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一）：0.到草原/1.公社、大队、浩特/2."谢谢"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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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一）：0.到草原/1.公社、大队、浩特/2."谢谢"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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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一）：
前言 朴素、简单、和谐，在人类社会大步迈进现代化的今天，已经成为了越来越为遥远的过去。在今天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神经紧张的，繁荣、时髦、拥挤、复杂的现代化大千世界中，向往追求朴素、简单、和谐，是善良人们的一场永远做不完的真诚而固执的梦。 内蒙古大草原辽阔深远，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曾经是朴素、简单、真诚、和谐的。我们也是今生有幸，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与蒙古族牧民们，与羊马牛骆驼狗们，一起经历了体验了极为珍贵的朴素、简单而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本书记述的正是内蒙古大草原的这样一段令人神往，难以忘怀的历史。我实在是感到有责任将这一段不可能再重复发生的可贵经历，作为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在现代化社会中绝对没有了机会去亲身经历的后来的人们。 我们在草原的时候（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草场牲畜还没有私分到户，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们还是生活在公社大队里。一个大队的一二百口人就是一大家子，大家伙儿共同拥有草场和牲畜，分别放牧不同畜群，一块儿流汗搭棚盖圈，齐心协力抗灾保畜，经常围坐成圈儿开草原上特有的马拉松式大队民主会议：一堆神仙过海争显其能，踊跃积极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提建议，共同治家（治队）。 那时候的草原上没有现代化社会的激烈竞争，没有胜者强者的得意忘形，没有败者弱者的失魂落魄，没有人定胜天的雄心壮志，没有一定得挣多少钱买汽车盖新房进入现代化的压力，没有消沉忧郁，没有悲观沮丧，没有神经错乱精神忧郁，有的是日复一日的坦然、平静、简单、开心和愉快。牧民们搬着蒙古包和全部家当，赶着牛羊，逐草逐水游牧于蓝天下绿草上，与大自然和睦相处。那时候的草原，并没有现在这些令人头疼脑袋大的超载放牧，草场大面积沙化退化，以及相应的严重生态危机。那时候你可以骑在马背上任马儿在草原上自由奔驰，用不着担心撞上现在划分各家草场地界的铁丝网。 草原上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平淡、和谐的相互关系是那样的宽大而深远，勾去了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们的魂，它那不朽的魅力永远地溶入了我们的血液里，铸进了我们的灵魂中。 简单是宇宙物理规律的灵魂。 复杂意味着死亡。 这本书写的不是知识青年，而是草原。这本书具体认真地记录了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内蒙古大草原上，蒙古族牧民们生活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度下的社会人文状况，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以及那个时期草原上的植物，动物（牲畜和野生动物昆虫），生态和地理环境。 这本书记录的是留在我心中的永远的大草原。 前三章是关于草原一般概况的介绍；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分别说羊牛马和其它牲畜动物；第十三章到十五章是说草原上除了放牧之外的其它生活；第十六章到二十章则是讲牧民们的故事了；以《音乐之声》作为结尾的最后一章。
