发出来，‘五四’的火焰已将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镇静（正经），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4）还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你要我发抖，我就要你发抖；你要吃掉我，我就要吃掉你。早已搞得誓不两立，所以一声反击，才会到处抓“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为明显，因观点不同就挥舞拳头，最后竟动刀动枪。一个不能用讨论和妥协的办法来消化政治异见以及调和利益冲突的社会，是无法实行民主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还必须创造相应的社会条件。“五一九”以后，开始还强调“整风学习两不误”，虽然勉强上课，同学们心不在焉，有的就在课堂上起草大字报。林希翎演讲后，礼崩乐坏，校方并没有宣布停课，但大家都不去上课了。这个学期末，考试也无法进行了。

自五月二十日晚上江隆基讲话后，党委一直沉默。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总是要党委表态，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跑到党委办公室，就某些大字报提出的看法问党委是什么态度？党委就是不表态。有一天晚上，在未名湖边的员工食堂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为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北大的食堂，开始时桌子、凳子是齐全的，到后来只有桌子没有凳子了。江隆基就站在桌子上讲话，大家都立在那里听，不准记笔记。他讲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根据上面的指示，党委就是不表态，要看看共产党的天下到底乱到什么程度。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到大海里去游泳，自己辨别方向。”这就是毛泽东部署下来的“阳谋”。后来从《毛泽东选集》上看到，他是这样说的：“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5）江隆基虽说“党委就是不表态”，其实已经可以听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北大的“大鸣大放”与民主党派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已如上述；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常常有人发出呼吁：走出校门，推向全国。北大人首先向近邻清华大学推广。五月二十六日，北京市高等学校在清华举行体育运动会。北大去人介绍“大鸣大放”。不料北大人在清华受到围攻，被粗暴地赶出校门。回来后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虎口余生记》。可见蒋南翔当校长的清华和北大的气氛完全不同，以致后来流传一种说法：“北大是出右派的地方，清华是出干部的地方。”但后来抓右派，蒋南翔出手又特别狠，把副校长钱伟长、党委书记袁永熙等校一级领导人都打成右派。北大还没有这样重量级的右派。北大也向人民大学推广。“大鸣大放”中，人们批评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马蜂窝”。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规定本校学生不得和外校联系。林希翎起来反驳，说：我校同学们没有得流感，为什么要隔离？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间，北大大面积地蔓延流行性感冒，医院里住满了人，还开辟几间教室作为临时病房，因此不得不停课一周，停止一切公共活动，封锁校门，与外界隔离。故林希翎有此一说。谭天荣等五人又跑到天津去推广。还有人将“民主接力棒”传到了上海。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先后报道了北大的消息。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直不动声色。有人贴出大字报：“人民日报，我问你：为什么不发表北大同学讨论我们社会各种根本问题的消息？人民日报，我问你：人民能否通过你全面了解国内外情况？我们国家制定政策方针是否只凭你的消息就可以做出决定？”《人民日报》继续沉默。“广场派”大兴问罪之师，几十个人跑到王府井，质问《人民日报》：“你们为什么不报道北大的民主运动？”答复说，他们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共产党是运动起家，掌权后又是运动治国，岂能让别人来运动自己？北大“闹事”的第二天，五月二十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就是这样规定的：一方面极力怂恿，“继续登载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还说“越反动越好”；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这就是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不是有消息就报道，而是让你报道才能报道。由于党委不表态，《人民日报》也不表态，人们有各种猜测。哲学系一年级的叶于泩将一种猜测当作事实，六月二日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大字报中说，现在毛主席处境很困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受到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有人要逼毛主席下台。他呼吁大家坚决维护毛主席，反对党内的保守势力。大有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架势。（6）一些民主党派的上层人士，也在“忧虑和呼吁”。六月六日，民盟的六位教授曾昭伦（北大化学系教授、高教部副部长）、钱伟长（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还有其它人参加。六月六日的六教授会议，人称“六六六会议”。他们认为，学生上街，一触即发，有人甚至说：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要靠民主党派来收拾残局了。虽然对自己的力量未免估计过高，但他们是出于一片忧时爱党之心，急于向党建言。人们堕入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圈套而不自知。料得，事隔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升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信号弹，风云突变。六教授和他们的会议召集人章伯钧，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注：

（1）林希翎演讲中关于胡风的部分，还有另一个版本：“关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在法律上现在还不能肯定，因为法院还没有公审和判决。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时才能确定被告的法律地位究竟有罪无罪和什么罪名，所以现在下结论还未免过早。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有些错误的、反动的。但是我认为学术上和政治思想上的错误与反动，同法律上的犯罪应当有所区分。胡风是否还有其它什么历史政治问题我们不知道，将来公审时就知道了，但是若仅仅根据《人民日报》上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来看，作为构成胡风集团在法律上的反革命罪的罪证，我认为是证据不足的，因为这些证据是苍白无力的，有些简直是荒谬的、莫须有的。胡风如果真是个特务反革命，那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意见书公开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意见正确与否，都不应采取镇压的手段。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意见书’中所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的百分之一！……”（《林希翎冤案内幕》，《七十年代》1983年9月号）这些话，显然是经过事后加工的。凭我的记忆，她当时讲话的语言并非如此规范。

（2）《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内部参考）第151-153页，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印，1957年8月。《民主中华——中国民主运动人士文集》（1949－1989）第4-6页，香港远东事务评论社，1989年增订版。《中共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原始资料汇编之一（中）第149-15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3年。

（3）《林希翎自选集》第168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

（4）《疯子的话》，《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抄录发表。

（5）《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6）叶于泩的《我的忧虑和呼吁》被列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上送。毛泽东在上面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见《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957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3页。

 

五，“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以一封匿名恐吓信破题，提问“为什么？”，题解：“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针对“大鸣大放”中他认为的不正常现象提出批评：党外人士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整风，提意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他还说，在拆墙填沟问题上，共产党员应负主要责任，但必须从两方面去拆、去填。他主张，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意见可以辩驳。会上，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对卢郁文的发言大为不满。她说，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不是由衷之言。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他们的发言见报后，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六月六日，他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信。信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1）写匿名信进行谩骂、恐吓是不正当的。但这篇社论小题大做，断言：“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社论把当时的形势归结为“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毛泽东自五月中早就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拿在手里，现在终于公开抛出来了。他的“阳谋”蓄谋已久，故意“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预定反击的时间是六月十五日左右。此刻抓住战机，提前出击。

