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思偶记之八：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给出的定义如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存在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其中以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社会意识指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既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科学和哲学等理论学说，又包括人们日常活动与交往中直接形成的社会心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这一观点与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根本对立的，由此区分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其基本内容如下：（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同经济基础有联系的那部分社会意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二）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不同步，即社会意识的变化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并阻碍其发展，有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存在的发展的趋势并指导其发展；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历史上有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往往在思想领域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三）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回答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既同历史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又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

想必应该是权威的解释，可惜经不起推敲。首先，仅凭常识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简单化的说道。存在说的是客观事物，意识说的是主观认识，加上社会这个前缀，无非具体化其适用范围为人类社会而已。存在与意识本身都是复杂的，之间作用无疑更是相互的、多元的，不存在绝对的谁决定谁的铁律。俗话说：“一样饭养百样人。”指的就是同样社会存在会产生多种社会意识，即使限制到特指社会层次，意识也不可能单一而必然会多元。

而且其悖论属性明显。例如上文诠释（一）认定“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但其（二）又断言“历史上有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往往在思想领域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较为落后”的社会存在却“往往”产生先进的社会意识，直接形成悖论。即使用（三）来辩解说“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也无济于事，因为“反作用”意味着社会意识可以改变社会存在，同样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单向的、不可逆的命题。

我们还知道，科学不承认例外，哪怕仅存在一个不具惯性的物体，牛顿的惯性定律即不能成立；哪怕有一种物质能够产生或消灭，物质不灭定律也需作废，即使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也不过将物质与能量间转换补充进来，并未改变物质不灭这个根本，质能转换依旧守恒。而这个（二）与（三）其实是为马克思主义偏偏只在贫穷落后愚昧的农耕社会甚至渔牧社会实现作辩解的，经济发达的社会存在并没有“决定”出无产阶级专政来，它全都在盐碱地里开花结果。历史的所有案例而不是“有些”，而是统统违背了这个“规律”，顽固地妄言科学实在很可笑！但要维持其“先进理论”的地位，不得不进行诡辩。

破题：该命题被定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为马克思的政治观服务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总结老马的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意即这两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对立的社会意识。有这碗酒垫底，接下去就可以海阔天空地意淫，直至写出《资本论》那样的巨著。

《资本论》其实不过一堆垃圾，直观的证据是，不但老毛，那些在悼词里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帽子的，没谁去读它亦不妨碍革命成功。我以前说过，“剩余价值”学说仅仅立足于利润为正值的“社会存在”里说事。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光利润为负值者比比皆是，就连资本也大量存在负值，即负债。倘若以资本与利润为平面坐标轴，老马充其量只涉足了第一象限，以偏概全且怀着“在理论方面給资产阶级一个打击，使它永远翻不了身”这样的动机钻书报堆，从中叠砌起来的著述，甭管多浩瀚，其价值不可能高得起来。印得再多，只不过满足官员们搁在书架上装门面的需求而已。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绝非“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直接支撑它的还有财会、技术、设计、营销、保安、运输、仓储等等庞大人群；间接支持它的还有税务、金融、监管等等行当；至于服务它的医生、教师、律师、文化、艺术、体育、传媒、通讯之类，就更加难以细数了。撇开这一切社会存在，以小作坊模式套住“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太随心所欲了。如此自诩为科学，达尔文只需解剖两只家门口的麻雀就应该创立进化论。

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宪政民主在经济方面的实现，若以宪政民主为社会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倒不失为被决定者，前者的程度越高，后者的发展越迅速。独裁、专制条件下这种生产方式是成长不起来的，顾准论述说中国也能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只是梦呓，即此理。以我亲历所见，老社员小菜园里种的辣椒、大蒜、生姜之类不断被拔除，理由只是“你家里吃不了那些”，必然会拿去交换也就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能指望“自发资本主义因素”长成大树么？社会意识决定了社会存在，顾准说：“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顾准文集》，P318）他说的是对的。

再想下去不难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那就是说先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后有资本主义上产方式。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从来说无产阶级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共产党宣言》也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悖论又来了。看来老马給他的徒子徒孙们留下不少饭碗，让他们可以靠诡辩谋生。

