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哲人其萎——朱厚泽逝世百日祭
作者：wenjunq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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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哲人其萎——朱厚泽逝世百日祭
作者：wenjunq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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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其萎——朱厚泽逝世百日祭 作者：杨继绳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１9８９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是谁呀？”我有点好奇地问。 “朱厚泽。”唐先生说是他的学生。 “中宣部长啊！”“已经下台了。”“这我知道。下台了更好。我不愿意跟高官显要打交道。”唐先生还给我讲了朱厚泽上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执政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官员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我住在军事博物馆附近，骑行自车10多分钟就可以到他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心头一震，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以后听他谈话经常有这种感觉。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震惊，给人光亮。他谈话要言不繁，没有论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在领导岗位上，估计他看书的时间不会很多，在“四清”和文革中，他被赶下了台，才看了很多书，１９８７年以后，他有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的藏书是丰富的，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一间房子当作书库。我感觉到，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我们很多看法一致，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有两次朱夫人熊大姐还热情地留下吃饭。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便车的还有老夫子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偿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还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来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在狭缝中开拓“三宽” 中宣部本来是“思想管制部”，具有管制全国人民思想的权力。来自边远穷省份的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这个职务以后，却试图把它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朱厚泽的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他向我谈了这一段经历。 朱厚泽说，１９８５年８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由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去，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了胡耀帮。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帮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那时中央每年夏天都到北戴河办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１１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那边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没有说话。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姚依林起了重要作用。 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没有？ 朱厚泽说：当时的情况哪能“放火”？ 是的，1986年政治形势诡谲。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在殊死较量，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滚滚。这种情况是不能“放火”的。但他不消极等待，而是采取了特有的开拓方式。朱厚泽接着介绍说： 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中央讨论通过后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３月８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３月９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４月４日在光明日报，４月２１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４月２２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５月２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３月８日参加音乐家座谈会时，我拉上了周巍峙、高占祥一起去的，我是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一个食堂里讲的话，提到要为文艺工作建立宽松的环境。第二天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我讲到对待知识分子要“宽容”、“宽厚”。 １９８６年１月３日，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议的艺术家时，发表了即席讲话。我讲了政治思想工作要摆清事实，摆明道理，疏导思想上有疑问的同志。我讲了党委和大学生之间要经常交往、交流、交心，才有利于互相理解，有利于建立真诚的、互相信任的关系。 我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 这些讲话，《文艺报》发表过，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５日和８月１１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过。新华社对这些讲话没有发表过，穆青按兵不动。我在上海讲话时，新华社女记者郭玲春写了一篇稿子，送给我审，我压下了，没让发。 我问老朱：你讲“三宽”，如何绕过“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是这样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有人说我把四项基本原则架空了。黄菊向中央告状，问朱厚泽讲的对不对，向中央报告没有。胡启立说“他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我没有报告，胡启立主动为我承担了责任。不过，他也作了一点让步，在讲话中把“宽松、和谐”改为“团结、和谐”。 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朱厚泽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是很准确的。他走上中宣部长这个岗位，正是形势严峻的时刻。他一到北京就嗅到火药味。但他没有退让，而是采取他特有的方式，在政治“夹缝”中努力开拓“三宽”，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寒中感到一丝暖意。“三宽”虽然被“夹缝”挤杀，却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5年，我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二十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当然现在不出，等政治宽松一点再出。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朱说：我只了解1985年夏天到1987年1月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的离开中宣部。 １９８６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９．１８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六四”，有了“六四”就有了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党的高层长期有争论，而且是尖锐的争论。从北戴河争到北京。