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西双版纳知青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知青返城大潮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

                                  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 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知青的主体，来自外省市。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这场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将近30年后，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北上”总指挥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现定居重庆，“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如今两人均定居上海)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游行，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艰难北上与仓促离京

          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12月27日，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

          1979年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丁记得王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地严厉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电影结束后，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这时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王副总理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

       暖流正在形成，气氛应该是不错的，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打断了一切。当时，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拦住。副总理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离开电影院，丁惠民决定，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其沮丧可想而知。

                            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

的协调和敦促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就像在做梦，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王庆华说。

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