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接受紅衛兵的道歉？

問：近日《南方週末》發文，說是有幾個原紅衛兵向原校長道歉了，文章認為是“開了個好頭”。而你為什麼發問“誰來接受紅衛兵的道歉？”“誰來向紅衛兵道歉？”

答：道歉是他們個人的事情，誰也沒有權利反對，但是也不很支持，尤其不支持這種不問因果、有選擇的宣揚和誤導。
問：為什麼？

答：因為覺得按照常識，學生如果有必要為當年在校時的集體所作所為向校長道歉，那麼這不是校長的光榮和成就。校長理應赧然、汗顏或者羞愧，也必然應該為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或者不作為向學生道歉。

問：為什麼呢？

答：很簡單，就因為這些紅衛兵當時是這個校長的學生。

紅衛兵不是天生的怪胎，不是妖魔鬼怪，不是一代神經病。紅衛兵就是學生或者一部分學生，他們如果不比今天的學生好，起碼和今天的學生一樣。
不想說什麼養不教、教不嚴等等的空話，不想說“每一個罪惡都是社會的罪惡，每一個他人的罪惡我都有份”這麼抽象的概念，國人不懂這種話語。讓我們拋開具體的校長或者老師來回顧一下，文革開始前的學校是怎樣的政治環境。自從1957年陽謀以後，人人噤若寒蟬；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更是人人自危，生活在恐懼中。中學政治課學的“社會發展簡史”已經把階級鬥爭的學說非常務實地滲透進了學校的教學生活。

每學年一次學生的“家庭情況登記表”，主要是調查學生的家庭出身（即父母親及直系親屬的工作或家庭經濟來源，尤其是有沒有關、管、殺），以此來決定這個學生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且不說當時的校長一般兼著政治課的教育，每學期還要做一到兩場形勢報告；就是一般的老師也是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班主任老師更是每學期在學生報告單的評語裏評價學生的思想是不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學生和剝削階級、資產階級思想或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並且不斷要求學生自己堅持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爭取進步。

這種改造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要求學生和非無產階級的家長劃清界限並且展開鬥爭，具體的做法就是每星期的周記必須記錄自己的思想改造事例，（也就是韓寒說的，說謊從作文開始。）經常或定期要向老師彙報思想。思想是看不見摸不准的東西，思想改造，實際也就是誅心，這是多麼抽象的事情。只要老師認為你需要改造，那就是必須改造。於是，有的學生就開始打父母親的小報告，並且公開宣佈和剝削階級的父母親脫離關係，（脫離了關係以後，他們是怎麼活著的？不知道。）可憐更極端的個別學生就自殺了。
這一切，如何不讓所有的十幾歲的學生看在眼裏，怕在心頭？

班主任呢，則將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學生的“操行等地”一概填上“乙”；而校長，則很正確地用“該生不宜錄取”毫不留情地決定了一個個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被大學拒之門外。拒之門外以後呢，大部分就到邊疆或者農場去了。
當然，“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黨指向哪里，我們就奔向哪里”更是成為了最簡單最重要的學生守則，成為了不容懷疑的政治教義。“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對待敵人必須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也幾乎成了不可撼動的思維定勢（至今仍是）。
後來成為文革演出臺本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每個學生的必讀教材，必須毫不動搖地對湖南農民或者“痞子”表示敬仰，必須同意、擁護給土豪劣紳戴高帽、抄家、遊街確實是“好得很”。

如果對這一切稍有懷疑、稍加討論或者牙縫裏有半個不字呢？那麼，這就是該生思想複雜，拒絕思想改造，對現實不滿，立場有問題。立場有問題的短期效應是老師和校長反復找你談話，要你寫思想彙報，幫助你改造思想、提高認識、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長期報應就是影響“前途”，失去了進入高一級學校學習的可能，自毀了一輩子的生活。

