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往事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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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往事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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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往事
到了小学四、五年级，迷上了游泳。当时，还没有谁提倡游泳，更没有成为时尚。父母、老师都是绝不允许的，似乎那是野孩子干的事。于是，我和班上的几个小伙伴常怀着一种干坏事的兴奋偷偷结伴去珞珈山游泳池学游泳。当时，从武昌城内到珞珈山游泳池有两种去法，一是乘1路电车到水菓湖，沿湖边走到游泳池，也就到了武大的后门。一是乘12路公共汽车到武大正门——就是现在的六一纪念碑，贯穿整个武大到游泳池。两种都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路边有很多树林、荒地或农田，树林里有知了和鸟雀鸣叫，田地里常有玉米，我们便会偷偷钻进去掰下几根来，嫩生生的玉米有点清香，有点甜，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充饥。那时东湖的水很清亮，很干净，所以无需带水，口渴了，把头埋进湖水里，尽管喝就是了，或是在来去的路上，找一处办公楼或家属院，把头歪在水龙头下灌它一肚子水。游泳池和周边水域的人也不多，不像今天，下饺子一样密密麻麻。游完泳，将游泳裤顶在头上，可以挡一点太阳，还可以将它很快晒干。游泳裤是用两条红领巾做的，下面一缝，侧边一缝，另一侧系紧，很简单。那时的红领巾很便宜，一毛五分钱一条，比买游泳裤合算，而且不会惊动家长。有的同学没钱，就把脖子上的用了，结果到做早操或过队日时，没得戴了，被老师训一通。也有的在游泳季节过后，将游泳裤拆了，重新还原成红领巾，你如果看见那红领巾上有一些歪歪扭扭的针脚线头的，就属于这一类。游完泳，回家的路上，我们要不停地朝胳膊上吐口水并不断地擦拭——当时有一种说法，游泳后再一晒太阳，用指甲一划，会有一道白印，能轻易地被大人鉴别出来。用口水擦拭过便划不出白印来了。只是父母从未用过指甲在我的胳膊上验证过，他们都忙。那时是我童年的武大，宫殿与田园诗的武大。 我上高中的那所学校，曾是武大附中。同学中有许多武大子弟。他们的父辈中，有许多是中国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文史哲，理化生，都有，也有校系领导。偶尔去同学家玩，见了他们的父母，觉得也如平常人一样。1966年初夏，武大率先成为湖北省“文革”的发祥地，又一个“武大三家村”在这里诞生了。来声讨的，来参观的，来取经的，坐车来的，步行来的，集体来的，自个儿单独来的，珞珈山上一片沸沸扬扬。那景况比今天到武大看樱花不知热闹多少倍，有一段时间，到武大看大字报，成为武汉市民的一个重要节目。文革中，我见到最早的领袖像章，就是武大出的，小小的一个头像，下面有一面小小的红旗，红旗上写着“9·12”几个字——据说是纪念伟大领袖1958年9月12日来武大视察。后来，“912”成为一派红卫兵的名字。接下来，一些同学的父母有的被关，有的自杀，有的名字被打上了××，涂得到处都是。后来武大的几派学生自己互相打起来了或分别与校外的不同组织打起来了，还死了人。校园里曾经有过一座烈士纪念碑，里面葬着两个为当时革命献身的同学。像一座缩小的天安门革命烈士纪念碑。许多人在那里照相，我也照过相。不久，那个纪念碑被毁掉了。不知那两个年轻大学生的遗骸后来如何处置了。 插队期间，回城时也偶尔到武大的同学家去拿一些书读。那时的武大又非常清静了。许多同学的家长被关押，被审查，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又有人自杀了。家中一些尚未被抄走的书刊——红的黄的黑的灰的，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年轻一代中间流传。尽管历经洗劫，但是，许多家庭的书架上，墙角里，床底下，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可读之物。我们像一群饕餮之徒，见到什么读什么，连那种教师们打印的讲义之类也读得津津有味。