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苏轼心中的一种痛苦与彷徨吗？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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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苏轼心中的一种痛苦与彷徨吗？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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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苏轼心中的一种痛苦与彷徨吗？ ——苏轼“犬马观”管窥
充满报国激情的骏马情怀 苏轼青壮年时豪情万丈，常用马的意象来表示他的大展宏图，报国济民的情怀。像“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您看，作者一心想要跨上“千金”所买的“战马”，“与虏”周旋；他做密州（今山东境内）太守的时候，亲自纵马驰骋，并号召全城百姓，和他一起去打猎。苏轼将他那男子汉的英雄气概表达得多么淋漓酣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心情是多么的急迫啊！可是，曾几何时，自从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并贬黄州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匹渴望得到主人尽力鞭打的恭顺马 苏轼从政以后，以“犯言直谏为忠”，为了国事，他忧心忡忡，言无不尽。而就在湖州做太守时，他被政敌弹劾攻击新法而锒铛入狱了。一些居心叵测之人当然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苏轼自己也做好了被处死的准备。这时，神宗皇帝并未想将苏轼处死，而是命他去黄州为团练副使，反省自新。作者深感这一起死回生的大事，皆因皇帝保全，于是，四十五岁的他在感激涕零之际，于被贬至黄州这一年（元丰三年,1080）向皇帝这样陈说感恩之情： 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所讫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祗服训辞，惟知感涕。……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伏惟此恩，何以为报。……若获尽力鞭箠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到黄州谢表》） 这些话的大概意思是：我犯了罪，本应给以应有的处罚；而就在我必定被判死罪之时，皇帝对我从轻处置，允许我改过自新，这，怎能不叫我对皇恩感激涕零呢？能“覆载”万物的“天地”与“生育”的“父母”都不能救助我，唯有皇帝的诏命，可以将我挽救。我在感恩戴德之际，发誓要作一匹“捐躯矢石之间”（“矢石”即枪林弹雨之意）的马，希望得到主人尽力的“鞭箠”（鞭打），奋力为主人驱驰。 请看，那一心驰骋疆场的朝气蓬勃的战马之心，在这里，转换成了“获尽力鞭箠之下”之“犬马”式的报恩誓言！这时，苏轼笔下的马，变得恭顺起来；他为了主人，不惜生命的无条件的服从。这是作者在政敌攻击下性命几乎难以保全时被神宗挽救后的肺腑之言，也无形中透出他对君臣之间关系本质的理解——这种君臣关系已经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畜生之间的关系了。这时，他笔下的马，打下了专制社会兽性的烙印。
一种要脱离“犬马”生活、做有尊严的人的宣言 不过，黄州的艰苦生活，自力更生的劳作，给苏轼带来巨大压力，也使其意志愈发坚强，他写诗道： 饥人忽梦饭甑溢，梦中一饱百忧失。……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 常处于饥饿状态中的苏轼梦中吃了一次“饱饭”，这梦中的一饱，竟然让他“百忧”全失，可见他的生活真是艰辛困窘极了；然而这种艰辛却也激起了他“要亦自是民之一”的强烈自尊，对苏轼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丧家狗”的自嘲未免过分，“未肯弭耳争投骨”（不肯俯首帖耳地去与其它的狗争夺他人投来的肉骨头）的话语却显得掷地有声。 “丧家狗”三字意味深长，它打下了“犬马”意识的烙印。愿为皇帝效犬马之劳的苏轼远离君主，那感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丧家的犬一般，但他也得以增加了一份人的尊严。这种提升人之尊严的意识，与作者向皇帝上表时所发愿作“获尽力鞭箠之下”的奔马之誓言，形成鲜明对比，是他此时真实心绪的写照。