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血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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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血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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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血
自语浑身颤抖的疯子。 突然，那疯子抬起眼， 冷冷地对围观者们说： “你们都是疯子！”
一 我是在读一条“空调优惠展销”的广告时，偶然发现那火柴盒大小的“寻人启事”的，那是我迄今读到的最震慑心魄的文字之一： 寻人：安大顺。男，35岁，身高1。50米左右，平头，肤黑，微瘦。身穿一套半旧蓝工布装，脚穿浅棕色模压底劳保皮鞋。本市带郧西口音。三月十日左右外出未归。知其下落者，望通知高光机器厂保卫科，电话：837693。安大顺本人见报后请速回厂。 一个旷远的声音在我头顶响着：他走了！他终于走了！我感到庄严。恐惧。温馨。苦楚。三月十日，至今二十天了。不知道他现在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抑或是什么地方也不在了。 我拿来台历，飞快地往回翻——三月八日，红色的，妇女节，上面有一行字：“昨夜凌晨安大顺来。”我抓起风衣，向卧室的妻子喊了一声：“我出去一下——”便冲出去了，把她一句高声的诘问关在门后。 我跑到附近一间自动电话亭，填进四分硬币，拨通了高光厂保卫科，刚好，值班的那个人我认识。 “安大顺出什么事了？”“鬼知道。他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到哪些地方找过了？”“该找的全找了。”“他出走前一两天夜里，到我这儿来过。”“哦，跑到你那儿去了？”我把安大顺那天来的情况说了一遍：“也许和那件事有关，卫生所有人知道。 你们去问问。”“神经病！神经病！”对方大叫，“要真的是这样，老子对他不客气！你不知道害得我们多苦。花钱不说——明天晚上还要上电视，厂里这样忙，派了三辆车，十几个人……”他怒气冲冲，仿佛安大顺就站在他跟前。 接着他跟我聊上天了，他说他的一只澳大利亚长毛兔从阳台上摔下去，摔死了。那只兔子一冬天可以剪多少多少毛，每斤可以卖多少多少钱。 我没听清楚他摔死的那只长毛兔是公的还是母的，或是还要去买一只公的还是母的，我挂断电话，又拨通了安宁，她听出来是我，久久没作声。 “我预感有这一天，一定会有这一天！”她终于说：“他与这个世界太格格不入了。”“怎么才登寻人启事？”“你以为他会活着吗？”“他到我这儿来过。”“什么时候？”“三月八日。”听说是这个遥远的日子，她不作声了。我又把那天晚上安大顺来的情况说了一遍。 “我是安自东。”耳机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是安大顺的父亲，“能请你来一下吗？”我下意识地点点头，忘记了面前是冰冷的话筒。
二 保姆领我走进去的时候，安大顺的父亲独自一人歪在书房的长沙发一角打盹，嘴唇开着，象在呼唤着什么。我站在这个瘦骨嶙峋的、曾改变了安大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的老人面前，想着是不是该叫醒他。这时，安宁从楼上下来了。一两年不见，她已经完全一派新式少妇的风韵了。她向我伸出手，轻声说：“我们为他折腾了半个多月了。他用他特殊的方式报复我们。”接着，她苦笑了一下，用下巴指了指她父亲。 我们在旁边的一对沙发上坐下。 “他经常到你那儿去吗？”“不经常。”“还是那样？”“还是那样。”她摇摇头，抚弄着自己那一双修长而丰满的手。安宁的母亲和妹妹进来了，看得出来她们是从床上下来的。安大顺的父亲也醒了，他睁开眼睛时，我发现他的眼睛是空空的。我这时才明白，我对他们并不能提供比电话中所说的更多的线索。我只是把那晚安大顺来我家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我只是觉得我曾得到过他的信任，这种信任使我得到某种满足——特别是现在，向他的家人讲叙的时候。 “那么说，他是找那个老头去了——”安宁的母亲极为郑重地说。“真不明白他是怎么一回事。”安宁的妹妹打了一个哈欠。 “那就到新洲去找找看吧。”安宁的母亲说。 我知道，对于这个家来说，安大顺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即便在新洲或其他地方把他找到了。 “你们去睡吧！”安宁对母亲和妹妹说。她们匆匆走开了。 剩下我们三个，大家依然沉默。 “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安大顺的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话。他抬起那一对空空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常常把他忘了，我想他们也是。 我们都没有好好地想过他。 如雾的细雨，迷迷蒙蒙地飘洒。混沌的夜色里，汽车碾着桔黄的灯光驰过来，驰过去。我匆匆走着。我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树影中，廊檐下，偶尔飘过的花花绿绿的伞叶下，没有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子。没有。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子，那个古板、柔和、神秘，永远都在思考着什么或永远都什么也没思考的脸，似乎变得非常模糊。象一团气，飘飘忽忽，或近或远，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模样了，越使劲想，越想不起，却老是想起一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的脸。 我去了一些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走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只觉得两腿虚虚的象消失了一样。回到家。大概很晚了。两三扇窗口，高高地嵌在深不可测的夜幕中。我的灯还亮着。那天夜里，他也是这么抬头望了一会儿么？
三 三月八日的深液和所有的深液一样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一阵飘飘忽忽的口哨，单调的，没有旋律——是谁家给孩子把尿。碰上极固执的孩子和极有耐性的父亲或母亲，那口哨便久久地，一声接一声地延着。双音门铃”叮咚”一响，响得惊心。我这才知道，它在半夜是这样响。我从书桌前跳起来，踮起脚尖冲去开门——我怕它再响一下。我甚至没来得及想一下是谁会在这个时候爬八层楼来按我的门铃。把门拉开的那一刻。我才有些紧张，我想有一根大棒要落在我的头上。 楼道里立着一个黑影。他倚着楼梯扶手，似乎又准备离去。 “谁？”“我。”一个低低的声音，很不情愿回答似的。他转过身来——安大顺！他只是痴痴地看了我一眼。好久没来，现在一定有什么紧要事。我赶紧让他进来。他在书房的长沙发一端直直地坐了半边屁股，挺着腰，两只与他的身子不相称的大手放在膝盖头上，象个黄埔军校的。从前他来，也是这个姿势，从不挨沙发背。 他脸发青，不知看着什么地方。春寒料峭，他只穿了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工装，领口敞着，里面除了一件同样也洗得发白的蓝翻领衫外，似乎再没穿什么厚实衣服。眼睑下，鼻尖上却沁着一片细细密密的汗粒。 “出什么事了？”他不看我，不吭声，两只骨节粗大的手开始在大腿上摩挲起来，身子和脑袋便也随着摇晃。 我给他沏了一杯茶：“和谁生气了？猫又不见了？”他依然不吭声，依然搓腿，依然摇晃。 过了好一会儿，他象刚醒来一样含含糊糊地说：“我从楼下过见你的灯还亮着。”说罢，又不作声了。 换另一个人，半夜三更，跑到家里来如此装神做鬼，我会气恼的。但他是安大顺。他这般模样，一定是出了很大的事。我不敢逼问太紧，不然他会张惶失措的。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怪人，一个从南美洲或新西兰哪个原始部落里跑出来的土著或者干脆就是个疯子。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对他知道得最多的怕就是我了。但现在，我又突然觉得一点也不知道他了，也怀疑他自己是否真知道自己。 我叼上一支烟，递他一支。 他一直没学会拿这种细细的纸烟，怕它跑了似的，几根手指并得拢拢紧张地捏着它，往嘴里送时，手便贴在了脸上，一点也不象他抽那种又长又粗的卷叶烟那么自如。 闷闷地把一支烟抽完，他脸上气色稍好了一些，眼里也有了点灵气，将长长的一口气，和着最后的一口烟吐了出来。 “从厂里来？”我又问了一句。 “我到码头去了，刚才。”“去接人？”我明知现在无船靠港，这儿离码头不远，能听见汽笛声。 他摇摇头。 “去送人？”他摇摇头。“到码头干什么？”“找一个人。”“找谁？”“一个老头，去找。”“这老头——是你什么人？”他愣了愣：“不是什么人，不是我什么人，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要找到他，我找了两天了。”他说着说着竟激动起来。 “你为什么要找这个老头？”我一点也没听明白。 他象被噎住了，呆呆地瞪着我，不知是疑惑我何以要这么问，还是他自己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毫无办法。我去给他弄点吃的，那一脸菜色，怕好几餐没正经吃东西了。 我端了一碗面条进来的时候，他已倒在沙发上睡去。我叫了几声，他不应，摸摸头，不烧，还有点凉，拿拿脉，也还正常，我只好拿来枕头、毛毯，把他安置好。瘦瘦小小，一张三人沙发没睡满。一段日子不见，他似乎苍老了许多，一脸冥思苦想的样子，眉头绞得紧紧的，两道深深的竖纹已和额头上那两道深深的横纹打通了，在脑门上刻出一个”井”字。不知那井里贮满了什么。
