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劉賓雁的問题”引發的思考：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二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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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劉賓雁的問题”引發的思考：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二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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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賓雁的問题”引發的思考 ——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二 作者：钱理群
直把劉賓雁視為“當代中國的精神象徵”，兩年前他的客死異鄉，讓我震 驚，又有某種蒙羞之痛，因此而無言。這一次讀到他的“遺言”，震驚之 後，有深思，並且不能不言。 我所說的“遺言”，是指劉賓雁所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這是郭羅基先生 在追思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的。劉賓雁問：“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在蘇聯、 東歐都倒了，為什麼在中國不倒？”“共產黨因赢得民心而在1949年取得 勝利。後來怎麼一步步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為什麼還不倒？”── 這個“劉賓雁的問題”，是每一個關注當代中國問題，並尋求解决道路的 人們，所必須正視，必須思考，必須回答的問題。 自然，思考、回答可以，而且必須是多方面的。比如，劉賓雁自己就偏 於對中國民族文化自身的反思；郭羅基先生這樣轉述他的回答：“因為 中國的土壤中有更多的專制的土壤。中國共產黨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 土生土長的。它的成功是適應了中國的條件”。這個說法是和劉賓雁先 生本人在八十壽辰上的即興發言相一致的；他說：“我認為根本的根本 是中國人本身的問題”，“一百年的歷史，值得我們想一想，為什麼？中 國人為什麼這麼不爭氣？”“知識份子的道路為什麼這麼窄？”劉賓雁反復 要我們“看得深一點”，就是要多多地反省“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 ！” 而我的思考是從另一個方向。《劉賓雁紀念文集》裹收有萬潤南先生的 一篇文章，說到“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不僅依靠暴力和謊言，而 且因為它比其他人‘聰明’。”他舉例說：“1989年之後，面對蘇東波大潮 ，鄧小平說了三句話：一是‘不爭論’；二是‘不當頭’；三是‘發展是硬道理’ 。鄧小平話不多，但能說到點子上。一是政治對策，二是外交對策，三 是經濟對策。這三句話幫助共產黨渡過了難關。如今，他們又歸纳出一 套：‘捲旗不捲槍’、‘讓利不讓權’的應對策略。反對它的人呢？有像樣的 對策和策略嗎？共產黨有兩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兩手都要硬 ’。一方面，‘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面，又在說什麼‘關心 社會弱勢群體’，‘建設和諧社會’。他們有兩套發動機：左邊陷入泥濘了 ，上右的一套；右邊陷入泥濘了，上左的一套。反對它的人，自己在那 裹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嗎？”──這裹談了兩個方面：共產黨的“聰明 ”與反對者、批判者的“無力”，都說到了點子上。 我關心的是，共產黨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即在國內文革結束，國際 上冷戰結束的中國與世界的新的大變動下，採取怎樣的對策，如何調整 策略，以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或許我們正可以從這裹入手，來理 解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式的極權體制”的特色 是什麼？ “中國特色”一：既僵化又特具有限度调節功能的體制 不妨從歷史的起點談起。我在《兼論1978－1980年中國民間社會運動 》一文裹曾經談到，文革結束以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 的改革派，為了將中國共產黨從文革所造成的巨大統治危機中解救出來 ，首先需要從代表文革既得利益的“凡是派”手裹奪取最高領導權，不得 不借助於民間改革力量，因此，對當時以“西單民主牆”為基本陣地的社 會民主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持支持的態度，因而中國的改革一度出現 了體制內自上而下的改革與民間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支持、影響、制約 的格局：這其實是大有利於中國的社會進步與民主進程的。