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我记忆的坟墓
作者：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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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我记忆的坟墓
作者：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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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我记忆的坟墓
一、两疯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就是我四十二年前插队的地方。单从这充满异域风情的地名上，就能嗅出大兴安岭黑土地的气息。连慈爱的亲生父母都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女，淳朴的乡亲们无论怎样翼护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其实都无济于事，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我的两个朋友患了精神分裂症。北京人称为疯子，东北人叫做魔症。两个知青点相距十来里地，两人患病的时间相隔一年左右，两人的病源倒是一致，就是那特殊的历史年代。 1968年金秋9月，我们来到了这插根筷子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肥沃的黑土地落户。转年春天“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我们点儿的“小三儿”（当时大家都这么称呼他，现在写此文也未能征求其家属意见，只好隐去真名实姓）疯了。他患的是抑郁型精神分裂症，终日不吃不睡，不言不语，只小声反复嘟囔着一句话:“我对不起贫下中农。” 那个晚间，许多人都在生产队部守着油灯记工分。突然一个外号叫“大傻子”的社员闯了进来，他神色惊恐，语无伦次地说：“井房子闹鬼啦，快去看看吧！”在场的人有知青社员十几个，赶忙拿了手电筒向井房奔去。低沉的吼叫声是从井里发出的，确实有点儿瘮人。用四节电池的聚光手电筒向井里照也看不分明。阴历四月底，暮春时节，但内蒙东部地区仍未脱逃严冬的阴影。井台上下，辘辘周围全是冰棱，井口几乎被冰封死，有限的窟窿仅能容纳打水的柳罐。正常情况下，未汲水时柳罐应在井上，现在柳罐却在井下。先把柳罐摇上来看看究竟，再决定是否下井捞人。辘辘出奇的沉重，两个人也摇不动，再加两个壮劳力，四人使劲勉强把那柳罐缓缓的摇到井口，这时才略微看到那柳罐里有一个人。难题也随之出现----井口太小，四面布满冰棱，搞不好会磕伤那人的脑袋，而且最担心的是那人临近井口再从柳罐上掉下去必是凶多吉少。慎而又慎，慢而又慢，终于将那人拖出了井口。在手电的强光下，诸位都惊呆了。那人竟然是我们点儿的小三儿！他浑身是水，蜷缩在柳罐里，瑟瑟发抖。下乡时统一发放的蓝棉袄已刮破了多处，露出浸透冰水的棉花，紧紧贴在身上。双手血肉模糊，仍死命地攥住井绳，名曰井绳，实为铁链。他脸色铁青，口吐白沫，两眼上翻，黑眼珠全藏入眼皮，只那一对惨白的“卫生眼”令人生畏。 小三究竟是怎么落井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他出现在井里的原因，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仅从他下意识的上百次重复的那句话猜测，他可能是自己跳井自杀。后来他病情略有好转的时候，从他支离破碎的谈话中终于推测出他跳井的原因： 第一他父亲是老红军，时任北京某最著名专科医院的党委书记。文革开始不久被揪出，打成走资派。他想当兵入伍，政审不批；他想去东北建设兵团，政审仍不过关；于是只好跟我们这些本来就是黑五类的子女一道开赴内蒙农村插队落户。 第二1969年3月黑龙江珍宝岛战役打响，事后他同班好友来信告诉他自己在保卫祖国的珍宝岛战役中，支援前线立了三等功，这信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第三生产队看他老实，就让他与一位同样老实叫王喜的社员每天一道去起牛圈。因为那活是“良心帐”，偷奸耍滑的人干，生产队不放心。这本是对他的信任，可谁能料到那王喜是富农子弟，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实社员和知青对生产队的这个安排都没有在意，而从来内向的小三却暗自动了心思。