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再述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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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再述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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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再述
中国史书上写过的那些故事早就被说到滥，连老毛都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事也多半是假的。”到如今只管留给那些靠扒祖坟讨生活的文艺家去纵情“戏说”也罢。比如，都说佛门生活清淡如水，如今却能从中提取无数剧本，仅一个少林寺就拍了数不清的影视剧，连《日本少林》都拍成电影了，不服不行。 文明是个幽灵，本来并不复杂，只是它要附体，于是难免“狗扯羊肠，越扯越长”，否则会“说不清道不白”。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说：“我的奢望就是，把别人要用多少部书才能说的话，仅仅用十个句子表达出来――甚至连别人在那许多部书中没有说到的话也说出来。”不敢狂到如此地步，但言简意赅总应该是努力的方向，何况鲁迅早就责怪大文章，说：“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这就更令人惶恐。尽可能简约，不说废话，不说别人不懂的话，就只能作为愿望。
一、 文明应该是个褒义词 一个古老的提问是：“文明究竟是魔咒还是福音？”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提供了某些证据，似乎人类在以新石器为标签的史前时代有过满足指数很高的部落平等生活。《旧约.创世纪》的伊甸园、古印度史诗里闲散安逸的田园生活、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在公元前8世纪作诗称其为“黄金时代”，等等。《韩非子》形容它：“国无盗贼，道不拾遗”。马克思则给它冠以“原始共产主义”名号。 这与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不一样。他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定义为：“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但又说：“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不管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尚有多少种标志，例如青铜器、复杂的礼仪祭祀中心等，总之文明之前是野蛮，否则文明比野蛮更糟糕。很难设想文明时代以前会是“黄金时代”或者“原始共产主义”，人们显然拔高了那种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平等，与其说是对过去的怀念，不如说是寄托了对未来的憧憬。 当产出开始大于消费，人们脱离“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贫乏，储备与享受必然打破原始状态的平等，人类文明可以说是平等的反动。赫西奥德的诗用“白银时代”作为堕落的开始，进而“黑铁时代”，直至他生存年代的悲惨，以及望不到尽头的继续衰落。“黑铁”无疑是文明的象征。文明又使社会日益复杂化，也可以说“医生与妓女”就是文明社会的起源，分工提高了社会生活的总体质量，尽管它伴生着罪恶与苦难。无可否认的是，产出增加，书画技艺导致知识的传播与积累，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生活更富足。人类的突飞猛进是不言而喻的，文明出现以后几千年远不是史前多少万年可以相提并论的。 芦、金两位先生所论述的都是“东西方文明”这个主题，看上去大方向一致。老芦说：“所谓‘文明’，就是某个地域内的居民一切智力活动成果的总合，它包括宗教、文化艺术、科学、学术（指科学以外的学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伦理与其他价值观、mentality（心态？），等等。/根据其表现与生存力，文明可分为两大部类：显性文明与隐性文明，前者属于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同义，也就是写成书本的各种学说，包括宗教、文化艺术、哲学、科学、人文学科和其他由台湾芋仔和番薯们译为‘意缔牢结’（ideology，大陆译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后者属于草根，类似所谓‘不成文法’，不是写下来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这两类文明中，前者最容易看见，因而也时时是学者讨论的热点。老金那系列似乎就只谈了看得见的儒家文化，但在我看来，其实后者虽然看不见，或是不容易那么看见，但作用更大，生命力更旺盛。”我赞同应该首先清晰概念，但最好不要自己归纳，而取大家认同的，这才不易发生没必要的混乱。