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政局，民主与民粹
作者：wenjunq
|
|
|
|
| |
|
|
| |||
|
|
| |||
|
泰国的政局，民主与民粹
作者：wenjunq
|
|
| ||
|
| ||||
|
| ||||
|
泰国的政局，民主与民粹
中国的文人，已经拿泰国说事也很久了，四年前黄衫军折腾他信政府之时，就有文人拿民主开涮，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要民主，泰国就是榜样！去年红衫军有样学样，冲击峰会会场导致其流产，此论更是高调了许多。及至两个多月骚乱愈演愈烈，幸灾乐祸者就更不待言。例如有位刘学伟先生就坦言：“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普选，这些出乱子的国家也就大多数都是有普选的国家。而且这些乱子相当大一个部分直接与选举有关。最典型的就是泰国。”你不能不佩服这类效劳于权力的文人那种“乱弹琴”的随意性。 普选只是一种形式，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形式，它的内容必须是选民真实意思的表达，例如萨达姆当初以100%的选票当选，即使傻瓜也知道那是刺刀拉来的选票。普选还不是民主选举的全部，全部内容还应包括监督直至罢免的权利，缺失了这部分权利，即使是选民真实意思表达的普选也枉然。 民主的权利确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若真民主，那只是一部分人的诉求反映而已，不能将把诉求强加于他人也视作民主权利；民主模式解决问题靠协商，也就是另一部分乃至多部分人的诉求必需尊重。我们可以从孔子的训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嗅到一些民主气息，可知其并非“西方文明”之独享，实乃普世价值之体现。倘若示威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不是民主，而是民粹，示威者的专制。 他信无论存在多少问题，完全可以依据法律程序予以解决，并非泰国不具备这等程序。事实证明，最终仍旧是法院判决使他信垮台。但司法机构遵从准暴力示威之意志行事，当一部分人利用其民主权利亵渎甚至践踏他人的民主权利，而权力利用并助长这种亵渎，开启了危险的模式。那不是什么“普选民主”惹祸，而是民粹骚乱，泰国约四年来不断的乱局，证实了这一点。 新华网评述：《评论：泰国政府低估他信 更低估了社会分裂》，借用泰国前陆军上将颂提的话说：“当年他也没有想到后政变时期的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低估了他信，更低估了社会分裂”。2006年颂提们支持黄衫军闹事，然后以军事政变搞垮了泰国首位竞选连任的总理他信。颂提低估了的，不是他信，也不是社会分裂，而是玩弄权力践踏宪政民主必然会产生的后果。 所以，导致泰国长期社会失稳的决定因素与普选无关！泰国发生的事情，自黄衫军开始，红衫军接踵，都不是什么民主，而是破坏民主。颂提坦承当年是政变，颠覆民选总理他信的政变，可见他也没拿民主说事。对此，泰国国王与军方是难辞其咎的，是他们操控的权力破坏了民主制度，这才会有愈演愈烈的动乱局面。 而且，任何社会都是分裂的，这本不奇怪，无论宪政民主制社会还是集权统治的社会，都不可能消弭分裂使之不复存在。问题仅仅在于怎样才能使分裂不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人类文明进程使传统的暴力征服异端转化为和平的异端协商共存，寻得使分裂维持在和谐框架内，这才是民主体制的真谛。民主是多数人决定、但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的政治方式，它只能靠法制维系和谐，把这根纽带剪断了，分裂状况就失去制约，演化成冲突甚至暴乱。 到5月3日，现任总理阿披实公布路线图，寻求和解，提出保持君主立宪制度、政府改革、克服泰国政治、经济方面不公正。并做出妥协：建议11月14日举行国会下议院选举，也就变相认可了红衫军要求解散议会的主张。应该说：此举可以看出阿披实主导的政府方面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为，无疑具有修补破损重构宪政民主之作用。如果换来红衫军方面的响应，无疑是泰国社会之福音，将大大冲淡4年前那次祸害之后遗症。民主必须协商和妥协，否则不成其为民主。 15日，红衫军主要领导人表态欢迎政府的决定，愿意坐下来谈。谁知，乱七八糟的红衫军领导层接着就宣布否定和谈，声言只要政府不完全答应红衫军的诉求就继续斗下去，绝不妥协。温和派领导人销声匿迹，死硬派掌控了红衫军，但接下去就成红衫军的分裂，大部分人溜号，少数人搞起恐怖袭击，还有一些人则坚持静坐示威。一个简单的问题应该被提出：难道七千万泰国人的选择必须由这五千人做出？即使最旺盛时几十万人参与，也无权决定泰国就必须解散议会。这种死硬派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践踏泰国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是反民主。 红衫军的举动只剩下革命到底的呐喊，伴以烧杀，所有泰国人都深受其害。爱默生在《论文集.历史》中说：“每次革命，最初总是起源于一个人的思想。”最末呢？只有最冥顽不化者，最终将成为革命群体的领袖，因此一切革命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独裁！莎士比亚在其《约翰王》中告诉我们：“用暴力攫取的权杖必须用暴力维持。”红衫军强硬派首领们无非不过利用一种社会情绪达成其政治主张的主，堪称“顽主”。他们的失败甚至灭亡才是泰国人民的福音，也才是泰国民主制度的希望。 被捕的红衫军领导人之一威拉·穆西卡蓬在被捕后呼吁和平，他说：“我希望各方冷静下来，以和平的态度谈判。请平息你们的愤怒。带着愤怒，我们不能实现民主。”早干什么去了？七十天来，红衫军领导人不断煽动愤怒，事件也不断升级。反倒是阿披实显示了越来越成熟的政治技艺，该得的分一分没少拿，不该得的分也被红衫军礼赠。有人大夸他信是民选总理，阿披实同样是竞选上台的。如今的他信，甚至扬言要开展游击战，我想，作为政治家，他已经玩完了。 泰国的事情证明了一个真谛：那里不是什么“普选制民主”惹的祸，恰恰相反，是反普选制的民粹主义骚乱。他信是普选上台的，被黄衫军和军方政变废黜了，法院竟然没有维护法制的尊严，却成为政变的帮凶；再经普选的总理沙马竟然因教人炒菜而判“违宪”下台，法院再次成为民粹之帮凶。红衫军如法炮制因而骚乱频乃。所幸这里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而非一党专制，故无党卫军滥杀市民之事发生。
