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迷障与重读——读袁敏《重返1976》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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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迷障与重读——读袁敏《重返1976》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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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迷障与重读 ——读袁敏《重返1976》
动荡，暧昧，波诡云谲的1976，注定要和1949，1957，1966，1989这样一些年份一起，深深镌刻在红色中国的历史记忆中。今天向它回望，虽然依旧迷障重重，但它呈现出来的意义之光，仍在诱惑着我们去解读它。 专制与蒙昧社会，常常能制造出迷人的戏剧性氛围：天象异变，忠臣郁殇，帝王驾崩，奸雄争权，民心动荡，流言四起，鹰犬密布，谶术盛行，社稷何去——1976，具备了上述所有的戏剧元素。 这一年，新年伊始，红色中国极具个人魅力的重量级元老周恩来去世，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 在一个各类社会活动都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国度，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民间吊唁，一时间，满大街都是臂带黑纱，胸配白花的人，一些单位和个人自发地扎花圈，搭灵堂，写悼文，读祭诗……我记得，连我那数十年来不问国是的知识分子老父亲，也跑到街上买回了印着“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字样的黑纱和周恩来的绢绣遗像。到了周恩来出殡的那一天，更是神州万里泪雨滔滔了。中国人哭灵，大多是一哭自己胸中块垒，看看十里长安街的那些伤痛欲绝的送行人，便能够读出那哭声背后的意味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整整十年。那一场运动，和红色中国以往的所有运动不同，它不光残酷打击了中共建政以来那些传统的阶级敌人或异己分子，还大规模地伤及了政权内部的中坚力量。整个社会的怨怼情绪，汹涌又复杂。社会分裂已经公开化，不同的人群，对朝廷社稷做着不同的解读和预测，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寄予于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群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军人集团或各种面目未明的新兴社会力量……这场戏演到这里，想打住都不行了。八亿神州，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心情舒畅面色明朗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这个国家上下一致衷心拥戴的偶像——连奉为尊神的毛泽东，也遭遇到愈来愈多的诽议——一些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的“毁谤”，大多恰恰来自于红色营垒内部，来自于他曾经最忠诚的追随者和爱戴者。而周恩来，这位追随毛四十年的忠诚辅相，此刻却变成了一张“非毛”的王牌——尽管至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他个人关于这方面的任何表达。 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民的好总理”去世，触动了最敏感的社会情绪。从最高当局，到底层民众，都能够看得懂这种悲情的意味，一场悼殇，弥漫出了火药味。 这万众一哭，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九个月之后的一次政治大变动。历史在哀伤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捕之前，这其间那一段暧昧不明的日子里，明里暗里演绎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至今没能洞悉。 袁敏的《重返1976》，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写的，它像一束光柱回打过去，照亮舞台一角，让我们看见了几个二十郎当的小青年上场了——蛐蛐，瓜子，阿斗，晨光，大耳朵……除了蛐蛐这个高知子弟，其他几个都是红色后代，他们有的当着工人，有的还在兵团或农村插队，他们像许许多多被那个浪漫主义革命美学养育出来的青年一样，身在江湖，心系魏阙，关注时政，纵论天下，他们热血澎湃，单纯无私，渴望过一种崇高美丽的生活，同时也附着着那个时代许多特有的局限。这样的小群体，在那些岁月很常见的，不同阶层，不同经历，不同文化气质和不同政治立场的都有。我自己也亲历过几个这样的小组合，无组织，无纲领，习相近，心相投，既有青春友情的温暖，又有着秘密结社的紧张与快感。我在袁敏主编的《江南》上首发的《如焉@sars.come》，写到的那个“青马”，就是这一类青年社团。 周恩来去世之后，这群心忧天下的年轻人一直处在动心动情的激越之中，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是令人迷醉的一种精神生活。于是，那个叫蛐蛐的青年才俊，在大家多日的议论中得到启示，撰写了一份“总理遗言”。除了作者本人，其他都不知实情，但是他们在看到这一篇文字之后，都万分激动地认可了它，并将其在亲友间传布出去。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游戏文字，会酿成一桩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惊天大案，其实，连说它像古时的“伪托”，都有些过份，它更像一份给周恩来在这个时代情景剧中代拟的一段台词。