刚刚发誓“尽力鞭箠之下”不久以后的苏轼，现在虽然做了“丧家狗”，却不去争夺别人扔投下的骨头，发誓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作者前后的情感看起来差距极大，其实是在活生生的生活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的体验；同时也显现了苏轼极为强烈的自尊与鲜明的艺术个性。读者不难看到，对于苏轼来说，创作出“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这种具有苏轼特有个性的诗歌语言，正是以他那极强烈的自尊心为最深邃、最坚实的基础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效劳君主（“获尽力鞭箠之下”）的效忠情结与维护尊严（“要亦自是民之一”）之间的思想萌芽，在苏轼脑海中始终是一个抹不掉的矛盾存在。
值得思索的“犬马盖帷”情结 苏轼的“民之一”之尊严的提升，表现在最艰苦的黄州诗歌中，固然可喜，但其生活毕竟要靠最高统治者来保障。因此，在辗转迁徙的漫漫仕途中，作者只好把人之尊严不时降低，常常回到“犬马”的标准上来。元丰七年（1084）岁晚在泗州所上《乞常州居住表》，就是在其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之情形下，向皇帝显现的一种“犬马心态”： 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 这时苏轼的生活真是惨不忍闻。自奉命离开黄州到汝州后，作者的一家饱受江浪风涛的威胁，全家人都得了重病，一个爱子还夭折了（“举家重病，一子丧亡”）。到了泗州后，他全部的钱财费用都用光了，这时离汝州还十分遥远（“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这无屋、无食的情形，对于20余口的一家人来说，真是处于悬崖边上了（“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 苏轼这位自尊心极强的士大夫最终还是想起了皇上。他想：与其强颜忍耻地去求别人，不如去求救于他的最可以依赖的皇帝（“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他在常州曾经有点田地，他恳求皇帝允许他在常州居住，这样，就能解决饥饱问题了（“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他写得凄凄惨惨的上表，将“犬马”赖以主人才能生存的感受，从心底自然倾诉出来。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在他所说的“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这句话。什么叫“犬马盖帷”？《礼记正义·卷十·檀弓下》是这样解释“犬马盖帷”的：“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 这段话的大意是：孔子（字仲尼）养的狗死了，于是他叫学生子贡将狗埋掉。孔子说：“我听说破旧的帷帐不扔掉，为的是为埋葬马用。破旧的伞盖不扔掉，为的是埋那狗啊。我孔丘很贫穷，没有伞盖，在把这狗下入坑穴时，也要给它一领席，不让狗的头直接陷进泥土中。”为国君驾车的马死了，就用帷帐埋葬。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孔子说完话，接着有“路马死，埋之以帷”七个字。郑玄为《礼记》的“路马”作注云：“路马，君之乘者。其他狗马，不能以帷盖。”原来，这“路马”，是“君之乘者”——皇帝所乘的马。只有皇帝所乘之马，才有“帷盖”的待遇；至于“其它狗马，不能以帷盖”——一般的狗马，就没有“帷盖”待遇，只能草草埋葬了。 “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之语句，正是苏轼心情的真切表白。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犬马盖帷”，不仅表明了苏轼在物质生活得到起码保障的迫切心理，也透露出了其精神上的一种“犬马情结”。路马是为君主驾车的马，可以享受以帷裹尸埋葬的待遇，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体制”之内的，远比普通马要优越得多。如果从人的方面打比方，比如说，那些身处高位的士大夫，可以享受高级的遗体告别仪式，受到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追悼，可以有死后的谥号，如什么“文正公”啊，“文忠公”啊，等等。这样他不仅倍极哀荣，而且可以进入正史史册，光宗耀祖了。由此看来，一种寻求为皇帝所驾御之乘马的“荣誉”的精神慰藉，是隐含在“粗给饘粥”（稀饭）的生存需求之内的。 “犬马盖帷”是一把双刃剑，它是荣耀与屈辱的混合体。苏轼对此体会尤深。