二 关于民粹主义，俞可平先生2007年初发表过《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一文，理论阐述已经很清楚，面面俱到则近乎不置可否。摘录几段我认为可取的。1,来龙去脉：“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2,属性：“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3,后果：“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具有恶的名声，为之辩护者则宁愿称其为平民主义。但无论怎样称呼，皆挥之不去那种社会底层群氓的无赖气息，民粹主义只不过用华丽辞藻包装了其粗鄙本质罢了。其最蛊惑人心的，莫过于《宣言》最末那句：“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用中国话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泛滥所致，人类的高雅素养、文明积淀，全都在劫难逃。 说到底，无论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其实质不过民粹主义之奇葩，列宁曾定义俄国民粹主义为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确认了其合理性。批判的仅仅是它的泛民意属性，代之以党专制理论以统领民粹力量为其夺取权力实施权力服务。列宁在其名著《怎么办》第二章第一小节里有一段论述：“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样列宁就纠正了马克思的失误：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从底层人群中分离出来，给他们戴上“最先进”之桂冠，骨子里尚存贵族文化之情结。他指望借助这个力量“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建设他理想中新道德的体制。结果并不如愿，一则工人的真实形象并不因戴上高帽子就变得道德高尚且受人尊敬。工人出身的伯恩斯坦说：“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如《共产党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普遍地赤贫化，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受偏见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它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二则这种人为的分离使革命力量单薄，如果说第三等级还能掀翻旧王朝的话，工人阶级的起义却只能成就“巴黎公社社员墙”。 如果我们视正常社会为一个池塘，水草丰茂，鱼虾逍遥，池水可饮用可灌溉可洗涤。民粹主义便如一根搅屎棍，把池底的淤泥搅了个底朝天，社会变作泥沼，只有浑水摸鱼者可能从中获利。 前不久学者们争论起《宣言》里说的是“无产者”还是“劳动者”，似乎可以如此理解：马克思那里尚存道德杂念，对无产者的恭维其实质是对所倡导的革命寄有道德期盼，谓之“播下龙钟”；他的传人更民粹，只管“收获跳蚤”。列宁不光深入劳动者中招兵买马，还延及“被压迫民族”里去了，毛先生形象地推行“痞子运动”，九教三流悉数收编流氓无赖为我所用即可。经典的说道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缺德是干不好革命的。 马克思出版于1850年的《阶级斗争》中写道：“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是可以具以测量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多少，革命的热度和创造力就上升多少。”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他也意识到社会信用与革命之反比关系，革命成功与道德失灭必须捆绑在一起。法国思想家勒庞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里说过：“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所谓“俄国人的路”也即利用民粹主义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之路。 勒庞还说：“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据此思考，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那些良知尚存者都难免遭遇清洗，唯有如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金日成直至波尔布特、萨达姆、本拉登之类，得以成为革命领袖。