即使把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到具体实践，同样难掩其荒诞性。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建立在阶级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地位上的。据此把人群割裂为阶级，且剥削之类说道皆从此起步。可他老人家玩着玩着就变了卦，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到那些并无资产的论敌头上去了，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等皆免不了。列宁接着发扬光大，他还进了一步，把党定性为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理论也只能从无产阶级以外灌输进去，甚至连马、恩两位都被定性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列宁这里，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地位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取向才是决定因素。而政治取向无疑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可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了实际生活里是玩不转的，导师们都不得不采取实用主义手法另搞一套。

延续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社会存在”几乎被束之高阁，仅仅用于上党课夸夸其谈一通。试想，斯大林的大饥荒饿死、捕杀上千万农民；大清洗枉判、枉杀数百万党干、军干、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存在”跟资产阶级跟剥削有什么沾染吗？根本没有！政治取向乃至政治需要是他们丧命的根由，这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吧？毛发明的“反AB团”，也诬陷被杀的红军将士为“富农路线”，并无关于被杀者的社会存在即经济、政治地位，仅系毛揽权之需。至今也未能查实哪怕一个“AB团”，丝毫也没能决定“肃反”之社会意识。更不必说后来的那些运动，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有几个存在“资产”？老邓比较聪明，留下几个“不予改正”作社会存在的证据，以圆“反右没有错”这个社会意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理直气壮地掩耳盗铃。难道彭德怀、贺龙、刘少奇、林彪等，他们的“社会存在”具有资产阶级的任何要素吗？从马克思那时以经济地位定义的资产阶级，到毛这里已经完全演变成思想划线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何理解？

有御用文人用“精神存在”说事，毛时代国人亦无不被折磨得苦不堪言，哪怕穷得揭不开锅也得检讨“资产阶级思想”。且不论“精神”如何“存在”，它与“社会意识”还有什么区别？反之，毛朝多少人投其所好而飞黄腾达！且不论每次运动都有一大批积极整人而官运亨通的例子，经典些的，姚文元奉旨批《海瑞罢官》、王洪文应需扯旗造反、张铁生交“背书”白卷，都大大地改善了其“社会存在”，就连不谙世事的小学生黄帅，写批老师的日记也得了好处。所有这些写文章、扯旗、交白卷、记日记之类，算是“社会存在”还是“社会意识”？

我们如果宏观地回望历史，不难看出欧洲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宗教对社会存在的影响，那么至少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西方的社会意识就一直左右着社会存在的改变。完全不像中国，社会意识僵滞在儒家文化的阴影下，社会意识不变，社会存在也没变，演绎的只是改朝换代。

人类文明发展到19世纪时便遭遇无可回避的“瓶颈”。工业文明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传统，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过的情境，他归结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也即李鸿章所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使沿袭了传统理念的“社会意识”无法适应这种颠覆性巨变，欧洲也不例外。法国大革命最终导致拿破仑帝国建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席卷欧洲，人口增长、城市化、各种各样的政治改革以及经济波动，内外战争近乎此起彼伏，呈现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互动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变局之中产生的，对于欧洲乃至西方，它只是若干代表思潮之一，罗素将其归于功利主义范畴。罗素认为它“仅仅反映了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些社会条件而已。”罗素还认为它“具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特征”，“它的巨大号召力及其广泛影响不仅源于其乌托邦预言的宗教特征，而且源于其行动纲领的革命因素。”也恰如罗素所断言，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能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在工业化的西欧实现，而只能实现于农业社会里。

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之荒谬，如果说在罗素的时代尚不可能看到除俄国以外这个主义的泛滥成灾，几十年过去它已经用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人权灾难证明了其价值所在。正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臭名昭著，就连北朝鲜也公开宣布扬弃它了。举世唯有中国还有喋喋不休的歌颂，那也不过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以中国式大智慧也即谋略，为的并不是维护马克思的教条，而是既得利益者可以长久剥夺中国人民的法定权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