四 再有一场雪，就要封山了。一辆”哐哐当当”的破卡车，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蹦着，把我们这“最后一批乌兑格人”和我们十来件瘦小的行李象土豆一样颠来颠去。 望一眼身后那一片顿时就变得神秘而陌生的山山岭岭，十几年的酸甜苦辣全翻到嗓子眼上，堵得人发慌。一百多知青，一百多各校的佼佼者，一百多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壮丽的进军，终于以我们这批年过半个花甲的残兵败将的最后的撤离而结束。我们是“文革”中最早一批上山下乡的。我们带着一箱箱书，一箱箱工具，一包包粮食、蔬菜良种，甚至还带了十几捆果树苗，来到这红军都不曾来过的深山野洼，把”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字刻在老鹰盘旋的峭崖下，写在茅檐下的泥墙上，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十二年。 车开了很久，大家发现车厢暗角里还缩着一个人，一身山里人自织自染的黑土布棉衣，一双又厚又大叫做”踢死牛”的草靴，一顶我们称为“狗钻洞”的帽子——帽沿拉下来可以包住整个脑袋，只露两只眼睛。山里的男人都戴这种帽子。他坐在一只小油布包上，笼着袖子，头埋在两腿间，不论汽车怎么颠，他都象钉在那儿一样睡他的觉。大概是一个搭顺路车的老乡吧。 途中几次下车，喝水、拉尿、吃饭，我们叫他，他不动，只把埋着的头摇摇。 后来，到了有火车的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他也忘了。 回城后，我们只惶惑犹豫了一秒钟，便立刻熔于这日新月异光怪陆离熙熙攘攘花花绿绿的都市中了，整容，换装、赴宴、聚会，郊游，寻旧访友，高谈阔论、浅吟低唱、思索，回顾，展望，忧心忡忡或野心勃勃的筹划，新鲜但还不那么习惯的港台音乐，笨拙的，怯生生的交际舞步，有半裸镜头的外国电影，喝酒或呕吐…… 眼花缭乱没日没夜的半个月过去了。一切都习惯了，就象我们从来就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只有深夜，当我骑着父亲那辆全身都是锈的破永久车回到家里，爬上那间直不起腰的破阁楼时，凄惶空落便和老鼠一起来啃啮我漫长而寒酸的夜了。如果说，在与世隔绝的山里，我们的对照物是那些生活得比我们更不如的山民，我们还能保持一种精神上、物质上的优越感的话，还因为坚持着某种信念并为这种信念奉献而保持着一种悲壮的崇高感的话，那么现在，这个似乎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五光十色的世界，一下子使你变得象小丑一样可笑，乞丐般困窘，连那些毛头小伙子(我们进名牌中学时，他们还没有出生吧？)一张口也是满嘴让你听得似懂非懂的新鲜词儿，而那些当年连高中都没有考上不得不早早就业的同学，则已是满屋富丽堂皇的家具，加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原来，班上的女同学连话也不屑于和他们讲的)和一个打扮得如小少爷般的儿子。他们现在看我们的眼光，如同当年我们在街上看见他们拉板车或在码头上看见他们挑砖时一样，他们那么奢豪地去最好的馆子请我们，而我们连一包能放上桌面的好烟也拿不出来。一种莫名的卑微感开始盘缠在心底。 对于我们这些十五岁入团，十六岁当学生会干部，十八岁当兵团司令，上过TianAn门或与省_委书记一起进过晚餐的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发现自已什么也不是了。如果十几年前对我们来说进大学就如同买一张票进电影院一样简单的话，现在我们则连领一张准考证的资格也没有了，不知是谁刚刚把我们这最优秀的一届卡在报考年限之外了。我们不得不在而立之年，从每月十八元的学徒工开始”立”起…… 我到工厂去报到，劳资科的人问我为什么才来，有一个与我一起分来的半个月前就来了。我问是谁。他翻了一下卡片说“安大顺，不认识吗？和你一个县嘛！”他一脸不信任的样子。 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什么安大顺。 在房管科领了钥匙，好不容易才找到分配给我的宿舍——这是一溜小平房最西头的一间，紧挨着废料场，那儿堆满了大大小小，黑黑黄黄的废机器旧铁件，鬼头鬼脑，散发着一股辛酸的锈气。我那间屋外，不知谁用废钢管、废铁片围了一个小院，一直包过西墙去。一扇窄窄的院门，用铁丝拧着。我开了院门，里面竟是几垅小小的齐齐整整的菜地，刚刚翻整过。我怀疑是不是错进了别人的家，掏出钥匙试试，门开了。屋里又暗又潮还有股霉味，空空荡荡，两张条桌，两只方凳，两张床。一张空着，一张铺了被褥，蚊帐放着，里面好象睡了人。因蚊帐上补丁太多，看不清。我一眼看见了床下那双“踢死牛”，一抬头，墙上挂着那顶“狗钻洞”，这家伙！ 快吃午饭时，他精赤条条地从蚊帐里钻了出来(山里人都这么睡觉的)。见了我，既未表示惊异，也未表示亲近，只木木地看了我一下，嘴巴开合了几下，算是打了个招呼。 “你是郧西县的？”“啊。”不知是没听清还是应承。 “半个月前回来的？”“啊。”“那我是和你一个车回来的。”“啊。”我问了半天，他才拙拙讷讷地说清了他在我邻近的一个公社。当然，说邻近，怕也有几十里山路。在我们那儿，隔个小队还要翻几座山呢。 他口音既不象本市，也不象山里人。语法很怪，把“你吃饭了吧？”说成“你把饭吃了么？”把“你今天刚来？”说成“你刚来今天？”他从床头抽出一只油布包，就是他在车上坐的那只油布包，从里面摸出一张油腻腻，黑乎乎的大烟叶，在大腿上搓两搓，成了一支比雪茄还粗还长的烟，递给我。 我说我不敢抽这种”黑老虎”，在山上也不抽的。他便自个儿点上。屋里顿时漫出一片烤尿布的味道。 我问他门口的小院和院中的几垅地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他弄的，这些天上夜班，白天没事干，“点几窝瓜，挡日头，夏天。可以吃还。”我怀疑他是山里哪个地头蛇的什么人，随我们一起搭配进城的。 我不喜欢那种烟味，不喜欢那套黑土布棉衣，不喜欢那顶“狗钻洞”和那双“踢死牛”，也不喜欢门前的小院子和院里的几垅地。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和沉重。 和一个活人在一个屋子里生活，这个活人比一个死人还叫你难受。他不看你，不跟你讲话，象一个鬼影子一样坐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发呆，看嵌在窗栏杆里的几小块天——没有见他出去，也没有见他回家，也没有见谁来找他。