老芦的归纳主观性太强，把人们历来习惯于用“文化”来判读的许多内容都装进“文明”的筐子里去了。比如文化人类学鼻祖英国人E.B.泰勒所给、普遍认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技能和习性。”几乎都成老芦所设定的“文明”了，这就难免发生认识混乱。 窃以为，两位先生若将其“文明”讨论换作“文化”讨论，似乎更贴切也更容易“使人昭昭”。文化也叫人类化，将人类价值观对象化罢了，已经成为专门学问，著作亦浩如烟海。似现在这样“泛文明”化，要搬的砖太多，整部文化人类学都要撤换概念了。比如芦兄的“显性文明”、“隐形文明”，大致没脱离“显型文化”、“隐型文化”范畴。总的感觉是：两位仁兄虽耿耿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在基本概念上入其彀中，并没有脱离此论。而亨氏预言人类必将走向“文明大战”，他说的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文明，而非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人类就必以全球性恶战为终结。显然悖谬。 查《辞海》，“文明”项下有：“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比较简明扼要；再查其它资料，《易经》就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含混糊涂不知所云，毫无现实意义。英文中把文明跟城市挂钩，描述的是人类开始分工合作群聚而生的和谐状态。尽管尚有各类不同的说法，表达进步、摆脱野蛮这个核心含义是取得共识了的。“文明”显然是个褒义词。 《辞海》“文化”项下就复杂许多：“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也是比文明宽泛得多的概念，无褒贬。鉴于所采取《辞海》乃六十年代开始编撰，1979年出版的。想当初老毛在延安升“红太阳”，把“言必称希腊”改成“言必称阶级”，篡夺了话语权，使得举国上下“阶级”标签乱贴，无处不在，皆谬论。故将定义中“阶级性”部分舍去了，以免冗长。 按照上述定义，我理解的“文明”即是社会进步的表述，而“文化”不具有衡量社会进步之内涵，仅具社会的时代特质。故，“文明”应该仅指人类社会背离野蛮之抽象的、历史的积淀，不具备“文化”那种现行意义，更没有具体的、时代的演绎。人们习惯以时代、地域特征描述文化形态意义的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应该理解为那种特定条件下文明发展之程度。我不赞同赋予它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含义，那样会給文明贴上相对主义纹章，落入亨廷顿陷阱里去。 我们可以说摩梭人的“走婚”是一种文化现象，却不能说是一种文明；可以说“法西斯文化”，不会说“法西斯文明”；阶级斗争学说无疑是一盘文化大棋，但它绝不属于文明范畴，却可纳入反文明之列。老芦恶搞老毛那段话：“文明竞争，一些文明胜利了，一些文明消失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自称为“点石成金”，其实完全弄拧了。 几千年的历史绝大多数不是“文明竞争”，而是兽性撕咬，不能把贴了“文明”标签的意识形态理由都归于文明。若按老芦的说法，狗屎拌点油盐也成一道“文明菜”，只怕没人能消化。文化可以竞争，弘扬人性者纳入文明殿堂，崇尚兽性者理应被扬弃，是否具备普世价值决定其最终归属。如果沿袭着亨廷顿的实体文明观，怕是越辩越糊涂的。
二、文明相对化的危害 有人称文明为“凝固的文化”，而文化则为“活动的文明”，亦有一定道理。文化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凝结下来，才能称为文明。文化系文明之原因，文明为文化之结果。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东西方文明”之类表述方式不可取，它抹杀了“文明”的绝对含义，使之相对化，从而失去了衡量进步性之功能。而“文化”则不同，它才是相对的，无所谓进步与否，仅适用于特质表述，若说“东西方文化”较为合适。 如果我们承认两个甚至更多“文明”存在，那么它与“文化”就可以混为一谈，至少可以废弃其中一个概念。再者，“文明”多元化，毫无疑问不利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试想，如果非洲人坚持“巨唇文明”、缅甸人坚持“长脖文明”、印度人坚持“寡妇文明”、我们坚持“小脚文明”、西人坚持“束腰文明”，这世界一定会“文明真空”，永无宁日。 芦文介绍说林思云说过：“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同理，他们的“文明”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文明”。如此，赤裸裸的兽性皆可以披上文明的外衣，作恶多端必可挣脱理性之羁绊。芦文向我们介绍了纳粹与共产主义运动一起，“动用国家暴力，大规模运用他们认定的‘客观规律’去改造社会，因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恐怖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页”，恰恰是文明相对化的一项实际应用。“一些文明胜利了，一些文明消失了”，除非斩尽杀绝，人类必回归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胜利的只能是反文明。 