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的命运

作者：雷颐

来源：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08/07/25/108136.shtml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顿诺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也是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有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年人也毫不为过。然而，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的曲折遭遇，却少有人知。

没想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曾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顿诺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到此采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所以1945年出版后，大获好评。然而好景不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突然发文严厉批评小说，最严厉的谴责是：“小说忘记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一个能说明共青团员生活、成长和工作特征的东西，这就是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闻一：《“青年近卫军”：未讲完的故事》，《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2期）此文一发，舆论立即从一边倒的赞扬变为一边倒的批判，以前赞扬过他的作者又纷纷撰文批判。

原来，此书一出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因此惹了大祸。因为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原来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期大林如此态度，报上必须立即安排严厉批判 《青年近卫军》的文章。法捷耶夫得知事情原委，立即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的、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根本不敢辩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克拉斯顿诺的党的许多领导人已被杀害，领导机关已转移他处，青年的反抗完全是自发的。作家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后，他曾与法捷耶夫会面，法对他说，自己“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写党的领导作用。他沉默片刻，又补充道：‘当然，即便我成功了，小说将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不过，也许我是太崇拜游击习气了……时代是艰难的，斯大林知道的比咱们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后来，他还是对原小说的25章作了彻底改写，并新加了7章，最主要的改动是出现了党的指导员和领导者，着力描写了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的领导作用，“青年近卫军”就从“自发组织”变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组织”。“修订本”于1951年出版，法捷耶夫终于渡过险关。

无独有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的 “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遭遇与《青年近卫军》几乎一样，但作者刘知侠却远没有法捷耶夫那样幸运，他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他的经历与法捷耶夫十分相似，也是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19岁投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做过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就两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收集了丰富的素材。1949年后，刘知侠曾任济南市文联主任、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50年代初，他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还改编成连环画，1956年拍成电影，也是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经典作品。

然而，“文革”伊始，《铁道游击队》却在1966年5月就成为首批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那个著名的、所有人都要反复学习、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电影《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插曲很不健康。”（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电影是“大毒草”，小说自不例外，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此时的批判已“间不容发”，未给刘知侠任何 “修改”、“重写”的机会，他立即被 “揪了出来”，关入“牛棚”。仅1966年7月22日、26日、28日和8月4日这4天的《大众日报》，都在 “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的“大批判”文章。

几个月后，“文革”公开打倒刘少奇，刘知侠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 （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在“牛棚”的囚禁中，他遭到非人的磨难，在一个初春的深夜，他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3层楼上逃了出来，跑到市郊的“芳林嫂”的原型刘桂清家。“芳林嫂”冒着风险掩护了他4个多月，为他养好了伤口。面对贴在门前的刘知侠通缉令和一次次搜索，她临危不惧，几次机智地将刘知侠转移到儿女们和朋友的住处，使他安全度过最危险时刻，保住了生命。（严民：《刘知侠与“芳林嫂”》，《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3月24日）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批斗、游街、劳改，身心受到空前摧残。“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知侠恢复“正常”生活，包括《铁道游击队》在内的一批文革前“红色经典”解冻。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此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并未被否定，刘少奇还未平反，所以出版社提出必须将原著第27章中关于刘少奇的有关段落完全删掉，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了能够再版，刘知侠只得忍痛违心答应；而且，这一版的扉页印上了一段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以此语录来反驳十年前“游击主义”的“罪状”，作为重出此书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拨乱反正”时代的开始，意义不容低估。

顺便提一下，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扮演者、也是电影《南征北战》中为人熟知的高营长扮演者、著名演员冯喆在文革中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一说他是在“牛棚”中不堪折磨悬梁自尽（金大漠：《冯喆，留下悬梁之谜》，《上影画报》，2001年第1期）；一说他是在“牛棚”被“专政者”打死后被伪造成悬梁自尽 （刘澎：《冯喆之谜破解》，《大众电影》，2001年第2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开始被批为“很不健康”、“格调低下”，后来逐步升级为“反动”：“革命人民”大唱“东方红，太阳升”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但这首插曲第一句却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别有用心”，将毛主席比为“快要落山”的“西边的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加一等：“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动之极”！词作者芦芒和作曲者吕其明虽然都是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士、老革命，也都惨遭迫害。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新拍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有些“下一代”听说早就有电影 《铁道游击队》、而且这部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影片在文革中竟是被严厉批判的禁片时，而那样优美动听、健康明朗、积极向上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竟然曾是“很不健康”甚至“反动”时，都不禁大吃一惊、大惑不解。的确，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像那种专制严苛的程度。连《铁道游击队》都是“大毒草”，那样的插曲都 “很不健康”，“香花”、“健康”的标准之严格、荒诞则可想而知，也就只能“十年八部样板戏”了。

一部红色经典，几多唏嘘故事。然而，“经典”背后的历史正被迅速遗忘。一些学者的“红色经典”研究只谈其表面的“文本”意义，有意回避其后的“历史”。传媒人崔永元策划和制作的纪录节目《电影传奇》中有“微山湖上——铁道游击队”专集，本是讲影片幕后的故事、花絮，却也根本没有提到这部电影、小说后来的悲惨命运。一个不敢、不能、不愿正视自己过去、正视自己历史的群体或民族，将会走向何方？不能不令人担忧。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