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被取消的演讲

 
    ――2010年10月16日拟在三味书屋的演讲词，应网友之请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不动，阻力来自权贵集团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列宁主义护身符就是“划界论”。我写了篇文章《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在网上发表，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划界论”，粉碎“划界论”。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为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当时底气十足地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1]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2]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逐渐演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变化。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4]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5]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美国学者Ｗ·Ｅ·哈拉尔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新资本主义是“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6]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上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演变。它一开始是不完善，但它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对黑人的私刑，[7]当时确实如此。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要求普选权，要求取消种族歧视。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祖父是奴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产阶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从来不作任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改进和完善，它朝着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的方向改进和完善。叶利钦亲历了苏维埃政权蜕化变质的过程，请看他的生动叙述：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他的巨大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的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结束巡视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们好像哼哈了几句。我们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

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共产主义。

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8]这是苏联垮台前夕的情形，主要讲特权这个侧面，和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切入，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樑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9]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0]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六亿七千万，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两亿五千万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三百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三五百万的算是中等豪宅；一千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两千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普通老百姓中近年发生了十几起为抗议政府征地拆迁而自焚的事件。上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锺家，受县长带领拆迁队的野蛮逼迫，举家自焚，烧成重伤三人，一人不治死亡。锺家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昌北机场，把两个女孩堵在机场女厕。县长、书记齐出动，如此残害百姓，这个地方政府还能算是人民政府吗？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受到了撤职处分。有的青年朋友认为，只要上级领导是包青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政治体制改革呢？我给大家讲讲台湾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社科院的于建嵘是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他访问台湾，预定日程完毕之后，他要求接待方给他派一辆车，他要到各县随机采访。人家很大度，派了车，让他随便接触老百姓。于建嵘每到一家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你怎么办？台湾人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连说不可能，政府怎么会拆我的房子呢？于建嵘说：这是个假定、假设的情况，请您回答。台湾百姓说：那我给联系我的议员打电话，他在参议会弹劾县长，县长就可能被罢免。于建嵘说：真的吗？那户主人找出一张联系卡片，当场打电话，真把县参议员叫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宜黄锺家还至于自焚吗！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协商指定的，不是民选的（虽然履行投票形式），和人民没有那个联系，你叫他，他不理你，你找到他家里把情况告诉他，他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绝不会替你说话，他要替你说话，下一届的人民代表就当不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最近说的“权为民所赋。”民选县长，县长怕百姓；任命县长，百姓怕县长。包公戏久演不衰，是因为没有包公，人们一代一代地期盼着。包公是人民理想中的小救世主。既不能靠大救世主，指望出个好皇帝，也不能靠小救世主，希望各地出包公。只有民主制度，老百姓把选择官吏、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选他，把他举起来；也能罢免他，把他拿下去，这才靠得住，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实现“权为民所赋”的过程。现在常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一句貌似全面、正确的废话。县长和书记逼得锺家自焚，只见党的威势，不见依法治国，老百姓连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遑论对国家大事的当家作主。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11]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虚伪，那样狡诈，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样说，并不是说党和政府中就没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了，有，这就是改革派。2010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大规模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通过绑架党、绑架政府的形式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是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各股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支持。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12]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又没见其中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许多人成了“跨党分子”。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政治上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是改革派在党内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基础。他们忧国忧民，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13]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败坏温家宝的声誉，企图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以至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和支持！”

我将恩格斯的一条语录，赠给党内各派：

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14]今天的讲演主要是批倒“划界论”。撰写“划界论”理论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书屋来跟我辩论，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公开辩论，你们把我驳倒了，我辛子陵从今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们驳倒了，你们就不要再把“划界论”当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万应灵药，现在是既麻痹不了自己，又忽悠不了人民。记住恩格斯的话：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

 

[1]《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30页[2]《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8页。事实上，正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俄国十月夺权，从一开始就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列宁抗拒批评的诡辩。

[3]恩格斯《反杜林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7页。

[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5]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6] [美]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92、397页。

[7]《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7页

[8]《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版（内部发行）第140～146页。

[9]辛子陵：《‘腐败黑数’知多少》，《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38～542页。

[10]《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11] 2010年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笔名秋石，参与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12]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是9万多起，2007年超过10万起以后即不再公布。23万起的数字来自境外，见林培瑞（Perry Link）：《期待维基泄密能解开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8:45a.m.译者：@yigroup 校对：@xiaomi2020

[13] 2010年10月5日凤凰网资讯温家宝接受CNN专访：推动政改至死方休。

[14]恩格斯：《工人政黨》（1881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