文明一旦相对化，“和平竞争”恐怕只能说说而已，必然增加了不识好歹的底气，凭什么认定我这个“文明”就劣，他那个“文明”就优？君不见如今每个中国人都享用着“西方文明”之成果，生活中几乎每一种“物质享受”均源自“西方文明”。不折不扣的“中体西用”，除了“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还是中国的，基本上所有用品皆西人之发明，却不妨碍我们“坚决抵制西方那一套”并高调讴歌“中华文明”引领世界的么？好在“中华文明”尚缺血性，瞧人家“伊斯兰文明”恪守者，竞争不过就上“人肉炸弹”，炸不到别人就炸自己人，总而言之“失节”事大，在“文明”问题上决不含糊。文明相对化的归宿，只能回归相对主义鸟巢，让丛林法则吹哨子，结果只能归于野蛮。要知道斯文协商契约妥协也源自“西方文明”，即使采纳了也会“失节”的。
三、“中华文明”其实很可怜 最虚张声势的说法就是“中华文明”。既然文明最重要的两张“王牌”，一曰科学二曰工业，均为中华文化之空白点，还有多少“文明”可言？何况“中华”二字本身即具有夜郎精神，《唐律名例疏仪释义》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里更直言：“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完全仰仗着天朝昏君之鼻息说事，说明我们这个文化妄自尊大到何种地步，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文化观相同，所谓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另类说道。而这种“华夷观”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并有“重农抑商”之经济基础支撑，已经不折不扣成为中华意识形态之一部。直接的效果即拒绝进步，反文明是也！ 无可否认，前期汉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肯定是有而且巨大的，使人类1/3人口脱离野蛮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国际学术界也公认，先秦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基本上处于同步发展状态；直至“康乾盛世”，中国的GDP仍是世界第一；而代表着“地理大发现”的哥伦布远航，也有确凿证据证明他要找寻的目的地正是中国。汤因比说：“中国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健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这是确实的。而且国际学术界把人类不同历史阶段曾经有过的、可以称为文明的文化群落最终归结为以希腊文化为核心的“西方”，以及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两大板块，也即汤因比所谓“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怎么说也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膺承的。 当春秋诸子兴起“百家争鸣”时，苏格拉底还没出世；到战国时期希腊古典文化才进入高峰期。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登基时，商鞅刚被秦惠文王杀掉。亚历山大东征西讨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地域的大帝国分裂正好一百年，“秦王扫六合”成功。希腊化时代则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当地中海文化圈成功交融之时，我们却完成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各行其道，公元前1世纪可以算是岔路口，那边走向多元，这边走向一元。 只不过糟糕的事情也恰在此：中华文化偏安一隅，唯我独尊使我们对外狂傲对内一统，待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非但文明涂地，就连通往文明之路也堵绝了。黑格尔在评价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纪实》之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没有进步何谈文明？可以说自程朱理学开始，汉文化对人类文明非但没有贡献，且沦落到反文明的泥沼里去了。这就无可避免地落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断言的，成为“西方文明”将同化掉的最后七个“文明模式”之领衔者。 比如说，弗兰西斯.培根认定：“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正是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后来李约瑟加上造纸术，合称“四大发明”，并认为都来自中国。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传播路径，最早的应用记载都在中国却是公认的。即使可以证明“四大发明”或者更多发明都是从中国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那也不能说明什么，甚至还会更令子孙后代伤心：我们的印刷术仅用于印制经书和官书，要么做成纸钱烧；火药成为爆竹和烟花的原料；指南针更广泛地成了风水先生的法器。