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龄人话说同龄人
我出生的日子挺巧，正好在1949年7月1日，既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又正好生在党的生日这一天。更巧的是，那天晚上我家所在的机关大院里正好放映苏联影片《普通一兵》，那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叫马特洛索夫，就在他为革命献身的时候，我出生了。妈妈说，就叫个星火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我爸说，不要太宠他，这么个小东西燎个什么原？还是老老实实给党当个小兵吧。于是我就有了“小兵”这个小名。
那时北京还没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楼。我家所在的大院里长满了粗大的老槐树。春天里，槐花开，雪一样白白的压满了枝头。夏季里，绿荫如盖，其下便戏耍着我们这些叫作“国庆”、“援朝”、“胜利”和“建国”们的共和国第一代。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大街上如果有一个头戴大沿帽的青年军官经过，便能把满街姑娘们羞涩的目光都尽数地吸引过去。你如果问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孩子长大想干什么，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当解放军！”那是一个天经地义一定会实现的梦，为了它，我们这些穿着开裆裤的鼻涕虫天天在老老槐树下操练，手中的枪便是大院的竹篱笆。我那时生得又瘦又小，所以在玩“打仗”的时候经常会输。一到这时我就会使出“杀手锏”，大叫：“我爸爸是共产党，你爸爸是国民党！”果然，对方就会垂头丧气地败下阵去。在那个时代，那是最狠的骂人话了。
印象里年轻时候的妈妈很漂亮，她梳着两条粗黑发亮的大辫子，穿着小碎花的布拉基。据说当时号召妇女们都学苏联英雄母亲，努力地为国家多生孩子，于是我的弟弟妹妹们就一个接着一个地降生了。那一天，作为下放干部的妈妈忽然从乡下回到家中，我惊讶极了，没想到妈妈会变得这样黑，而且有了皱纹。“人是会老的”，这是我第一次对这条关于生命的真理的觉悟吧？前年，当我写一部关于工人诗人的电视剧的时候，顺手为这位诗人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老槐树下/坐着我年迈的妈妈/几十度槐花飘落/染白了她的头发/我在槐树下长大/折树枝当枪/骑树干当马/嘴里塞满了槐树花……事后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童年的印象怎么会在人的心底扎得这样深啊！
那是一个单纯的年代，每个人都贪婪地呼吸着新中国清新的空气，人人心里都阳光灿烂，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看作是一回事，每个人都会很自然地说：“我还要活到共产主义哩！”“好好干呀！把咱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大花园！”
那是个孩子们最喜欢的年代，因为大人也和孩子一样浪漫。几乎每一天你都可以听到童话般的喜讯：什么什么地方白薯长得象一头小猪那样大，而哪里哪里的小猪却长得象头牛！我最爱看墙上的漫画：我们的英雄骑在英雄金笔上直飞月球，而长着山羊胡子的英国牛却喘着粗气远远落在后面、钢状元升帐、高耸入云的老玉米咧着嘴笑……前不久，一座老房子拆迁，剥落厚厚的墙皮后竟然露出了一幅痛打美国狼的画来，不知为什么竟会很感动。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安外二街小学。那是座黑暗潮湿的小庙，院子里的老树上挂着口大钟。现在，在那个院子里度过的日子我几乎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却牢牢地记住了打麻雀的那个星期。那些天北京城简直被各种响器震翻了！累坏了的麻雀从天上往下掉。我从家里拿了个簸箕，一直敲到漏。三年级的时候我离开了这所学校，此后东搬西挪走南闯北经历过不少地方，直到前些日子忽然想起了我这最初的母校，然而花了一整天也没有寻访到，听街边一个提着鸟笼子的老爷子说，文革，它在一场大火中烧没了。
我后来上的那所小学是寄宿制的。宿舍里有个同学叫赵奇，长着一个大大的脑袋，一边还有一个招风耳。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他特别会唱苏联歌曲。每到晚上熄灯铃响过以后，他便光着身子从床上爬起来，又在背上披一条白床单充作苏联红军的斗蓬，然后就唱起《我们是红色的战士》、《卡秋莎》、《共青团员之歌》……当查夜的老师走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喊：“隐蔽！”于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象是游击队员一样，在黑暗中警惕着德国法西斯！可是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赵奇就象被霜打了一样不再唱歌了，我还发现他每天在水泥墙上奋力地磨着一把锯条。他把我拉到院子的角落里神色严重地对我说：“知道吗？苏联不跟咱们好了！”我也愣了，尽管我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把手中磨成刀子的锯条给我看，认真地说：“苏修打过来了我就不上学了，我要上前线！”记得当时我佩服他极了。
文化大革命的是我们经历中最复杂的年代。不知为什么我至今还不愿意看电影或电视里表现那个时期红卫兵造反的情节。父母成了走资派，红卫兵也没当几天，说起我最大的造反业绩就是爬上太平街的公共汽车站牌，用毛笔把它改成了战斗街。可是如您所知，现在那站牌仍然叫着太平街。
再往后我和弟弟下乡去了内蒙草原插队，爸爸妈妈带着小弟和小妹上山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冬天的草原滴水成冰，写家信的时候就得一次次地把冻住的钢笔往胳肢窝里夹来化冻。写完再骑马走七八十里雪路送到公社邮局，而大雪封山，谁又知道邮车什么时候能来呢？大雁南飞时写的信，待到大雁北归时才接到江西的回信是常事。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古诗词里有那么多是写游子思乡的了。
文革过去，我上了大学，爸爸把大弟弟从内蒙办了回来。他在燕郊的地质队干了几年，后来就闯深圳去了。小弟弟先是在香山饭店当服务员，后来也闯了深圳。等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买卖，当上了经理，说起来比我可火多了。爸爸妈妈都离了休，每天用两个手榴弹似的锤子“哈哈”叫着周身乱打，说是练“性命功”。有一天我回家看二老，妈妈凝视着我看了一回，对爸说：“你看，连咱们的儿子都老了，咱还能不老吗？”这事可真怪，我还没干什么呢，怎么就成了“中年教师”了？
那天上班乘坐地铁，一位和我年龄相近的妈妈领着她背着小书包的女儿坐在我旁边。尽管车上的人很挤，她仍然抓紧这一点点时间看一本书。我抻过头去，发现那不过是本《大学英语》第一册。在她拉着小女儿急匆匆走出车厢的时候，我一直望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酸，更升起那样几分敬意。风风雨雨，我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到今天，大多数的“建国”、“援朝”和“跃进”们都象我和这位母亲一样没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但我们生活着，而且活得很认真，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