但鄧小平、 陳雲為代表的十七年利益集團，也即黨內的官僚集團，他們的改革目標 ，僅在克服統治危機，進而要强化一黨專政的統治，因此他們本能地感 覺到民間組織、民間刊物的威脅，必要除之而後安，也就是說，他們要 改變上下結合、制約的改革路綫和格局，將改革的權力壟斷於一黨之手 ，以保證自己的永遠統治權。中國的改革也因此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在這樣的歷史轉折時刻，中國共產黨內部有過一次範圍不大，卻影響深 遠的論爭，據鄧力群在其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中回憶 ，在如何對待所謂“自發組織”，也即要不要出版與結社自由問題上，黨 內有三種意見：時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主張“給自發組織以合法地位” ，他甚至提出要讓自發組織成為全國文代會的團體會員；以胡耀邦為首 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則提出要制定《結社法》和《出版法》，在法律框架 內來解决自發組織問題。但以上兩種意見都遭到了鄧小平，陳雲與胡喬 木等的堅决反對。陳雲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過去我們就是利用法律 和國民黨鬥爭的，絕不能“被這些反黨份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無 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於 非法地位，禁止他們活動”。於是，最後就於1981年2月20日出台了中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取 締了所有的民間刊物和組織。 這確實是一個歷史的關口：中共中央的一紙“指示”就輕而易舉地取代了 憲法，將其貶為廢紙，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被徹底地剝奪了 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當然，鬥爭仍在繼續：在我看來，發生在 1989年的民主運動，其最基本的訴求，就是要求言論，出版與結社的 自由，並且打破禁令，自發地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工人自治聯 合會，以及知識份子自治聯合會，而且在一個時期實現了有限的新聞自 由，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新聞的自由傳播和結社，才使得北京發動的學 生、工人運動很快引起全國範圍的響應，從而中共統治歷史上第一次面 臨着來自普通學生、工人、知識份子和市民的强大而直接的壓力，形成 了空前的統治危機。而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官僚集團所不能容忍的，正 是這樣的民間壓力：他們只習慣於對民眾發指示，下命令，要求絕對服 從，完全不能想像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和民眾的代表“談判”來解决政府 與民眾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就是說，他們完全不能接受不受黨操縱的 獨立民間組織，不能允許不受黨控制的言論、出版自由，而這正是 1989年的民主運動所不能讓步的基本底綫。──當然，這兩者之間， 也並非完全沒有妥協的空間；當鄧小平為首的官僚集團拒絕了趙紫陽的 在法律範圍內，用現代民主的方式，解决衝突的主張，就只有按照共產 黨的統治邏輯和習慣，用大屠殺結束統治危機。 中共的統治者自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也從反面總結了教訓 ，或者說，他們更加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以及如何維護自己 的利益，因而變得“聰明”起來。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到陳雲的認 識那裹，即絕不允許反對派用自己當年對付國民黨的辦法來對付自己。 1989年所發生的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民主運動，是很容易讓人們聯想 起發生在四十多年前即1948年的中國共產黨自己所領導的反抗國民黨 統治的學生運動的，毛澤東當時將其譽為最終結束國民黨統治的“第二 戰場”。共產黨是靠學生運動、社會民主運動起家的；因此，他們也最 懂得，這樣的民間民主運動對於統治秩序的瓦解、破壞作用，因而絕不 允許其發生與存在。而其中的關鍵，又有兩條：一是輿論，二是組織， 這本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兩大法寶；對輿論和組織的空前重視，這也 是一切極權體制的特點，他們依靠這兩條將對人心與社會的控制達到空 前的程度，也要防範反對派用這兩條來威脅自己的統治。因此，他們將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這四大自由視為心腹之患， 必要徹底剝奪，不留下任何可鑽空子的缝隙，這是其維護一統天下的根 本利益所在。剝奪了言論、出版自由，也就絕對控制了輿論，不僅因傳 播渠道的堵斷而在實際上扼殺了一切自由的思想，而且即使出現反抗， 也可以因信息的封鎖，將其控制在有限的範圍，避免發生連鎖效應，以 至形成全國範圍的反抗浪潮。