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作者：王友琴

(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来源：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9292.shtml

1，牛鸡之间

多年以前，当我开始写作文革历史的时候，我首先采访了数百位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把访谈和调查的重要性放在纸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的一种评估，即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纸面记录其实和文革史实之间相差甚远。大量的文革故事在发生之时没有被报告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由于纸面上的文革和实际发生的文革之间的巨大的裂沟，这种第一手的调查对于写出真实的文革至关重要。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忆和追寻往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不但讲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

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这个网站的建立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2，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象“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对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6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发生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当时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

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两年之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象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了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是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自己的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绝望中才那样作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的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大量的“专案组”被建立起来。这些“专案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并且强迫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一所中学，就会有几个麻袋之多。但是在1980年前后，这些材料都被火烧了。

在其他的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是文革死亡的两个高峰。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

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

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3，记录每一位受难者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在公元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作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工人，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作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份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

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的要慢要难的工作，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难，但是我还是继续作着。1999年，我把整理出来的篇章总称为“文革受难者列传”。开始用“列传”一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总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作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4，生存者的创伤

实际上，即使不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创伤之中。

我曾经采访一位1966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1966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文革时代的中学老师。他曾经被关在红卫兵设立的牢房里三个月，曾经被打被侮辱并抬过被打死的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的尸体。他说，他从来没有想他的经历应该写出，既然大人物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了那样惨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员受的不算什么。他说得真心诚意。

我很想向他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紧。高官们本来就身处权力场中，他们进场时就知道各种可能。你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凭什么要让他们的争斗牵动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无处说出事实和无法寻求公义的漫长岁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里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们的亲人的作恶者还并未受到报应，如果这是老天的惩罚，他们也应该是下一轮才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判断，这显然是因为尽管三十多年以前他们没有去收尸，他们对受难者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划清界限”的态度，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心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恐惧，不但是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也是对自己的胆怯行为而感到的恐惧，所以他们才认定他们遭受报应。我希望，他们能在后补的葬礼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象肉体的疾病那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对文革受难者的记录、叙说和思考，其实并不是生存者给受难者的恩惠，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给生存者的精神创伤的一种治疗。

 

5，为什么在电脑网上？

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应该把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刻写在博物馆的墙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难者纪念册，应该把每一个死难者的故事白纸黑字印刷出来。在有可能这样作之前，只有感谢现代技术提供了一片新的空间，使得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网上文革死难者纪念园。

建立这个网站，就象我的调查一样，得到见过面的和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帮助。我写下的来自调查的受难者名录和“文革受难者列传”文章被送进了电脑空间，并且可以不断增添修补。网站原来仅仅放在我所服务的大学中，为了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网址，又租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网站的内容现在是双份的。

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当我道谢的时候，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我记住了这个说法。我要向所有对建立这个网站有所帮助的“义工”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也以这“义工”中的一员自居。

这里是一个非金石砖木所建立的纪念园，也看不到花草和树，但是这里闪耀着“义工”们的善意的理性的眼光和他们的义务工作留下的道道笔触。

在网站的首页之后，您可以看到已经被写出的文革死难者的名录。您键击一个人的名字，可以看到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有的人我们了解较多，也就写得很多。有的人我们知道得很少，就只能有寥寥数语。对一些我们知道死亡时间和地点却不知道死者姓名的人，都列在“无名氏”栏里。一些新的文章也还在写作之中将会补上。收录在这里的文章和资料，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的调查，都写明资料的出版来源。

我们也在这里提供了电子信箱地址，您可以写信给我们，对这里的记录提出修正和补充。我们更希望您寄来您的文章，为您的亲人朋友，或者您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受难者，在这里留下事实的记录与灵魂的感受。

建立这个网站，最初只是因为只有这一种形式，是我的朋友们和我力所能及的。但是现在我也意识到，这种形式虽然有其局限，但是也有传统的记载和纪念方式无可比拟的长处。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和图画；这也是一种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相当便利的双边互动的形式，这种双边互动可以促进这个网站的内容的继续增长和发展。