在这之前，六月五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自己的家里接见北大的二十二位学生，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座谈。胡耀邦说：“北大的同学们对党的整风提了许多好的意见。是否也有少数不正确的言论？你们自己可以分析。”有人说：“有的同学怕现在提错了意见将来挨整。”胡耀邦说：“党是爱护青年的，青年人讲错话是难免的。讲错了话怎么办？教育嘛！”（2）可见，胡耀邦也不了解伟大领袖的战略步骤。三天以后，毛泽东发出的指令不是“教育”，而是抓“右派”。

当时有人对恐吓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同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谭惕吾认为是卢郁文自己制造出来的，当场与他抬杠。三十年后，还有人说：“笔者至今倾向于这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3）确有其事，并非“小把戏”。一九五九年，写信人就被公安部查了出来，又是我们历史系55级的学生，名杨秉功。一九五八年，全年级分赴边疆地区，进行少数民族史的调查。杨秉功在广西听说某些地方饿死了人。一九五九年回校后，他在未名湖畔的建筑物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公安部发现，小字报的笔迹与一九五七年的匿名信完全一致。缩小了范围，一下子就查出了作者。杨秉功出身于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但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杨秉功被捕时是四年级学生，刑满出狱后，北大仁慈地给他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这些，都是杨秉功亲口告诉我的。

谭天荣毕竟比一般人高明，他不是无根据地怀疑匿名信的真伪，而是提出反问：“为什么‘为虎作伥’的虎，一定是指共产党呢？我看说他们是‘三害’分子更合情合理。把真正反对‘三害’的言论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了！”他又问：“林希翎也接到各种匿名信，她该登在什么报纸上呢？该通过哪个电台广播呢？”（大字报《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从六月八日起，整风转为反右。当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六月八日以后，一连几天，《人民日报》以《对反社会主义谬论无法沉默，觉悟的工人群众起而应战》、《农民们痛击反党谰言，农民和党血肉相连》等等通栏大标题，大量报导工人、农民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抗议，不讲道理，以势压人。其实，同样的问题应当由人民向共产党提出：整风转为反右，“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翻云覆雨，阴晴无常。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向一千八百多人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北大曾在党内的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中传达这个讲话，又是不准记笔记。但重要之点我记得很清楚，江隆基的传达中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新的课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另外一个地方又说：“今后新的任务是向自然开战。”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说法，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言谈很风趣，会场上不断发出笑声。江隆基交待大家：“你们没有再传达的任务，但可以作为个人意见宣传毛主席的思想。”

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难以成眠。我暗自赞叹毛主席的伟大，认为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避免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学历史的人，都向往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那时我真以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提出，中国将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我从《傅雷家书》中看到，傅雷听了毛的讲话的传达后，给远在国外的儿子傅聪写信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我当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不然很可能也会写出类似的溢美之词。“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就作为个人意见经常宣传。在“鸣放”初期的一次支部委员会议上分析形势时，我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认为对待班上的矛盾、解决沈元他们423号房间的问题，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的老眼光看问题，必须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要求党员在座谈会上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要顶牛。后来，我的态度被说成“对于向党猖狂进攻不作反击”。六月八日，《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我意识到，我的思想是否认阶级斗争观点的。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看了大惊失色。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加了许多限制词：“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面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4）“革命时期”结束了，“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当然就结束了，还不是“基本结束”，而是完全结束。不但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一句废话。为了掩饰在一千八百多人的大会上已经说过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加上许多限制词之后，一反其意，变成了这样：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口头传达的毛的讲话，强调反“左”，批评教条主义；《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本却强调反右，说“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按照反右的口径，又增添了“六条政治标准”。文件的内容自相矛盾，文风也迥然不同。口头传达时，常常引发轻松的笑声，而看了这个书面文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笑得出来。

六月二十六日，全国人大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开幕。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这次人代会开幕前夕，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演发表了，这使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获得了强大有力的武器。”演讲的主题本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却变成进行阶级斗争解决敌我矛盾的“强大有力的武器”，完全变调了。果然，人民代表大会开成了批判斗争大会。我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老眼光看问题”，本来是作为个人意见“宣传毛主席的思想”；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就变成违背毛主席的思想了。我很担心，如果我在支委会上的系统发言被揭发出来，说不定会成为“右派”。“鸣放”会上不反击，只能说明不作为，顶多是“右倾”；如果追究反对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问题就严重了。支部委员是两位女将，穆舜英和高英龄，她们始终没有揭发，我逃过了一劫。

周培源先生告诉我一件事，可作类比。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前一天，毛泽东召开第十二次国务会议。会议的地点选在即将欢庆“五一”的具有节日气氛的天安门城楼上。会议的参加者除了政府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也应邀出席。毛泽东的发言中谈到：“学校的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大学可以教授治校。”还说：“这个问题，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会座谈，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回去以后马上就传达了。反右派运动中，“取消党委制”、“教授治校”被认定是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彭迪先因此而成了“右派分子”。人们认为，毛主席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彭迪先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周培源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传达了“教授治校”，在北京大学没有传达。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听到传达的人没有起来揭发，他幸免于难。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多少研究。听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中下怀，心想可以不再整人了。一九五七年以前，我没有挨过整，相反，在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我都是奉命整人的。作为整人者，我觉悟到不能再整人，因为整人只能制造矛盾、败坏党风。当我觉悟到不能整人以后，自己就挨整了。一九五七年是我的人生分水岭。从此，在历次运动中不断地挨整，年年出事，成了老“运动员”。

其实，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断言“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是与人类社会生产水平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在生产有所发展、还没有充份发展的历史阶段上，阶级的存在，一部份人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生产的高度发展，才能为阶级的消灭创造条件。一九五六年，中国宣布阶级消灭了，而当时还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条件下，消灭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人为地消灭了，按照历史的必然性还会重新产生，一切都将死灰复燃。谁能否认当今中国社会阶级剥削的严重和阶级压迫的残酷？