這大體就是文革前學校的政治環境和政治氛圍。
問：那麼這和文革有什麼關係呢？

答：文革自北京發起時，對於《十六條》，學生、老師、校長以及工作組一樣是捉摸不透的（劉少奇也蒙在鼓裏很起勁地運動呢）。以為事不關己，只要小心翼翼躲過一劫，最多只是政治課多了一些教學和考試內容。
什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聽說過。老師和校長根據以往親歷土改、肅反、反右、大躍進、社教等等運動的經驗，以為又是再演一次“引蛇出洞”的陽謀。按照經驗認識，對黨的各級領導提意見是從來沒有好下場的（如今也是）。但是，凡是中央號召的各個政治運動，卻是一定要積極參加的，不參加就是對運動有看法、有抵觸。於是一面拋出不少死老虎（就是地富反壞右分子）的材料，一面安營紮寨埋伏、心驚肉跳地等待著誰跳出來。
很快，每個學校的第一張大字報終於出現了。學生會寫什麼大字報呢？一般也就是依樣畫葫蘆，都是炮打某某學校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矛頭所指不是校長就是書記。一刹那，工作組、老師和校長們不要下手太快啊，簡直是彈冠相慶，立即組織學生圍攻，謂之抓遊魚。

煽風點火的大串聯開始了（首批出來點火的北京紅衛兵被各地政府抓起來或趕走的不在少數），全國的輿論工具開動了，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站到天安門城樓上了，北京的星星之火開始燎原了。沒有幾天，北京的做法風靡全國，工作組撤走，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本校的執行者——校長、老師的批鬥或者折磨開始了。

這就是1966年夏天開始，學生或紅衛兵們的罪過。

這個過程大抵在1966年冬基本結束或者基本趨於平穩，後來紅衛兵們殺向社會了，因為有更大的走資派，市長、市委書記、省長、省委書記在等著他們去打倒。再後來呢，上海一月革命奪權了，兩大派開始形成，接下來由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挑唆，大規模武鬥開始了。

問：這一些能說明什麼呢？

答：這就是1966年文革初期的事實。

問：這難道是學生批鬥、毆打老師、校長的理由嗎？
答：既然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既然是多年來老師、校長的教導，既然湖南農民運動“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既然對於敵人必須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你覺得十幾歲的學生對於這些“敵人”有其他更合乎邏輯、合乎實際的選擇嗎？
換一句話說，如果反過來，毛主席、黨中央說，資產階級就在學生中，老師和校長會客氣一點嗎？也許不一定會拳打腳踢，但是肯定徹底毀了學生的一生。

再明確一點，如果沒有文革，校長老師不還是在用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折磨學生，不還是在要求學生聽共產黨話、跟毛主席走，不還是在灌輸種種政治仇恨和暴力，不還是在用操行等地“乙”或“不宜錄取”摧毀一個個學生的人生嗎？他們又何嘗認為這是錯誤或者罪過呢？耄耋之年午夜夢回也會有些許自責或不安嗎？
問：怎麼沒有其他選擇呢？也不是所有的學生都是紅衛兵。

答：當然有其他可能，拒絕、抵制、不參與、不響應、公開反對，但是這對於一個十幾歲或者二十歲出頭的學生是不能承受之重。不可能人人都想到做、敢於做張志新或者遇羅克的。就是那些權傾一時，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員、封疆大吏、傳聞曾經叱吒風雲從不怕死的革命老將，尚且無一例外、服服帖帖低頭認了罪。四十多年以後忽然希望學生對抗毛主席發動的文革而反潮流，這要求未免太過分了吧。

是有一部分學生做了逍遙派，但是，大抵是在1967年武鬥開始以後。

至於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串聯、批鬥學校裏的“地富反壞右”以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可能不參加。
那時候大部分紅衛兵組織還沒有形成，文革是以班級為集體參加的。如果生逢其時的學生說沒有參與，除非是病假或其他罕見的特殊原因，否則就是很簡單的原因：說謊！