0 到草原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正上初中二年级（15岁）。学校停课后没有了学习考试的压力，我们有了说不尽的民主自由，那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此之后的两年里，与其说我们在学校闹革命，不如说我们在街上一群一伙地瞎逛，在家在学校开心地尽情地乱玩。这可是现在被迫玩命学习的孩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日子。城里没事干的学生太多了，于是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们这一届初中生本来应该去山西陕西插队，但我的一个高我一年级的好朋友八月份去了内蒙，她从那儿写信回来没完没了地说草原怎么辽阔怎么美丽，马儿跑得多么快，羊肉煮蘑菇如何好吃，吃得她的裤衩都撑开了线。直说得我革命的红心不住地激烈乱跳，于是我下定决心也去内蒙古大草原。 十月初，我伙同另外两个也想去草原的哥们上了路。我们先是坐火车，下了火车搭上运水泥电线杆的卡车，折腾了四五天，终于到达了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内蒙古的“旗”与内地的县是同等级的行政单位）。我们马上去旗政府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报到，但知青办的头儿坚持说安置任务已完成，让我们回北京。我们已历尽千辛万苦，当然不能回去了。我们就与几个早些时候来的男女弟兄们一起安营扎寨，泡了下来。我们在离安置办公室不远的一排空蒙古包里住了下来。十月的草原已是雪花飘飘了，我们白天去安置办公室蹲点，晚上回蒙古包钻绝对冰凉的被窝，这一泡就是十几天。我们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动了上帝，知青办的头儿把我们四个女生五个男生安排到了旗北部的大河公社（伊和高勒）。
1 公社、大队、浩特 一九六八年十月底的一天，我们向大河公社出发了。 第一件令我们惊奇不已的事就是：旗里楞是没有通往各个公社的公共汽车！谁要想从旗里去公社，或从公社来旗里都得搭顺路的汽车、拖拉机，或是自己骑马。我们搭上北行的两辆拖拉机，坐在拖拉机的拖斗里向北颠了五个小时二百多里路，到了公社政府所在地。 公社政府所在地大概应该叫作“镇”吧?这大河镇比起内地任何农村的镇来，那可真是小多了。镇上的所有的房子都是土坯盖的。公社政府的办公“楼”是一座只有一层的长条形土黄色的土坯房子，最多有十间屋子。围绕着公社办公楼，散布着仍然是土黄色的供销社、粮店、医院、邮局、银行和小学校，此外还有几个小手工作坊，铁匠、银匠、皮匠什么的。供销社，粮店是我们大河镇公社政府所在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蒙古老乡们说“去公社”，都是指去供销社和粮店买东西。 蒙古语里没有相应于“公社”的这个词，于是“公社”成了蒙语中的外来语。蒙古老乡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儿，“公社”一词都说得挺溜儿。 我们公社有五个大队。草原上的一个大队也就二百来人，不似内地农村的一个大队总得有一、二千人。我们被分到了宝山大队。宝山大队是五个大队中最小最穷的一个大队，所以没有分到八月份来的大拨知识青年，但是焉知非福，却是非常有幸地得到了十月份来的我们这一小撮。 宝山大队位于我们公社的西北部，得名于大队西北部的一座半圆形平顶石头山“额尔登乌拉”(蒙语：宝山)。宝山大队那时候只有一百八十人，但领土比起内地农村的任何一个大队都要大得惊人了。我们大队的地形是一个不等宽、略为弯曲，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长条，宽的地方二、三十里（一里等于五百米），窄的地方十几里，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怎么也得八、九十里地，就是骑着马也得跑上好半天呢!粗略计算一下，面积怎么也是将近400平方公里呢（现在称为平方千米）。 我们大队的大型交通工具是一辆拖拉机，与两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当时拖拉机不在队里，队里的头儿就派了其余所有的大型交通工具——两辆四马大车把我们接回了大队部。 大队部离公社二十来里，是我们大队唯一的一座土坯房子，除了一间仓库，一间厨房，一个大会议室外，还有两间屋子可以睡人。我们四个女生睡在一间屋子的大木炕上，而五位男同胞就在大会议室里搭地埔了。 蒙语中的“头儿”为“不懂达勒嘎”。“达勒嘎”是官的意思，“不懂”是大的意思。