所谓消灭阶级，也是一笔胡涂账。公私合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全行业公私合营不过是全行业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北京市在全国第一个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月底，全国的大城市和五十多个中等城市也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于是全中国敲锣打鼓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全行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消灭阶级，这些都是不等式。起初，还有这样的说法，虽然阶级消灭了，“人还在，心不死”，所以阶级斗争还存在。人们把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比喻为“有墙无砖”论，说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像说没有砖的墙一样不通。一九五七年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才消除了自相矛盾。但这是在提法上消除了矛盾而加重了提法与事实的矛盾。因为当时中国的事实没有提供消灭阶级、结束阶级斗争的可能。毛泽东的理论，先是人为地消灭阶级、结束阶级斗争，后来又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反右派”就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一年多以前，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又重新戴上帽子：“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5）以思想意识、而不是以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又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到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完全凭思想、凭言论乱戴“阶级”帽子，阶级斗争都是“抓活思想”“抓”出来的，不是客观存在的。抓阶级斗争造成混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一抓再抓，阶级敌人越抓越多，越抓越不灵。“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个没完，阶级又成为消灭不了的东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

当时有一条“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句话，逻辑上根本不通。“八亿人口”与“斗”有什么必然联系？是不是说七亿或九亿人口就可以不斗？非也。毛内心的隐秘是：不“斗”何以驾驭“八亿人口”？所以，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是毛的弄权牧民之术。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年轻的时候读了《共产党宣言》，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中讲的阶级斗争有两种：一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另一种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6）毛泽东所取的阶级斗争是哪一种？无休止地斗，无边际地斗，虽然打击了“阶级敌人”，同时也毁坏了共产党自身的统治基础。这就是一种破坏性的阶级斗争。

注：

（1）《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

（2）《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5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戴晴《储安平》，《东方纪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卷第243页，注释[1]中承认：“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六，从整风到反右为何难以避免？

六月八日，“反右派”战斗打响了。

在北京市，吴唅第一个站出来点名，说：“我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批评。”（1）当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民盟的左派，实际上他早已参加共产党。

在北大，翦伯赞第一个站出来。六月十五日，他在大饭厅发表演说，谴责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一向以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调子太高了，也不行。后来学生给他贴大字报：你的立场如此坚定，为什么不要求入党？可见你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翦老很难堪。经统战部长李维汉同意，只得公开身分，原来他是一九三七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民主党派北大的基层组织都争先恐后地表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

全校和各个系纷纷召开大会，批判右派分子。对谭天荣的批判，一连开了三次全校大会。北大团委当场宣布开除他的团籍。“五一九”运动的自由辩论就此结束。他和林希翎都是“极右派”，按理应送去“劳动教养”。毛泽东对他们的处理有特批：“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比起林希翎，谭天荣还算是幸运的。林开始时也是“留校监督劳动”，一九五八年被拘留，又被判刑十五年。据说是因为态度特别恶劣，抗拒改造。八十年代，北大为谭天荣“改正”了右派分子帽子。人民大学对林希翎却不予改正，法院对她的“反革命”案也不予平反。

各系的右派分子本来都在系里接受批判，批得不过瘾，就上升为全校批判。七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召开全校批判大会。晚上回宿舍，路过一些教室，还能听到声讨右派分子的此起彼落的口号声。

一直不报导北大消息的《人民日报》开腔了。六月二十一日，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广场》是反动刊物。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反对派并没有一下子被压服。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地质地理系学生郑瑞超以“中国民主党北大支部”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人们还没有看清大字报的内容，他当场就被逮捕了，后来判了六年徒刑。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民间公开组党的先例。共产党运用组织的力量来反右派，将群众按左、中、右进行排队。我们班上的党员，有几位很激进的左派，有的还曾跳上台去和林希翎辩论。群众中左派较少，中派居多，中派还要分中左、中右。沈元和423号房间的几个同学都是中右。右派只有一个，此人名黄友钊。他是因病休学一年之后插班进来的，平时沉默寡言，与班上同学不甚融洽。“五一九”以后，班上的活动他不参加，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的模样，骨瘦如柴，蓬头垢面，同学们都很怜悯他。但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办法，谁都帮不了他。可能他心灵受过伤害，但没有人了解他。我自责平时没有关心过他，此时已无从谈起了。不需要揭发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八十年代，为右派分子改正的时候，到湖南去找他。乡亲们说，有一天，他出去放牛，连人带牛没有回来，不知去向，离奇地失踪了。一九五七年暑假以前被打成右派的，差不多都是全校闻名的活跃分子。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说：北京大学的右派“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2）可惜这是“始”，并非“终”，后来翻了好几番，超过百分之十。

本来是要求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忽而杀出回马枪，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真是应当向共产党提问：“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自己说这是“阳谋”。批评毛泽东的人说这是“阴谋”。其实，“阴谋”论和“阳谋”论同样的肤浅，只是追究毛泽东的个人动机；而个人动机之所以能够起作用，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问题的实质是制度。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向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是实行监督，共产党是被监督者，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是监督者。中国所实行的这种监督制度的特征是：

第一，能否监督、如何监督，不是决定于监督者，而是决定于被监督者。所谓整风，只有共产党允许“鸣放”才能“鸣放”。这是一种以被监督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监督制度。毛泽东居然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别人必须按照共产党自己的标准来监督共产党。第二，共产党内又是一元化领导，没有权力的分化。非但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不能制约共产党，共产党内的权力也不能相互制约。无论什么决定、什么政策、什么承诺，说变就变。第三，如果按照监督者的意志来实行监督，有话就说，这种监督是经常性的。以被监督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监督，让你说才能说，矛盾积累多了，不得不让人说，就成了一场运动。运动一来，郁结成怨，难免生偏，争相出气，互相激荡，于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变而为“言者有罪，闻者反击”。

所以，在以被监督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监督制度下，被监督者拥有绝对权力，以运动性的监督代替经常性的监督，无论是阳谋还是阴谋，或者，既无阳谋又无阴谋，总之从整风转为反右是难以避免的。

注：

（1）六月九日吴晗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2）《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1页。

 

七，抓水面以下的“鲨鱼”

因反右派而延长了学期，一九五七年直到八月中旬才放暑假，九月初又开学了。新学期虽然按时上课，中心任务是搞运动。领导上说，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并不需要“钓”。现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特别是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鲨鱼”。深挖水面以下的右派的做法，先是在内部按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报上级批准；然后授意积极分子在会上公开点名，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最后是戴帽处理。中国法院的司法程序叫做“先批后审”。反右派的程序是“先定后揭”。我向上级汇报，我们班在全校“大鸣大放”后就团结一致了，现在挖不出右派来了。上级指出：“你们那里的沈元不是吗？《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向党进攻。”