我们视作奇技淫巧的玩艺儿，在西方却产生了爆炸性影响，培根总结说：“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说“中华文明”其实很可怜，还在于它的影响力。任何可唤作“文明”的东西，它都具有超越国界、种族的影响力，当日本、朝鲜、琉球、安南等等小国八方来朝之时，中国的文化向四外辐射，说道一下“中华文明”多少也还有那么些模样。明清两朝中国的影响力逐渐缩水，到毛朝时，毛欲做世界革命导师，勒紧人民裤腰带不惜血本输出革命，中国成为反人类文明的基地。“中华文明”最后一点老本悉数赔完，不说别的，南北朝鲜战后都废弃了原本使用的汉字，几千年来一直仰慕中华的东南亚各国血腥排华，“中华文明”只能关起门自娱自乐了。
四、几种“文明论”之辨识 老金的文章花了些笔墨去说“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不能说以经济状态描述文化状态完全没道理，起码马克思也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但“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集体主义文明向个人主义文明的变迁。”前半段还有些靠谱，后半段则显得随意，文明被意识形态化也就成了什么货都可以驮的牲口。 这种随意性还可见这一段：“现在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意识也比欧洲其他国家强烈。不信看看这次参加世界杯的各国足球队，那些欧洲大国里只有德国还是‘清一色’。”这等不严谨到了信口开河之地步，堪称“哪壶不开提哪壶”。此次德国队乃32强里外裔球员最多的！仅以出生地算，德国队八位非德血统的球员为：尼日利亚的奥戈；土耳其的塔什切和厄齐尔；突尼斯的赫迪拉；波兰的特罗霍夫斯基；西班牙的戈麦斯；加纳的热.博阿滕；巴西的卡考。刚好等于排第二的美国队（五位）加上排第三的葡萄牙队（三位），其余各球队几乎没有外裔队员了。是否反过来可证“德国人的种族低劣意识”呢？ 还有这段：“中国皇宫寺庙保存的都不错，但没一处县衙门是保留完好的……”也很随意。有句话叫做“北有故宫，南有县衙”，说的是河南内乡县衙门，占地两万多平方米，二百多间古建筑，与故宫、保定直隶总督署、山西霍州署一并作为“四大古代官署”，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品牌。此外还有景德镇浮梁县古衙门，也是著名旅游景点。 似这等举证随意，就像方舟子叫板林达，指出他随意举证“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实一样。斯宾塞提出“社会进化论”还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后人说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实在是个冤案。这样会造成“论点正确举证不实”，影响作者的可信度，是需要注意纠正的。 换一种说法，“文明”只体现普世价值，“文化”不在乎普世价值，可以体现任何局部价值。亨廷顿那个“文明冲突论”根本不可取，文明只有一个，要冲突只是文化。而文化素质之优劣只需看它对人类文明做出多少贡献，留下多少积淀。举例说吧，古希腊克里特文化留有克诺索斯遗迹，约4000年前建造的古城堡里建筑、艺术、文字、宗教各方面以及引水、集雨、排污皆有丰富的成就展示。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王宫那个卫生间，陶制的浴缸与现代浴缸竟无大差异，厕所专门的冲水设施令今人亦不得不叫绝。参观者无不叹服：这项卫生技术的应用，显示了古代克里特人无愧为文明之先驱。记得文革大串联时见到：上海的男人站在大街人行道边小便、西湖边每天清早那壮观的涮马桶阵势、直至改革开放我们还凭借嗅觉找公厕！现在我们的厕所也整洁舒适了，跟西方国家厕所无甚差别。犯不着去探讨“东西方厕所文明”之“优胜劣汰”问题。 这里无妨说说“梁启超假说”。这位老先生1900年写了首《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自注道：“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个“四大文明古国”很随意，古希腊就被他“开除”掉了。后世接着加以发挥，说其余三者皆亡，唯有中华文明硕果仅存。例如凤凰卫视搞了个“千禧之旅”闹剧，请了位酸腐文人余秋雨凑热闹，此君乔装深沉道：“亲眼目睹几个与中华文明一起繁荣，甚至更早成熟的古老文明，都灭亡了，或者衰败了，只有中华文明还在延续，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之后接二连三写文章发演说哼唧这个莫名其妙之谬论，兼有官方捧场，更多媒体、文人也放屁添风般瞎吵吵。 “四大文明古国”之说实在太荒唐，试想，把古希腊忽略掉人类还有文明可言么？此论根本就不曾有任何国际学术承认，只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罢了。汤因比在其经典性巨著《历史研究》里考证了21个成熟的古代文明发源地，其中可认定为古国且早于中国的就有七个之多，至少古希腊、古印度之文明延续至今，哪来余秋雨氏附和唠叨的那种情况呢？ 就说印欧语族，经专家们从19世纪就开始的考证，获得公认的成果是确认几乎整个欧洲连同古波斯、古印度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就有交流了。