你要想表示一件东西是很大很大的，你就多重复几个“不懂不懂不懂”，于是这件东西就真的是很大了。我们大队的头儿，也就是我们大队的不懂达勒嘎们，接到公社不懂不懂达勒嘎的命令，把我们领了回来，但一时没有了主意，不知拿我们这几只跑草原上的稀有动物作如何处理。我们就在大队部安营扎寨，东游西逛了起来。 内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不要说跟城市生活毫无相似之处，就是与农村生活相比，也是一点不沾边。所以趁着我们瞎逛的这几天，我先介绍一下蒙古族牧民的住、穿、吃，给大家一些有关牧区生活和生产的起码的基本概念。 草原上没有房子，人们都住可以搬来挪去的蒙古包，蒙古包是一种特殊的帐篷。草原上的蒙古包总是两个或三个地搭在一块儿，这就是一个浩特。“浩特”在蒙语里是居民点，居住区的意思，汉语里没有合适相应的词，于是“浩特”就成了中文里的外来语。蒙古族牧民一般是一家人住一个蒙古包。蒙古包是一个圆形的帐篷，直径一丈（三米半）到一丈五（五米）不等：由极为精巧设计的能够伸拉的木架为支撑结构，上面覆盖着几层羊毛做的毡子。浩特是草原上的基本生产单位，负责放牧一群羊和一群牛。这样，一家人管放羊，一家人管放牛。 我们的羊群真是不算小，一个羊群有一千二百只至一千五百只羊，这里大约五分之一是山羊，其余是绵羊。一个牛群有七十到一百头牛。我们大队有十三个浩特，即有十三群羊和十三群牛。除了羊牛外，我们大队还有两群马，一共一千匹，没有弼马温，每群马由两个马倌负责放牧。还有一群五十多头的骆驼，由一个骆驼倌负责看管。 羊倌牛倌的名字是写一家户主的名字，这一般是一家的主要男劳动力。但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放牧照料羊群牛群的任务却是全家的责任，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家庭承包制了。春季接羔主要是妇女们的事。她们在平时的主要责任是下夜（防止狼来吃羊）。草原上的狼有时在夜晚来访问我们的羊群，这狼大哥总是要咬羊小弟的。狼来时狗会异样紧张地吠叫报警。根据狗的叫声的急迫性，可以判断狼是正在靠近浩特或是已经在羊群中了。当然没有人聪明到整夜不睡地坐在那里等着狼来(草原上的狼只是偶尔露峥嵘，并不经常来拜访我们的羊群)，妇女们多有一种天生的特殊本领，狗的这种异样急迫的叫声会将她们从熟睡中惊醒，她们急忙走出蒙古包挥动着手电筒向着深深的黑夜，向着羊群的前方拉长声连续高声喊叫，那声音甚是起伏悠扬。草原上的狼是怕人的，几千年来大声喊叫这招儿都很灵，几千年来草原上的狼也不长劲，还是那么笨那么土，一听见喊声，再加上这新式武器手电筒的光亮到处乱晃，吓得这哥几个那是绝对无商量地转身撒丫子就跑。一个浩特里的几个蒙古包的妇女轮流着下夜。 这大约两万头的牲畜，是我们这个大队连同我们九个新来的知识青年在内，不到二百人的共同财产。大队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卖绵羊毛、山羊绒，卖羊，卖为数不多的牛和马。对于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工分数，羊倌的工分数最高，其次是打井，搭棚盖圈，马倌，下夜，牛倌等等。大队会计给每一个人记工分。每年春节之前十来天，由会计领头，组成大队年终分红计算突击队，用一把算盘算上三天三夜，算出总收入减去总支出，留下来年的公积金，生产项目开支，救灾基金，再算出总工分数，算出工分值，根据每人的工分数算出每人年终所得，制成表。然后会计与保管一起骑马去公社银行领回一口袋一万至二万元现金，将钱票按表分成堆儿，再通知大伙来领一年的工资。 我们大队的人倌不懂达勒嘎们，包括会计，保管和民兵连长，那可是全队社员在社员大会上直选出来的。这选举过程就是按照西方最权威的民主人权人士的严格标准，也是无可挑剔的民主典范。不仅如此，而且大队的任何一项重大行动，重大计划都是经过全队社员大会的马拉松式的讨论而决定或否定的。比如是不是该买一台拖拉机或剪毛机；是不是要引进改良种公牛，引进后如何管理，由谁在什么地方饲养；明年要搭几个石头与泥垒成的圈，搭在哪儿；是否要打井，井打在哪儿；我们大队是否应该有一个季节小学，谁来当老师，学校设在哪儿；我们大队是否应该有一个流动小商店，供给大伙日常所需如茶砖、火柴、盐、糖、卷烟等，谁来办商店。经常有人干腻了一种工作，比如放羊放牛放马的想换工种，或者有人家想调换浩特，这些事情都由全队社员大会协调解决。 在我去内蒙之前，一想到大草原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或是公园里浓密得看不到地面的绿色草坪。到了草原后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由于蒙古高原雨水不足，一般牧草长得很稀，不少地方一平方寸才长一根草，地面是绝对见得到的，但是放眼远远望去也是绿绒绒的一片。