他想不开。他原本生活在政治的天堂里，他也能上战场杀敌立功，现在却只能与富农子弟为伍去清理牛圈！此时偏偏又遇上个“导火索”，这就成了他跳井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所谓对不起贫下中农的地方—— 第四那日生产队得一小马驹，但那马驹不太健康。中午收工，饲养员让他找兽医来看看，当时他答应了，但后来一时忘却，未找兽医，下午那小马驹逝世。原本小事一桩，无人在意，更没人说他，他自己却陷入了深深自责。 我们兴旺大队有五个小队。离我们知青点十来里地的第五生产队也有北京知青，也是我们师院附中的同学。1970年一个叫“小孩儿”的学生也疯了，他千真万确是小孩儿，下乡时姐姐不满十七岁，他原本是69届小学六年级学生，属蛇的，还是小生日。其父是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副教授，文革开始被打成特务。1968年8月下旬上吊自杀，当时叫“畏罪自杀”，誓死与党和人民为敌，也属于罪大恶极并真正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其生母早已不在，才与其父结合不到两年的后母扬长而去。孤立无助的两个孩子，姐弟二人便在父亲惨死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开拔来到了内蒙古。 点儿里的同学，队里的社员，村里的老乡都异口同声地叫他“小孩儿”，但他却要像大人一样的劳作，只是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1969年夏初，我俩一起去山里出民工修国防公路，那地名叫尔里格亚，我们一起呆了差不多有半年。他漂亮，身材修长但还没有张开，白白净净，大眼浓眉，绝对是个帅哥，是个懂事的乖孩子，此时他也还不满十六岁。 这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但街道号召知青必须提前返回当地与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我只好元旦前就离开了北京。小孩儿去北京站送我，给我买了巧克力……回乡不久，就传来了小孩儿疯了的消息。社员们描绘得有声有色，不容你不信。我们知青点的几个人抽空去了五队。这一见，让人心凉透底。小孩儿消瘦、目直、时躁时姁，喜怒无常。他身着其父留下的深蓝色毛哔叽中山装，内配雪白的真丝衬衫，说话颠三倒四，就是拒绝吃药，不承认自己有病，并反复声明目前自己精神十分的好，几天不睡觉也不困。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没有人再敢给我记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了。他姐姐何时何地学会的接生，我至今不晓，但的确知道她能像妇产科大夫一样给许多家的产妇接过生灵，而且桩桩都母子平安。这是十分了不起的“积德”之举！按当地风俗产妇家应备一份厚礼答谢接生员。那厚礼通常是鸡蛋、猪肉、羊肉、白面、粉条之类。然而有的人家小气，说当地的大夫或接生婆必须给，知青不懂这些规矩不必给。小孩儿的姐姐没有在意，小孩儿却一一记在心。犯病之后，便去这些家讨要“谢礼”，吓得人家加倍奉送。小孩儿很得意说自己长大了，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了。他与我们点儿的小三同患精神分裂症，但表现形式相反，他是狂躁型的“武疯子”，到后来经常是打人骂架齐上阵。 十几天前还是彬彬有礼的乖孩子，还去北京站为我送行，怎么几天后就病成这个样子了呢？我着实想不明白。他姐姐只默默流泪，问她原因也不愿意多讲。很长时间过后，终于听他姐姐道出了实情：送你回阿荣旗后不几天，我们也准备回生产队过春节。小孩儿偶然逛新华书店看到了我父亲以前的写的一本书，上了货架。他激动了，他看到了希望，认为我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父亲被定为特务之后，他所有的著作全被查封，下架，图书馆不许借阅，书店不许卖。现在又能卖了，小孩儿认为我爸爸准是平反了。幼稚的小孩儿憧憬着老爸赦罪天书的下达，企盼着冯唐再世，然而“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鲁迅语）几天过去了，并未见喜鹊登梅，这十五六岁的小孩儿竟推开了师范学院政工组的大铁门，去证实他爸爸已经被平反了的消息。政工组的衙役们平时吹唇沸地，此时却被搞的蒙头蒙脑。当他们清醒之后，给出的答复自然是令小孩儿如五雷轰顶，堕入冰冷的海底。政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困窘，体力上的透支终于击垮了小孩儿，他魔症了。他逢人便讲我爸爸平反了。因为他爸爸的书又可以卖了。 其实，卖他爸爸那书的原因也简单得很，也是政治需要----他老人家是地理系的副教授。他的学识让他积攒了许多古地图，古文献，他能证明现在划入苏联版图的许多地方原本都属于中国。他这书几年前就出版了，史料翔实，考证客观，推理缜密，只因作者目前属“特嫌”，就下了架。如今与苏修在边境开战，这书用的上，就再摆出来卖，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就可以平反。如此复杂的逻辑这十几岁的“小孩儿”岂能明白。