今天，这一类文字在网上比比皆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众人冷眼一阅或热心考证一番，便一阵风过去了。但是，在1976，那一份一千多字的代拟，却像一粒星火落在干草堆上，一瞬间在全国燃起熊熊地火。（今天想来，在没有任何现代转播手段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局面，造成如此的震荡，是不可思议的。）在所有的思想和文字都被禁绝得如同铁固冰封的年代，这样一篇充满革命豪情，对事业无限忠贞，对领袖满怀敬仰，对同志宽厚仁爱的温暖又伤感“遗言”，被各方都做了过度的解读。 我也是那个阴郁的春天，看到它的——记忆中，是我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李虹给我看的。她出身于一个长征老干部家庭，三亲六眷八方友好，大多是这样一个群体中人。“总理遗言”的流转，大多也始于这个群体——这让“总理遗言”案多少染上一种皇族宫廷剧的色彩。但是，让这些红色后代始料不及的是，这样一件自家人说自家事，对文中提到的所有人都无明显的攻击与恶意、甚至包含深情的游戏文字，导致了一大群人的囹圄之灾。蛐蛐们及其与他们相关联的亲人，友人，恋人，一瞬间坠入了绝望又恐怖的深渊。如果没有10月6日那一次多少有些偶然的政局变动，他们有的就要人头落地，有的大约会老死狱中了。《重返1976》对这样一段生死劫难，有着细腻生动的描写。 按那个年代的法则，“遗言案”已经是一桩铁案。因为与他们相似的一大批此类案主，不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都掉过脑袋的。幸运的是，这一桩案子，不断得到新的解读，今天看来，这种解读，与其说是法治的，不如说是政治实用主义的——从“反革命”到“严重政治错误”，再到“彻底平反”，继而一跃为“反四人帮英雄”，最后又从此按下不再提及…… 今天，袁敏重提这一段往事，可以当做第五次重读了。 可以说，这是一部近年来很少见的，具有纪实文学基本元素的作品。它的意义在于，尽管作者与案中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浓郁的情感倾向，但是它尽力护卫着历史的真实。因此，不论对这个事件的解读如何，它留下的一些标本物，是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新的探寻的。 数十年来，这一类思想言论惨剧多不胜数，为此罹难的团体和个人也该数以万计。但其中大多数，早已沉冤史海，大概永远不会再被提起了。“总理遗言”案，因为它的特殊的政治背景，在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以来被数次重提，大约是有着某种特殊原因的。但是，不论如何，这一次重提，应该是又一次重读。它让我们知道了，在专制制度下，思想言论的自由，即便对于统治阶级自身，也是须臾不可离弃的。 袁敏的文字温婉而理性，细腻而不琐碎，她以女性的敏锐，学者的执着和编辑的严谨，努力进入到历史的细处和人心的深处。她没有满足于当年的叙说，而是竭力从已经固化的言说中，寻求那些被遮蔽的东西。她在今天和过去之间不断地来回奔走，寻找着今天和过去的那些隐秘的关联，面对这样一件悲伤往事，她有时候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有时候却冷静得有些残酷。她追问历史，也追问那些本已伤痕累累的亲人和友人。尽管她的语词，观念以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许多还停留在很久以前。但她的真诚，让她渐渐抵近真相。她像一个古籍修缮者，从一块块残片中，拼接出一些可以读出意义的块面，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出一些被时间，宣传和记忆涂改过的历史原貌。她遇到了很多没有意料到的困难，一件被那么多当事人在无数次讯问中，交代中，搜肠刮肚的回忆中陈述过的事件，今天说起来依然迷障重重，是遗忘？是不得不遗忘？当年那些最要命的“恶攻”罪名，控辩双方似乎都无意再提？这一桩全国大案，它最真实的背景是什么？ 我曾电邮问过袁敏：“当年的审查报告有无完整的版本？这个案子的卷宗你看过吗？干预和控制这个案子的最高当局是谁？有无当年的相关文件？蛐蛐等这些渉案人是否在当年做过某种程度的保密承诺？”袁敏复信说：“你提的问题也是我在采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努力想逼近的并寻求答案的问题，但我无功而返，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就是案件真正的来龙去脉实际上至今仍旧是个谜，唯一可能了解真相的蛐蛐儿对此至今仍然沉默。是因为你说的保密承诺还是他本人不愿意说，不得而知。这就是有媒体说我最终还是没有打破历史的迷墙，而我撰文回答：历史的迷墙有时不必打破。因为历史的话语权不在小人物手里，我已经是最大限度的逼近真相了。”写到这里，我想起另一起与周恩来相关的特大历史迷案——从1968年开始、长达数年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这一场运动，不论从深度，广度，涉案人数和酷烈程度，都远远胜于8年后的“总理遗言”案。饶有意味的是，那一场运动的案由是“反周”。这一桩历史大疑案，至今依然扑朔迷离，且没有一部专著来讲述它。又想到1976那一场悲情剧在十三年后的一次重演——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去世，也是大规模的民间悲情悼唁，甚至许多参与者都是当年的“四五英雄”，许多台词也很相近，但是那一场戏，却是以另一种结局落幕的只要历史还在服务于某种集团的利益，那么它就会永远留下重新解读的空间。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努力留下史实。
南方周末版： 《重返1976》:寻找“总理遗言”案的真相