我说：“我们党员确实有错误和缺点……”

“你当时不组织反击，是思想右倾，现在认识又上不去，是双料的右倾。”

我怜惜沈元的才，想保护他过关。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当了右派就会被开除团籍，影响前途等等，谁能料得，竟在而立之年步入死亡之谷。我不敢硬顶，想出了一条理由。那时有一项政策，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前转变立场的，可以不划为右派。我说，沈元就是属于六月八日以前有转变的，他对谭天荣、林希翎的演讲都是不赞成的。我强调六月八日这一条界限，上级却把界限从“大鸣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说：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表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早就是右派。（1）共产党常常违反自己的政策，无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监督措施，是否执行，无从保证。我又心生一计。我说，423号房间的同学们都是站在沈元一边的，把他划为右派牵连太广了。我回去征求一下积极分子的意见，再在党内讨论讨论。这是缓兵之计，心想借口“讨论讨论”拖下去再说，说不定就避过风头了。

在我看来，沈元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定案，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郭罗基思想右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党员。接着积极分子就在会上公开点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为我“右倾”，上级直接“授意”了。

且不说“右派分子”的性质如何，是不是“右派分子”由谁来判定？判定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审核的程序？没有。本人是不是接受，有没有申诉的程序？也没有。共产党的任何决策都是黑箱作业、幕后操纵，但又有“群众路线”的外观，说起来右派分子都是群众点名的。这种决策程序，制造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冤、假、错案又是难以纠正的，因为群众都被裹胁进去了。只有等到矛盾重重，威胁了稳定，再由党组织来一次运动，进行平反昭雪。而纠正冤、假、错案又成了共产党的功德，至于共产党如何制造冤、假、错案，那就不提了。这是比斯大林的肃反高明的地方。

点了沈元的名就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每次开会都由我来主持，但每次会议都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动、思想上痛苦。这样，促使我去思考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并没有经过同学们的授权，为什么能够领导班级？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不是司法机关，为什么能够把公民裁定为“敌人”？我的政治经验告诉我，这种思考是很危险的，诸亲好友谁都不能讲。

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这是历次运动的常规。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起来划清界限，使运动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心理防线完全瓦解，只能缴械投降。如果不划清界限或划不清界限，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就轮到他（她）了。

有一天，东语系的一位女同学宋诒瑞来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学同学。她说，她也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过去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她递给我一大包东西。我知道这一大包东西的份量。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如日记、信件、笔记、草稿等等，可以从中找出“黑话”来。我在走廊里接过这一大包东西，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向厕所。我在厕所里脱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东西，回到房间就把它锁在箱子里。一个房间住六个人，众目睽睽，假如我一打开，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从学生宿舍到教工集体宿舍，都是与人合住，那一大包东西一直压在箱底。后来成了家才把它取出来。但我又不愿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触电一样，不敢碰它，从来没有看过。至今犹保存在南京家中，但愿有一天物归原主。

我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将这些信件让同学们分析批判，沈元的问题会越搞越严重，所以不能公开。但锁到了箱子里，我又责备自己，隐瞒不报，是欺骗组织。想了又想，还是不能拿出来，否则，非但沈元的问题会越搞越严重，信中牵连到的人也将陷入罗网，说不定连宋诒瑞本人也难以幸免。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不交出来，对党不忠诚；交出来，良心通不过。最后，还是人性压倒了党性。我庆幸，在当忠诚的共产党员时，尚未泯灭良心。我后来之所以走上持不同政见者道路，也是凭这点良心。

我将这一大包东西打了埋伏。这是冒风险的事，如果被人揭发出来，必是右派分子无疑。我担心沈元的交待会牵扯出宋诒瑞，班上的同学去找她了解情况，那就坏事了。我悄悄地对沈元说，宋诒瑞把你们过去的通信交出来了。他很紧张：“她怎么能这样干？”我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他的金鱼眼睛盯着我问：“会不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怎么不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就是私人通信吗？当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争相公布罗隆基和朋友们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沈元说的“我们”，可见是一批人。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这些信件现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宋诒瑞，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学的同学，考上清华，常有来往）等人。他是聪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数了。（2）最后，对揭发批判进行总结，给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总结发言又是落在我支部书记的头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讲一通套话，说是“沈元由于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以至堕落为右派分子”云云。上级在审查我的发言稿时说，不对！你认为他是从好变坏的吗？他是从坏变得更坏。所以不能说他是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变本加厉的过程。当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就怕上级说我“右”，只好听他分析。沈元的父亲在抗日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那时才三十多岁，想来是个能干人，修筑滇缅公路时因公牺牲。我的领导说：“他出身在反动官僚家庭，本质上就不好。你们班上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同学，有他那样的思想吗？”我还有点不服气，我说：“沈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说：“沈元是不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无话可说。

他问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发言稿？不同意就换人讲。”一搞运动，领导作风都变得雷厉风行了。那时我不像后来那样胆大包天，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我修改的发言稿，特别把“变本加厉”那四个字加了进去。开会发言时，我显得没精打采。同学们问我：你今天怎么有气无力？我说，身体不好！其实是心情不好。

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接着就开除沈元的团籍。会上，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居然说，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和党支部书记谈一次话。这是当时人们“心向党”的表示。但他不知道，我也是自身难保。团支部委员詹婧韶转告的时候，我说：“好吧，你和我一起同他谈一次话。”我怕加重“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约詹婧韶参加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让她作证。我能谈什么？无非是“好好改造思想”之类的废话。我只能用我的眼神、我的脸色给他稍许安慰。

注：

（1）当时因翻译、传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差不多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直到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做出《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时，“不予改正”的根据之一，竟然还是“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自选集》第85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这家党委仍在一九五七年原地踏步。

（2）林希翎也交出了她的日记和信件。她说：“因为我当时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们的问题的。那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种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和‘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过不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林希翎自选集》第50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

 