五 我和他分在同一个车间，同一个班组。 我学开车床。他当材料工，就是推一辆平板车，把各种材料送到各台床子上去加工，然后把加工好的零件收回来。 在那一大片龙门刨、立式车床、卧式车床、冲压机、行吊、工具柜组成的钢城铁堡之间，他象一个小人国来的侏儒一样慌乱拘谨地来来去去，怕这些铁家伙突然倾倒下来或咬他一口似的。一些姑娘常常在背后笑他，拿他开自己女伴的玩笑。男工们则当他的面说些戏谑的话。 本来，厂子里的人，从来不正正经经地说话，况且他还只是个学徒呢。可是，每当别人与他搭讪说笑，他总是惴惴不安地望着别人并把别人的玩笑全当真，有时还顶起真红起脸来，或是象一只竹鼠一样匆匆逃开。 下了白班。太阳还老高。 我和他一前一后回到宿舍。 他走到他那几垅地前站住了。他望着天空发呆。 听见我回来，他说:“这才歇晌呢山里。”几天后，他又一反常态睡了懒觉——不象平时，天麻麻亮便黑着灯摸摸索索起了床。快上班了，我问他是不是中班，是不是换休，是不是病了。他在蚊帐里惺惺忪忪地说:“不是下雨在？”确实，雨很大，打得房顶嗒嗒响。他以为还在山里，下大雨是不出工的。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捆稻草。他问我要不要。我问他干什么，是不是要打一双”踢死牛”？他笑笑，把稻草铺在自己的褥子下面。 “你怕冷？”他说:“我喜欢闻这味，闻着好睡。”唯一和山里人不同的是他的洁癖。不容屋里有一点杂乱，一点污迹。 极有耐性，一遍遍扫，一遍遍清洗。我桌上落点烟灰，他也要立时给你抹去，弄得我很紧张。 只要天晴，他便把屋子里能晾晒的全搬出出去晾晒，哪怕头天刚刚晾晒过，简直成了一种宗教仪式。 他置了一只大盆，一只提桶。他从不到厂里澡堂子去洗澡，宁愿远远地涨红着脸提水回宿舍洗，而且永远能在我不在场时就洗完了，象他是一个女人或者我是一个女人。一天，上班不久，安大顺已把所有的料推来了，活儿还没有出来。这是他最难受的时候，拿块泡沫板垫在他那辆平板车上坐下，浑身上下都不知怎么是好。要有谁在这时看他一眼，他便会脸红起来，似乎全车间就他一个人在偷懒。有时候，他便拿了扫帚扫地，扫着扫着便扫到别的班组去了——他一直没有弄清楚哪台床子，哪张钳台是哪个班组的。 班里的师傅私下对他说过多次，不要帮别人扫，现在兴奖金了，奖金靠评分，卫生也算分的，全车间每个月奖金总额就是那么多，你让别人评分高了，我们的奖金就少了……每次他都惶惑地听着，似乎听懂了，但扫着扫着又扫到别人那儿去了，有时还帮助别人清理起工件材料来，直到后来被班上一位老师傅狠狠骂了一通“二百五”、“半吊子”、“吃里扒外”，他才象犯了大错似地红着脸来问我:“我扫地，怎么奖金就少了？”我的师傅是一个比我小八岁但工龄比我长五年的姑娘，很漂亮，从她身上可以看出服装市场的每一微小变化。她的工具箱里永远都有各种奶糖、夹心糖，她吃的时候，便给我，也给安大顺。每次安大顺惶惶不安地接了后，便握在手心，一直握到糖纸剥不下来。这天，她在车床上光一个零件——就是开了床子，用砂布在旋转的零件上打磨，把它弄光滑。 她大概怕把手弄糙了，便带了一副纱手套。干着干着，手套绞进去了，她尖叫一声，死命将手从手套里扯出来时，手上只剩下三根手指了。她举着那只血糊拉滋的手，盯着它，只是发呆。这时，正在一旁看她干活的安大顺，“咚”地一声直挺挺倒在地上，满头是血，不省人事。听见响动，大家围过来，把他们俩送进医院抢救。我那小师傅的两根手指断了当然是无疑的，只是安大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查了半天，只在后脑勺见到了一块磕伤。 我们想大概总是什么飞出去击中的，可那医生坚持说是倒地后磕破的。后来，安大顺醒过来了，又吐了一些黄水，脸苍白，出虚汗。医生很费力地问了他半天。后来，医生说他这是一种精神症状，见了血或伤口受到刺激就会发生，俗称晕血。 厂里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怪病，很是热闹了一阵，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先倒。意思是别人受伤他却先倒。有人给他开玩笑说，看你以后弄个老婆怎么办？她每个月要让你倒一次。 这以后，他变得更加古怪。躲着所有的人，包括我，起先我还想私下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我一开口，他便慌乱地央求:“你不问，你不问……”
六 我准备考研究生，这是我唯一的出路。白天我干我的活，应付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和那些字写得象鸡扒的小师傅们一起出黑板报，打车间的篮球赛，拾废钢铁，参加工会小组会议并一本正经地发言。 一下班，就跑图书馆，跑同学家，抱回一摞摞的书、资料、高中的英语课本、往年的研究生试题，然后一屁股坐下来，一直熬到深夜。 安大顺依然早早地上床，早早地起床。有时见我早上起不来，便帮我把早点带回来。当我苦笑着向他道谢时，他脸上竟出现了一种慈祥的酸楚，象一个奶奶，或童话里的稻草人。 “一定要考么？”他不解地问。 “嗯。”“谁要你去考？”“我自己。”“考了就怎么样？”我笑了笑。我没有说考上以后，我便可以离开这间阴暗潮湿的工棚，便不再给那些小丫头们做徒弟了，不再挣那几乎只有我年龄一半的工资了。 可是，当夜深人静，耳鸣眼花，身子发空，头沉得直往下栽的时候，我也问起自己来:为什么要考？这些老子、墨子、孔子、庄子们，这些王阳明、董仲舒、鲍敬言、公孙龙们，与我有屁的相干，“马与白也，白与马也，白马非马也”……我干嘛要去管它白马是马还是不是马！这个时候，我便很羡慕满是补丁的蚊帐中睡得如同孩子一般恬静的安大顺。 其实，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当一名哲学家，也从来无意去和中国的这些早已作古的先圣哲人们打交道。我所以要报考这门专业，只是据说竞争者少，导师是我一个同学的亲戚，而且，我古汉语还过得去。 一个晚上，我正耐着性子读法藏的《华严义海百门》:“……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由从缘起，必无自性。何以故？今尘不自缘，必待于心；心不自心，亦待于缘……”读着读着，我不禁笑了起来，这位佛门的一代宗师，也讲不清究竟是“心”重要呢，还是“尘”重要…… 有人敲门。 我开了门，是一位二十来岁，身材高挑的姑娘，两手提着一只旅行袋。 “安大顺——住这儿吗？”“谁？”我怕听错了。“安大顺。”她重复了一遍。 “是。”我满腹狐疑地望着她，“他在上班。中班。”“什么时候下班？”“十二点。”她看看表，我也看看表，九点刚过。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去叫他——”我担心她就这么离去了。 “不用了，我等他。”“那就进来坐吧……”我很高兴。 “不妨碍你吧？”“没关系。”妨碍也无碍。 被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古董们纠缠得心力交瘁，突然来了一位年轻漂亮活鲜鲜的姑娘，叫人为之一振，空气都流动起来了。 她把那只沉甸甸的旅行包放在墙角，环视着房间，神情很奇怪，象在寻找什么。“这是他的床？”她指着那顶永远放下的，千补百纳的蚊帐问。 “对。”她撩开蚊帐，探头进去看了看，然后把蚊帐钩起来——这扇一直关闭的密室第一次被打开了。她在床沿上坐下，若有所思。 看她这些举动，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和安大顺是什么关系。 “他还好吗？”她问。 “可以。”“身体好吗？”“也可以。”“和你们这些师傅们相处得好吗？”“我不是师傅，我和他坐一辆车回来的，我原来也在郧西县。”“插队？”“是。”“你原来就认识安大顺？”她兴奋起来。 “不认识，我们隔一个公社。”“哦——”她不作声了。 我看书，但没看进去。 她朝我这边挪了挪，拿起一本书，翻了翻，放下，又拿起一本书，看看我，似乎在审视我是否能看懂这些书。 “想考大学？”“考研究生。”“是吗？”她惊讶得很天真很可爱，“考什么专业？”“中国哲学史。”我放下书，觉得很轻松了。 我看着她，依然在想:她是安大顺的什么人？“你喜欢哲学？”她睁大眼睛，“我最讨厌哲学！马克思什么都好，就是发明个什么哲学害死人。去年高考，我就是坏在那几道哲学题上。” “哲学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我笑着说。我很喜欢她这种孩子般的坦率和任性，“你报的什么系？”“新闻系，安大顺也准备考吗？”她问。看来，她对安大顺并不了解。 “你是他什么人？”我终于问了。 “我是他妹妹。”我瞪大了眼睛，如同听她说了她是一只猴子的妹妹或者是一张桌子的妹妹。 “从来没听他说过！”我脱口说道。但我已在她脸上看出一些血缘的相似之处:那线条清晰的眉弓，那高高的微微凸出的额头，那长而细直的鼻子——但这一切在安大顺脸上处处现出苍老和古怪，在她脸上则显出一种高贵和明朗。 “他什么也没说过？”她轻声说，又回到刚来时的拘谨不安中。 “我一直以为他是陨西人。”她苦笑了一下。我给她讲了一些安大顺的情况，从那辆破卡车开始。我尽量说得好一些，没说“晕血”的事。 她也问了我许多山里的生活。 “他一定变得认不出来了。”“你们多长时间没见了？”“十几年了。”“一面都没有见过？”“一面都没有见过。”“还有点印象吗？”“有——当然，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印象了。”她从墙角提来那只旅行包，打开，里面塞满了点心、罐头、水果，还有几件没有拆封的衣服。她从下面翻出一只雕花相框，递给我说:“我怕他也认不出我了，所以把这个带来了。”照片上，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骑在一栋小楼前的台阶栏杆上，瘦瘦精精，穿一套松松垮垮的短裤褂，两根细细的小辫在脑袋两边翘着。从那两只大大的调皮的眼睛上，勉强可以看出是眼前这个发育得很好的亭亭玉立的姑娘。小女孩身边，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短袖圆领海魂衫挺精神地扎在一条长裤里，一只手叉在腰上，一只手搂着小女孩的肩，神态温和沉静，一看就是”文革”前那种又聪明又本分的好学生……尽管我已经知道了这就是安大顺，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不相信！就象现在已经不相信一只青蛙从前是一个善良又英俊的王子一样……我拿着相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变化很大吧？”