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泓:别了!我的初恋(节选《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 作者:林子搜集


 

 

  别了!我的初恋

作者:朱之泓


    女儿可能想看到我这本书中能出现一些浪漫而美好的爱情故事,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会让女儿失望的。我们那时候,男婚女嫁都是和个人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的,作为上山下乡知青来说,即便有爱情,除了政治因素外,还与个人吃、穿、住、行等生存命运密不可分,与参军、招工、推荐上学等个人前途息息相关。那种爱情或是已经被政治化了,或是已经被实用化了。

下乡初期,我偶然与宁夏煤城某煤炭单位的一个政工干部相识,之后我们便书来信往地谈着恋爱。他是一个红五类子弟,父亲还是他家乡那个县的农业部长。他的求偶条件很简单,就是想找一个同乡作未婚妻,而我们的原籍恰好都是河南。

我们之间的“情书”也很有时代特征,极少表达彼此的爱恋与思念之情,更多的内容是谈自己学马列的体会,鼓励对方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干革命。他支持我插队落户,叮嘱我在乡下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盼望有一天能把我堂堂正正招到他所在的单位,好方便建立将来的小家庭。

我那时总担心这辈子会走不出农村,而他却很有远见地对我说:“知青决不会永远呆在乡下,因为党需要他们到更多的行业中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个人的作用。”恋人的话总是具有神奇的力量,我被他的这一远见卓识所鼓舞,也很希望乘他这股东风,展开我的翅膀,飞出农村,飞到他的身边。

那个时代的政工干部整日奔波搞外调,不是调查张三的爷爷在旧社会都担任过什么,就是调查李四的爸爸在旧社会都干过些什么。于是我便频频收到他外调时,从祖国各地给我寄来的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那都是各地革委会送给他的。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算不算真正的爱情,我只知道这层关系对于在杨郎时的我是一种很重要的情感支撑。在那寒冷而漫长的冬夜里,我将他的来信放在枕头下,一遍遍回味着信中的话语,享受它给我带来的暖意。在整整一天的超强度体力劳动之后,我一头挺倒在土炕上,连做饭的情绪都没有了。这时的我,或是含泪抚摸着他自己都舍不得佩戴而赠给我的那几枚毛主席像章;或是含笑回味着他信中那些劝慰和鼓舞的词句,品味着他的一蹙一笑。我借这些使自己恢复一点体力,爬起来,端上锅,找个地方借火做饭去。

空间的距离能拉开感情的距离。我们天各一方,总是纸上谈情,有情也会变成无情,况且我们本身就没多少情。如果不是有像片的话,我恐怕连他的面貌也陌生了。尤其是我长期身处农村,不能被选拔出来参加工作,在爱情的天平上明显处于劣势。而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多有猜疑。我预感到这注定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试验。但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也会当成救命的仙杖,我本能地牢牢抓住它,无论如何,它总不会给我带来害处。

然而父亲被群专以后,我便只能强行让自己绝了这门心思,因为我知道,他作为一个单位的革委会成员,作为一个政工组干部,与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结亲会是什么前程?但我当然不便于把还没有落实的,我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告诉他,我就以“我在农村是永远都不能回到城市了”这个理由来拒绝他。他回信坚决不同意断绝关系,要我有信心坚持下去。并给了我一个人的联系方法,说这人将要到固原县招工,他要我去找这个人,说这个招工的干部会照顾我俩的关系,将我招到他所在的煤炭单位工作的。

我思虑再三,最终没去找他介绍的这个人。我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考虑我的招工问题,就必然会对我进行招工前的政审,我的家庭背景情况也就会很快传送给我的男友。那么,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将是多么的丑陋,因为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欺骗了他,即便我父亲被群专是在我们认识之后,但我始终没有将这些新情况通告于他,在他来说这就算是欺骗。我本来是想等一段时间,等父亲的问题查证落实,还父亲的清白以后,我再对他解释这一切。

现在看来父亲的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查清楚的,我也就没有机会对他解释。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有如让他来拒绝我,不如我拒绝他,也好保全我一点自欺欺人的尊严。想到这些,我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再次回绝了他。那封绝交信寄出去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他的来信,我以为段感情就这样过去了。熬过了一段复杂的痛苦后,我就把这种痛楚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其实,我对他很有好感,从感情上我是从来没有排斥过他的。假如我的父亲不被群专,假如时运不如此捉弄我,我是愿意与他组成家庭的。就是在我寄走了断交信后,我依然幻想着,幻想他能来杨郎找我,恳求我重新接纳他,那时,我会满怀感动地收回我的绝交信的。