古梵语、古波斯语跟拉丁、希腊、英、德等语言同源共根。这个史实证明古尼罗河、古两河、古恒河流域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从发端之时起就在交流之中，现在所谓“西方文明”，其实是除“中华文明”之外几大文明汇合的文明。 我们读各种版本的欧洲文化史，那里边都是把古希腊文化与希腊化文化区别开了的。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首先提出“希腊化”概念，逐渐获得广泛承认。也就是说，古希腊文化是一种古典城邦文化，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之后，古埃及、古巴比伦乃至古印度文化皆浸淫于此，若寻根的话，基督教文化就源自叙利亚。希腊化文化成了各大文化板块融会贯通之地，甚至有学者认为是“五大文明”也即连“中华文明”亦被吸纳融合的结果。 希腊化在文学、艺术尤其是建筑与雕塑、哲学、宗教、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诸方面获得奇迹般的进展。可以说奠定了今日人类文明坚实的基础。即使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希腊化文化不但在原有的方面继续进展，尤其在法制方面更开拓了深广之空间，成古罗马文化贡献于人类文明之标识。因此，似余秋雨那等浅薄文人所谓“都灭亡了，或者衰败了，只有中华文明还在延续，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纯属无知且无耻。
五、“西方文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我们阅读西方文化史，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脉络：从古典希腊文化开始，西方文化是以反思和批判为脉络的。这与我们的东方文化恰好相反，我们的文人祖先以阿谀奉承为能事，扼杀任何离经叛道绝不手软！西方的经验与东方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祥于质疑与批判之中，而不是相反。正如黄宗羲所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我们如果真的还爱自己和自己的文化，真的愿意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只有废弃文化专制，放开质疑与批判，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前途仅系于此！任何惧怕质疑惧怕批判的文化都是脆弱的和没有前途的，拼死维护只能苟延残喘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如果继续探究，我们还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的青铜器比全世界其他地方青铜器的总和还要多，但我们那些宝贝都是器：礼器、祭器、葬器、兵器、乐器之类物。而更早得多的古希腊青铜器却以裸体人像为主。那些个发掘出来的精美的人的塑像，从源头上就种下了“以人为本”的种子。这跟我们这个蔑视人性的文化，在起源上就发生差异了。 还可以看到，在我们中国古代所发生过的那些丑陋几乎都在欧洲发生过。例如极端残酷也就极其野蛮的战争，在欧洲丝毫不亚于在中国。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发现并发掘了特洛伊古城遗址，从而证实古希腊神话以及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是个史实，以后的战争几乎没完没了，英法间的“百年战争”竟然打了116年！不去一一列举那些残酷战事，人类历史上破坏最为惨重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源于欧洲，且一战就叫做“欧战”。若说野蛮性，欧洲并不输于中国。可若论文明进展，我们根本无法望人项背。 数百年来主流史学之基调说“黑暗的中世纪”，教廷对异教的征伐和对异教徒的迫害，延续150余年八次十字军东征，令人发指；对待任何异端邪说只是火刑柱侍候，从而殃及科学，布鲁诺被烧死，伽利略遭迫害都是典型案例。奴隶制、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等等，都是那时的标签，文明怎么偏偏在那么黑暗之处长成参天大树了呢？ 问题在于欧洲的文化始终处于多元结构之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历史学者起而为中世纪叫屈。他们指出：中世纪并非全是黑暗，比如教会办学校，别人跟着办大学也没受限制；那时的民众生活轻松悠闲，完全没有后世文明社会那种恐惧感和紧张感；多情骑士、美貌贵妇、情调城堡编织出一幅高雅浪漫的画图；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都获得长足的进步。更为甚者，它还孕育了文艺复兴这样伟大的运动。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贬损资产阶级亦将“羊吃人”以前的中世纪演奏成田园牧歌，美好得令人垂涎。 应该说，罗马教廷的政治统治是黑暗的，但却制约了王权独大；反过来它也被王权制约。教廷并不能一手遮天，不但各国王权在与之抗争，封建贵族也不那么服从，就连各地教会也有相对独立的权力更存在分歧，宗教改革即由此萌生。