她笑了，“你看我那时，整个一只丑小鸭！”哦！白天鹅。我心里叫着:任你有怎样的想象力，你也绝想象不出你身边这个哥哥今天的模样了！ “山里这么多年，他一定变成个满身野气的黑大汉了。”她柔和地笑着，大概想到了电影中那些勇敢慓悍、浑身肌肉疙瘩的山民或猎手。 “他为什么不回家？”我问。她没回答，只是用指甲在我那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皮上一下一下划着，灯光下，现出一片深深的线条。 “唉——”她长长吁了一口气，咬了咬嘴唇，摇了摇头。 下班的时间快到了，我一下子感到恐惧，越来越厉害。 我后悔应该在刚才尽可能真实地向她讲讲安大顺，不应该为讨她欢心只讲了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话。 当钥匙在锁孔里响动的时候，我直想逃出去，逃得远远的。 “他回来了！”我低声叫了一句。瞬间，一切都凝固了。他推门进来没朝这边看一眼便转过身去脱下工装，把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又弯腰提起水桶，准备出去打水。 我低着头，眼睛僵僵地盯在一本什么也看不见的书上。我不敢看他们俩，我感到 桌子在动，她在发抖，她的牙齿”嗑嗑”作响，她惊恐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这个对她毫不理会、比她还矮大半个头的，又老又黑又丑陋的男人。她马上要惊叫一声了。 他提了水桶直起腰来的时候，看见了他那永远封闭的蚊帐被打开了，床沿上坐着一位姑娘，他大概把他当作我的什么人了，目光在她身上停了几秒钟，有些不太高兴，但他并没有怎样，便又取了毛巾和肥皂，他破天荒地要到澡堂去洗澡了。因为屋里有一个女人。 他已经准备开门走了。 “哎——”不知道是不是我喊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木木地看着我。 “你看看她是谁——”我极力平静轻松地笑着。我觉得脸笑得很酸。 她终于“哇——”地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他惊惶地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安宁！”她扬起满是泪痕变了形的脸冲他喊了一声，更加肆无忌惮地哭起来。他极快地瞟了她一眼，似乎没有听清什么。 突然，他把头垂下去，垂下去，似乎要把他那尖尖的下巴刺进胸膛，似乎在极力回想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的一件非常非常遥远的事。他就这样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象准备永远这样站下去。 “我是安宁——”她又喊了一声。 他在他脚边的一只小凳子上坐下来，缩成了一小团。 安宁擦了擦眼泪走过去，象站在一个孩子身边。她蹲下去。 我逃走了。 门外一片清凄的月色。凉凉的夜风象一群精灵，在黑影幢幢的瓜架间窜来窜去把叶子碰得稀里哗啦响。我在瓜荫里坐下。抽烟。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兄妹俩出来了。夜色里，看不清他的脸。 他轻声央求我:“你送送她帮我。”告别时，他们都没有说话，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后来，安宁拉起他的手，抚摸了一下，他象怕烫了似地抽回了手，匆匆钻进屋去。 路上黑黑的，她紧紧靠着我。她的肩在颤抖，象发疟疾一样。 快到车站时，她又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一直哭得蹲了下去。几个骑车的人放慢了速度，盯着我们。 我把她搀到路边林子中的草地上坐下。她使劲地扯着草茎，压低声音哭喊道:“他一点儿也没有长大！一点儿也没有长大，就老成这个样子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这一生最怕女人哭，一见她们的眼泪便手足无措。我站在她身边，只是傻里傻气地重复道:“算了，别哭了。”她终于不哭了，掏出手绢擦了擦脸，恢复了平静:“他说了一些话，但我很多都没有听懂，只听懂他说他过得很好，一直都过得很好。”她停下来，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你说，他是不是有点不对头了？”我不敢对她说我也这样想过，我只是一个劲地安慰她，说他一个人在山里呆得太久，回城以后，会慢慢变化的。 “原来家里担心他不肯回来。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认识爸爸，一切都是交给他办的，没让他知道这是家里的意思——这点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唉，不管怎样，人总算是回来了，可是……”“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以后再对你说吧。”上车前，她央求我多多关照他，开导他。她告诉了我她家的电话号码，要我经常给她家打打电话，讲讲安大顺的情况。明天就打。 回到宿舍，他已经上床了。 我知道他并没有睡着，但他没说话。 好容易习惯了跟他在一个屋顶下过日子，现在又不习惯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他象平常一样，天麻麻亮便起了床，蹲到他的园子里去了，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安宁隔不几天或一两个星期来一次。他与她渐渐亲近起来，常常笑出一些异常天真可爱的表情来。话也多了，也顺畅了些，大多是说他们小时候的事，有时也说山里的事。我也常常给她家打打电话，有几次安宁不在，是她父亲接的。听得出来，这个老人的恋子之情很重，但他从不多说什么，很客气，一再感激我对安大顺的关心。 后来，安宁干脆拿了书到我们这儿来，让我给她辅导“马克思发明的哲学”和古汉语，她依然要报考新闻系。 每当我和安宁一块复习的时候，安大顺便很高兴，象一个孩子一样殷勤，忙出忙进，给我们倒水，张罗吃的，赶蚊子，拧毛巾……事情做完了，便拿来他那只小凳子，在我们身后坐下，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象看一出有趣的戏。他最得意的时候，便是将他园子里刚结下的嫩生生的黄瓜洗净了端来给我们吃，那一副甜眯眯的神情如同在看自己的孩子吃极有味道的东西。 每次安宁走，他都把送她的任务交给我，他自己则从来不送出他的小园子的，就象安宁是我什么人一样。 不久，厂里还是传出了“那个两头一掐炒不了一盘”的山里娃娃原来就是市里一个大头头的儿子一类的话，有人还当面去问他。每当这时，他便象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一样红着脸逃开，什么也不说。 受安宁和他家人的委托，我常常找些借口拉他上街去买点东西，看场电影，让他慢慢适应城市生活。我发现，上街对他是一桩受罪的事，只要一到人多的地方，他便惴惴不安，象一只在家里关着养大的小动物。在车辆熙攘的路上，更是无所措手足。如果碰上一个气色不好的售货员，他便满脸张惶，不知该怎么办好。偶尔遇见吵架斗殴的事，他会紧张得不得了，拉了我的衣袖便要离去。因为想到他有“晕血”的毛病，我也只带他看些安静点的片子。他极容易感动，一些在我看来完全可以无动于衷的镜头，常常弄得他泪流满面。我发现，他的智力，情感，对外面世界的判断力，似乎还停留在一个孩子的水平上。一次，我们在一条巷子里走着——他喜欢走那些古旧宁静的小巷，每当这时，他才会自如些，才能比较正常地说一些话。正走着，只听得“嘭”地一响，象什么击在一只空桶上，我们扭头一看，原来是个算命的瞎子，胸口撞在一根高高翘起的板车把手上，那把手是悬空的，他的竹竿没探着，那瞎子闷闷地哼了一声，扔了竹竿，两 手捂着胸蹲了下去。 他的脸“唰”地白了，嘴唇哆嗦着，眼里湿漉漉的，干瘦的胸脯向后缩，背也弓起来了，粗粗地出着气，最后，竟也象那瞎子一样捂着胸口蹲下去。 “怎么啦？”我有点慌。我想起那一次的”晕血”。 “不——舒——服——”他象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很费力地挤出几个字来。 “什么地方？”他摇摇头。我很狼狈，站在一近一远两个捂着胸口蹲在地上的人之间。 “我们去问问他怎么样了撞得。”他很吃力地站起来。 我们走过去，问那瞎子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要不要送他回去。那瞎子说坐一下就会好的，让我们别管他。 安大顺只是站着，不走，脸上苦苦的，盯着那瞎子不知在想什么，弄得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那瞎子解开衣服，露出一排排棱棱的胸骨，轻轻揉起来，一边很古怪地笑。揉了一会儿，那瞎子起身走了，甩下一串“的的达达”的敲打声。