我记得，还将那些封皮灰暗的西洋五线谱器乐曲都抱回家去看——听不到“封资修”音乐，我们只好从那些“蝌蚪”的曲曲弯弯的排列中，去读出那些旋律来。在整个校园不再有年轻的莘莘学子的身影的时候，我们这些从偏远乡下回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民”意外地获得了一点阅读的自由。在山坡上，丛林中，那一幢幢人去屋空的小院小楼里翻检完书，当窗坐下，看枝叶疏朗，听秋虫啾鸣，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又有一种难言的寂寥。 那是我青少年的武大，革命时期的武大。 后来，武大重新办学了，招收工农兵学员，却没有一点心动，一来害怕那种太过政治化的学习生活，二来觉得当时进校的，多少是一些有一点特权，无多少才学的人，无须去凑热闹，有一点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的味道。到得后来，真的恢复高考时，却又有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竟没有想过去报考。 八十年代开始后，武大日渐活跃，常有一些很开放的讲座，研讨会，很热闹的舞会和诗会，还有学生们自己办的刊物。记得有一个“樱花诗会”，每年都有几次活动，偶尔也去参加一下。那时，我的一些同学、朋友已是武大的教师了，有的还担任了一点领导工作，有的同学则成了武大的女婿或媳妇，来到武大，可以到他们那儿去混一顿饭吃，聊聊天。谈谈往日的事或当今的事。 最终到武大读书，多少有些偶然。85年，武大率先办作家班，武大的朋友叫我也去。拿到通知，又犹豫了，一直到开学，尚未最后下定决心——那时，我已经在武汉市文联做合同制作家了，很喜欢那种自由自在无所事事的生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刊，写自己喜欢写的文字，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熬夜，睡懒觉，没有任何章法。一想要上课，要考试，要作笔记，要背单词……心里便有点发怵。再说，住校吧，家就在附近，几站地之遥。不住校吧，还得每天起早床骑车赶到教室。直到学友们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了，才下定决心重做一个读书郎——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家班除了几门必修课之外，其余课目可以跨系任选。便想好好补充一下哲学，宗教，民俗，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这些方面的书，也零零星星读过一些，但有一个沉下心来，强迫自己系统学习的机会，也很难得。加之作家班高人云集，三人行，必有我师，二十四人行，我师众矣。 我没有住校——我这一辈子都没有住过校，很散漫，游离于集体生活之外，因此，班上的许多活动，许多饶有意味的故事，我都不太知晓。我只记得，在一些个必修课的课堂上，我常常能和同窗们相见，并在课间课后聊聊天，偶尔也到同窗们的寝室去，说说闲话。然后有几次共同的酒宴，大家喝酒，说笑，唱戏唱歌。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学友在临时离校外出或返家时，会到我家来坐上一两个小时，三五个小时——我家离火车站很近，那时，武大到火车站没有方便的交通，于是，有的学友便会骑上一辆自行车出来，然后将车放在我家，径直奔火车站。如果离开车尚有一段时间，便会在家坐坐，聊聊，或喝点酒，吃点夜宵。有时，碰上哪一班车是在深夜或清晨发车，刚好大家兴致很高，便会边喝边聊混上一夜。不久后的一个深夜或清晨，他们又会来按门铃——他们匆匆渡过几天休假，来取车返校了。 十数年晃眼就过去了。武大依然还是那个武大，二十多位作家班同窗早已各自西东，发生了许多变迁。去年在北京开会，有一半学友得缘相聚，无需执手相认，大多竟还是当初模样，并不见有多大衰朽，想一想，大约当初我们进校时，和那些年轻少嫩的小学友比，已经很老相了。人说，老得早，反倒经老。 在武大求学期间，是一段学风尚正，活泼向上的时期，为以后的思想，写作，增添了许多滋养，仅此一点，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可惜的是，那样的岁月，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那是我成年的武大。一个相对来说，宽松自由注重精神学养的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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