二、两死 1970年初夏，我以生产队长的身份参加旗里召开的干部大会，主题是：农村各级领导都要做好知青工作。我在公社卫生所的院子里，见到一挂马车，车上躺着一个浑身紫斑的小伙子，他已经死了。打听后方知他是振丰大队的北京知青叫李长禄，北京西颐中学初二学生，那年十七岁。初夏时节，他身穿跨栏背心、短裤。拉车的马没有拴，那马拽着装有知青死尸的车在卫生所的大院里寻青草充饥，可见驾车人以乱了方寸。 李长禄死的实在冤枉。这位知青死于没有知识。只因感冒发烧，村里的赤脚医生又热心负责，半夜里就套上马车拉着他送往公社医院去治病。路上他喊头痛，请赤脚医生给他打一针止疼药。那老哥为见效快，一针扎到了静脉上。。。。。。也就过了五六分钟人便断了气。因药物所致，浑身青紫。事后遗体拉回到青年点。同学们将两绺柈子码好，做床型，把小李的遗体抬上，倒上十几斤煤油，点燃一根火柴，一小时过后，昔日一个欢蹦乱跳曾以蛋白质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生灵便只剩下了一堆余烬。有几块骨头没烧透，太大，装不进骨灰盒，只好放在碾台上，用擀面杖擀碎。弟兄们一边擀一边哭，一边唠叨：“咱们招谁惹谁了，挨完烧还得挨擀！”什么叫撕心裂肺，听了这哭声保准你一辈子也忘不了。说到这儿有人会问，他的家人呢?一切丧事料理完毕，过了半个月他姐姐才来，把骨灰取走，这姐姐也还不到20岁。据说他父母都在干校，实在走不开。儿子死了，爹妈都“走不开”足见那时他们的政治处境之危了。 另一个知青，当时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冰棍儿”，后来才打听到他的学名叫任冰茹，北京甘家口中学初二四班学生，也是我公社振丰大队的知青。这冰棍儿死的最惨，插队时才十六岁，父母均在押受审，我也和他一起出过民工，任务是沿中苏边境修一条国防备战公路。他能吃能睡也能干，可单手推装满沙石的独轮车飞奔。深山老林无异性，他干活时只穿一件遮羞的三角裤叉。一日，开玩笑，他抢了一个民工的毛主席像章。他喜欢，怕丢了，就将像章别在腰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可几个月后我得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活活打死在狱中。罪名是他把伟大领袖的头像别在老二上头。在进一步联系起他受审查的父母，就纯属罪大恶极。这罪行如果是在大清国，应属“十恶不赦”的第六恶，叫“大不敬”罪，也是要处以极刑的。如此看来，打死他一点儿也不冤枉。
三、感悟 无论是非正常死亡的“冰棍”、长禄，还是身患魔怔的“小孩儿”、“小三”，最终促成他们的惨死或发病肯定是由诸多方面的合力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身份都是“知青”。“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缩写，几十年被人叫惯了，加之各类媒体的助澜，俾其漫衍，现在全社会都接受了这个名词，然而这的确是个名不副实的称谓。 下乡时，我年纪算大的，将将二十岁；知识算多的老高二，若非要忝入“知青”的门庭也还勉强，但绝大多数的“知青”算不得知青。那年月，北京高中与初中在校生的比例最多不到1：4。当初很多学校只有高中没有初中。有高中的学校大多是初中八个班高中四个班。全国其它中小城市的高中就更少。乡镇中学基本没有高中。算这个账是为了说明当时下乡的“老三届”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初中生。就是说“知青”的主体是初中生。当初他们的年龄只有十六七岁。请问他们到底是青年还是少年，还是孩子？有的才十四五岁，实际上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如果放到现在哪个企业敢收留他们！那是违反劳动法的，是招了童工。但是，由于伟人的一句话就把他们都划入了青年。