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 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同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期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９月到１１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怎么搞？党组织应当选用什么样的人？反腐败怎么搞？这几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干部就会受到打击。晋江假药案是整项南的。因为项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坚决。“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假药是银耳做的，不能治病，但无害。用银耳做假药是不好，但打击这么重，闹得项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十二月出现了全国性的学潮。耀邦还是想按照1885年处理学潮的办法，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１９８７年１月，通过“生活会”这种不合法的方式把耀邦赶下了台。 批评耀邦七个半天生活会，有虚有实。有人处心积虑，早有准备；有人言不由衷，被迫发言；有公开批评，有背后活动。生活会全部材料都保密封存。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陈云作了发言。我参加了这个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余秋里。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就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才，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极权政治就是秘密政治。这跟前苏联差不多。所以西方有“克里姆林宫学”，通过蛛丝马迹来研究苏联政治。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这个会，至于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胡耀邦下台后我就下台了。1月28日，邓力群带着王忍之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我在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武断地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朱厚泽离开中宣部以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席（主席是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厚泽向我介绍了他到全总上任前赵紫阳和他的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一年多以后，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１０万元。这件事是经倪志福同意的，在清查的时候，朱厚泽承担了全部责任，当然也就离开了全总的领导岗位。
“四种试验”和“五个一般” 朱厚泽知道我当时正在写的《邓小平时代》是研究改革的。他说，研究中国改革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只看这二十年，要放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大框架上。他说： 在二十世纪初，列宁说的那些问题是存在的。矛盾，冲突，战争，动乱。自由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危机，怎么得了？为解决这些危机，世界上出现了种种思潮、种种实践。归纳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实践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有三条：一是政治上否定公民的宪法自由，反对议会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二是在经济上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三是文化上否定人权，反对人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希特勒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政治出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他并不是像电影中所表现的那种疯子。 第二种实践是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政。政治上坚持民主宪法和议会民主制，坚持人权、人道和公民权利；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福利主义调节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矛盾，通过国家干预引导发展，摆脱危机。他对传统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第三种实践是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路。 第四种实践是第二国际的道路，即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道路。 二十世纪四种实践较量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被人类唾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体制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旗帜，当时的西方知识分子也抢“红帽子”，在思想文化上曾经风靡世界大部分地区。共产党在一部分国家取得了政权，并建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能迅速动员资源，解决落后国家工业发展问题。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平的来临，这种体制的弊端逐渐表现出来：它缺乏吸纳新的科技成果的能力，它没有力量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因而经济发展停滞，制度内部冲突的危机日益加剧。尼赫鲁、吴努、苏加诺．．．．．．想按苏联那种方式建立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搞不下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这个制度不能适应的结局。中国进行的就是这种实践，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国际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在一部分国家内得到实现。北欧的福利国家，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经过一个世纪较量以后，这四条道路中，一个被消灭了。一个在一度辉煌之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另两种道路，即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合流。 资本主义并不是返老还童。当代世界有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以罗斯福和北欧社会民主党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这是当今社会制度的主体。这种制度在二战以后依靠技术革命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二战以后新的生产力超过了资本主义过去的100年。这一制度还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缓和了社会矛盾。革命的危机不存在了。这个制度的矛盾在内部调整中得到了解决。第二股潮流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改革的潮流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一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受这股改革潮流的影响。 全球走向一体化。两股潮流将合流。 全球化是大趋势。民族主义之火不能随便点。玩火者常自焚。美国也不要激发民族情绪，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他国之上，要尊重其它国家的利益和感情。 谈到这里，朱厚泽问我：你对２１世纪怎么看？我说：２１世纪需要解决三个矛盾。他问：哪三个矛盾？我说：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这是指国际关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这是指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矛盾，这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 我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朱厚泽就明白了。他说：我同意你对三个矛盾的分析，不过我觉得这三个矛盾最终会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是“五个一般”：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词，而是条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二十世纪反复较量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一党专政，一次选择定终身，一个党代表一切，权力高度集中，没有权力制衡，非腐败不可。