明年即元丰八年（1085），政局突变，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不喜欢新政那一套，而使旧党起复，作者有旨复朝奉郎知登州。这一从“丧家”之马到“再驾”之马的急速转变，对苏轼的心理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登州谢宣召赴阙表》中，他感慨： “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从远郡，俯届大邦。岂意寒灰之复燃，试其驽马之再驾。每思至此，其念尤深。”作者感慨的内容，无非是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将那些坚持与实施新法之人，贬谪掉了；而重新起用他自己这样的反对新法的一派人物，而且竟还命他作登州太守（“俯届大邦”）。苏轼把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突变局面，比作死灰复燃一般的奇迹，同时他决心以“驽马”（劣马，作者自谦之词）拉车不回头的精神，为皇帝服务。这种自比“驽马”的精神实质，除了表明作者对国家与皇权效忠心结之外，还体现了他将自身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自觉定位。
“厚衣薪槱”的悲哀 为君主尽忠，像牛像马一样，这种观念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在极大程度上，是士大夫们的共识。苏轼本人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努力地做到忠君为国。我的朋友侯会先生说，古人君父之概念，“愚昧”中含有“悲壮”，所道极是。对这一点，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正是在政局变得对苏轼一派有利的顺境里，勤于思考的苏轼却在荣耀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悲哀。元祐二年（1087），又一次入朝为翰林学士的苏轼，看到了好友大画家李公麟所作一幅“御马好头赤”画，引起了他的沉思，于是一首《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的奇诗也就随之诞生了： 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秸如嚼竹。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 岂如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 或是“犬马盖帷”，或是“厚衣薪槱”，这是苏轼对士大夫的两种基本命运的思考。前者，充满荣耀，盖棺论定；后者，身败名裂，终遭唾弃。但从深层本质来看，此两者的相通之处，却在于皆具畜类的属性——因为其生前身后毁誉，全都来自其主子的决断。苏轼由于看透了个中关键，才在逆境时多想到“犬马盖帷”，顺境时悲哀于“厚衣薪槱”。
时代的困惑与不倦的探索 一方面，是“犬马盖帷”的荣耀感，一方面，是“厚衣薪槱”的悲哀情。使得苏轼被两种矛盾的思考所缠绕、困惑的现象，有着深层的时代的背景。 苏轼生活在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时代。古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实际是对整个国家加强统一治理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统治者的利益与国家的稳定；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汉代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到了宋代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形势下，加强中央集权，从大局来看，显然更有其必要性了——苏轼作为统治者中间的一员，何尝不明晓其重要性；因此，他多次强调“虽桑榆之景，已迫残年；而犬马之心，犹思后效”（《谢宣召再入学士院二首（之二）》），“臣苟念余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齿，恐遂赍志而莫偿；犬马微心，犹恐盖棺而后定”（《谢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表二首（之二）》），可见其拥护中央集权、维护皇帝权威之大局意识，还是很忠诚坚定的。这种坚定的政治态度与信念，苏轼一生都未改变。这种态度与信念，也为士大夫文人所共同坚持；与此大局意识的坚持相适应的，自然是个体自由与个性意识的抑制与削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受到了空前优待，在科举选材、政治待遇方面，言论开放、得到重用程度方面等等，他们都享受着空前的“皇恩”；这也是他们忠君思想非常牢固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宋代大量的文化信息之传播、积累，又使得士大夫文人的思想趋于活跃，对人生之自由境界的向往与日俱增。