八 安宁隔三差五的来，她一心一意地擂功了。她的考期已经临近，我则要等到第二年春上。所以，尽管她会花去我一些时间，但有这么一位生气勃勃的姑娘伴读，也是令人愉快的。安大顺依然象一个忠实勤快的小仆人一样为我们忙出忙进。他们兄妹俩似乎都习惯了这种特殊的相处方式——“不谈国事”。一个晚上，我送她出来。风很好。月亮也很好。这天晚上的功课也复习得很好。她终于弄清楚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这个让她头晕了一年的问题。 我们都想说话，我们都走得很慢。 我们终于还是谈到了安大顺。 我对她说起前些天遇见那个瞎子的事，又讲了进厂不久安大顺”晕血”的那件事，我说要设法带他去医院看看。我问他原来有没有类似的症状。 安宁很惊恐地听着，喃喃地说:“怕是有什么毛病吧？要真是这样也倒好，病治好了，他也许就正常了，也会回家了。”“他究竟为什么不回家了呢？”这次我问得很坚决。 “他不是我妈妈生的。”她说。 “哦，就为这？”“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她沉默了一会儿，“也许，爸爸早一点对他讲清楚这件事，就不会这样了……”我们停下了，在一个单位门外的花坛边坐下。 他比我大五岁。小时候，我们从没想到我们俩不是一个妈妈生的。我印象中，那时爸爸妈妈老是很忙，家里常常就我们俩和一个保姆。我还有一个妹妹，生下来不久就送到上海姥姥家去了。 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常来接我，那时候他才上小学吧。我喜欢他来接我，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在街上慢慢玩。在大院的树林里，看蚂蚁，看小虫子，翻开石头看下面的蚯蚓，一起嘀嘀咕咕讲它们的故事……我很大了，还喜欢和他挤在一张小床上睡觉。他会用纸折许多小玩意，裤子褂子、桌子椅子、小猴小马、带帆的船、带蓬的船，用它们表演节目，玩困了，就把它们叠起来，塞在枕头下面，摸着它们睡觉……一直到我很大了，再也不去玩那些纸折的玩意了，可睡觉的时候，还老是爱把手塞在枕头下面。 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养蝌蚪，春天快过完的时候，他提一只小桶，和我一起到离我家不远的一些小池塘里去抓蝌蚪。回家后，养在盆子里，他可以在那盆子旁边一蹲几个小时，看那些小黑豆豆甩着那根细长细长的尾巴窜来窜去，看它们慢慢长出两只后脚，看它们慢慢长出两只前脚，看它们那条细长细长的尾巴渐渐变得又粗又短……有一次，爸爸怕他耽误学习，乘他不在家时，把那些小蝌蚪倒进了厕所那个黑洞洞里。他回来后，我告诉了他，一听完，他便冲进厕所，发疯一样哭叫起来。我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吓坏了。后来，他竟在厕所里哭得抽筋了。爸爸妈妈也吓坏了，叫来医生，又给他重新弄来一盆小蝌蚪，但他依然哭了好久，他说要他原来的那一盆……晚上睡觉前，爸爸来看他，他看了爸爸一眼，那眼神，我记得太清楚了。我想，那时候他就恨爸爸了…… 尽管发生了那件事，可爸爸在我们心目中还是很神圣的。他打过仗、受过伤，有几次看电影，爸爸都说，他当时就在电影中的哪个哪个团里，哪个哪个师里。我们便问他怎么电影中没看见他，他就笑笑说，你们没认出来呗。他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落一粒饭在桌上，也要我们拣起来吃的，不让我们乱花钱，不许要漂亮衣服，不能读不健康的书，不许对保姆不礼貌，不许在学校里耍威风……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有一天，我们大院里突然刷满了爸爸的大字报。那时，他刚上初中，还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就在那一天的下午，他被几个邻居的小孩背回来了，说他倒在路边，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妈妈还以为他中暑了或被谁打了。忙乱了一阵子，他醒了过来，又大声喊妈妈。后来，爸爸回来了——他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爸爸刚进门，牌子都没来得及摘下，他就象一头小狼那样扑上去，逼问爸爸他妈妈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他看见大字报上写着爸爸进城后，和一个资本家小姐勾搭上了，将老家的结发妻子抛弃了，还把她怀里吃奶的孩子也抢去了——这个孩子就是他。他闹得很厉害，爸爸只得把他妈妈的地址告诉了他。当夜他就跑了。 两三个月后，他回来了，又黑又瘦又脏，象个要饭的。不知道他跑了些什么地方，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当时家里早已乱了套，也顾不上他了，平时只有我和他在家，还有那个老阿姨。他不再跟我玩，也不跟我说话，整天整天痴痴地坐着。妈妈说他受了刺激，怕他会突然对我怎么样，便把我送到上海姥姥家，我一去就是一年多，我回家时，说他已经走了，到山里去了。我哭了好几天，要爸爸接他回来。妈妈对我说，他走的时候，留了一张纸条，说家里要去找他的话，他就死。爸爸后来打听到他的地址，给他写过好几封信，他没有回信。又托人去找过他，他带话回来:再让别人来找他，他也去死……说实话，这些年了，我们差不多把他忘了，开始还托人打听一下他的情况，后来说他迁到一个更偏僻的地方，连信都送不进去……近几年，爸爸常常一个人走神发呆，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天不出来。有一次，妈妈发现他写了许多信，全是给安大顺 的。他老了，一下老得厉害，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别看他满嘴马列主义，骨子里还是封建得很。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将来要有了孩子，要让他姓安。我说，好，我去找一个姓安的，免得两家的老人都来折磨我。 爸爸很想来看看他，偷偷看一眼也行。但又怕坏事，好不容易把他从山里弄回来。我每次回去，都得详详细细向爸爸汇报，还得添油加醋。有时睡到半夜，老头子会突然叫起来:安宁，你过来一下。等我起床穿了衣服过去，你猜他有什么事？他说，你再去的时候，了解一下，他有对象没有？如果没有，想不想找一个对象。好，你去睡吧！真叫人哭笑不得。这么句话等天亮就来不及了？ “我真受不了。”安宁掏出手绢，很快地擦擦眼窝，“在哥哥和父亲之间，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还有妈妈，这几年脾气也变得特别不好，莫名其妙地发火，莫名其妙地哭……”她说，看这样子，这父子俩和好还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老头子能活着抱孙子更是八字没一撇。她只想能考上大学，远远地躲开，但想到哥哥，想到爸爸，还有那个曾是那么温柔那么和善的妈妈，便不知怎么是好了。
这年秋天，安宁上大学了。 临行前几天，安宁说她爸爸妈妈一定要请我去吃饭。 安宁的妈妈亲自下厨。看得出来，她很高兴。这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年轻得看不出年龄，只有那自持自信，深知自身价值和地位的人才有的那种沉静潇洒的风度，才使人觉得她是母亲而不是姐姐。 安宁的父亲白皙瘦长，衣着松垮，一副学者模样，想象不出他当年曾经在沙场冲锋陷阵。 入席前，他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两人在一张长沙发上并排坐下。他先对我帮助安宁复习功课，使她得以考上大学，平时对安大顺的关心照顾说了一些表示感谢的话。 沉寂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家的事，你都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点。”又是沉寂。这沉寂使我感到他象在说:你知道这些情况，希望你不要出去张扬，特别是不要在厂里去说。 我说:“这些事，本来是你们家的私事，你们信任我，对我说了，你们可以放心。”老人把话绕开，问了我一些工作情况，家庭情况，考研究生的情况，后来便问到安大顺，问得很仔细。 “安宁要走了——”他有些怅然，停了一下，又说：“以后，安大顺更得让你多关心了。你经常来玩，就象自己家一样，不要见外。你知道，我就他一个儿子……”安宁来喊吃饭了。 席间，安宁全家起立为我敬酒，再次表示谢意。安宁的妹妹正在念高中，安宁的妈妈半开玩笑地说，要把她也交给我。她说她自己虽然也算是大学毕业，可原来学的那一套，三分之二忘了，三分之一过了时。全家人都神采飞扬，讲了许多热情洋溢、充满幻想的话。只有老人勉强和大家一起笑了几次，勉强地碰了几次杯，可大家并没有在意这些。 饭后，老人又让我到他书房里去坐坐。 他让我抽烟，喝茶，叫人端来削好的水果。 “你和安大顺是同代人。”老人的声音突然变了，变得很有力量，眼里也放出光来，很有份量地直看着我说:“也许，你比我们更能够理解他，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安大顺为什么会这样？”