問：那麼紅衛兵作為個人就沒有罪過嗎？
答：罪過與否，罪過大小，必須放在當時的環境裏來判定。如果在你死我活的叢林社會，能判定弱肉強食或者設法自保是罪過嗎？當然，拿現在看似風平浪靜時候的標準看，不講前因後果，單純把“學生毆打校長”這一個命題拿出來判定，肯定是罪過。但是，這種判定公正嗎？
問：日軍、納粹的士兵和下級軍官也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

答：這個類比非常荒謬！

中國人從來沒有身體力行地教導日軍士兵殺人是“好得很”、並且必須“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猶太人也從來沒有多年言傳身教鼓勵納粹滅絕種族是“革命”、“元首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而偏偏是這個體制的一次次運動，是這個體制控制的教育，通過老師和校長多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循循善誘、言傳身教地向學生灌輸了這些也許他們自己並不真正相信的理論。而一旦他們出乎意料地被毛主席設定為了敵人，學生們當然遵從師訓。

問：那其實老師、校長也是沒有辦法。

答：對的。當然如此，當然如此啊。所以，才說文革是中國的一場大悲劇啊。這樣，問題就回到了開始，如果學生在四十四年以後做出了道歉，那麼老師或者校長，難道就能坦然接受嗎？所以才發問，誰來接受紅衛兵的道歉？誰來向紅衛兵道歉？

問：也就是師生必須互相道歉？

答：道歉只是個人的選擇，當然尊重他們的選擇。但是不支持混淆因果的宣揚。何況轟轟烈烈的文革又哪里只是師生的事？文革不是並且主要不是只在校園裏開展的。

問：為什麼？

答：第一，因為宣揚個人的道歉會把一場荒誕至極、延續至今的全民悲劇碎片化為個人道德上的過錯，把大是大非解構為小是小非，於是放縱、掩護、淡化了真正必須承擔責任的罪人、文化和體制。這種僅僅關乎個人道德過錯的道歉，不知不覺中把所有罪過攬過來，無疑起到了這種作用。這是真正的作惡者所希望的。
真是奇怪，如果僅僅是“打人不對”，這個道理需要四十四年才會明白過來嗎？
但是，對於打人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忽然平白無故可以打人，為什麼學生能夠打人而且得到所有國家機器的支持，為什麼人們能夠得到武器而打得槍林彈雨血肉橫飛……這一切卻是問都沒有人問一聲。仿佛倒是理所當然、很平常不過，無須發問追究的。這難道不是咄咄怪事？

第二，不管怎麼說，這樣是不公正的。把這場革命的發生、經過以及後果讓當時十幾歲的孩子來承擔，而當時的袞袞諸公以及數億成人卻仿佛沒有存在過。誰該承擔什麼，就該承擔什麼！學生該承擔什麼就承擔什麼，老師該承擔什麼就該承擔什麼，校長該承擔什麼就承擔什麼，其他人該承擔什麼就承擔什麼，這才是公正！這才是全民的覺悟。公平和正義，比太陽更光輝。無論如何，學生既不能發動文革，也不是文革的主導和主力，更不是當時社會的主導和主力。
問：文革會不會再次發生？

答：這要看如何界定文革，如果把文革的本質定義為不允許個人的自由思考、自由表達以及自由選擇，被迫對強權屈服、逢迎。那麼，文革早就存在，源遠流長，滔滔不絕，至今也是風頭強勁，文革又何嘗離開過呢？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不過是其中一個華彩橋段。
文革產生的條件依然沒變，再來一次文革易如反掌，甚至一直在時起時伏地繼續著。

從另一方面來說，人們能不能避免、抵禦文革火山的再度爆發呢？有沒有足夠的常識理性和道德勇氣說“不”呢？實在看不出來。一旦強權有組織地發出號召，一旦所有的國家機器開動，一旦革命或者不革命決定你個人和家庭的命運，你準備怎麼辦？你又能怎麼辦？