此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整整十年。这场运动，和以往所有的运动不同，不光残酷打击了那些传统的阶级敌人或异己分子，还大规模地伤及政权内部的中坚力量。整个社会的怨怼情绪，汹涌又复杂。社会分裂已经公开化，不同的人群，对时局走向做着不同的解读和预测，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寄于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群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军人集团或各种面目未明的社会力量……八亿神州，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心情舒畅面色明朗的。 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写的，它像一束光柱回打过去，照亮舞台一角，几个二十啷当的小青年上场了——蛐蛐，瓜子，阿斗，晨光，大耳朵……除了蛐蛐这个高知子弟，其他几个都是红色后代，他们有的当着工人，有的还在兵团或农村插队，他们像许许多多被那个浪漫主义革命美学养育出来的青年一样，身在江湖，心系魏阙，关注时政，纵论天下，他们热血澎湃，渴望过一种崇高美丽的生活。 周恩来的去世，使这群年轻人一直处激动之中。于是，那个叫蛐蛐的青年才俊，在大家多日的议论中得到启示，杜撰了一份“总理遗言”。这是一篇不足千字、以周恩来的口气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字。“遗言”豁达又坚定，温暖又感伤，除了周恩来一贯对于主席的爱戴和尊崇，还表达了对当时几乎所有在位的中央领导人的嘱托与期望（王洪文、叶剑英、朱德、邓小平、张春桥……）可以说是一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典范文章。蛐蛐没有告诉大家这是自己的“作品”，大家看了之后，万分激动地将其在亲友间传布出去。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游戏文字，会酿成一桩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惊天大案，其实，说它像古时的“伪托”，都有些过分，它更像一份给周恩来在这个时代情景剧中代拟的一段多少有些矫情的台词。但是，在1976，这份“总理遗言”，像一粒星火落在干草堆上，瞬间在全国燃起熊熊地火，被各方都做了过度的解读。 正当蛐蛐们为那一篇“杰作”不断产生着巨大影响激动不已的时候，这一群人，连同被认为相关联的父母亲友，一个一个遭到了秘密抓捕——作者的哥哥、父亲和姐姐，蛐蛐和他在杭州市第一医院当院长的父亲；阿斗和他同为领导干部的父母亲，蛐蛐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其中一些人很快送到了北京。开始了短则数月、长则近两年的拷问与监禁。如果没有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帮”，他们有的就要人头落地，有的大约会老死狱中了。他们被陆续释放，然后是带尾巴的平反，然后又彻底平反，不久被誉为“反‘四人帮’”英雄，1980年代之后，他们各自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但是在袁敏笔下，这样一场看似喜剧结尾的故事，却渐渐透出一种深重的悲剧意味，主人公们虽然走出了高墙，但身心都已经受到巨大的伤害，至今未能平复。蛐蛐在监狱中因失眠开始服用镇静药物，从此这类药物伴随了他一生，并彻底摧毁了他的肉体和精神，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在轮椅上昏然度日的老人。所有涉案人，直到现在，也不愿再回望那一段扑朔迷离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似乎成为一块不可揭开的历史伤疤。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对这样一段生死劫难，有着细腻生动的描写。尽管作者袁敏与案中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浓郁的情感倾向，但是她尽力护卫着历史的真实。她的文字温婉而理性，细腻而不琐碎，她以女性的敏锐、学者的执著和编辑的严谨，努力进入到历史的细处和人心的深处。她没有满足于当年的叙说，而是竭力从已经固化的言说中，寻求那些被遮蔽的东西。她像一个古籍修缮者，从一块块残片中，拼接出一些可以读出意义的页面，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出一些被时间、宣传和记忆涂改过的历史原貌。她遇到了很多没有意料到的困难，一件被那么多当事人在无数次讯问、交代、搜肠刮肚的回忆中陈述过的事件，今天说起来依然迷障重重，是遗忘？是不得不遗忘？当年那些最要命的“恶攻”罪名，控辩双方似乎都无意再提，这一桩全国大案，它最真实的背景是什么？ 我曾写信给袁敏：“当年的审查报告有无完整的版本？这个案子的卷宗你看过吗？干预和控制这个案子的最高当局是谁？有无当年的相关文件？蛐蛐等这些涉案人是否在当年做过某种程度的保密承诺？”袁敏复信说：“你提的问题也是我在采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努力想逼近并寻求答案的问题，但我无功而返，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就是案件真正的来龙去脉实际上至今仍旧是个谜，惟一可能了解真相的蛐蛐儿对此至今仍然沉默。是因为你说的保密承诺还是他本人不愿意说，不得而知。这就是有媒体说我最终还是没有打破历史的迷墙，而我撰文回答：历史的迷墙有时不必打破。因为历史的话语权不在小人物手里，我已经是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了。”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袁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1月,32元
来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hfy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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