至于世俗社会，他们在几种权力的相争之外可以很自由地发展，欧洲“白话文”就是那时兴旺起来的。几乎这就应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那句中国经典话语了，权力抗衡留给文明以极大的发展空间。 例如罗素在《西方的智慧》里介绍的牛津教师、世俗教士约翰.威克利夫，他于1376年发表演说，主张只有正直、正义的人才有权要求获得财产和权威；教士未经受考验理应放弃财产，财产应该由世俗国家决定，而不能由教廷决定；既然基督及其门徒皆一无所有，教士们也不应该有任何财产。 此举引起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恼火，下令对他进行审判。牛津大学认为自己有学术自由，否认教廷有将其教师送上法庭的权限；英王政府亦乐于不再向教廷进贡，支持剑桥；伦敦市民更是耿耿于怀，纷纷起而谴责罗马教廷。几种因素不但使审判被瓦解，威克利夫还得以更激烈地反对教皇。他公开指责教皇反基督，组织世俗修士会。他的主张在波希米亚启引发胡斯运动，成了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源头。 在中国就没有那种环境了，皇权至高无上窒息了一切，儒家文化被“独尊”，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皆由此而一发不可收。马克思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所论精到，就连产生异议的苗头都难觅，我们对于人类文明也就越来越谈不上做什么贡献了。
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于同治十一（1872）年五月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里首次提出“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1875）年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里提出“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甭管他本人认识深度如何，这两次上折合并成名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在是金玉良言，此变局就是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这两者不折不扣是纯西方的创造，具体地说，是欧洲的创造。它使欧洲具有了控制世界近现代文明进程的能力。科学革命普遍认为始于1543年发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到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之间一个半世纪里。工业革命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约一个世纪，之后是其传播的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者并非欧洲朝野之合力所导致，恰恰相反，它引发了欧洲一系列政治革命。美国权威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在其扛鼎之作《全球通史》中特地采录了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说的话：“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这意味着，欧洲的权力与中国的权力一样，也是这个“大变局”的阻力。 于是我们翻史书便可以看到，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为止的约半个世纪，英国经历了1642年爆发的内战、克伦威尔专制、清教徒统治、王政复辟，最终赢得《权利法案》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以及自由主义原则。英国的震荡引起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改革与反改革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然后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乃至各国的暴力革命潮。这说明，西方接受这个“大变局”也是流血的和痛苦的。区别仅在于：在西方，进步胜利了；在中国，反动胜利了。 这就与既往的文明史惊人地一致：所谓“西方文明”的不能“延续不断”，是因为那里在不断地吐故纳新，基本上所有的拼争无论有多少挫折最终都是“新意思”取代“老一套”。而所谓“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崇奉因循守旧，所有的拼争无论有多少进展最终都是“老一套”获胜！“以不变应万变”成为夜郎国朝野妄自尊大的精神鸦片，今日中国之思想境界，居然与清末时大同小异，真不知该为“文明延续”而庆幸，还是该为冥顽不化而忧心。 今日中国号称改革派的理论家、学者，说来说去并未能超越清末民初那些革新言论之境界，像严复、梁启超乃至胡适、鲁迅等人的著作，至今仍是针砭时弊的利器。例如严复说：“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救亡决论》）这比现在那些扭扭捏捏吞吞吐吐的说东道西要深刻许多，也果决得多。 