而且，之所以不支持甚至反對宣揚這種單向的道歉，更是由於如下原因：
因為一切都在繼續，體制在繼續，教育在繼續，謊言在繼續，恐懼在繼續，文革也在繼續。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仍舊充斥謊言，仍舊在鼓吹種種仇恨，仍舊在灌輸著對強權的服從和忠誠，仍舊不允許自由思想、自由表達和自由選擇，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追究產生文革的體制和元兇，如果我們不能改變目前的這一切，那麼，難道讓我們的孩子在再一次爆發後對校長、老師或者其他人再來一次道歉和接受道歉？
問：如今哪有什麼恐懼在繼續？

答：不自由必然存在恐懼。試看哪一個孩子不是從小就被告知，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這就是恐懼！看看如今的孩子只要到了場面上，滿口的愛國、滿口的民族、滿口的政治，哪里有一點童言？這就是恐懼！
問：文革已經有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結論，怎麼可能重來呢？
答：當然，現在有人對“文革”這兩個字諱莫如深，裝著從來沒有這件事，恨不得全世界立即將它忘卻。下一次爆發當然不會是同一個名稱，另找一個名詞有什麼難的嗎？不外乎是披上愛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外衣罷了。這幾天不正在羞羞答答、欲蓋彌彰地演練著嗎?不是已經有愛國青年滿懷仇恨誤將漢服當和服而逼著人家脫衣服了嗎？四十四年前的文革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開始的。

問：你是紅衛兵嗎？你打過校長嗎？
答：不認為這和思考的理性有任何聯繫。

問：最後用一句話總結一下。

答：稀裏糊塗革命，稀裏糊塗道歉。

 

 

附：

“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作者：王友琴

来源：2010-10-22 南方周末

    最近我看到一些信，有关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红卫兵中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斗争”的老师道歉。在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这应该写出来告诉大家。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师。她今年86岁，“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和许多教育工作者一样，程璧老师先被撤销了职务，后来被关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去半边，成了所谓“阴阳头”。

我做过调查。1966年8月，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礼堂里，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把幼儿园女工刘桂兰活活打死。“牛鬼蛇神”（那时对被迫害的人的总称呼）被强迫抬尸体。程璧老师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个夜晚有五拨红卫兵来打过她。姚淑禧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时北京外国语学校的8名红卫兵学生。44年前他们十几岁，现在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向程璧老师道歉，也在通信中忏悔了当年参与暴力迫害的行为。

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1979年前后，暴力迫害的受难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的“补偿”。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当年那些红卫兵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们认错了吗？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们能忏悔吗？很多人还一直心存疑问。

我没做过普查，无从得知这8名道歉者，在红卫兵总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这肯定是应该赞扬的好举动。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写的：

程老师：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我叫申小珂。我现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经退休。

在学校时我和您直接接触只有两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把您叫到我们宿舍，问您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还有一回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我和您在我们教室（南边是梨园）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可能还是我用“极左”思想教训了您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但是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领导关在男生宿舍一楼时，管你们的“典狱长”，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

1966年咱们学校正处在鼎盛时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园被“文革”打乱了。我们的好校长莫平、教导主任姚淑禧就惨死在那场浩劫之中。记得还有一个女工叫刘桂兰的，因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这场浩劫中，咱们学校的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程书记，您今年86岁，我妈妈83岁。我像希望我妈妈长寿一样希望您长寿。您对我有教导之恩，我妈妈对我有养育之恩。对您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我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不揣冒昧，给您写这信。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来。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真诚地祝愿您健康、快乐！