我本想说我也不能理解安大顺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我本想尽量含糊其辞尽量谦恭一些地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说实在的，我至今也不能够理解安大顺——可我一张口，竟这样说了:“原先，在他的心中，您是圣洁无瑕的，就象这个党、这个社会一样，他原来所受的全部教育只告诉了他这一点。可是，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看见了另一面，而这一面是他无法接受的……”“可那是四人帮搞的文化大革命，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大字报！”老人激动了。 “可那里面毕竟也有一些是事实，象他生母的事——”老人沉默了。 他站起来抖抖索索似乎要找什么东西。突然一转身，沉沉地对着我说:“我和他妈妈的婚事是包办的，我跑出来当兵，这是主要原因。”“可是，安大顺是解放后出生的，那时，您已经早参加革命了呀。”老人哽了一下:“那次回去是准备办离婚的，见到他妈一个人，空守了这么多年，很同情她，”……他苦笑一下，“本来可以没这些事了，也没有安大顺了。”我为老人的坦率感动了，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安宁的妈妈，也算是一位老同志了，解放前入的党，一个搞过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怎么能说成是资本家的小姐？我和她有了感情才结婚的，而且当时我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如果我当时硬头皮把安大顺的生母接来，硬着头皮一块过下去，那又有什么好处呢？”“那么，从她那儿把安大顺——要来，是怎么回事呢？”我极力把口气说得委婉一些。 “那是考虑她当时带个孩子，再找人不容易，那个地方穷，养孩子也不容易。这件事，最后也是她同意了的。我还给了她一些钱，让她好好安置生活……”“安大顺的母亲后来怎么样了？”“听说跟了一个什么人，到山西去了，这是后来听说的。安大顺来的时候还不到一岁，是他现在的母亲把他带大的，她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他一桩一桩详详细细地说起安大顺小时候的事情，一桩一桩地讲了安大顺上山后，安宁的妈妈为他操心奔波的情况。 临别时，老人可怜巴巴地说:”我把所有的事都对你说了，希望你能够在适当的情况下向安大顺作些解释，我希望他能体谅我……”老人眼睛潮了，硬硬地睁着，不愿眨出泪花来。 哦，老人，如同你自己说的那样，这些话，还有许许多多别的话，你早早地对安大顺说了该多好。
安宁走了。 上车的前几个小时，她匆匆赶来道别。 我知道，此刻，她的心既不在安大顺身上，也不在我身上。我们之间曾有过那么一点点温馨，已经成为了过去。 安大顺显得反常的宁静与轻松，他要她写信来，写给我。 在最后匆匆说一声”回去看看爸爸”时，安宁的眼睛红了一下。 又开始了我和安大顺两个人的生活。 我上班。我复习我的功课。 他上班，他侍候他的园子。 他蹲在园子里，静静地看他的那些绿的叶或嫩黄的叶，长长的蔓或卷卷的丝，公的花或母的花，嘴里象孩子一样嘀嘀咕咕说着什么。他可以这样一蹲几小时。他不看书不看报也不看电视，自己连一支笔也没有。他不想考什么学校，也不想换个体面点的工种，工资给他多少便拿多少，不知他是不是想谈恋爱想结婚，但这个问题，他用他的“方式”解决，并且没有一点罪恶感——一天，我从朋友那儿抱了一堆书回来，开了门，我惊呆了:他精赤条条躺在那只热气腾腾的大盆里，全身涂满了肥皂，正在干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在这之前，我只隐隐知道有这么一种事。现在，他一下把全部细节展示给了我。他全神贯注地动作着，似乎很累又似乎很兴奋，不知什么地方发出了一种有节奏的”呼呼”声。他干得很专心，没有发现我。我象自己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心”咚咚”乱跳，带上门逃走了。 后来，我问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出人意料的是，他这次倒一点也不惶乱，一点儿也不窘迫，只是有些不解我何以要问他这个。他说，他们山里没老婆的男人都这样的。他说得那么简单，就象说山里的男人都吃辣椒一样。 我问他这样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说好些年了，是一个老人教他的。 我说这样不好。 他说那老人说了，这样可以去邪念。 他弄得我目瞪口呆！
十一 不久，我们屋子里增加了一只猫。 那天全厂停电停气，食堂没有饭吃。我和他各自端了一个饭盒到厂后的小街上去买点吃的。 刚拐进那条小街，便听见一群孩子兴奋的尖叫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刚放学的孩子，把一只小猫逼到一个墙角，远远地用碎砖、土块砸它，又蹦又跳的喊:“我打中了！我打中了——”那只猫又瘦又脏，看不出毛色。它受了伤，绝望地蜷缩在墙根下，凄厉可怖地叫，用一只前爪护着自己的头。碎砖、土块打在它身上，发出”噗噗”的声音，象打在一只小沙袋上。 他怔了一下，嗓子发出一种可怕的，象牲口一样的声音:”呃——呃——不要打它呀——”发疯一样扑上去，左揪右扯拉开那些孩子，把其中一个的书包背带都拉断了。那群孩子吓懵了，以为是他家的猫，一个个捂着书包四散逃开。 他走到那只猫跟前。 那只猫从前爪下露出半只眼睛惊恐地看着他。 他蹲下来，把饭盒放在地上，掏出一块手绢垫在里面，把猫轻轻捧起来，放进去，手痉挛得厉害，看也没看我一眼，转身回去了。 我只好独自去吃了些东西，然后给他带了几个肉包子。 回到宿舍，他正在抖拌索索给猫包扎——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些药水、绷带。他一脸苦相。 那猫瘫在地上，闭着眼睛，身子已经走了形，象一个物件那样任凭他翻来翻去摆弄。 我想对他说，这猫活不了了，再说，又不是只什么好猫。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只说我买了包子回来了。 摆弄了半天，他把那只小猫包成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怪物，然后拿了一个小包子，掰出肉馅，在碗里捣烂，掺上点开水，开始喂它。 小猫伏在他腿上，一动也不动，他便一遍又一遍地唤:”吃——咪！吃——咪！吃——咪！”我被他唤得昏昏欲睡，倒在床上。 我不知道他在山上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只知道我们的日子是与杀害生灵分不开的。拿了枪拿了铳，堂而皇之地去击毙那些野兔、山鸡、松鼠，狗獾子不必说了，就是自家养的狗啊猫的，说敲就敲了。那条养得最久的忠心耿耿的黑狗“大风歌”，也在一次款待一批远方来的朋友时端上了桌子。那是一个很冷的下午，天沉沉的，我们几个把它唤到后山坡上，它很高兴，甩着尾巴，摇着脑袋，用湿漉漉的鼻子往我们手上直蹭。我抚着它背上油光光的毛，同时轻轻地把绳圈套上它的脖子，几个刽子手把另一端朝一个树丫甩过去——猛一拉，”大风歌”便悬在半空了。它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份，有些不高兴，打算很威武地吼几声表示抗议，嘴张得很大，但只发出了弱弱的几下“丝丝”声，那声音象从远方传来的。接着，一根碗口粗的顶门杠落在它头上——“咚”地一声，硬硬的，象敲在一块山岩上。它的眼睛一下睁得很大，湿湿的，不解地望着我们，最后眼睛突然暗了，浊了，闭上了。 晚上，“大风歌”变成了热气腾腾一大吊锅酱红色的小块，和着五毛钱一斤的酒与我们合而为一了。 有时，除了干辣椒，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就上树掏鸟窝，有时是大大小小斑斑驳驳的蛋，有时是嫩生生的、站都站不稳的雏，抓起来往衣袋里一塞，它们的反抗，最多只是将它们生命中最后一滩屎涂在我们手上或衣服上。偶尔碰上大鸟回来，它便疯狂地在我们头顶扑扇，冲击，等它明白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时，便凄叫着远远飞去。 回去后，将蛋煮了吃，将雏生生地用湿泥一裹，扔进火塘，用碳火掩起来，待泥一烤干，掰开后便能闻见那小东西诱人的香味了。 有时连小乌鸦也掏来吃，只是肉很粗，有股异味。 最后几年，我们那儿已不大听得见鸟叫了。 这些如果让安大顺知道了，不知他会怎样想。大概他会觉得自己原来是与一个生番生活在一起罢，这个生番还在研读什么哲学。 不知他唤了多少天，那猫竟活过来了。我想，它的魂灵是被安大顺一片精诚唤回来的。 他也象唤回了自己的魂一样，怏怏的脸松活了，眼里也有了些灵气，走路的步子都快了，来来回回忙些什么。一只鞋盒做了猫的窝，里面垫了一块棉絮，是从他的床上扯下来的。