八，党性和人性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反右派告一段落，进入“整改”，叫做第三阶段。按当时的解释，第一阶段是座谈鸣放，帮助党整风。毛泽东说，他提出的是“鸣放”，加上“大”字，变成“大鸣大放”是右派分子的发明。不料在鸣放阶段发生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插进一个第二阶段反右派。反右派之后，还是要回到整风，边整边改，这就是第三阶段。一九五八年四月，又提出一个第四阶段，党员个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思想。那时正在进行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接着又是大跃进运动，运动套运动，运动连运动，结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就不了了之。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整风运动应从反右派阶段转入以整改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他说：“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1）《人民日报》以《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为题发表社论，掀起了第二次鸣放高潮。据新华社报导，交通部在十一月一日进行整改动员报告以后，当天下午就贴出大字报一千二百五十八张，至十二日统计已贴出大字报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一张，平均每人贴了四张以上。将右派分子打下去了，再按右派分子提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中，党组织和干部又成了批评的对象，但特点是整下不整上，没有人再敢向“老和尚”提意见了。我因为思想“右倾”，在“整改”时是重点对象。我作了几次沉痛的检讨。我本来就认为党和党员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我的发言中有代表党检讨的成份。就个人来说，我意识到我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一个是本真的自我。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那里主持会议，发表讲话，抓阶级斗争，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反右派，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同情右派。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党性和人性的矛盾。林昭提出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也是这个意思。

整风之前，曾发生过党性和人性的大讨论。事情是由一部苏联电影引起的。为了帮助大家学习俄语，大饭厅经常放映原版的苏联电影。有一次，放了苏联解冻以后的新片《第四十一》。故事说的是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玛特洛娃枪法奇准，一枪打死一个。她在兴奋地报数，……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刚瞄准第四十一，对方举起了白旗。玛特洛娃放下枪一看，还是一个白军军官。红军押着俘虏转移阵地，玛特洛娃就看管这个被她称为“臭鱼”的白军军官。途中，遇海上风暴，打散了队伍，玛特洛娃和白军军官被冲到一个荒岛上。开始，她还紧握手中枪，监视阶级敌人。两个人的社会，必须密切合作才能求得生存。在合作中居然发生了感情。有一天，海上出现了桅杆，两个人都希望是己方的船来营救自己。靠近一看，是白军的船。那白军军官奔向海滩，向着自己人的船狂呼乱叫。玛特洛娃举枪射击，这“第四十一”还是死在她的手里。影片的最后是玛特洛娃伏尸痛哭，呼唤“我的亲爱的蓝眼睛”。

没有人组织，全校自发地讨论，还很热烈。有人坚持正统的观点，那就是毛泽东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红军女战士不可能爱阶级敌人，这种故事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有人认为，故事是合乎逻辑的。玛特洛娃举枪射击表现了党性；她又为“蓝眼睛”而痛哭，表现了人性。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暴露了党性和人性的矛盾。所谓党性，即阶级性的集中表现。这种观点又分为两派。一派人同情玛特洛娃的爱情悲剧，认为党性妨碍了人性。另一派人认为革命高于爱情，党性应该约束人性。前一派人，后来往往被打成右派。我是属于后一派的。持正统观点的，当然是左派。

我深感党性的自我和人性的自我常常在内心打架。一九五七年“整改”的时候，我企图以党性来约束人性。有人批评我“包庇右派分子沈元”。我承认同情右派，抽象地检讨我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至于是否“包庇右派分子沈元”，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我确实不赞成将沈元划为右派，如果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如果承认了又是愚蠢的，只会使问题越搞越严重，因为共产党常常是凭口供定罪的。这是我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常用的策略。不少人提出责难：“右派分子沈元说你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说明什么问题？”我说应当让沈元来回答，我不知道他要说明什么问题。不管怎样，我的态度是诚恳的，特别是在行动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整改”的重点是改善党群关系。我们支部的党群关系大有改善。上级表扬我，把我树立为支部书记中“整改”改得好的标兵。这才洗刷了“右倾”的污点。但是，到了七十年代，被“军宣队”打成“内定右派”，八十年代被邓小平钦点为“自由化代表人物”，我在中国的命运还是脱不了“右”的干系。

三十年后，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指责我是“从来不作检讨的人”。从北大到南大，我一直背负着这个不好的名声。如果邓力群说我当时“不作检讨”，倒是没错，但不是“从来”。我还曾经是检讨模范呢！一九五七年真诚地作检讨，一九五八年勉强地作检讨，一九五九年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又违心地作检讨。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二年，为了笼络人心，共产党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为一九五九年被错误地批判、处理的人们甄别平反。我也被甄别平反了。党委的决定中说，我在一九五九年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与我同时得到甄别平反的同志们都趾高气扬，得意写在脸上：“老子本来就是正确的！”我却很难过。本来就是正确的，为什么要作检讨？作了不应该检讨的检讨，这才是应该检讨的。从此，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守则：决不在任何压力下作检讨。为了坚持这一条守则，我历尽艰险，吃足苦头。

注：

（1）《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6页。

 

九，反右派“追加预算”

一九五七年年底，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北大作指示，说北大是大字报的发源地，右派少不了，应该“追加预算”。历次运动，毛主席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面不超过百分之五。现在这个指标不够了，北大要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来抓右派。

对人作数字化处理，这是历次运动传统的工作方法。每次运动打击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何况一次运动往往不止百分之五，反右就是百分之十。每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一旦被列入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就是生命的枯萎或毁灭。

“整改”阶段结束，已经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又来一个“反右派补课”。北大一“补课”，许多单位跟着“补”。一九五八年六月，才宣布反右派结束。

上级对我们班的战果很不满意。黄友钊是自己浮上水面不用钓的“鱼”，沈元是上级抓出来的，班上自己抓的右派一个都没有。我们班三十多人，按比例，至少还要抓一个。我问：“领导上有没有名单？”答曰：“没有。你们自己回去抓。”我召集党团支部干部和班长开会，传达上级“追加预算”的指示。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相持很久，没有结果。有人提议：“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次会，扩大到积极分子。”扩大到积极分子的干部会，占了全班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开始也是冷场，后来有一位同学说：“我们房间的孙敦新像是右派。”大家要他说说理由。他说，孙是地主出身。地主出身不是充份理由。他说，还有言论。他们房间的同学总共揭发了孙敦新的三条“右派言论”（我现在已全然不记得这三条的内容）。

有人表示怀疑：“像不像右派？”遭到反问：“你说他不像，还有谁？”又是冷场。最后，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像“右派”，大家说：“报上去批吧。”报上去，没有不批的，只嫌其少。