                                                       申小珂

   
还有一封信来自胡滨：

程老师：

申小珂同学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对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不知为什么，这些话直到“文革”后1982年我们又一次聚首相见在北京西便门小区的住宅楼时也没有再和您谈起过。对于这28年的迟钝和延误，我深感内疚。我记得在您丧失自由，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我虽然没有对您动粗，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对您说过的错话，一定深深伤害了您。您还记得吗？我曾当着您的面指责过您执行了错误路线，成了此次运动的绊脚石和革命对象，并且勒令您写出认罪书。如果小珂说他那时是您的典狱长，那么我作为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学校运动，可以说是所有同学过火行为的直接罪魁祸首了。除了我们之间那次仅有的谈话，我曾经和几个高三同学在运动初期最早贴出了点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长的大字报；我也在革委会里带头同意接受群众要求，对您实行隔离审查，让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您当年那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奈。在这里我首先要诚恳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小柯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愿做您永远的学生，永远不忘您在逆境时的告诫和教诲。另外，我也再次把这些当年和您做邻居时都没有向您启齿的心里话说给您听，对“文革”初期同学们对所有老师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内的所有校领导所说的任何斥责和错话，做的任何武斗、体罚和过火行为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对于那些在浩劫中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师长、同学，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给予我们的思念，为他们烧香祈福！

                                                             高三三班胡滨

    其他人的通信，因为篇幅限制不一一引用。上引两信都写得清楚明白，无需注释。但我还是想要指出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义。道歉还是不道歉，对这两个写信人来说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外界没有给他们压力要他们道歉，而且由于很多红卫兵至今不道歉，反而会给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压力。他们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远离当年受到迫害的老师，连人们常说的“人情债”都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写信，也全无获得名利好处的可能性存在，因为他们已经退休。申小珂和胡滨两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写了这些信的。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我们才能用纯道德标准来衡量以及赞扬。他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作了道歉和忏悔的选择，正因如此，这是很道德的行为。

我还想指出的是，他们对道歉有很理性的认识。从他们和老师同学交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道歉不是仅仅出于一时感情冲动，也不对别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讲到他为什么写了道歉信。他说：“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有真的自由了，我们才真的轻松了，我们才和程璧、莫平、雷力（也是该校负责人之一，1968年被迫害致死）、姚淑禧、刘桂兰——有了真切的关系。”道歉还是不道歉，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设定道歉的内涵意义，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对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师给他们回信说：

小珂、胡滨同学：

前几天，苏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郁小培、舒杭丽、黄禾同学来看我，带来申小珂和胡滨的信。你们不会想到，看到你们的信，我是多么的感激，多么的感动。你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好学生。

我曾在高二（二）班呆过一个多星期，不知是在什么形势下把我放在了这个班。我与杜宝莹同学同桌。他对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干部，很能干。当时我还没有“解放”，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学说话，但却在这个班的同学中感到平安。你们提到那时你们问过我什么话，我说过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定为走资派。但是谁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蒙在鼓里。

你们的信，有些同学看后，有的说：“你们带了个好头。”有些同学为“文革”时的懵懂行为自责。还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学，那时他们年龄那么小，懂得什么呢？有些同学在“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那是当时形势所致，我很理解。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小珂、胡滨的信，已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同学们对我的赞誉，我真有些担当不起。

看到同学们上学时的照片，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真喜欢。有很多同学向我问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话语，我非常感动、欣慰和幸福。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师已经高龄，依然耳聪目明，神思灵敏。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给我看她写的追念莫平校长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杀”了。这个学校三个校级负责人，“文革”中有两个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师的文章写得清晰动人。我还注意到她的钢笔字迹也端正秀丽，和文字风格显示出一致的认真态度。

程璧老师还介绍我访问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师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第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到达林老师家的时候，她已经写好了一份名单，字迹端正，排列整齐，写着1966年这所中学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我告诉林老师，我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最感动我的一章，是作为出版社社长，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个人都一一写了出来。而您也正是这样做的。44年了，您没有忘记他们，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

程璧老师和林瑾老师，我都是刚刚认识。她们对我亲切和蔼，我们的采访谈话进行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一定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记忆，给我们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础。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们在持守道德原则方面的自我要求。这两点，也是外国语学校8名红卫兵学生道歉的思想来源。正如程璧老师信中所说，他们“带了个好头”。我写文介绍这些素不相识的道歉者，也祝愿这些道德绿洲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