反之，如今那些御用文人与激愤之士，比前清那些保守派、愚民更迂腐、更顽固、更无耻。若是权力支持，我相信那些抵制“家乐福”的傻冒一定会比义和团更出格。唯一的变化是没人再去拆铁路、毁电线了，他们也知道乐享其成挺爽。 《全球通史》里，把“秦王扫六合”、辛亥革命以及共和国成立称作“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P160）。我觉得似乎应该作一点补充说明：秦汉从体制与文化两个方面打碎了先秦时多元化模式，所构建的“大一统”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专制程度有限）还是有文明发展空间的。到宋代，“大一统”模式发展到顶峰，其所具有的思想禁锢特色造就理学滥觞，自己葬送了发展的权利。 辛亥终结了皇权政治，本来是加入世界潮流之转折点，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恐怕过了，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非实质上的改变，“大一统”被打破，新型权力并未建成。至于文化，发端于清末的“新文化运动”触及了些许皮毛，根本谈不上形成“意识形态”。孙中山引狼入室“联俄”，本质上只为实现其个人独裁，唯力不从心，国民党成为共产党夺权之铺垫。老毛的胜利不过是一场复辟，正如他津津乐道的“否定之否定”，中国重归“大一统”，区别仅在于党权专制取代皇权专制，老毛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一“加”就更厉害了，历代政权包括民国都只统到县一级，乡及以下尚存相对自理的空间。毛政权扩张到乡镇一级，大队还设立党、团支部，生产队也设有党、团小组。贫协、妇联一应配套，民间权利被挤压殆尽！垄断并扩展到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经济等所有领域，中国式极权政治，老毛推进到顶峰！也即鲁迅所说：“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辛亥以后，真正涉及“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也只有北洋政府那十几年而已。 现在高调弹奏“中华文明”，信誓旦旦还要“引领世界”，根子还在于要同世界顶牛，弘扬大清国策坚持反动。清朝时，在所有朝廷认为重要的机构里，如果汉人任主官必设置满人副之，为的是监督并控制这块权力，不使旁落；到毛朝，所有机构必安插党组织监控之，为的是操纵这个权力；现在干脆书记挂帅，越俎代庖，直接行使一切权力。 至于吹捧举国体制，说的是“集中力量好办大事”，完全隐瞒了“集中力量更害死人”，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就饿死几千万人，文革也害死两千万人（取叶帅数据）。人类历史上非战争状态最惨烈的人权灾难，都是在“集中力量”条件下造成的！严复在《救亡决论》里有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用来描述毛朝以来的官僚禀性，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七、海纳百川是历史的必然 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告别饥饿》一书，这本由四位新华社记者于1980年考察西北农村后送交中南海的一份内参报告，扉页上印着：“历史的真实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最可贵的乳汁”。难能可贵。只是要做到“历史的真实”恐怕在“大一统”条件下尚无能，既然“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是维持“大一统”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其下求真无异于与虎谋皮。 无妨直白地说：“中华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出路是融入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凑份子”，因为在当今人类发展阶段，任何地域性文化都不可能“孤军深入”。而以人类现有的技术手段，欲阻止交流也成痴心妄想，一切不希望灭亡的文化都只有海纳百川般融入人类文明中去。唠叨“祖上原先很阔”没用，满世界办一千所“孔子学院”也没有。如今全球化早已成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利益之所系，现代以及未来的文明只能全体人共创，此时才想起来讨论如何弘扬“中华文明”实在是不合时宜，即使像塔利班那样“弘扬”，除了断送自己之外不会有任何希望。 我们无妨审视一下犹太人的简历。耶稣暂且不算，无论马克思、达尔文、伯恩斯坦、斯宾诺莎、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波普尔、哈耶克等思想家；或者爱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特勒、费曼、海因里希等科学巨匠；以及拉斐尔、毕加索、肖邦、莫扎特、门德尔松、梅纽因、海涅、卡夫卡、爱森斯坦、斯皮尔伯格等文学艺术大师；以及托洛茨基、卢森堡、基辛格等革命家、政治家；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哈默、巴菲特、索罗斯等经济巨头，都是犹太人。