三 这里就牵扯出民主来了，古希腊之“民”系“公民”，也就是城邦里非奴隶地位的成员；也可以视作希特勒时代非犹太之类“劣等种族”的人群；或毛时代的“人民”，毛自己划了一个圈子，把比如“地富反坏右”之类人群驱逐出“人民”圈外。而且，因为这个圈子栅栏之无形，就应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抨击中国：“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就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毛刻意制造这种“不明”，在他那个《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所划定的“人民”圈子特别标明了“现阶段”，也即，标准是钦定的，“人民”也就扑朔迷离。他老人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捏造一个新罪名，置任何人于圈外。 我们似乎应该意识到，无论古希腊的“公民”还是希特勒嘴里的“人民”或毛泽东所说的“人民”，都不具有“people”所表达的泛人类属性。值得强调的是，在胡赵时期改革所获得的重大进展之一，是扬弃了毛时代所构建的贱民歧视体制，使“人民”向着“people”跟进了一大步。尽管利益继承者们仍在恪守某些毛式“土围子”，例如党卫军制、官僚职业化、户籍管制、伪宪政等，但普世价值的潜移默化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趋势，指望唱红歌颂经典之类黔驴之技除了留下些荒唐笑柄之外不会有其他效果。 泛人类属性的合理发展应该是现代人权概念的运用，较之历史上各种说道，人权概念彰显出现代文明特质。所有“左右之争”、“革命反革命之争”、“战争和平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等等，到了人权面前就很容易鉴别其善恶，所以，一切历史的反动派都会以形形色色的借口诋毁和否定人权，因为人权使他们原形毕露。 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搓脚搓出了他的主义，恩格斯更是断言英国革命已无可避免，因为那里聚居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结果均未如愿，“跳蚤”们在农耕文化充斥的东方大获全胜。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革命若不利用民粹主义摧毁社会信用之壁垒，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对于此，毛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论述得很清楚，也因此文获得斯大林的赏识，一辈子也没脱离这个《报告》的主题。 倘若留意一下欧洲的博物馆，那里陈列着从中古直至远古各种裸体画像、石雕之外，还有更早于公元前2000多年希腊人所铸造的那些精美青铜裸体人像。对比那以后1000多年我们那些青铜器物，不难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人本身的敬重与东方文化对物的崇拜。裸体像意味着对人性之尊崇，礼器之类意味着人性的缺失。即使兵马俑吧，文人们讴歌的“表情各异”里谁也看不出个性何在，那股森严逼人的一统之气足以震慑任何参观者。我直至第三次伫立俑坑边，才悟出奴性是怎样炼成的：个性被打磨光了。而个性实乃人性之本，一旦个性被共性吞噬，“存天理灭人欲”也就大势所趋。倘若联系《商君书》里以所取人头换爵位的苛法，以及韩非子、司马迁关于秦人嗜杀成性赤膊上阵的描述，当悟得出“秦王扫六合”其实不过是野蛮扫荡文明，祸害由此而兴起。很不幸，我们的祖先后来又两次跪拜于同样的征服：忽必烈和皇太极。 人性缺失，物欲横流，中华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如此之微薄，其因皆缘于此。尤其是近现代文明，我们的贡献只是负值！倘还自吹自擂，无异于继续坚持反文明的思维模式，螳臂当车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只有首先“复兴”成为人，而非群，才有可能染指“崛起”。否则，无论调门多高，如同现在响彻全球的“嘟嘟乌拉”，单一音节的喇叭越多，噪音的分贝就越高，任何乐章都不会是单音节的。应该记取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的说道：“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四 民粹主义之滋生沃土系农耕文化状态，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成型于英伦三岛，因为那里农耕文化没有成气候，其主流文化堪称贵族文化；法国的农耕文化酿造了举世闻名的大革命。越往后就越明显，民粹主义兴盛的俄国成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顺理成章。罗素1918年断言：“蚂蚁比任何社会都可能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精神。”看来，社会主义确实可以在蚂蚁国里尽朝晖的。 回顾文革，整个就是“痞子运动”，我们当年置身其中依据的就是那份《考察报告》。文革之祸害不过是当初农民运动的翻版，毛掌控的权力故意放纵民粹主义以实现其整肃政敌的目的，只可怜那些被整肃者并无反骨，只不过是他狐疑的对象罢了。 记得1967年春夏，市里的“红总”搞起绝食来，誓言军管会不释放刘占云绝不收兵。