草原上也有长得茂密的高高的草，那是芨芨草，它们总是一堆一堆地生长。芨芨草是地下水位比较浅的一个标志，在芨芨草滩上打井，一般能够打出好水井来。夏末秋初芨芨草有七、八尺高，随风摇曳起伏，牛群羊群藏在芨芨草滩里那是看不见的，但是站在高处，比如什么小山丘上放眼了望，那可真是“风吹草低见牛群”了。羊还是太矮，比低的时候的芨芨草还矮，所以还是看不见的。在风中一左一右摇曳的芨芨草是真漂亮神气萧洒，但就是除了骆驼偶尔吃几口外谁都不吃，这还真是中看不中吃的植物。 为了让全大队这两万多张大嘴小嘴有足够的草吃，我们的牧场分为春夏秋冬四个营盘。冬营盘在大队最北边的山梁地里，这儿没有溪流，没有水泡子，春夏秋三个季节没有牲口在冬营盘吃草，所以草长得高而稠密一些。浩特搬进冬营盘后可以三、四个月不动窝。冬天的水源不论人还是畜就都靠雪了。春夏秋营盘上各浩特逐水逐草而居，十天半个月就得搬一次家。一个季节的营盘是挺大的一块地方，大队的不懂达勒嘎们并不安排指定每个浩特应该搬到哪儿。一个浩特里的几家人一商量，想搬哪儿就搬到哪儿，这里的独立民主自由就别提了。我们从来没听说浩特之间吵架：“你占了我的地盘。”由于这逐水逐草而居的流动性，牧民们不能住搬不走的房子，而只能住能够搬来搬去的蒙古包。蒙古包的设计可是实在的精巧，木制的骨架有哈那墙和包顶两部分，哈那是像某些栅栏门那样用木棍连接成可以拉伸的结构，一块哈那拉开后有六尺左右长四尺多高，合并在一起时只有一尺多宽。一般一个蒙古包由五块联在一起的哈那为墙，包顶是一个直径二尺到三尺左右的圆形木结构，沿圆周一圈联接着可以活动的五尺多长的木棍，木棍的另一端搭在哈那墙上端。搭好木架后再在木架上盖一层至三层毡子，层数依季节而定。蒙古包的中间部位有五尺多高，人站起来没有问题，但边上只有四尺高。包里铺着毡子，一般除了靠墙的一两个柜子和一个小炕桌外没有其他家具，所以一个中型蒙古包里可以很轻易地坐进四十多个人而并不觉得很挤。搬家的时候，五块哈那墙、包顶及盖包的毡子可以很整齐地装在一辆牛车上。 蒙古牧民一般都穿蒙古长袍。袍子的颜色是深色的：深蓝，深绿，棕色，紫红，深灰，或是黑色，一条一丈多至两丈长的细布或绸子作腰带，腰带在腰上缠了一圈又一圈。腰带的颜色常常是耀眼的金黄，浅绿，天蓝，粉红色，一圈又一圈的腰带缠在腰上有六寸到八寸宽。明亮的腰带与深色的袍子形成的反衬很是美观特有韵味。冬天的蒙古袍当然是老羊皮做的，老羊皮的羊毛有四五寸长，摸上去就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袍子面是布或绸子。初冬，初春的蒙古袍是小羊皮或羔皮做的，没有人为了羔皮而杀羊羔，羔皮是收集死了羊羔的。春秋的蒙古袍是棉袍，两层布夹一层棉花，而夏天的蒙古袍就两层布而没有棉花了。 在城市里穿蒙古袍是一种民族装饰服装，没有什么实用意义，而在草原上除了夏天之外，蒙古袍可真是生活之必需了。草原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至少三百天刮风(到了最需要风的夏天，风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先不说冬天刺骨的西伯利亚北风，春秋季节即使一夜平静无风，太阳露头不久晒热了的空气上升，不知哪来的冷空气赶忙跑来补充，这风就刮起来了(估计夏天时到处都是热空气，冷空气没有了，或者太远跑不来了)，一直刮到太阳落山，风才停。放牧的各种倌儿们一天到晚在外边，尤其是羊倌跟着羊群从天亮到天黑，长袍在身可以防寒风吹腰脊。蒙古高原的天气类似沙漠，“早穿皮袄午穿纱”还真不是夸张。春天秋天早上起来温度在零下，中午地面在太阳的直晒下温度可以升高到将近30℃。早上穿着袍子出去，中午热起来时就可以把一只胳膊从袖子里脱出来，要是还热就再脱一只，腰带将袍子挂在腰间。下午太阳西斜气温迅速降低，再将袖子一只一只地穿起来。蒙古袍与老式的中式棉袄一样，扣子系在右边，有腰带勒在中间，胸前这部分就成了极为方便的大口袋，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装，吃的，用的，书报，甚至小羊羔。这袍子的下摆更是个人想方便时的必要了。除了城镇外，草原上可是没有厕所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西伯利亚北风刮在皮肤上似刀割，用袍子的下摆挡风背风而蹲可真是一种享受呢，但既痛快方便又不弄脏袍子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蒙古老乡无论男女都用一条颜色鲜艳六尺到一丈长的布或绸一层一层裹在头上。能把这条布或绸裹得层次分明紧凑利索又有风度，还是真不容易，我试过不少次每次均以失败告终。