网络技术提供了全民写作和阅读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可以用和司马迁十分不同的物质手段书写历史。但是活跃在电脑网络空间的人们，大多数都是文革后的一代年轻人。坦率地说，文革的历史对你们相当隔膜，但是也正因为文革的结束你们才有了比上一代人好的生活。所以，希望你们能帮助比你们年长的人，来阅读这个网站，并给这个网站投送文稿。谢谢你们。

 

                                                                        写于2001年4月

 

原载于《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专访实录

作者：余英时

来源：超级大本营网站http://lt.cjdby.net/thread-260181-1-1.html

    王友琴博士这部关于文革死难者的调查专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她从一九八○年便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资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并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材料的收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过程。基本上她是亲自访问当时的学生和教师，先后共有上千人。大部份受访者以及死难者的家人，不是余悸犹在，便是受不了回忆的痛苦，因此开始都不肯说出真相，友琴必须耐心地作说服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才能打开访谈之门。为了避免记忆的失误，友琴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努力，尽可能地到各学校核对记录，确定死难者时间和事件始末。她调查的学校（以中学、小学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山西、陕西、四川、新疆等二十五个省市区。除了当面访谈之外，她还通过通信、电话和网络种种方式增补了不少资料。访谈和调查告一段落后，友琴又花了几年时间全面整埋所有的资料，最后写成这部专书，包括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的传记。

 

成书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二万以上（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二○○一年下册，八百四十六页）。友琴搜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过是韩愈所谓「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除了极少数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级干部之外，这一百七十多万人都已成了无名冤鬼。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将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从「身与名俱灭」的绝境中挽救了出来，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友琴关于受难者的访谈后来虽扩大到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但主要对象仍是中、小学的教师。这是本书的重点之所在，中、小学教师在「文革」受难者中显然构成一特殊的「类」，本书关于他们的大量传记等于正史中的合传（如《后汉书》的「党锢列传」），为未来史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因为「文革」的波及面太广，如果对受害人物不作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是无法展开的。所以我深信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将来史学家无论是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会史都不能不建立在这部专书的基础之上。

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在西方是新起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便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从六十年代起，展开了口述历史的研究，后已出版了许多专书，这两处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以个人为本位，也就是口述自传。对照之下，本书包罗的人物则多达六百余名，规模宏大多了。但本书所用的访谈和实地调查其实正合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孔子说，「文献不足，是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便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因为「献」指「耆旧」，即老人。老人传述的故事是历史的另一重要根据。所以司马迁撰史记列传，往往在传末（「太史公曰」）说明他调查访谈的过程。最明显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按：樊哙之孙」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卷三五）。

这不是和友琴的访问调查，先后如出一辙吗？《史记》中尚多他例，这里不必详举了。这一搜集活史料的方法，后世仍然沿用，特别是在宋以后的地方志中。例如民国初年所修《婺源县志》的「凡例」中便标明「采访员报」，可知其中不少事实是从调查访问中得来。我很高兴看到此书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为后世提供了这许多十分可信的原始史料。

 

苏共体制与中共特色的可怕结合

友琴之所以奉献二十五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被红卫丘学生活活打死，她是红八月的第一个牺牲者。当时友琴才十三岁，正在该校读书。这一惨绝人寰事件必然在她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与恐惧。这才是本书从创始到完成的真正原动力。我虽然当时身在海外，却也能间接印证本书的调查结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遗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亲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两次回到故居和他们团聚。我听到有关「文革」的第一个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学红卫兵打死校长、教师的情况，他们绘声绘影，描述得如亲临其境。最使我难忘是某一间中学（校名忘记了，但前面是很大的数字）的学生在教室中用钉板和皮带铜头痛打老师，血肉横飞，沾在四壁。他们还告诉我，我的一位侄媳妇，在安庆教中学。「文革」爆发后，她也是被学生打死的。当时同行中有考古学家亡友张光直，早年在北京上过小学，和校长的感情很好。他听了我的转述，有点怀疑是不是事实。过了两天，他特别去探望了他的校长，回来后告诉我，这位校长的双腿都被学生打断了，已经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听来的事迹竟和本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若合符节，则本书字字都是实录，更无可疑。