──如前聽說，1989年就是因為大約有 一兩個星期報紙與電台、電視對北京學生運動的自由報道，才引發了全 國的響應，以至局勢失控：這樣的教訓後來的統治者一直牢牢不忘，地 方鬧事的所謂突發事件越多，就越要加强對輿論的嚴控，就是這個道理 。而對集會、結社自由的徹底剝奪，則是嚴防有組織的反抗，更是釜底 抽薪之策。當年，國民黨腐敗了，失去了民心，但有共產黨這個組織的 存在，它高舉起“自由，民主，平等，獨立”的旗幟，民心就轉向共產黨 ，歷史也就選擇了共產黨；而現在，共產黨腐敗了，卻沒有任何組織可 以替代，儘管失去民心，人民也別無選擇，只能寄希望於共產黨自身的 改革，而共產黨自然也總是及時發出改革的承諾，作出改革的姿態：這 就是共產黨失去民心而能繼續維持統治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 ，可以說，腐敗了的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剝奪了言論，出 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後所形成的沒有任何選擇的政治格局基礎上的。 明白此，我們才會懂得，共產黨可以作任何改革，但絕不會在言論、出 版、集會、結社問題上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革：他們可以在相當廣泛的 領域實行私有化，但絕不允許私營報紙、雜誌、出版社的獨立存在；他 們可以高談政治體制改革，依憲治國，但絕不包含以剝奪憲法規定的四 大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體制的改革；他們可以高談建立法制國家，但 始終迴避《新聞法》、《出版法》、《集會法》、《結社法》的制定； 而組織更成了高度敏感的問題，必處於自己絕對領導、嚴格控制之中， 不能控制則必取締之。他們把這都視為國家安全問題，因此不惜動用國 家專政機構，進行嚴格監控，以至對冒犯或試圖冒犯者實行專政。所謂 “國家安全”的內在邏輯是“朕即國家”的封建王權和霸權，其所要維護的 ，就是自身的統治安全。 為了維護統治安全，絕不能放棄，讓步的，還有兩大領域，就是軍隊與 黨，即趙紫陽在其《軟禁中的談話》中所說的“不准討論軍隊國家化， 黨管幹部不能變”。這都是命運攸關的，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領導人必要 將對軍隊的控制權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裹，這是防止內亂（黨內之亂與社 會之亂）的根本，也是制止內亂的最後手段，他們是随時準備在局面控 制不住的時候就實行軍管的。1989年之乱的最大教訓就是沒有在局勢 失控的一開始就及時軍管，以至最後不得不開槍而造成被動。當然，要 嚴防的還有軍隊本身的失控，於是又有了武警的設置，這是第二道防綫 ，也是對付所謂“城市恐怖主義”的尖刀。而且並不迴避這一點：軍隊與 武警的第一職責，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這都是公開明示的。 黨管幹部，就意味着要堅持等級授權體制：一切幹部的權力都是上級黨 組織授予的，同時又是可以由上級掌權者随時撤換、收回的。這就必然 形成逐級的依附關係，以保證“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對後 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是尤其重要的。因為黨已經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凝聚力 ，能够使黨的各級組織與成員聽命，以保證某種行動的統一和有效性的 ，唯有權力。黨管幹部，等級授權就成了維護統治的“通靈寶玉”。 以上四个方面：不允許言論、出版自由，不允許集會、結社自由，不放 棄黨對軍隊的绝對领導，不放棄黨掌控的等級授權制，就從根本上保證 了黨的唯一性，黨成為輿論的唯一控制者，軍隊的唯一控制者，權力的 唯一控制者，並且是唯一的具有實際意義的組織（在中國，一切所謂“ 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實際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經費都來 自中共領導的國家，而其領導成員都是中共組織部門决定的），也就成 為唯一的可選擇者。而這五大“唯一”就正是暴露了其一黨專政的極權體 制的實質，也是中國共產黨所標榜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質性的 內涵。但這是中共的命根子，是絕對不能讓步，不允許有任何鬆動的底 綫。 另一方面，在毛澤東之後，特別是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又表現出極 大的靈活性，可以說，只要不觸動上述四個剛性的“絕不允許，絕不放 棄”，五個“唯一”的底錢，一切都可以吸取，調整與妥協。我曾經說過， 冷戰以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為結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主義 體制有較大的自我調節的功能，今天的資本主義事實上已經吸取了其對 立面社會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而獲得了新的活力；而社會主義體制的 最大問題就是拒絕吸取資本主義的合理因素，一再失去了自我調節的時 機，因僵化而葬送了自己。