积极分子公开点了孙敦新的名以后，进入揭发批判阶段。说来说去，只有他的同房间的几个人揭发的那三条。第一次开会就把话说完了，而且一点火力都没有。后来又勉强开了一次，炒冷饭。第三次会根本开不起来了。大家心中有数，他根本不够右派的规格。在上级“追加预算”的压力下，怎么办？孙敦新是个不合群的人，拿他当牺牲品。一九七九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认识了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他当了十多年的“右派分子”。我问他是怎么当上的？他说：“当时指标下来，凑不够数。我说：‘拿我报上去吧。’……”他还说：“不知道右派分子帽子这么厉害，早知道，我也不带这个头。”一九五七年的事，无奇不有。因为上面下来的“指标”泰山压顶，听说有推选当右派的，有抓阄当右派的；真没有想到，还有发扬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自报当上右派的！回想当年，应该说，我比孙敦新更接近右派，但我没有曾彦修那样的觉悟，从来没有想到，为了凑数，党支部书记要带头当右派。

我刚在“整改”中作过检讨，表示要以党性约束人性，把孙敦新打成右派后，我又人性发作，反叛党性。虽然孙敦新和我并无深厚友谊，但如此不公正地对待别人，是不符合我的为人准则的。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职责和作为人的为人准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我内心非常痛苦。执行彭真的指示，把无辜的人打成“右派”，这算什么党性？这种所谓“党性”不过是盲目服从的奴性。我认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以及作为阶级性的集中表现的真正的党性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党性不会与人性发生冲突。我意识到，用党性来约束人性，检讨错了。思虑再三，我决定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再做“党的驯服工具”。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是没有辞职这一说的，只有“一切听从党安排”、“革命到底”，何况我的辞职理由是不可告人的。我向上级提出辞职，理由是“身体吃不消”。上级当然不同意。

 

十，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就在我闹辞职的时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补课”，接着讨论右派的性质和对右派的处理。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党委第一书记陆平为此在全校大会上作报告。陆平是一九五七年十月调来北大的。抗美援朝时，他是铁道兵司令，打瞎了一只眼睛，立有战功。归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任命陆平为北大副校长，他取代了江隆基，成为北大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因为江隆基被彭真指责为“右倾”，陆平为了纠江隆基的偏，就显得特别的“左”。马寅初辞职后，一九六○年陆平升任为校长。

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属于敌我矛盾，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得很，可以宽大为怀，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自反右以来一路高唱“向左”进行曲，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少人一时还难以接受。所以，陆平大讲“斗争从严，处理从宽”。为了说服那些激进的人们，他甚至说：“宽大了右派，实际上是宽大了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有利。”陆平作报告比江隆基吸引人，他常有一些个人特色的语言。他又说：“这次反右派是第一个回合，十五年内可能还会有几个回合。”这种说法，当时没有听到别人讲过。后来毛泽东讲“七八年来一次”，把大家吓死了。殊不知陆平早就讲过，十五年内还会有几个回合，只是他没有料到，在后来的回合中自己成了批斗对象。

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反过来说，即使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模糊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我们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来在小饭厅东南角贴出一张大字报《右派不是敌我矛盾》。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精神，根据矛盾的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说明矛盾的性质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泽东的理论不能自洽。但这时人们本来对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还难以接受，林生早却说根本就不是敌我矛盾，这一下犯了众怒。林生早的大字报受到全校的围攻：《把林生早揪出来！》，《林生早是漏网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倾》等等。这时抓右派已经抓得红了眼。还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了得？早就“砸烂狗头”了。

又要把一个人推下火坑吗？这一次，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顶住。把我们全班说成“思想右倾”，打击面太大了，结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绪，向上级汇报：林生早出身于贫下中农，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不会反党。他的大字报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过。上级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这是上级的“领导艺术”。全校对历史系、对史三（一）、对林生早本人都有不小的压力。如果上面怪罪下来，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如果没有人追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了。

林生早也是423号房间的成员，平时爱发怪论。本性难改，反右派过了关，一九五八年又跳出来，贴了一张引人注意的大字报《上课神疲论》，批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的看法颇有见地，但矛头向上，总是冒风险的。幸而没有赶上什么政治运动，否则又是否定“教育革命”之类的罪名。

八十年代，林生早当上了汕头市的教育局长。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特备礼物到南京来看我。当着我的面，他对别人说：“当年全校都说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党支部书记的点头和摇头之间。”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么摇头也不行。你是沾了贫下中农的光。”林生早的大字报风波平息后，讨论班上的右派的处理。黄友钊已经遣送回乡，不用讨论了。沈元，是属于“极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时大部份“右派分子”早已划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六条；“右派分子”中的四种情形则为“极右”。沈元被认为符合其中“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根据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议论。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孙敦新。讨论对他的处理比批判还热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为他说好话，一致同意给他最轻的处理：戴上帽子，继续留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徐州。八十年代为“右派”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人。

当时公布的数字是：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五百二十六人，“反右补课”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三人，总共六百九十九人。但一九八〇年为“右派分子”改正时，处理了七百一十六人。（1）中国的数字都是“参考消息”。实际尚不止此数，像我们班的黄友钊、孙敦新都找不到人，又无家属申诉的，属于不需要处理的一类。还有不戴帽子的“内定右派”、“实质右派”、“漏网右派”等等，总数应在八百到九百人之间。按一九五七年的在校人数，肯定超额完成了彭真下达的百分之十的任务。

对右派的处理结束后，我坚决要求辞职。经多次软磨硬泡，上级才说可以指定另一位党员刘武生暂时代理支部书记的工作，还是不叫辞职。不管怎样，我可以不必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执行上级的指示了。

注：

（1）《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523页，下册，第8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十一，谁来写《儒林痛史》？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斋堂劳动教养。当上了右派，好像印度婆罗门教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谁都不理他了。临行时，我送他到大饭厅上车。他扛着铺盖，我帮他背着书包、提着脸盆。从三十斋到大饭厅的路上，两人无话可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是有话不能说。打官腔，非所愿。要是说些同情他的话，犹恐对他的“改造”没有好处。直到他上车，我才说了一句：“好好干吧，争取回校。”他的眼镜片后面，泪水汪汪。

