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发 作者:河水


 

 

  告发


    在回宿舍的路上,遇到雷,他神色惊慌地对我说“要出去躲一阵子,小安子可能已经把他告发了!”

前些天,雷就一直忐忑不安,他跟我说“听敌台”的事被小安子告到车间党的书记那儿了,因为在下班后“天天读”时,书记特意警告:偷听敌台是很严重的反动行为,而且是现行!虽然书记没有点名,雷以为说的就是他,反动就是反革命,加之现行就是现行反革命,足以杀头啊!当晚,雷失眠了。

要说“听敌台”,不仅雷,一个寝室的苏、邢和我都逃不了干系,那些日子我们几个都上中班,半夜回来,一边擦洗酸臭的汗泥,一边听收音机。偶尔拨到澳洲播放的优美歌曲,大家听得如醉如痴,再而美国之音、莫斯科之声,后来成了习惯,天天下班回到寝室边洗边听,那些开始曲也哼得滚瓜烂熟。

坏就坏在这些开始曲,比如“扬基调”欢快、流畅,极容易上口,雷走进走出哼哼唧唧,也许,小安子告发的就是这个。

说起小安子,他是我们同一批进厂的知青,鲜族人,在一个车间,就住在隔壁寝室,听说最近就要成为预备党员了。曾有一天他对雷说:“你不要哼那些靡靡之音了,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或许雷的恐慌不是空穴来风。

我郑重地告诉雷,躲是没有用的,再说躲出去靠什么生活,被隔离的“牛鬼”郑八级不是躲出去了吗?还不到三个月就跳了松花江!沉住气,真的被告发了,千万要立场坚定,就说根本不知道什么“敌台”。我让他这些天不要再听“美国之音”,更不要哼那“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曲子,因为有消息说北京出事了,每逢此时当局箭在弦上,我们不能作靶子!

半个月过去,上班下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小安子成了预备党员,上大学的事据说也已经推荐上去,是省城的一所知名大学,目前在政审,一俟通过即成为这个厂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

然而雷恐慌依旧,几次问我:现行反革命真的要判死刑吗?

雷还对我说,万一小安子告发了,他就爬到烟囱上跳下来,怎么也比批斗、游街然后枪毙好!

“你怕什么?又不是你一个人,我和苏还有邢都听了,要杀头也是几个人一起去的,你不要怕嘛……”

可怜的雷,胆子太小。

小安子毕竟是我们一起从农村上来的知青,虽然左一些,但还不至于告发我们,再说他也拿不出证据。我坦然的很,心想要是真的被人告发了,打死也决不承认。我尽量安慰雷,说声音是无形的,无法用来作证据,只管放心作一个“革命青年”。

北方秋冬交替时节有一段日子很难熬,下雪留不住,肮脏的雪水和满地的烂白菜冻成糊状,上下班极为不便,常常弄上一身冰冷的泥水,苦不堪言。

半夜,我和雷踩着泥水去上班,路上,雷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给我,说:“这是高碳钢的。”我拿在手里,借着路灯,看出是一把钢锉改制的匕首,尚未开刃。问:“做匕首干嘛用?”

“防身。你看还没有开刃呢,今晚就能磨出来。”雷回答。

“防身?你千万不要做傻事!”我说。

他嗫嚅道:“安子…要…要是告发…我…我…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事情严重了,雷的偏执已经近乎神经质,恐怕要出事,不祥之感顿时袭上心头。

“走,我们回宿舍,你不能上班,待会我给你请假,就说你发烧了。”我拽着雷,一步一滑地朝宿舍走去。

回到宿舍,叫醒梦乡中的苏、邢,我把雷的恐惧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说了,让他们两个也出出主意,同时提醒他们也要当心。

我的话语刚落,邢似乎惊讶地问:“什么,小安子把雷也告发了?”

邢接着说:“怕什么怕,我才不怕呢……”

邢说今天白天车间把他找去了,调查有人偷听敌台的事。看来车间已经知道听“敌台”的事了,但究竟有哪几个人确不准,邢是怀疑对象,因为收音机是他的。

邢从床上爬起来,在饭盒里取出一个煮熟的冷山芋啃了两口:“妈的,饿了。”接着,他将白天在车间办公室的一幕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来。

下班前,邢正在机器前忙着,车间派人把他叫去,说有事。

邢走进车间办公室,书记、主任、团总支书记已在“恭候”。他们呈半月型坐着,前面空着一条长凳,显然是给邢坐的。

“来了,坐吧。”书记挺客气。

“嘻……嘻……找我有事?”邢堆出点笑容,心里七上八下。

“嗯,有事,听收音机的事儿,说吧,你们哪几个听的?”吓,书记开门见山。

邢知道书记说的“听收音机”是指什么,装起糊涂来,回答说:“这两天收音机坏了,没工夫去修,听啥?”

书记接过邢的话茬,问道:“那么前两天都和谁一起听了?”不愧是老政工出身,一个陷阱信手拈来。

邢是谁,当年的红卫兵,这点小伎俩还看不出来,回答:“前两天也没有听啊,不信你可以去问。”

“不对,你们听了,我看你还是认清形势,端正态度,到底还有谁,说吧!”书记板下脸。

“书记,不就是听个收音机吗?也算个事?你说我和谁一起听就和谁吧!”

“装糊涂,明明你们宿舍里几个人在一起听的”。团书记沉不住气,他对邢的装糊涂有点不高兴了。

“一起听怎么了,大门开着,路过宿舍的人都听了,不信,你问小安子!”邢早就想好了,只有将小安子拉进来,他才安全。

“你别东拉西扯的,没小安子的事,他又不是你们一个寝室的。”车间主任为安说话,安是他的红人。

“你说问小安子?这可是你说的,那就问小安子。”书记说。然后嘱咐团书记:“把安子叫来!”

大家都在等候小安子。书记很严肃地做起邢的思想工作,意思是主动交代免得被动,如果主动交代了可以从宽处理等等。

说到这,邢将吃剩的山芋头准确地往窗外一扔,笑道:“哈哈,你们知道结果怎样?安子没有来!说是回延吉探亲了,把书记主任气的那…那个…什么词儿来着?对了,叫七窍生烟!”

“这么巧?安子什么时候回去的?”我问。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安子回去的正是时候,要不还真麻烦。”邢道。

“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安子很快就会回来的。”雷嘟囔了一句。

一旁不吱声的苏此时冷笑一声:“哼,回来也不怕,谅他不敢瞎说!”

随后,苏就把他和安子昨天在酒店的事说了。

昨天下班,苏请安子到站前的朝鲜饭店吃狗肉,两人喝了一斤多“地瓜闷”。推杯换盏之间,苏对安说,听外国电台的事是有的,但不是什么敌台,如果此事张扬出去,对谁也不好,要安对此事保持沉默。安则信誓旦旦地声明他绝没有告发这件事。苏借着酒劲发狠,说不是他告发的就好,要是知道了是谁告发的,到时一定要咬得他同归于尽:自己没有听过敌台,怎么就知道别人听的是敌台?咬死他!安子闻言脸色都变了,剩下一口酒不肯再喝,说醉了。

原来如此。

此后书记主任再没有追究“听敌台”的事,雷的神经质也好了,安子后来没有能够走进大学校门,据说他的名额被人顶了,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不得而知。

 
注:文中人和事系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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