而鄧小平那一代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如趙紫陽所說，他們已經不再“抱有什麼理想抱負”，所關注的只是“維護 權位”，也就必然採取“功利主義觀點處理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他 們也就比較容易為了維護權位而接受任何有利於鞏固自身統治地位的觀 念，體制，而不會有意識形態上的障礙；而且他們所要維護的又首先是 黨的權位，因為他們個人的權位是建立在黨的權位即執政地位上的，因 此，也如趙紫陽所說，他們之間不會有“不同的路綫之爭”，“在一般情況 下，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更容易“統一，採取對策共同應付局勢”。也 正是這樣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立場與態度，就有可能具有更大的靈 活性，以吸取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國際共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資 源，儘管依然是“中學為體”，如前所說，一黨專政之體，是絕不會放棄 的；但所謂“西學為用”，其用的範圍卻是空前的擴大了的，不僅包括科 學技術的成果，管理的經驗，也包括不涉及根本的某些理念，以至管理 制度。 另一方面，在對付反對派方面，除了絕不鬆動的高壓態勢，也還有盡力 避免矛盾激化的一面，會有各種妥協，以至將批判者的旗幟接過來，為 我所用。這裹依然存在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正因為鄧小平以後的領導層 ，已經沒有自己的理想、抱負與治國理念，只有一個一定之見，即無論 如何也要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病急亂投醫，反而有可能更多地發揮所謂 智囊團的作用，聽取和採納來自各個方面的“治安策”。──以上兩個方 面：對國際經驗的有限度的吸取，對批判者、反對者的要求和“治安策 派”知識份子意見的有限度的吸取，都使得共產黨所要堅持的一黨專政 的體制，具有了有限度的自我調節的功能。這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卻幾 乎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年所提出的“以人為本”，“社會平等、正義”等理 念，“三農問題”，“民生問題”，等等，都是這樣的自我調節，以緩和體 制性的腐敗和兩極分化而高度激化的社會矛盾。儘管不能根本解决問題 ，卻又是有效的。 這樣，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具有了它們自己所說的“硬”和“軟”的兩手：“ 硬”的方面的黨控制權力、軍隊、輿論、組織的唯一者地位，就基本保 證了社會的穩定：有小亂而無大亂，有局部之亂而無全局之亂；“軟”的 方面的妥協，自我調節，也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使社會危機限制在可控 制範圍內：這是一個既僵化，又具有某種靈活性的體制，也構成了“中 國特色”的兩個側面。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下，當局所採取的“以發展經濟 為中心”和“有條件地向知識份子敞開大門”（下文還有分析）的“國策”， 至少是取得了兩個效果：一是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的高速發展，一是保證 了對人才的不斷吸納，而有了這兩條，政權就基本上是穩定的──這也 是馬克思的一個基本觀點：一種社會制度，當它還能容納生產力的發展 ，還能吸引人才，也就依然擁有一定的生命活力。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的 “劉賓雁的問題”，或許可以從這一角度得到部份的解釋，而且是我們必 須正視的現實。 “中國特色”二：“自救”即是“自解”的體制性矛盾和危機 但是，我們同時要注意的，是這裹所分析的“硬”、“軟”兩手，是有着雙 面效應的：它既保證了體制的相對穩定，同時，也導致了體制自身的弊 病叢生，形成其根本性危機，即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敗都 源於此。 這也是必須正視的另一面的效應，而且也都屬於“中國特色”。 其一，對言論、出版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的硬性剝奪，就意味着剝奪 了中國公民政治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自由，政治參與、精神發展的權利， 也就是把人從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精神這兩大生命存在領域放逐出去了。 但人還要活着，活着幹什麼？又如何活着？這時候，“軟”的一手，就發 揮作用了：到個人的，物質的領域去發展。也就是說，這個體制，在剝 奪了你的政治自由與精神自由的同時，又給了你追求個人物質享受的誘 惑（注意：是“誘惑”，製造幻覺，而不是真正的經濟權利和自由）：這 是維護極權統治合法性所必須的。這裹，似乎有一個承諾，就是只要你 放棄對政治、精神自由的追求，對剝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 黨壟斷一切的現實，保持沉默與服從，那麼，一切大門都為你敞開── 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有條件的吸納人才”的真實含義。