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断绝过。晚明以来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民国以后则改为「天、地、国、亲、师」，为甚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过我愿意指出的两个关键性的事实：第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俄国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全面征服了中国；第二是这个征服了中国的「列、斯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又发展了更可怕的「中国特色」。

所谓「列、斯体制」当然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极权统治，毋须多说。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态度则是反对知识，敌视知识人。这是因为极权统治必然采取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个「党」绝对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体地说，「党」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诈和残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夺来的政权。对于这个「党」来说，失去政权便等于宇宙毁灭。从个体的角度说，每一个「党员」则同样必须用一切手段保持他个人所抓在手中的「权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灭少。有权便有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信条。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在此。由于这个缘故，党内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党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这套意识形态是绝对真理，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有怀疑，「党天下」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所以，「党天下」本能地反对知识和敌视知识人。前苏联的「列、斯体制」从一开始便彻底体现了反知识（anti- intellectualism）的精神。无论是哲学、文艺、社会、科学、史学都必须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斯大林的语言学」和「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笑话，事实上早在列宁生前，这种倾向已十分明显，一九二二年苏共的刊物上便开始攻击爱因斯坦和其它「唯心主义」的科学家了（见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 Oxford,1990, p.213）。

 

「党天下」本质导致惨剧迄今不止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已一语道破，在文革期间他曾作自我评价，肯定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二八）他自封为「马克思」不过是自我陶醉，说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正名副其实。这里的斯大林不仅指人还指体制。秦始皇则象征了他的「中国特色」，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却偏偏在这四个字上继承了他的衣钵。所以在政治运用上，毛和他的「党」充分复活了中国专制帝王的统治手段，包括特务制度（如明代的东、西厂）、文字狱等。甚至毛语录和红卫兵也可以在明太祖那里找得到源渊。明太祖写过《大诰》三编，事实上即是他的语录。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学生（从国子监到社学）都读《大诰》，而且还下诏说：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见《大诰续编校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天下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一套「至宝」，岂不是「文革」时期的「红宝书」吗？《明史刑法志一》说：

于时（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卷九三）。

试想这和百万红卫兵人人手举《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高呼万岁，有何不同？明初人口不过一亿人上下，这十九万余人集会在南京，以比例而言，较之百万红卫兵的声势一点也不逊色，所以毛的「党天下」除了外来的「列、斯体制」之外，其「中国特色」也同样不容忽视。「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是如虎添翼，威力无穷。而且不仅中国为然，前苏联的一党专政也同样有其「俄国特色」，即沙皇制度。早在一九二○年俄国文学家米诺可夫（Miliukov）便已指出：布尔什维克专政在理论上来自西方，在实践上则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历史文化的底层（见Paul Miliukov ,Bolshivism: An International Danger London, 1920 , P.5）。

列宁建立政权之后，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降低过去的学术水准，二是打击教师的权威。中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个卢布，而学校工友的月薪则是七十个卢布。「党」更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羞辱老师，使之无地自容。后来一位文学家曾假借十五岁学生的日记的形式创作了一本小说，描写学生如何横蛮粗暴和教科学的女教师最后怎样惊惶逃走，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唯一与文革不同之处，只不过学生没有动武罢了。（详见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vik Regime, New York,1993 pp.318-9）中共的党天下在体制上对苏联亦步亦趋，因此也是一开始便将教师贬为三等公民，并极力挑拨学生去攻击先生。一九五二年陈寅恪写了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

证羊见惯借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

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详细解说见我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一九九八年页五四至五六）陈先生极为敏感，所以早在一九五二年已「一叶知秋」。十四年后学生打死老师的现象决非偶然，文革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所能掀起的。这一切都内在于「党天下」体制的本质。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