把头裹起来并不只是为了装饰，高原上的太阳直晒在黑头发上，时间一长能把头晒晕；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头发挡在眼前碍事不说，风能把草爬子刮到头发里(草爬子是一种以吸动物血为生类似虱子的寄生虫，小的时候0。5厘米长，长大后可有2厘米长)。所以用头巾把头发裹起来实在是生活之必需。 我们刚到草原时，夏天短打扮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短打扮是指长裤长袖衫而非蒙古长袍。男青年戴军帽式的单帽，女青年用一块方纱巾蒙在头上系在脖子后面，或者绕一圈后又系在头顶上，像画报上的苏联妇女那样，很是神气。这短打扮很快成为时髦。几年后的夏天，除了老年人与个别中年人还坚持长打扮外，大家伙儿，连不懂达勒嘎们全都时髦地短打扮起来了。 在草原上每天只有一顿正经饭，那就是晚饭，而且是天天一个样的面条。不是打卤面，不是炸酱面，而是汤面。有肉的季节是肉汤面，没有肉的季节是牛奶面，或白水面。做面条一般是一家几口人的合作：一人负责和面，然后用一个长擀面杖将面团擀成一个大面片；一个人负责生火，在锅里加上半锅水；另一人左手拿着一块肉，右手拿刀把肉一片一片削到锅里去，或是在案板上切好一堆肉片倒在锅里。肉汤开锅之后，在灶火上煮开一会儿，加入适量的盐。蒙古老乡做饭不用任何佐料，不用花椒大料辣椒五香粉，不用酱油醋味精，唯一的佐料是盐，而且还是原始的大粒结晶盐，这是从位于我们东边几百里的盐湖俄吉诺尔(蒙语：母亲湖)里拉来的（公社供销社就卖这一种盐）。这时负责擀面的哥们儿已把大面片切成短的细长条，如果面和的软，条儿就切得宽一些，若面和得硬，条儿就切得窄一些，然后把面条儿倒在肉汤里。全家老中小围着灶火而坐，这一圈儿饥饿的眼睛可就都盯着锅里的面条儿了。看着面条儿在锅内翻跟斗，火倌把火压低一些，让面条儿与肉片一块儿在锅里慢慢地翻上一阵跟斗，这一天一顿的正餐就开始了。在春夏季节野葱出来的时候，有的人家还要切上一些绿绿的野葱，撒在汤里，绿色的葱与白色的肥肉漂浮在汤面上，这汤面可真是香得让人口水乱流。多少年后我们回到北京，总忘不了那肉汤面的美味，复制过若干次，每次味道总是不对，无论如何也复制不出草原上肉汤面的那股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的香味。早饭是早茶。老乡们用的茶是茶砖，一块茶砖一寸多厚，六寸来宽，一尺多长，硬得真跟块砖头差不多，可以用来砸死人的。这砖茶大约属于红茶一类，但不是用初生的嫩茶树叶子做成，而是较老的叶子加杂着不少短树枝做成的。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是怎么把茶叶茶枝压成这么硬的一大块的。每次我们都得用斧子从茶砖上砍下一小块，再把这小块砍碎，把碎末装在小布口袋里放在水中煮半天，把茶口袋捞出来，倒进牛奶撒入盐，这就是草原上的奶茶了。有的人家懒得用茶口袋，就把从茶砖上砍下来的碎末直接倒在水里煮，煮一会儿后将棕红色的茶水及茶叶一块倒在了一个大桶中。待茶叶沉底儿后，再将茶水慢慢倒回锅中，加奶加盐，重新开锅。很多时候，不少人家还要在茶水里加进一把金黄色的小米煮一阵，给奶茶增加一股特殊的香味，另外茶水煮的小米吃起来还是别有滋味呢!牧民们用的碗很小，是直径四五寸的很秀气的描花小碗，茶碗和饭碗是一回事。牧民们用的茶壶却很大，是一点也不秀气的中号或大号的铝壶。我在为数很少的几个老乡家看到老式雕花的铜壶，估计这铜壶要是现在当古董卖，一定能卖一把钱的。奶茶煮好后舀到大茶壶里。在小茶碗里放上半碗炒米(炒米是炒熟的糜子米，糜子米是与小米一样的小黄圆颗粒，但个儿比小米大一些，炒熟后体积略有膨胀)，炒米上面洒上一些奶酪和黄油，浇上热茶，炒米黄油都浮在了茶水上面。喝着奶茶嚼着混有黄油的香脆的炒米真是很来劲，别有滋味。碗里的茶水倒进肚子里后，可以不断在碗里的炒米上加茶。炒米吃完后再吃壶里的小米，不用勺子将大茶壶中的小米倒出来还是真本事呢!如果茶壶是满的谁也没本事把沉在壶底的小米从壶嘴里倒出来。这本事就在于：倒出一些茶水后，把装有大半壶茶水的大茶壶提在手里左晃右摇，使沉在壶底的小米浮上来，再趁机连茶水一起倒出壶嘴去。有本事的人可以使小米挤在茶水里突突而出，如同散了电影的电影院门口人们蜂拥而出一样。而没本事的人(像我)，只见可数的几粒小米随茶水流出壶嘴。蒙古老乡们可以坐在那里连喝五六碗茶，直到喝空大茶壶。有时家里的主妇还要再煮一壶。 午饭也是一顿茶，这是为在家的人而煮的，而在外放牧的各种倌儿们却是没有午茶的。放牧在外的人是从来不带吃喝的。当然他们可以停在任何一个浩特喝午茶，但大多数时候放牧地区附近是一个蒙古包也没有的。蒙古老乡很能喝茶，但晚饭的面条用同样的小碗也就吃一两碗，即使是没吃午饭的各种牧倌儿们也是如此。牧民里没有大胖子。牧民们极少吃甜食，每年只是在春节时买一堆月饼(这是我们公社供销社所卖的唯一的一种点心)和糖块。所以牧民们的牙齿很好，虽然他们并不刷牙。我们到草原后的几年，不少年轻人见我们刷牙，他们也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牙刷牙膏，学着我们的样子刷起牙来了。