三权分立是多数国家组织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不搞三权分立就只好维持现在这种状况。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当国家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二十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民族国家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民族主义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在殖民主义瓦解以后，国家主义和过激的民族主义就成为有害的东西。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一大灾难。我们几十年来迷信国家，带来许多不良后果。二十一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即从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国家主义的危害中走出来，恢复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不断强化国家也是不对的。国家应当逐步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用契约来联结和保证相互利益。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逃避不了信息化的浪潮。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二十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精神。 他说，这“五个一般”也可以称为“五个进入”：入关，即经济全球化；入网，上信息高速公路；进城，城市化；回归社会，解决国家主义问题；返还人间，建立人的主体地位。 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谁也避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实现这“五个一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种种摩擦和冲突。 听他说完了“五个一般”，我表示：你这“五个一般”具有历史的深刻，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过我认为，“一般”必须和中国的民族基因对接，才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 他说：是的。中国的民族基因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精神文明？ 有一次，我们从起草精神文明决定那段历史谈到精神文明建设，谈到社会道德重建。 他向我介绍说，对于精神文明建设，１９８６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总之，精神文明就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他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如果不清理旧道德中的伪道德，则年轻人认为所有的旧道德都是欺骗。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没有从道德意义上来肯定三中全会：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言论和行动相统一。这些不仅是思想方法上和唯心论相对立，而且道德上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相对立。现在谁讲十一出三中全会的道德意义？ 他认为，新道德首要一条就是言论和行动一致。道德重整的前提是恢复言论和行动的统一。说真话，革除言行相背的弊端。没有真话怎么行？ 他自问自答：为什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不一致？这和“铁的纪律”的党有关。（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党，都有这个问题）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铁的纪律就没办法推翻旧的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党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在实现政权转移以后，要严格区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要促进民主化进程，领导、组织也要实行转变。高度集权的秘密组织是双刃剑，一方面，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战胜旧制度，另一方面，这样的组织也会腐蚀人。所以，有些思想家主张改良，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革。我们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我们的国家和过去的国家既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恩格斯对旧的国家的判断，也落到我们头上来了。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建立了国家；而国家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又成为社会前进的桎梏。为维持公共秩序进行某些必要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有组织地、系统地使用暴力手段，这就需要研究了。从革命时期转向建设时期以后，无产阶级专政显然不应当继续下去。 朱厚泽一再强调，能不能说真话和政治体制有关。中国政治有一个传统，这就是政教合一。教是指社会教化。寓政治统治于教化之中，寓社会管理于教化之中。当权者自己不讲真话，而以仁义道德教训别人，不仅没有作用，还会引起反感。政治领导人的言行相背一旦被揭露，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他自问自答：中国靠什么统一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要多元化。社会就是多元。民主的前提就是多元的存在。没有多元存在，要民主干什么？ 他说，道德判断要服从历史规律。道德判断以历史规律为前提。不能抽象地讲价值观，恩格斯讲历史的合理性，不能离开历史的合理性来谈道德的纯洁性。
关于新民主主义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０日，国家体改委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安志文看望了软禁中的赵紫阳。9月16日上午（星期四）我到安老办公室看望他。安老向我介绍了他和赵紫阳见面的情况。 安老说，赵紫阳24小时靠吸氧维持。见了老朋友，尽管鼻子里插着管子，还谈笑风生。他俩很放开地谈了两个多小时。安老向我全面介绍了他俩的谈话的内容，还说这些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看法。其中谈到如何启动政治改革问题。安老说，我们两人的看法是,政治改革不可能从平反“六四”启动。因为“六四”平反危及现任领导人的合法性。现任领导人是不可能从“六四”启动政改的。当前启动政治改革的共识有两个，一是毛的新民主主义，二是邓的改革开放。在肯定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邓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克服毛、邓的局限性，进行制度创新，这样做可能推动政治改革。 我从安老那里回来后，向朱厚泽介绍了这一情况。 从过去的多次谈话中我知道，朱厚泽是很尊重赵紫阳和安志文这两位老人的。但听了我的介绍他沉默了良久，反而问我：你是怎么样看新民主主义的？我回答说：《新民主主义论》是１９４０年提出来的，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弱，只求“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希望在政权中分一杯羹。如果那时毛泽东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愿望和预见，提出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策略，是为了团结中间力量取得政权。１９４９年以后，政权已经到手了，他更是不准备实行“各个阶层联合专政”了，那时喊新民主主义的口号，更是一种策略，借此在经济上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经济。 朱厚泽说：新民主主义是有策略层面，但如果不从理论层面说清楚，可能会产生误解。最近几年，不少人认为，１９５３年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太快了，太急了，认为这是中国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我一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１９５３年转早了，１９６３年转早不早？１９８３年转早不早？不是早不早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１９４９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丢掉新民主主义这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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