大约是我寄出第二封绝交信的两个月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信。他信中以忿怨的口吻将我谴责和挖苦了一番:说他坐着车从银川到固原,在经过杨郎路口时,两眼直直地望着路上,希望在路口看到我的身影。说他下了车住在固原第二旅社里,本准备第二天就到某一个公社去搞外调,但天下雨了路不通,他们一行两人就只好呆了下来。他说自己很高兴,高兴的是他可以因此多在固原呆几天,这是老天给了他时间,他天天盼着我去他住的旅馆找他,但终于没有等到。说他外调结束回到固原县城后,又住了下来,还是焦急地等着我去找他,结果,我竟然绝情到连最后一次见面交谈的机会都不给他。

看了这封信,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要来固原外调啊,更是从来没有约我在固原见面啊。也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看完这封信我就奔上了公路,不顾一切的站在路中间拦过路的卡车。那种急切神态大约吓住了司机,很快我就坐上车朝固原进发了。

我按他信上所说,赶到固原二旅社,要过旅客登记簿一目十行地翻看,果然上面登有他的名字,但那离开的日期却是三天以前的。我犹如被五雷轰顶,整个大脑都懵了,拖着软弱无力的双腿走出旅社大门……

晚了,晚了!命运注定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提前来信告知我,却在事后来信将我好一番谴责。莫非这是他的计谋,以便让我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以便给我的情感上留下什么遗憾?于是我没有要求他解释什么,也不向他解释什么,而是将我的猜想和胡乱分析化作一顿不讲道理的斥责,洋洋洒洒写在信上,像发炮弹一样朝他发了去,从此我们便真正断了书信来往。

有谁知道,命运却是那样的捉弄人啊?几个月后的一天,我队的张锐(化名),就是那个我认为唱戏唱得最好的,是我们队里最聪明的,那个只有一只眼睛健全的人。他突然朝我笑嘻嘻地说:“珠妹,你去见你哥哥了没有?”

而且他开这玩笑时,回乡知青张克俭也笑眯眯地站在一旁,那脸上的神情似乎表现出他也熟知一切。

我非常奇怪,同时也吃了一惊。“珠妹”,这是我男友对我的专称,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可是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些事情啊。我便不理睬他,他追着我笑问道:“你找了那么好的对象,你为什么要断绝关系,人家对你不是好得很吗?不是要在固原等你吗?”

我更加吃惊了,想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张锐的取笑刚好解释了我男友对我的责怪,说明我男友给我的信至少有一封或者两封,落到别人手里了。这落到别人手里的信,正好是要我到固原找他,说他将借出差的机会来找我面谈。

那天我坐卧不宁,立等住在我隔壁的杨郎邮递员陈荣贵回来,我要问他,是否将我的信给了别人?后来经我一问,陈荣贵也猛的一惊。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直接从陈荣贵那里拿我们大队的报纸和信件,看完后再塞到大队办公室的门缝下边,别人根本没有机会偷拆我的信。但有一次,陈荣贵从三营回来,刚走到杨郎路口,就碰见杨郎大队的大队长方彦江和张锐在一起。于是他便将大队的报纸给了方彦江,那报纸里面夹着我的一封信。老陈认为,方彦江会当场将我的信交给我队的张锐带回来的。

可是,张锐从来没有给我带回过什么信件啊。我明白了,可能是张锐偷看了我的信,大约是不能将原信封复原了,就没有交还给我。那么他将这封信弄到哪儿去了呢?因为事情已经过去数月了,我也无法追究了。追究能追出什么名堂呢?就是追究出张锐或者别的什么人就是那恶作剧的人,我又能拿人家怎么样?而且越追究越会弄得满城风雨……

由于杨郎人的恶作剧,我错失了与男友再见一面的机会,那也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啊。它有可能使我们重归于好,生活也将会是另一幅图景,所以,从此我对杨郎又多了一份决绝。

那以后,我曾多次有过给男友写信的冲动,想解释清楚这其中的误会。我也曾步行八公里到三营邮电局给他挂过长途电话,但等了几个小时那电话也没有接通。当我无奈地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我的窑洞中时,我想,解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正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不解决,我即便解释清楚我不回信的误会,也解释不清我对他“隐瞒家庭出身”的误会,总之我们是不可能重归于好了。

别了!我的定格在美好图层上的初恋。

别了!我的注定要留下时代遗憾的初恋。

 


                                             (节选《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

 

 

 书籍介绍:朱之泓:《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http://www.hxzq.net/Essay/4515.xml?id=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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