2"谢谢" 内蒙古草原是中国的一部份，可是对我们来说真是比外国还外国，好歹我们在学校还学过几句英语呢。游牧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回事，蒙古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语。不要说学，来草原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别人说过一句蒙古语。来到草原后，我们既没有蒙文课本也没有蒙语老师，就连一本蒙汉词典都没有。 我们住在大队办公室，总有人过往。我们是见人就赖上去比划着交流，逮着人就问就学。不几天也学了一些有用的蒙语词组和短句。蒙古老乡把我们知识青年称为"四合腾"(知识分子)，但更多时候称我们为新玛拉泌(玛拉泌是牧民的意思。一位有名的蒙古族作家名为玛拉泌乎，是牧民之子的意思)。与蒙古老乡交谈，我们可是搜肠刮肚用尽创造性的心机了。我们和老乡们用笔在纸上，但更多的时候是用小尖石头在地上互画各种示意图，做各种手式，声音模仿，身体动作，再加上刚学来的几个蒙语单词，词组和短句，也能把意思表达得能够互相理解。一次我们的一个哥们儿想问一个得了感冒的老乡是否咳嗽(因为我们带有一些感冒咳嗽药)，但咳嗽这词谁都不知道怎么说，于是这哥们自己只好先咳嗽作示范："Ka Ka伊和白那?"(Ka Ka多多的有?)蒙古老乡见面时互相问候"赛努?"(你好?)另一个则说"赛"!(好!)转而问对方"赛努?"而不似内地人那么实际，见面就问"吃了没有?"一九六八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草原上没有文化大革命乱七八糟的影子，老乡们还是照样放羊吃饭，过自己的日子。但蒙古老乡们也有自己的革命时髦，他们把见面问候"赛努"改为问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不是蒙语而是说的汉语!)然后另一人则回应"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可把我们给震住了，内地的革命群众有着那么高的革命觉悟，也没有这一创造性的举动。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就连一句汉话不会说的老头儿老太太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说得清晰可懂。这一伟大创举大约续了几年，然后不知不觉慢慢回到了原来的"赛努?""赛。"十月里草原就封冻了，也就是说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在零下。不懂达勒嘎们已经让一些人家为我们缝制了老羊皮袍(蒙语叫"得勒")与皮裤。因为当时买布是要布票的，而上级只发钱(安置费)不发安置布票。于是我们这些新牧民的皮得勒没有布面，全是一个颜色：羊皮的白色。在白皮得勒的前襟沿上宽窄不同的黑边却也有相当的粗线条艺术性。这皮得勒是真暖和，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真沉。老乡们怕我们冷，于是专找毛最长皮最厚因而最沉的老羊皮，五六张老羊皮做成了一个大得勒，这本来是五六只羊驮的重量，现在都驮在了一个人身上。两张老羊皮做一条皮裤。不懂达勒嘎们又从公社给我们买来齐膝高的毡疙瘩(毡靴)。两只毡疙瘩没有十斤重也差不太多。我们把这一套皮裤皮得勒毡疙瘩都穿戴好，连走路都得从头练起了。 西伯利亚北风可是厉害，刮在脸上真似刀割一样的疼。我们就戴上口罩护面保暖。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戴口罩比不戴口罩害处还大，这是因为呼出的水蒸汽马上结成冰冻在口罩的上沿，而这贴着脸的冰条很快就能使脸冻伤。我们放弃了口罩，在冷中硬挺了过来。其实对于冷，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第二年冬天我们就没有觉得那么冷，再也不去特别注意这个"冷"了。 我们在大队办公室呆了几天，就跟不懂达勒嘎提建议：让我们下到浩特去，一方面了解熟悉放牧生活，另一方面学习蒙语。不懂达勒嘎们正发愁拿我们怎么处置呢，一听这个，立即振奋了起来：这可是好主意！立即给了我们女生一个中型蒙古包，给了五个男生一个大型蒙古包，又给我们每个蒙古包配备了做饭过日子的必需用具：炉盘、烟筒、捡干牛粪的粪筐、粪杈、斧子、煤油灯、大铁锅、茶壶、案板、擀面杖、面盆、笊篱、碗筷。我们去公社买了炒米、面、小米、盐、茶、火柴、煤油。四马大车把我们四个，我们的蒙古包以及过日子的乱七八糟拉到了强各利甫浩特。另一辆大车把五个男同胞以及他们的乱七八糟载到了另一个浩特。