有评价说：人类社会的思想若没有犹太人，必定荒漠化。据统计，至少130位犹太人拿走了近25%的诺贝尔奖；全世界最富有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50%以上，犹太人控制欧美经济命脉长达200年！ 没有任何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能与犹太人比肩。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说：“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他们的智力都是因为和邻近他们的文明相接触而得到发达的。”这话的基调无疑是对的。无论犹太人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成就，对人类文明做出何等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项成就是弘扬“犹太文明”的结果，所有成就都是颠沛流离于他乡文化氛围中取得的！设想一下，倘若犹太人未遭放逐，而是始终坚守在巴勒斯坦那块祖传家园里，可能有如此创造么？这个民族令人敬佩之处在于，他们居然能在两千多年天各一方的状态下没有散伙！ 另一个案例是，美国无可否认是现代文明之集大成者，美国人获取诺贝尔科学奖简直可以同中国乒乓球夺冠相媲美，经常“囊括”。但它连“传统文化”都没有，“复兴”二字对美国人来说无异于“天书”，更谈不上去弘扬什么“美国文明”。老毛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说的正是美国佬。这块新大陆正因为接纳来自世界所有民族的人员及文化，才有今日之强盛。 恰恰相反，那些恪守着一亩三分宝地，喋喋不休地唠叨“祖传文明”的，都无力对人类现代文明做什么贡献，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凑点热闹就已经很不错了。例如中南美洲那些恪守西班牙、葡萄牙文化的独立国，就没有多少辉煌。而他们的母国，也属于欧洲最保守的地盘，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融入宪政民主的圈子里。 罗曼.罗兰放话：“生活在一个太古老的民族，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代价没有任何民族比我们付得更多、更沉重。至今仍在兴致勃勃地支付着。电视上有一则酒的广告：“舍清溪之幽，得江海之博；舍方寸之惑，得苍穹之大；舍举目之求，得天地之志。”颇有创意。舍不得“中华文明”这杆破旗，我们永远走不出迷宫，中华民族也休想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世界和平的年代，所有关于民族、国家的喧嚣，例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只是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中华文化，所谓国家也即朝廷，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岳母刺字曰“精忠报国”，等等，均指朝廷而言。如今更荒唐道：“伟大祖国60华诞”，真可谓无耻没有超越毛朝的！而此等国家观，实乃绑架国民之最佳绳索，也是维系统治权的灵丹妙药。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最高调门，紧接着的注脚便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即现行的政治体制。 历史已经证明，政治体制对于无论说文化还是说文明，其作用都是无可估量的。同理可证，无论说极权还是说威权，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一个限制个体发展空间的权力模式。古今皆如此，差异仅在于程度不同。鲁迅在《忽然想到（十一）》里说：“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部放倒，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大概这才是我们讨论文明真正的意义所在。 新近温家宝在深圳特区30年的纪念讲话里说到：“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尤其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非常振奋人心。 不过，这雷已经打了30年，老温让它再响了一回，只是很明显，官方控制的宣传机器又一次充当了“消音器”，大概是成全老温“中国影帝”形象。其实，他说的那些都在《宪法》里查得到，权力一直在“玩法”而已。文明，有什么文明会拿庄严神圣的《宪法》当玩具呢？所以我始终坚信：中国根本不需要任何新的噱头，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遵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忽然又想起严复的话来：“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那稍微放宽一点的心，再次不那么宽了，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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