这次绝食也通知到我们学校，呼吁我们加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对：没有什么比拿折磨自己作为斗争手段更愚蠢的了，你们饿死再多军管会也不可能妥协。但很快，“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之说道便占了上风：老马开始不赞成巴黎公社起义，一旦起来了就转而积极支持这场斗争。支持还支持，仍奉劝“红总”头头不要放过任何机会“挺着肚子下台”；不能听信参加绝食头头的意见，因为他们的大脑已因极度缺乏营养而丧失了正常思维的能力。好在红总那些家伙还不错，尽管刘占云并未释放，也很快找了个借口宣布“胜利结束”。 一个纪念日说着就来临了，21年前这天是血腥的，它证明了这支军队的党卫军本质。须知，自元大都始建至今，它是史无前例的，历来的“反动统治者”皆不曾如此丧心病狂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坚信历史绝不会荒唐到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地步。我们毫不游移地谴责暴政之余，似乎也应该反思：那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究竟是民主主义的还是民粹主义的？ 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认为那些精英基本上皆属于民粹分子，一伙被“五四精神”滋润了每一个细胞的民粹精英。他们明智地公告说“拥护党的领导”，具体要求的总书记、总理接见已经实现，本该见好就收，避免局势恶化的。我试图到邮局发电报，奉劝他们见好就收，恣意妄为是不负责任的。结果邮局以地址不详无法投递为由不予受理，可报纸上登了许多电报文字却不知是怎样投递的。眼看报纸电视里消息越来越不对劲，然而都没有收兵的迹象，双方都在得寸进尺节外生枝。作为经历过文革的我，深知乌合之众一旦发动起来就难免乱套，感觉很不妙！毛发动了群众都驾驭不住，动用军队求治也很费劲，何况别人？最终的结果是坦克车加机关枪，党卫军之最高纲领是“枪杆子听党指挥”，而不是“人民子弟兵”。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谭云鹤披露：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比鲁迅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更黑暗得多！ 除了谴责镇压者的血腥之外，那些民粹精英也是有责任的！正如我们除了谴责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之外，同样也得反思苏俄顾问及其爪牙唯恐天下不大乱一样，否则我们会继续错把民粹当民主。一位叫许知远的先生作《集体遗忘症》，介绍了一位英国女生研究六×四之说道：“可是，如果不派军队镇压，中国就会陷入内战，如果这些学生当权，那中国只会变得更糟。”这个结论前半段纯属臆断，内战只能在军队间进行，非武装的乌合之众打不起内战来。即使文革时的武斗，也谈不上什么内战，充其量只是民间械斗而已。后半段确有根据，那些民粹精英当权会更没谱，因为不但枪杆子里出不了好政权，民粹主义也闹不出好政权，唯有宪政民主体制才有可能选举出好政权来，因为它可以监督甚至废黜不好的政权。 中国的事，去找民主纯属捕风捉影，追求民主同样属于理想主义，而罗素告诉我们：“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有谱的事情只是把宪政落到实处。我们有宪法，作为最高原则老老实实地执行它，把违宪当作最大的恶，这个社会才会有希望。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不执行，社会谈何诚信？东一个理论西一个学说，红头文件满天飞，就连“两会”也没拿宪法当回事，违宪的政纲比比皆是，中国是不可能侈谈什么“崛起”的。 罗素先生在《自由之路》第五章“政府与法律”篇末有一段论述：“我们要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是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类的全世界的社会。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产生于国家的荣耀，而是产生于个人的自由发展；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幸福；产生于每一男女都有符合个人兴趣并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工作；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而又充满爱，在感情中清除了因失望而产生嫉妒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产生于生活富于乐趣并在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创作中得以表现出来。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只有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才有存在的价值，但是乞灵于国家是无法达到这些成就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实现于个人身上，而一个志在重塑世界面貌的政治制度，其终极目标必须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我想，他的话语似乎啰嗦了一点，但不妨碍认真品味，会使我们的认识清醒许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