深秋冬天初春季节蒙古包都是搭在背风的洼地山谷中。强各利甫浩特的两个蒙古包就搭在两个山梁之间的山谷中。这是强各利甫和丹木登的蒙古包，强各利甫是牛倌，丹木登是羊倌。丹木登二十岁出头，个不高，身体很瓷实，高颧骨，细眼睛，是个典型的蒙古人。他还没有结婚，与他的姨母和姨父住在一起。强各利甫比丹木登大几岁，但也不到三十岁。强各利甫长得可不像蒙古人：高高瘦瘦的，一双大眼睛，很像一个有关十月革命电影中的俄国士兵。强各利甫有一个五岁女孩。他的妻子阿拉登刚刚生下他的宝贝儿子，他给儿子取名"革命"。 强各利甫丹术登前后一通乱忙，很快帮我们搭好了我们的蒙古包。丹木登拿来几块整的和半拉的土坯，和了一小堆泥，立时在我们蒙古包的中央砌了一个方形灶，摆上炉盘，插上烟筒。强各利甫右手拎来半筐干牛粪左手攥着一把干草。他在灶塘里架好牛粪，牛粪下面放上干草，点燃干草，干草引燃牛粪，热气马上从炉盘上辐射出来。这哥俩的利索麻利劲把我们四个人看得目瞪口呆。随着带着湿泥味儿的热气弥漫了整个蒙古包，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牧区新生活。 我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天两人跟着丹木登出去放羊，丹木登是一个非常耐心极具创造性教学法的好老师。那时我们只知道几个蒙语词组和简单句子，丹木登是一句汉语都不懂。通过用小尖石头在地上画图，各种表演动作(丹木登是一个自导自演的出色演员)，以及声音模仿，他教给了我们很多有关羊、牛、马、狗的知识，还有很多有用的蒙语句子。另外我们还与阿拉登，丹木登的姨母努勒金轮流着下夜，每天不去放羊的两个人就做所有家务活。这家务活其实主要是捡牛粪。丹木登的姨父根登贵教给我们将圆形大粪筐背在背上，右手拿一把大木杈，兜底把地上的干牛粪撮在木杈上，然后一甩就把干牛粪甩进了背上的粪筐里。根登贵有一张红红的像圣诞老人那样的笑脸，他的"哈哈哈"笑声格外响亮善良。我把粪筐背在背上，右手用木杈拾起牛粪顺手一甩，用劲太大干牛粪飞出去挺远。这逗起了根登贵一串儿响亮的哈哈哈哈。再试一次少用点劲，牛粪倒是顺着我的后背落在粪筐里，但碎渣却顺着脖子钻到领子里。练了几次后掌握了用劲的大小，干牛粪就总是成功地落在筐里了。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粪筐，我们就向根登贵或阿拉登再借一个筐，这样我们就可以两个人一块出去了。捡几块牛粪容易，但捡满一筐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要东走西走南走北走很远，才能看到一块合式的干牛粪(牛们并不是特别地喜爱为人着想，站在一块儿拉一堆屎，干了让来人捡)，其次当粪筐半满时虽然不是那么太沉，却也是一份不轻的重量呢。背着这份重量东走西走南走北走也不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有一次，我东西南北乱走了半天捡了大半筐牛粪，再怎么使劲地向着任何一个方向走，也见不到一块儿干牛粪。但在一个地方我见到了一堆一堆的干马粪，我用杈子拾起了一堆干马粪，比干牛粪轻多了。很快我就把剩下的小半筐装满了干马粪胜利而归了。回到浩特，碰到根登贵，他见到我捡回的马粪，哈哈哈地笑着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我放下粪筐，顺手拿了几块干马粪进了我们的蒙古包，用了不到两分钟我就明白了根登贵说的是什么了：干马粪放进灶里马上就着了，可就是太快就着过了。就像烧纸一样，你能想象靠烧纸做饭吗?上冻后，喝茶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化雪了。强劲的北风把雪堆在草丛前粪堆前以及任一障碍物之前。我们在粪筐里铺一条床单，拿铁锹把雪堆上层冻硬的雪铲开，把下面的雪面铲到筐里。一满筐雪化不了半锅水。一天傍晚与往常一样我们决定做面条，我和一个哥们拎着粪筐和铁锹到外面装回一筐雪，倒了小半筐在灶上的铁锅里，在灶里添入牛粪，锅底和沿锅边的雪先化成水，锅中间雪堆的高度一点一点地落下去，变小了的雪堆像冰山一样浮在水中间。看到锅里有了空地后再往里加雪，慢慢地直到把筐里的雪都倒光。我把空筐搬到蒙古包外。这时另外的哥儿俩也切好了肉，擀好了面条。我们四个人耐心地等待着锅里的雪都化成水，白色的雪不急不慌慢条斯里地减少着，最后终于都化成了水。水面上飘着一些草叶、草梗，草叶的旁边飘着几个黑黑的圆圆的羊粪蛋!八只瞪大的眼睛盯着这几个自由飘浮的羊粪蛋，然后是眼睛瞪眼睛，怎么办?把漂羊粪蛋的水倒掉重新再来?我用一把铁丝笊篱小心地把羊粪蛋和草叶都捞了出来，我们一个挨一个地把鼻子贴在水面上使劲地闻，四人都说没怪味。然后四人一致作出了决定：不能把水倒掉重来，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饿了。