即以“海内文宗”欧阳修为例，他在大力提倡忠君思想之时，又写出“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如林间自在啼”（《画眉鸟》）之耐人寻味的名句，便透露着这种消息。邓牧则更认为君主不过亦是普通人，把君主神秘的面纱揭了下来：“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大意为君主也是常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也没有迥异常人的鳞头，臂膀上更没有生成翅膀，状貌与普通人是相同的，因此，凡是人都可以做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既趋同又矛盾的有趣现象：对皇权的坚决拥戴与时而怀疑；对自由的向往追求与克制压抑。这种情形在宋士大夫的言行中时有显现。苏轼以恳切的上表誓言作皇权之犬马，复以悲苦之诗笔叹息犬马之命运，更是这种特殊时代的士人心态的显现。如此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同时活跃于苏轼之脑海；它表明时代之思想先驱者的复杂困惑心态。
思想的新突破 苏轼那时代之思想先驱者的复杂困惑心态，在作者晚年被贬惠州后达到了高峰。当新即位的哲宗皇帝，为了表示他有主见，废弃了高太后的一套，重新起用新党、打击旧党时，厄运又降临到苏轼头上来，被贬到边远惠州的他向皇帝上表，“犬马盖帷”情结又一次浮现出来： 先奉告命，……以承义郎知英州军州事，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怜愍。知臣老死无日，不足诛锄。明降德音，许全余息。故使虺聩之马，犹获盖帷；觳觫之牛，得违刀几。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到惠州谢表》） 苏轼时已五十九岁，说出“老死无日，不足诛锄”的话，是很辛酸的；但皇帝仍能保全他一性命的诏命——“明降德音，许全余息”，使他感到幸运。也许更重要的还是保住了士大夫的面子——“虺聩之马，犹获盖帷”；而作为士大夫（或皇帝的犬马），对自身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忠诚于君主（主人），因此，“精诚未泯”的话语，也就是本表的必然结尾。 出于对皇权的拥护与顾全大局之需要，苏轼“虺聩之马，犹获盖帷”之语，是真诚的；但是当他一旦远离了宫廷，脱离了官场语境，一种不受羁绊的“野马”似的生活，直使他自由奔放的天性活跃起来。对自由之空前强烈的感受与向往，终于使他在思想上有所突破。在绍圣三年（时年61岁）《和陶咏三良》诗中，他第一次否定了要向君主求“盖帷”的思想： 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 对于全篇，笔者在此不作过多的介绍，只解释有关“三子”（即“三良”）的典故。 本诗可谓是苏轼对生命思考之里程碑式的作品。发端第一句，就力重千钧，振聋发聩：“此生太山重”。诗人明确表示：对于人来说，生命是最可贵的，如同泰山之重。而秦国的“三良”——奄息、仲行、针虎，却只因为愚忠，把最宝贵的生命去为君主殉葬，其死之价值，真如鸿毛一般微不足道——“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遗嘱杀177人为他殉葬，其中包括人民爱戴的“三良”，即奄息、仲行、针虎。人们痛恨这种暴行，痛惜三良之死，作了诗歌《黄鸟》，见《诗经·秦风》）。这句生命价值判断，实际上把生命个体之价值置于对君主的愚忠之上，是作者多年思考的思想结晶。本诗第二个闪光之点，是苏轼抛弃了他往常的习惯性的“犬马式”思维，作了一次真正发自生命最底处的呐喊：“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我难道是狗，是马吗，要向君主乞求埋葬的“盖帷”？！这种声音，与他在上皇帝表中的卑微拘谨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实际是对皇权的一次大胆否定。他还看破了从古到今大量臣子那些类似秦国三子为君殉葬的种种行为，其中含有追求以盖帷裹尸埋葬的“国马”之虚荣。而这种追求以君主之马的虚荣的葬礼，是和为社稷而死的大节毫不相干的。 当然，时代的门槛是很难彻底跨越的。苏轼尽管已经感悟到了忠君思想的局限，但是他毕竟承认：“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就是说，如果君主是为国家而死，臣子也还是应该去殉节。苏轼肯定这一点，正表明他忠君思想中的迂腐成分不可能彻底得到清除。同时，这也表明，尽管作者呼喊出“此生太山重”之强音，他仍然还并未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诗的结尾四句——“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靖节翁指陶渊明），服此黔娄衣（见注解）”，又一次透露了作者的内心矛盾。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荣”与“有时”之字样了。陶渊明之所以辞官归去，甘心“服此黔娄衣”，乃为“仕宦”生活带给他的全是“忧悲”；而在苏轼，“仕宦”毕竟有值得荣耀之处，“忧悲”缠绕脑海，也毕竟是“有时”，而不是全部。亦即是说，作者在厌恶仕宦生活的同时，还是没有忘记它所含有的士大夫的责任与荣誉的。