一只撮箕装了些炉灰，那是猫的厕所，他的一只菜碟做了猫食盆，里面是一些碎鱼块，他在食堂买的。 小猫舔了些鱼汤，又舔了一会鼻子，开始在他怀里蹭脸，它爪子包着，洗脸不方便，蹭完脸，它便“喵呜喵呜”地细声叫着。他抚着它，一反常态地说了许多话，不知哪些是对我说的，哪些是对猫说的。 他说他有一条狗，站起来比他还高。原来它很小，可以放在手上。他，它，还有一个很老的老人，是一家。它会给他们叼水罐子，取草帽，会拣苞谷棒子，还会赶鸡上笼。它不吃肉，只吃老鼠、红薯或苞谷芯，有时什么也不吃。老人不爱讲话，他也不爱讲话，它也不爱讲话，但谁有什么心事彼此都是知道的。后来，老人死了，它在老人坟前蹲了三天三夜，回家后便睡老人原来睡的地方。有一次他病了，是它跑了十几里山路把大队的赤脚医生唤来的。 他说，它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以后慢慢讲给你听。我不知是说讲给我听还是讲给猫听。 我放下书，问那狗后来怎样了。 他说，他本想带它回来，但它不肯，因为老人的坟在那里。因为它不肯，所以他也不想回城了。 后来队里告诉他，口粮、关系都已经下了，他的山头也要收回了。 他到区上去搭车那天，那狗一直不声不响地远远跟着他。他停它便停，他走它便走。那时它也很老了，毛脱了许多，屁股只剩下几根耸着的骨头。快到区里了，远远可以见到那几棵老树和老树后面一排白色的公屋，它便不再走了，在一个山坡上蹲下来。他也停下了，互相远远地望着。他在那儿抽了许多烟。
第二年的夏末，我也走了。 我暗自庆幸，自己悄然无声地通过了许多道以前难以想象的明关暗卡！ 我要向这间低矮潮湿的小平房告别了。 我清理好我的东西。象刚来的时候一样，我的床空空的，他那床千补百纳的蚊帐依然放下。他坐在小凳上。我们抽烟。他的那一油布包烟叶抽完后，便很少抽烟了，他不喜欢抽纸烟。我特意去买了一包进口雪茄。 他的烟老灭。我的烟也老灭。 猫已经长成一只大猫，白色的，脑门和尾巴有几块黄。此刻正睡在他的被子上。尽管他曾经给它做过一个窝，但它很快就学会了从蚊帐缝里钻进他的床并在上面留下一片深深浅浅的爪印。他的被子床单洗得更勤了，特别在天雨地潮的时候。每当这时，他便撩开蚊帐，望着床上那一些“印象派作品”发一阵呆，然后无奈地叹一口气说:“唉。你害我又。”沉静。猫在打呼噜。 “你心好。”他突然说。 我竟被他好不容易整出来的三个字感动了。 “你没有嫌我的猫。”他又补了一句。 我哭笑不得。我实际上嫌过的。它老爱上我的桌子，并在我的书和纸头上留下它的爪印，它还爱挠我的泡沫拖鞋，在上面磨练它锋利的爪子，把拖鞋抓得毛毛糙糙的，我是看在他对它的一片亲子之情的份上。何况每当他发现这类情况，便立即显得那么愧疚，那么不安，有时脸都会臊红起来，仿佛是他的自己闯了什么大祸一样。 “你走了。谁来住？”他忧心忡忡。 “你应该和别人交往。”要分手了，我想开导他几句，“一个人活一辈子，总免不了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一个人，惯了。”“你还要结婚呢，你心地好，会有姑娘看上你的。你老这么一个人躲在屋里怎么行？再说，你应该回去看看，你父亲老了，过去的事……”“你不说！你不说！”他叫起来打断我，他都快要哭出来了，“真的你不说了！” 我不知为什么也一下激动起来，大声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你父亲毕竟生了你养了你，再说还有安宁，她也算是你的妹妹吧？”我终于劈里啪啦地把他父亲所讲的一切全抖落出来。 他把头捂得紧紧的，两只脚在地上一下一下很有节奏地跺着。我话一出口便有点慌，怕他又会生出什么毛病。
我走了。我很快把他忘了。 我很快地卷进一个全新的生活漩涡，刚过去的事立即变得十分遥远。许多许多比猫，比小园子，比丝瓜南瓜比安大顺重要得多的事和人一个接一个迎面撞来，你必须全神贯注高度兴奋地注视并迎接这一切，驾驭或是被撞伤。过去那一年多的生活，只变成一种感觉，很不在意地扔在大脑的某一个角落里。 结婚时，我想起了他。我专程去请了他。他依然住那儿。依然有一个小园子，园子里依然绿荫满架。猫依然在他被子上打盹，蚊帐也依然放下。我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搬进去。我知道他不会去参加婚礼的——他怕人多，怕高谈阔论，怕高朋满座，怕杯光盏影红灯绿酒……以前，有朋友来找我，他都躲到他的园子里去——我告诉他，如果他不想在人多的时候去，换个时间去也行。我给他留了地址，并画了一个详细的地图，另外给了他一包糖。 他似乎很高兴，但他没说什么。 他终于没有参加我的婚礼。 一个多月后，他来了。没进门，便颤颤地说猫丢了。只有我才能理解这件事对他是多么严重。如果不是满腹苦楚无处诉说他绝不会来的。 他在沙发上直直地坐着，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仿佛我能帮他找回那猫来。 我问他是怎么丢的。他说不知道，昨天下班回来还见到的。后来他洗澡，把它关在了门外，洗完后就没有看见它了。他说，前些天它挨过别人的打，因为它晚上叫。 “这个时候，都要叫的。”他委屈地说。他脸色疲惫，眼睛都掉了窝，想是找了一夜。一问，果然是。 他长吁短叹，一个劲埋怨自己不应该把它关在门外:‘还是逃不脱一死。还是逃不脱。”他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让他说，让他把心中的淤积都说尽。我只是点头，只是表示同情。 他絮叨了半天，终于安静下来。 我开始安慰他:“要是真被人打死了，你这么找了一夜，总该找到死的吧？没找到，怕还不能说它就真的没了。它这几天在叫，怕是跟哪个母猫出去玩去了。你不结婚也不许人家结婚？玩够了，它就会回来的。这么大的猫，真要打它还不那么容易呢。再说又是夜里。你对它那么好，有救命之恩，它会回来的。”一番话，说得他复苏过来。一挺身站起来便走，说怕猫回来了见他不在又会走的。 几天后，他兴冲冲跑来，一见我便说:“回来了！回来了！就是你说的，一点没有伤它！昨天夜里，我听见它抓门，我会听它抓门的声音，我起来开了门，是它，一看！”他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让他进屋坐，他说他要走了，就是来跟我说一声的。我看着他满脸欢欣若狂、满脸孩子般天真的神情，看着他匆匆奔下楼去的矮小的身子，又感动又心酸。我忧虑起来。他这个样子，万一猫真的丢了，真的死了该怎么是好？万一以后出现比这更严重的事又怎么好？ 我真不该对他说那一大堆廉价的安慰的话。我现在倒希望那猫真的死了，真的永远不见了。 我应该对他说，你到屠宰场去看看:那些温驯的，善良的，对人类没有任何敌意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猪、牛、羊是如何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如何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通过一个安有高压电极的关卡，最后给挂到冷冻库的铁钩上去的;你到街头去看看:那些与我们人类同出一宗的猴子是怎样因为一个节目没表演好而遭到主人的毒打，打完了还要继续表演的;还有那些比人要庞大得多的大象，因为长了两颗能换美元的牙齿，便成千成万地被人类用机枪，用冲锋枪扫射而死的;你去看看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有爆炸，暗杀，空难，车祸;还有那些制造武器的、贩卖武器的、使用武器和被武器伤害的许许多多的人——好人与坏人;更不消说，人类自身还有另一种更残酷的相互摧残……几十万年来，人类就是这样生存，这样发展下来的并将继续这样生存，这样发展下去……可是，一当面对这个孩子一般矮小的人的时候，上面的话我就一句也说不出来。 有时候，我怀疑他是否有一套比我更强大，更接近绝对真理的哲学。这种想法竟使我有点惶惑了。我愈想便愈觉得他身上确实有一股神秘古怪的哲学家的味道。他似乎总在思索一些我们全然没有思索过或是司空见惯的问题，并为它们痛苦和困惑。 我很想从他的角度进入另一种思维，来思索一下那些使他困惑的问题，尝试了几次，茫然无绪。