他们这一批到斋堂劳动的，由北大的下放干部带队，是不幸中的万幸。另外许多右派分子，被送到深山荒原、边疆绝域的劳改农场，由于被那些劳改干部认为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往往升格为“反革命分子”。口耳相传，得知一些北大学子的悲惨故事。

中文系的林昭，先是被判处徒刑，就因为“抗拒改造”而遭枪杀。公安局还要家属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昭是侠女、烈女、圣女。

物理系的刘奇弟，为肃反申冤而成了右派分子，当了右派分子不服又成了反革命分子，最后死于狱中。

西语系的顾文选，也是从肃反对象到右派分子，又到反革命分子。刑满以后，仍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等于终身监禁。他因不堪忍受而逃离农场，去了苏联。被苏联遣返，与沈元同一批执行枪决。

化学系的张锡琨，企图越狱，未成，被处死。

哲学系的黄宗羲，被绑赴刑场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老守着，早点成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怜的“罪人”，自己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断送一生，还要教育后代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

我真希望有一位大手笔，为中国知识分子写一部《儒林痛史》！

沈元一去多年无音讯。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来找我。一进门，喜形于色，第一句话就是：“我摘了帽子了！”我倒了一杯水，让他坐下，慢慢地叙说别后。斋堂是山区，很穷；干活总是和石头打交道，很累。一九六〇年冬天，吃不饱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肿病。他怕死在那里了，不别而行，回到城里史家胡衕的姑妈家。后来他去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那些老头、老太太对他印象甚好，建议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问我是否可能？

我说：“可能。庞卓恒、黄良元就在我的班上。”庞卓恒原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黄良元是全系团总支书记，他们就因为在“大鸣大放”期间伙同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而当了右派。他们和沈元一起在斋堂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回校继续学习。那时我已当了三年教员，正在给历史系四年级讲授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们就在我的班上听课。

沈元一听，十分兴奋，说：“那我回校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只怕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他以为我是谦虚，说：“你能当庞卓恒、黄良元的老师，还当不了我的老师？”他还记得我送行时说的“争取回校”，问我：“你能不能为我争取一下？”我说：“我帮不上忙，你自己到历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是历史系主任。

他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他说：“周先生讲他不能决定，要我找教务处。”教务处的人对他说：“你们下去劳动本来是保留学籍的，三年期满就可以回校。你没有期满就逃跑了，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表示愿意深刻检讨，还是不能通融。

他没有欢乐的情绪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走自学之路吧。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临行时，我送他下楼。他走到楼梯半中腰的拐弯处，抬起头来，向我微笑、招手。

谁知这竟是最后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穿一件浅灰色上衣，里面是细格子衬衫。

 

十二，“共妒”杀人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充份利用那里的藏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据北京图书馆的管理员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分特别引人注意。

《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沈元对《急就篇》文本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人，一一指出他们的不足。他确实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恐怕王国维等人未必见过那么多的版本。从《急就篇》中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则渺无前人。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代社会的性质，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汉代存在着大量的奴婢，有人就认为是奴隶社会。沈元通过《急就篇》的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急就篇》把生产劳动的担当者划归另一类人，那就是被束缚于土地、承担租赋的“编户齐民”。所以，沈元认为汉代是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社会，奴婢不过是家内奴隶，不是生产奴隶，可以看作奴隶制的残余。一般的研究者都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解释汉代的奴婢，而沈元的新视角则是以汉代人的眼光来说明汉代的奴婢身分。

沈元虽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却成了永远摘不了的帽子。这时，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你培养什么人？重用什么人？”沈元怎样进了近代史研究所，我不知道。

十五年以后的一九七九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认识了黎澍。我提到沈元，相约抽空好好谈一谈。不料一直没有谈成。后来我去了南京。一九八六年，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与黎澍相遇。这次真是要好好谈一谈了。

十二月十六日，我到位于西长安街的一幢高楼中的黎澍家拜访。之前，我曾与北大的老同学相聚，谈起沈元，不胜唏嘘，有人还流下了眼泪。我们都想用适当的方式来纪念沈元，黎澍也有此意。沈元在北大的情况我很清楚，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情况黎澍很清楚，我们两个人了解的情况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黎澍说：“现在我们写出来也无处发表，等到将来有处发表的时候再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这样吧，你把我说的记下来，拜托你代笔了。”所以我身负两个人的心债。

不幸而言中。两年后的十二月九日，黎澍离开了人间。

黎澍是革命家型的学者。“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应革命需要，从事各种活动：地下工作，打游击，在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办报纸、办杂志。他对社会、人生每有独到见解。六十年代，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曾风靡一时，鼓励青年人奋发有为，大胆创新。黎澍对自己的身后事早有安排。他向家人交待，如果得病丧失意识，不要滥花医药费用苟延残喘，让他安乐死。一九八八年冬天，他摔了一跤，脑溢血，深度昏迷，抢救无效。家人根据他的嘱咐，选定十二月九日这一对他的人生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拔去氧气管，让他安然归去。黎澍还有交待，死后不要把他送到八宝山。他说：“那里的死魂灵，有的生前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愿意加入他们的等级社会。”八宝山供奉的骨灰盒是按生前的级别排列的，无异阴曹地府的等级社会。

黎澍谈起沈元，真是一赞三叹。

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一九六二年，刘导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问他：“你不是要人吗？右派要不要？”刘给了他九篇沈元写的文章。沈元的姑父是刘导生的熟人，向刘推荐沈元，刘又向黎澍推荐。黎澍看了那九篇文章，大喜过望，自言自语：“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时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来了他的档案。黎澍说：“不就是右派吗？已经摘了帽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决定录用为实习研究员。黎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史学界引起轰动。郭沫若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范文澜说：“至少比我的文章写得好。”沈元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初试锋芒，即令中国史学界的权威人物刮目相看。但在研究所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反对意见不是有关学术研究，而是针对政治身份。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盛传，黎澍垄断了材料，不给别人，就给沈元。他说：“哪有这么回事？所里买来一本香港重印的十九世纪梁发的《劝世良言》，我要他们登《近代史研究资料》，不登。这才给沈元用了。”黎澍还说：“沈元真是善于吸收别人的思想。我跟他闲谈，海阔天空，他都能组织到文章里。我一看，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蛮像样的论点。”全文五万多字，首发于《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一期。《人民日报》摘了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一整版。史学界又一次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成了“沈元事件”。有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用了张玉楼、高自强、曾武秀等等的化名。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所里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有一次，黎澍在东厂胡衕遇到沈元，悄悄地嘱咐他：“你不要动。”可惜，沈元没有记住。