注解： 黔娄，齐国有名的隐士。他安贫乐道。他不争名逐利，与妻子一同下田耕作，衣食自给，夫唱妇随。齐侯备重金，请黔娄到朝廷做官，聘他为卿，他却坚辞不受，和妻子一起来到了历山(今济南市千佛山)过起了隐居生活。黔娄先生死后，他的好友，孔子的弟子曾参前往吊祭，看到好友的尸体置于破窗之下，身穿旧长袍，下垫烂草席，以白布覆盖。这块白布短小，盖头便露出脚，盖脚就露出头。不禁心酸，就说：“把布斜拉过来，就以盖住黔娄先生的全身了。”可黔娄夫人却回答：“斜之有余，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这会违背先生的生前意愿的。”以后人们便用黔娄衣、黔娄之妻等词句，来概括不慕名利、甘于贫贱生活的美好品质。 对新型人格的憧憬苏轼还有另一种对马之命运关注的艺术作品，在悠闲从容中蕴涵着深远的人生思考，与对新型人格的憧憬，非常值得涵咏玩味，如《韩干画马赞》： 韩干之马四。其一在陆，骧首奋鬣，若有所望，顿足而长鸣。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择所由济，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顾，若以鼻语，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以为厩马也，则前无羁络，后无箠策；以为野马也，则隅目耸耳，丰臆细尾，皆中度程。萧然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遂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则不可得矣。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 唐代画家韩干所画的四匹马，或“若有所望”，或“择所由济”，或“前者反顾，若以鼻语”，或“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神态各异，极为生动，经苏轼以文字的描写，另有一番生趣。古人对苏轼此文颇为欣赏，楼钥云：“旧读坡翁诗，恨未见此画。今日得之，便觉诗画互相映发。”王文濡也说：“文亦高举远引，洒脱可喜。”对其艺术成就之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他们对东坡的深刻人生思考都未有触动。本篇小文，系由诗一般的浪漫奇情与沉重的人生思考交织而成，作者显然是通过其理想中的马之形象找到一种具有理想人格的新人。在他看来，韩干所画之马，正是一种无“羁络”萦系与“捶策”躯赶的“自由马”，自在得“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具有人一般的体面；另一方面，它们几乎脱离了“野马”之本性，显得“丰臆细尾，皆中度程”，富有人一般的高贵。然而，这里有一个不能摆脱的矛盾是，这些既不是“厩马”、又非“野马”的马，已被作者深深打下了“贤大夫”的烙印——而“贤大夫”却是离不开君主的，于是这些马最终仍然会回归到“厩马”中去，接受“羁络”、“捶策”的命运终不可逃；因此，作者那“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之理想，“则不可得矣”。结尾的“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之句，在悠闲、俏皮的语气下深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喟叹。这里有东坡式的诗意与豁达，东坡式的幽默与悲哀。这篇难以确知创作年代的散文，由于其深邃的思考与雍容的风度，以及对唐代画家韩干画马的出色描绘，竟长时间地模糊了论者们对其悲哀复幽默之思想底蕴的把握，是很值得深长思之的。 真正深刻的作家，往往提出人生、社会的错综矛盾而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苏轼就是这样一位“问题”作家。他对于马的形象之不同方面的描写、各种角度的思考，展示了这位作家热忱的人文关怀，深刻的人生思考，一股难以摆脱的痛苦与彷徨情绪，回旋其间，发人深省。对于今天的读者，仍有着启发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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