十四 也许是我预言了他的猫不会死而获得了他的崇敬与信任，打那以后，他每隔三五个月，七八个月到我这儿来一次。有时有事，有时没事，有时讲话，有时不讲话，很宁静地坐着。然后站起来咕哝一声“我走了哇”，旋即离去。 这些年中，我读完了三年研究生，拿了硕士学位，生了一个儿子，搞到了一小套房子，发表了一批论文，添置了一批现代化设施，结交了一帮子朋友，得罪了一些人，跑了小半个中国，拔了一颗虫牙，和妻子生过几次气，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给别人办了几次丧事，熬过无数次夜，做过几次荒唐的梦…… 这些年中，安宁读完了大学，带回来一个丈夫，生了一个女儿，她妹妹考上了大学，她妈妈升任了局长，她父亲住过几次医院，动过一次手术并依然在等他的儿子。——我再也无法扮演原来那个角色了。我想，与其让老人见到今天这个安大顺，还不如就让他去等他原来那个儿子，年复一年地等下去。 安大顺每次来都是那个样子，时间对于他来说是凝固的。 他对我所有的变化都毫不关心，如同我还是一个车工，还和他一个车间，还和他住在那间低矮潮湿的平房里一样。他对我家里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的冰箱、彩电、收录机及时时出现的一些新玩意也视而不见，唯一使他动心的是我的儿子。每当我儿子摇摇晃晃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眼光一亮，然后慢慢凝成一种痴迷的神情，死死的盯着他。看得出来，他很想和他亲近。可每当他喃喃地说”来，来，来”，并且笨拙地伸出手去迎他的时候，儿子便一脸惊慌地逃开了。这时他便会显得很窘迫，手脚都不知如何安放。我也很窘迫，强制性地把儿子塞到他跟前，希望儿子能对他友好一些。 “不喜欢我，他。”他红着脸，愧怍地说。 我妻子很怕他。所以他每次来，她都不大露面。 他从来不在我这儿吃饭，只要一说留他吃饭，他便立即起身回去，还说:“猫在等我。”以致我后来再不敢提吃饭的事，一提吃饭便无异于下逐客令。 有一天晚上，我们刚吃完饭，他背着一个小书包来了。还没坐下，便从书包里抖落出一大堆纸折的玩意。象安宁说的那样，小鸟，猴子，带篷的船，带帆的船，一套桌椅，金鱼，宝塔，还有一些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他一边叫我儿子，一边很兴奋地把它们一个个撑开，摆在长茶几上，一会儿便摆放得满满的。我怕委屈了他一片真情，忙到卧室去把儿子拉过来，他正在一大推花花绿绿的玩具中坐着，很不情愿地来了。 “这是仙鹤，扇翅膀！扇翅膀——”他说着一个个名称，并给儿子操作起来:“松鼠爬树，看，它会爬，向上！”大概在一个两岁孩子的眼里，这只是一堆杂乱的纸头，儿子只听他介绍了几个，便操起身上背着的那支发光冲锋枪，向那一堆纸折的玩意扫去，一边叫着:“哒哒哒！打死它们！打死它们！”几下，把茶几上的一片抹到地上了。安大顺顿时愣住了。我抓过儿子，朝他屁股上“劈劈啪啪”抡了几个大巴掌。儿子歇斯底里地哭起来。 安大顺不知如何是好，起身来护他，告饶似地对我说:”不打！不打！不打！”“怎么啦？”妻子从隔壁跑过来，扑到儿子跟前——她是世界上最惯孩子的母亲之一。 儿子哭得更肆无忌惮了。 “到底怎么啦？”妻子愠怒地望了我一眼。 我气得什么也不想说。安大顺则低着头，他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 妻子抱了儿子气冲冲地出去了。 他就这样垂着头坐了很久，然后把地上那些纸折的玩具一样一样收起来，塞进书包，慌慌走了。连往日那句“我走了哇”也没说。
那天早上，妻子满脸惊色地把我摇醒，压低声音说:“沙发上睡着一个人！”我这才想起来安大顺夜里来了，还睡在隔壁。 “那么晚他来干什么？”我这才想起来我还不知道他来干什么。 他还在睡，睡得很死，想是这两天太累了。他眉结拧着，睡梦里也一副苦苦思索，不得其解的样子。 妻子放假，带儿子上动物园了。 我做完早点，吃完早点，他依然死死地睡着。 大约十点多钟他醒来了，一骨碌爬起来茫然不解地看着我。他问我他怎么睡在这里了。我不得不把头一夜里发生的一切给他复述了一遍。他半信半疑地听着，象我在编一个故事。 我给他把早点热了端过来。这次他没有客套，也没有提他的猫，大口大口囫囵吃起来。 我问起昨夜的那个问题来，他要找的那个老头究竟是谁？为什么非要找到他？ 觉睡够了，肚子也填饱了，他不象昨夜那样恍惚了。在我不断地追问和提示下，他絮絮叨叨，颠来倒去地说了半天。我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 事情其实很简单:两天前，他上中班。午饭后，他往厂里走去，路上碰见一个乡下来的老人，歪在路边的墙根旁。 他以为那老人在晒太阳，一看那脸色不对头，便上前问他是不是病了。那老人有气无力地拍拍怀里的一只人造革提包，说他是新洲县的，痔疮犯了，流很多血，到城里来看病，到医院才发现，钱被人偷了。安大顺一看，提包上果然有一条被刀片划开的白生生的口子(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安大顺遇到这种事时的神情)。他问老人准备怎么办，老人说，他要回去，但没有盘缠。安大顺把身上的六、七块钱全给了他，刚够车 费。他见那老人象病得很重，又把他搀到厂卫生所去，想给他看看，开点药。医生以为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给查了一下，确实病得不轻，血压都量不出来，需要住院观察。填写亲属名字时，才知道是安大顺在路上捡来的，按规定不能收。安大顺央求了半天，卫生所领导才答应收下，但要先交一百元现金。这时，诊室里外已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有的骂小偷，有的骂警察，有的骂医院……安大顺没办法，只得跑到车间去借钱。等他好不容易借齐了一百块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那老人已经不在了。有人说那老头是个骗子，花几块钱，买个包，自己割它一条口子。有人说前些日子在那边宿舍区也见过这老头的，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象他，有人开始骂乡下人黑了心，好象城里人一个个都发了财，白菜也要四、五毛钱一斤，有人骂安大顺，说钱被别人骗了还背别人去看病……一片哄哄嚷嚷，他都吓呆了。后来他问医生，刚才检查不是很严重么？不是血压都量不出来么？立刻有人说:“这种人，专门干这一行的，他有办法，他吃一种药， 让你量不出来！”他完全糊涂了。 他说他当时头痛得厉害，“象钉了钉子，钉了许多钉子进去。”他的脸色又苍白了，浑身抖得厉害:“我找了两天了，我非要找到，我非要找到……”他嘴角神经质地向一边一抽一抽的，眼睛可怕地死死盯住地板，似乎要把这重重叠叠的八层楼全都望穿。 他站起来，很凄楚地咕哝了一声:”人怎么是这样的——” 这句话仿佛不是从他那瘦小的胸膛里发出的，而是从整个墙壁或是天上传来的。我想整栋大楼或更远一些地方的人都听见了。 我呆住了。面前这个虚弱、瘦小，额上有一个深深的、刀刻一般的“井”字的人，竟使我敬畏起来。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力向我逼来，我象面对一种神圣而未知的宗教。 这个最艰深、最可怕的哲学问题，难道就是多年来侵扰他，困惑他，折磨他，使他言行怪诞、灵魂不得安宁的魔鬼么？ 我不能理解他这句话是对谁说的。 是对那个老头说的？ 是对那些说老头是骗子的人说的？ 是对那些确实骗过人，伤害过人，割破了别人的提包并偷了别人的钱的人说的？ 抑或是对整个人类说的？ 他走了。 他走的时候精神和气色都很好，似乎对自己要去寻找的东西很有把握。 我没有阻拦他，也没有宽慰他。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让他去找。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他竟然会以这样坚定的决心，这样极端的方式去找。我不知道他会找到什么。 夜又深了。又是一阵绵长的飘飘忽忽的口哨声。 我等待着那一声“叮咚”的门铃声。我相信它会响的。
十六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咽下最后一口晚饭时都要瞟一眼墙上那架一边痉挛一边赶路的电子钟，然后计算着这一小段时间中的活动安排:发几封信，抄一段稿子，翻翻刚来的期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时间我的手指就要去触一下那枚方方的有弹性的摁钮，然后便在那由无数个小光点组成的长方形前坐下来——许多次我都想甩开这个色彩斑斓洋洋自得的家伙。 我怀疑我已经被某种神秘可怖的力量编入到它的程序中去了——从早上一睁开眼，跳起来冲出去取牛奶，一直到深夜那声“各位观众，再见”。——可是，当我把那个色彩斑斓洋洋自得的家伙重新关进那个厚实的黑匣子中去后，它却依然在你的耳边毫不气馁地说啊唱啊自顾自津津有味地讲着它的事情。此刻，整个世界每一立方毫米的空气中，都会注满了它的声音——它根本不理会你是否理会它，就象早上六点钟刺眼的太阳毫不理会你的瞌睡一样——它有足够的耐性在你耳边喋喋不休又殷勤又快活，直到你重新把它释放出来——于是，一刹那间，庄严的签字仪式，热烈的竣工典礼，处理假冒商品，西汉文物出土，洗衣机评奖，核电站逸漏，罢工，绑架，球迷闹事，时装展览，支持非洲灾民义演，世界特大西红柿……从世界各地呼呼啦啦涌入你的房间，……然后是“胶卷、相纸，都请使用柯尼卡、新颜色来自柯尼卡”、“蓝天高级爽口液”、“麦道飞机”、“麦氏速溶咖啡”、“禾大壮”、“嘉陵、嘉陵”、“好乐、好乐”、“常服杭州青春宝，精力充沛搞工作”…… 突然，电视机象出了故障一样疑成一片灰色，一幅火柴盒大小的，看不清脸面的黑白照片，几行书写拙劣的仿宋体字，播音员用例行公事的腔调飞快地念着:“安大顺，男，35岁，身高1.50米左右……”几秒钟后，这个极不谐调的画面又淹没在一片富丽堂皇、变幻万千、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之中。 “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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