所以文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党天下」在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进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声。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进程的终结，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十五年前天安门的一幕，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已变得若存若亡了，但还是有人不能忘怀。最近向「人大」「政协」上书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其中最可敬的一位。

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于普林斯顿

 

  见证人——序《文革受难者》

作者：苏晓康

来源：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http://genders.zsu.edu.cn/News/1256-Content-1256.html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１９６６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还敢说话？请你不要再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与记忆相关的一切文革细节大量流失着。王友琴不顾一切地寻访、保存它们。她是受难者的一个活资料库。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记得我采访时让女附中的人指认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里想象曾发生过的举世罕见的“少女希特勒现场”（因为最接近的一个类比是纳粹组织“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开的，叫“德国女青年团”，后合并），而我却缺乏另一种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长身后，将有一个女学生要站出来为她讨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个血腥现场，先成为一个目击者，以后再变成一个见证者，多少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谈到她“心底的召唤”。《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杰伊·诺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写王友琴：“文革中她读到《安娜·弗兰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本书启示她去记录那严禁披露却日复一日发生着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样跟一本日记秘密交流心迹，也把那本日记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刚刚写下不久就必须销毁，那时候有人仅仅因为日记就被打死。”

无疑，诺德林格是在一种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范围之内解读王友琴，虽然，对暴行的见证应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国与中文范围内还只能看到一个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中再次提到她：“……索尔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个奇人，而且是一个女人，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讲师，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献身于见证文革受难者……她上北大时读到索尔仁尼琴，那时全中国只有几本《古拉格群岛》，她读得彻夜难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业：她向受难者承诺，一定要让历史记住他们。我仿佛看到，她身后站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见证人：安娜·佛兰克和索尔仁尼琴。”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为一个学生在为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79年全中国的高考状元，但她的优秀不止于此，她把所有死难于文革的教师视为同类，可以听到他们的哀鸣而无法平静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对教师夫妇的长女，也许因此而使得她赋有另一种“心底的召唤”，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鸡之间”的那种强烈感受：牛会哀伤同类而鸡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

王友琴与沉默大众的对话，是她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当下中国人文环境中的特殊遭遇，是一个应由旁人来见证的课题。我们的尴尬，不仅是见证人极罕见，而且也不能见证见证人。王友琴所面对的沉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水车薪的努力则是精卫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于体制性封尘遗忘，而年深日久地成了人们心底不自觉的趋避、弃绝，加上“伟大领袖”曾挟持整个人民成了“同谋”，因此这场浩劫从未停止过，它只是暂停在一种集体性遗忘上：抛弃受难者。王友琴经年累月置身于压抑下的倾诉、风干了的血泪、恐惧中的拒绝、无助里的无助……她的见证，与其说需要的是勇气，毋宁说是坚韧。自不必说，她寻访出来的七百个受难者，从线索、姓名、时间地点直达情节主体，皆引领她反复经历心灵的炼狱；她与受难者亲属以及知情人之间劝导、宽慰乃至逼迫、拒绝而使双方付出的心理代价，在在珍贵无比，将是中国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即使在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与庞大体制性谎言的对峙，受难者被主流话语封杀而借由见证人发出声音以抗拒淹没，势单力薄的见证人身陷周遭冷遇却又吸引同样稀缺的“历史义工”，等等，王友琴都是开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创性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如何在中国开启了受难者见证历史，又如何被流传、被抄袭、被曲解，这个过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见证，在成书之前只能放上电脑网络，其实只反映了受难者仍被歧视，而这座“网上文革博物馆”依旧被中国当局封锁。

第一个倡言“文革博物馆”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将就木。巴金的这个夙愿，几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象征，是无数人对政治清明的一种憧憬，并无几人怀疑它的可行性。经过“六四”大开杀戒，人们回头去看，觉得整个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议，已然有了见证的含义，老人并不天真，他领教过“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他呼吁见证。我们幸亏有巴金，也幸亏在他之后来了一个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