一九六八年夏天，沈元化装成黑人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所谓“夹带机密材料”，不过是红卫兵小报。他是想去苏联，苏联人违反国际惯例，不收留他。过了几天又去，被逮捕。

有一种传说，沈元闯的是马里驻中国大使馆。如果真是那样倒好了，不至于犯“叛国投敌罪”，因为马里与中国是友好国家。而沈元也不会愚蠢到向一个中国的友好国家寻求政治避难。

沈元被捕后，经常拉出来游斗。这一回轮到黎澍陪斗了。“工宣队”内定判沈元死刑，交大家讨论。谁能为他辩护？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文革后，北大对沈元的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一九七九年“改正”时留了“尾巴”。黎澍已不记得是什么“尾巴”了。那时我还在北大，北大党委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尾巴”。黎澍拿出一个文件，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对沈元同志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对一九七九年的“改正”又作了“改正”。《决定》中说：“对沈元同志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再复查，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份。”“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复查所作的原‘改正决定’予以撤销。”沈元生前，被戴上“右派”帽子；摘了“右派”帽子”，又被戴上“摘帽右派”帽子。死后十五年，经两度“改正”，才被摘了一切帽子。

一九八一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北京。黎澍见了沈元的亲人，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当拿到平反通知书时，沈元的母亲嚎咷大哭，呼天抢地：“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闻者无不动容。

黎澍概括地说：“沈元死于两个原因：第一，死于众人的共妒。第二，死于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黎澍对这两个原因没有多加发挥。

我认为，他提出的“共妒”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个体人的劣点，但众人对有才华的人产生共妒，则是社会的病态，病态社会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已经认识到苏联和中国的制度的不合理，但没有深思在不合理的制度下如何自处。苏轼在《贾谊论》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沈元有才，可惜不善于自用其才。恃才傲物，一般来说，总是孤立自己；在一个畸形的社会，更是开罪众人。

想在文革中出走苏联，确是无知。但这一无知不至于丧生，置他于死地的是大家的无知，尤其是当权者的无知。当时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过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敌。中国和苏联并没有宣战，不成其为敌国，投奔苏联何以成为“叛国投敌”？即使投奔苏联是“叛国投敌”，未成事实，至多是“叛国投敌”未遂，没有死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二十多年，还未制定刑法。再加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司法程序荡然无存，罪与罚竟由不懂法律的“工宣队”说了算。多少人含冤而死，事后平反，岂能重生？

我的笔记本上记了黎澍的一段话，现在看不明白；也许当时是明白的，事隔二十年，怎么想也弄不清。我的记录是：“沈家中被抄时，有毛氏宗谱，陈伯达给的。陈伯达要他写文章。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杀头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实录如上，以备日后求证。

黎澍说，纪念沈元，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他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天地都用蝇头小楷写满了批注。将来出版《汉书》，可以用他的注来补充前人的注。还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人事处长刘明远拿走，不肯交出来，应当追回。

黎澍告诉我，沈元的不少文章是丁守和处理的。我又去拜访丁守和。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历史研究》杂志副主编，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一提沈元，丁守和深为内疚，说：“啊，我们害死了沈元！”“怎么能这样说？”他说：“黎澍和我爱才，千方百计发表他的文章，结果帮了倒忙。”《急就篇研究》和《论洪秀全》发表后，有人告御状，告到毛主席那里。幸而被田家英扣住。“田家英叫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就是没有注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写了一篇文章，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引起史学界的广泛讨论。沈元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丁守和把它在《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用的是化名“张玉楼”（取自黎澍室中的对联）。丁又将这篇文章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知“张玉楼”为何许人，以质量取胜，采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没有采用刘大年的文章。丁守和说：“我们暗自高兴，沈元的文章把所长的文章比下去了，说明我们没有埋没人才。”有人又告到中宣部，说：“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帮他发表文章。”中宣部还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一篇《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一回，丁守和说不发了。沈元恳求，丁看他功夫下得很深，不忍心，还是发了，用的是“曾武秀”的化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发觉了，找丁守和谈话：“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丁守和说：“中宣部说少发，没有说不发。这篇文章是关于科技史方面的，很有实用价值。”党委书记说：“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这就是一九六四年三月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丁守和最后说：“一次一次地发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好了。”他说的“群妒”和黎澍说的“共妒”是一个意思。

中国之大，何以容不得一个沈元？

沈元在一九五七年陷入历史的旋涡，越是挣扎着向上，越是迅速地下沉，终于遭灭顶之灾。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与沈元同命者不知还有多少！死者长已矣，生者当有为。我们要追问：一个毁灭人才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

 

                          写于二〇〇三年三月～二〇〇六年三月二零零七年三月修改补充

 

 

    另有陈奉孝著《梦断未名湖》中也说到北大的反右，文章是在自由圣火首发的，已整理制作成电子书，请下载阅读。

下载地址：http://uploading.com/files/f4mc34fe/chenfengxiao.rar/

下载方法：不能用迅雷、快车等下载工具。打开上面的网页，点击免费下载，就会打开一个新网页，并开始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出现下载的箭头，点击“文件下载”箭头下面的“免费下载”，即可由浏览器下载文件。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三》是陈奉孝专辑：《梦断未名湖——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记实》，22万字。

陈奉孝，山东潍坊人，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北大“5·19”风云中写大字报提出取消党委负责制诸政治主张，继而组织“百花学社”、出版刊物《广场》，遂遭右派之祸，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15年，刑满强迫留场7年。陈奉孝在劳改期间因为一直不认罪，受过吊打、老虎凳、陪毙、与死人睡觉等各种酷刑折磨，12次从死神手中逃生。1979年反革命罪平反。1984年右派获改正，是全国大学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后一人。2007年陈积极参与右派上书维权活动。现居山东潍坊。

缇骑逮将去，梦断未名湖。廿二年炼狱，百八块铁骨。尽忠为国家，奉孝向父母。手写《广场》阔，魂画自由符。山东出右侠，齐鲁一真儒。

 

                                                                2009年12月9日于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