就知识而言更是滑稽，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他们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没有这个“青”字，他就是个孩子，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一旦强加上这个“青”字，他就成了大人，他就必须承担本不该属于他承担的社会义务，以及他们父辈、祖辈的“罪孽”。没有这个“知”字，说明他纯真，是一张白纸，有了这个“知”字，就说明他已经是被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污染了，就得主动的接收脱胎换骨的改造。因为你有“知”是“青”，所以你必须到农村去，必须接受“再教育”，而且“很有必要”。再教育的“再”字，大有学问。它不是继续的意思，而是“废品回炉”，其本质是“改造”。改造他们的老师是贫下中农，他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不是领导阶级。似乎也是他老人家的教导：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使是贫下中农也并没有脱离农民的范畴，也仍然是属于“最严重”的，最要实施以教育的。而“知青”却是必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想想看知青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就是要接受有待被教育的农民的再教育！多么可怜，多么可悲。一千多万或许更多的一群十六七岁幼稚的孩子，让人冠以知青的头衔，便只能自觉地，长期的被改造。 比“知青”二字更可怕的称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它是一把利刃。至今我一想起这个词来就不寒而栗。那“两疯两死’的朋友恐怕都与这利刃有关。这词至少有如下几重意思：第一，点破你们与红五类子女有本质区别。人家不需要再教育，天然的就好，你们则必须通过施加外力才有可能变好。第二，既然是可以教育好，那么必然就还有问题的另一面----也可能教育不好。既然你存在有可能好，也可能坏的两重性，那么你就必须仔细掂量一下，你最终的归宿是在百分之九十五里面，还是在百分之五里面了。第三，可以教育好，对受教育的客体而言，肯定是“将来时”，首先明确你现在处的是即将受教育的位置。可想而知，还未对你施教之前，你一定是归在百分之五的堆里。什么时候开始对你教育了，以及在漫长的施教过程中，你都是百分之五当中的一份子，休想往百分之九十五里面混。第四，受教育就总该有毕业的一天，究竟何时能宣布你已经被教育好了，可以混往百分之九十五里面了，从这个词本身分析，无论如何也演绎不出来。何时天晴，没人能说得清楚。就是说你永无出头之日，实际上判的是无期。你想，即便真的有一天宣布你毕业了，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换成了“已经教育好的子女”了，岂不更为可怕。因为你仍然是另类。第五，进这个笼子的时候是一个最高指示，大拨一轰，全来了。要出这个笼子，肯定是一个一个地往外捡。到底谁能有幸被先捡出去，其实全看你的顶头上司，那个有权有势的“施教者”。因此你必须丧尽做人的尊严，对他惟命是从，马首是瞻。如果他是条狗，会咬人，你就必须心甘情愿地当“狗腿子”跟着咬。文革中许多被整的人，后来也成了整人的人，多是这种奴才心理造成的。“咬人”时他们的心理追求并非为了“争先”，实乃“恐后”。第六，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具有无限外延的概念。这也是最令人生畏的一点。比如：“地富子女”一词，它的外延只限于地主富农的子女。顶多扩大到孙辈或叔侄关系，兄弟关系，但必须跟地主富农多少沾点边儿。这样，不沾边的人就可以逃脱，有空子可钻，可如今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则不然，它涵盖一切，网罗所有。任你爹妈乃至爷爷奶奶以及抚养人、监护人只要他们戴过“帽子”，并且无论那帽子的名称是什么，是何时戴的，他们的后代就统统要装进这个笼子。更为可怕的是，谁知道今后还会有多少运动，只要其爹妈上了贼船，其后代就必须来此麾下报到。这是一个外延无限，海纳百川的接收站。
作者简介： 原北京师院附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9月阿荣旗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知青。后任国家内贸部中国基建物资总公司副总经理（副司局长级）。2008年退休，现在一所民办大学任教学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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