我们把切好的肉倒在水中煮开一会儿后，把面条倒在锅里，面条和肉片在锅里翻着跟斗，这香味立即从锅里飘了出来。把面条盛在碗里我们仔细地品尝第一口，八只眼睛对看十秒钟后，四个脑袋一起摇：没怪味。这顿饭吃得真香。一天刮着大北风真是冷，丹木登比划着说服我们不要跟他出去放羊了。我们搬进一筐干牛粪把灶膛里塞得满满的。穿上棉袄、皮裤、老羊皮得勒、毡靴，戴上帽子，我们围坐在灶火边上，还是觉得真冷，这蒙古包里的温度比零度也高不了几度。我真觉得不可理解，几千年来蒙古族牧民们是怎么混过这么冷这么长的冬天的。记得以前读过一本马克吐温写的关于阿拉斯加的小说，写阿拉斯加如何冷，一个来探险的人最后被冻死了。我从来不相信有人会让自己被冻而死：感觉冷了就走步，跑步，跳来跳去，这样总能暖和过来，怎么能坐在那儿等着被冻死呢！可是这时，在这蒙古包里，我相信马克吐温了。我们四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没有一个人说话，四双眼睛茫然无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思想似乎都给冻住了。这时强各利甫进来了，没有人跟他说话、打招呼。他盯着全副武装的我们看了一圈，又掀起炉盖看看灶火，笑眯了眼出去了。一会儿他又进来了，左手提一个铁桶右手一把火钳。他把炉盖打开，用火钳夹出大半桶冒着烟的牛粪，将冒烟的铁桶提到包外，又用火钳把留在灶膛里的牛粪重新摆放了一通，盖上炉盖。半分钟后只听"轰"的一声，扑面的热气从炉盘上辐射出来。热气真好!热气万岁!热气救活了我们。强各利甫从筐里倒出一些干牛粪给我们演示，怎样在灶膛里摆牛粪而不是堆牛粪--留有足够的空隙使空气可以流通。 丹木登和强各利甫教给我们如何骑马，如何接近一匹马，给马上笼头嚼子备鞍子，晚上如何给马上拌子。拌子把马的三条腿控制在一定距离内，马可以走出去吃草，但又不会走得太远。后来这哥俩儿又教我们怎么骑骆驼，拌骆驼。当丹木登、强各利甫、根登贵、阿拉登、努勒金教给我们什么，帮助了我们什么之后，我们总想向他们说声"谢谢"，但却不知蒙语的谢谢怎么说。 一天我们去公社买东西，在小学校停下与几个小学教师聊了一会儿天。一转身我发现书架上有一本蒙汉--汉蒙词典。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蒙汉词典，我翻出"谢谢"这一条，小学老师们耐心地帮助我们纠正发音："塔拉日和几那"，"塔拉日和几那"。回到浩特见到丹木登和强各利甫，我们认真地说："塔拉日和几那"。这哥儿俩看着我们笑着摇头，我们又说："塔拉日和几那。"哥儿俩眼瞪眼对看了半分钟，又瞪着我们一块摇头。我们又耐心地清楚地说了几遍"塔拉日和几那"。笑容没有了，这哥儿俩是满脸疑问，连头也不摇了。我们只好作罢，想谢也没谢成。 若干年后我才琢磨出了其中的道理：并不是我们的"谢谢"发音不准确，在这人烟稀少，环境甚为艰苦的草原上互相帮助成为了牧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本能的一部分，这是不需要"谢"的。所以草原牧民们没有"谢谢"这个词汇。离开草原后的很长时间，我自己说或是听别人说"谢谢"总是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来到美国后，经过至少三年时间我才终于学会了不觉得浑身不对劲地客套地说，"Thank you"(谢谢)，以及"You welcome"，(你是受欢迎的)，以适应这现代化文明社会。 草原上的牧民性格直爽，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不喜欢你的服饰，不喜欢你的谈吐，他们会直接了当地当面告诉你。这是因为草原不是商品社会，牧民们不需要花言巧语拐弯抹角地欺骗你，迎得你的好感，以便向你出卖些什么东西；而且草原上地大人烟稀少，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离开草原多年了。每当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时，我们又成了直来直去的草原人。当我们中有一人费了半天劲做了一堆好吃的请大家饱餐美食一顿后，没有一个人说"谢谢"。不但不感谢，反而是意见、建议一大堆，一伙人抹抹嘴："这菜咸了点!""这菜多放点糖就好吃了。""肉片炒得太老了。""下次做这个这个，别做那个了!"我真希望这互相帮助是人类生活的本能。在现代化文明社会的美国生活了这多年后，使我越来越不能理解的是：怎么在这越现代越文明的社会里受了多年优良教育的居民们，这自私虚伪性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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