問題是這樣的 誘惑是有效的，而且對所謂社會精英特別有效，這些年收編知識份子的 成功，就是一個證明。其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成功地利用了人性的弱點 ：人幾乎有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所謂“水往低處流”，大多數人總有一 種向阻力最小處發展的自然趨向。這個體制，既為追求政治、精神自由 設置了最大的障礙，直至實行專政，又為追求個人物質享受、名譽和地 位敞開大門，人們，包括知識精英趨後而避前，似乎是順理成章的。我 們前面說過，黨的唯一化，黨控制一切所造成的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政 治格局，是極權體制合法性的一個基石；現在我們又看到，“人要活着” 這樣的基本生存要求，人的本能，人性的弱點，也成為極權體制合法性 的另一個基石。 這裹，我們看到的是對人，人的本性，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種利用和改造 ：這其實是中國式的極權體制的最大特色。但細作考察，卻似乎有兩個 階段。在毛澤東時代，是把中國人改造為純粹精神化與集體化的政治動 物，以誘惑人們跟随偉大領袖去進行狂熱的烏托邦試驗；而後毛澤東時 代，則正在把中國人改造成純粹物質化與個人化的經濟動物，誘惑人們 跟着黨去追逐個人的最大物質利益。看似兩個極端，但卻有着相同的本 質：都是對人性的利用與扭曲，善的壓抑與惡的誘發；都是對人的生命 存在權利的剝奪和存在方式的扭曲，其結果都同樣導致了人的異化。而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人的欲望不加節制的極度膨脹，對利益的追逐，成 為人活着的唯一動力，成為人與人關係的唯一聯結與尺度；如果說，毛 澤東時代是為了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不擇手段，現在變成了為了個人利益 的滿足而不擇手段。這樣，社會道德底綫的突破，民族精神的淪喪，就 是不可避免的。而這樣的將影響、制約中國人和民族長遠發展的苦果， 卻是維護極權體制的前述“硬”、“軟”兩手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說，我 們今天面臨的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機，民族道德與精神危機是一種體制性 的危機。 其二，以上的分析，好像有一個漏洞，或者說無法解釋一個現象：中國 的所有的官方宣傳，以及黨的所有的文件，並沒有公開宣傳物質至上， 利益至上，倒是相反，在不厭其煩地大談“精神”、“無私奉獻”、“維護集 體利益”，以及“思想、言論自由”、“政治民主”，等等等等。但任何生活 在中國現實中的人，不僅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包括體制內所有的人，從 基層到最高層的幹部，知識份子，都明白：實際的生活的邏輯是物質至 上，利益至上。前者只是宣傳，後者才是必須遵循的，如果真按宣傳口 號去行動，那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樣的講與做的分離，宣傳的邏輯與行 動的邏輯的分離，正是極權體制的特色。也就是說，中國人的交流方式 有兩種：私下的交流可以說真話，或部份的真話，而公共的交流，則必 須說謊話。這也是一些不了解中國實際國情的外國人所難以理解的：他 們會發現，幾乎在所有的個別談話和私人聚會中，所有的中國人，不論 在朝還是在野，都會對中國的現實有尖銳的，直言不諱的批判與嘲弄， 但一旦到了正式場合，也都會突然變了一副正統的，忠誠的面孔，講出 一套套標準化的千篇一律的宣傳語言。我們强調這是“中國特色”，是因 為這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魯迅早就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 。而中國當今的極權體制可以說把這樣的社會生活的遊戲化，政治生活 的遊戲化，發展到了極致。以至形成遊戲規則，甚至無須規則，而自然 成為習慣，成為本能的反應，即所謂集體無意識。 我們要追問的是，這樣的習慣性的不假思索的說謊與遊戲態度，是怎樣 形成的？這就需要談到當下中國的普遍社會心理：幾乎所有的人都缺乏 安全感。當黨成為唯一者，也就意味着，你（所有的各階層的中國人） 的一切都是黨給你的，或得到黨允許的；那麼，這同時也意味着，黨也 可以随時，以随便什麼理由，收回給予你，或應許你的一切。人們最害 怕的，就是黨的政策的多變，而且只要黨决心要變，不管變什麼，怎麼 變，都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這是一種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絕 對權力。這樣，所有的各階層的中國人（不論富人還是窮人，精英還是 平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時生活在惶惶不安中：不僅對黨所不 給予的（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沒有任何爭取的餘地，就連 給予或許諾給予的（如基本的生活保障與福利）也有随時被剝奪的危險 。可以這樣說，今天的中國正是出現了全民性的安全危機。随之而起的 還有全民性的信任危機──不僅政府和公民之間，而且各階層、各行業 之間（醫生和病人，老師和學生，老闆與僱員，上級和下級，以至父母 和子女之間，等等等等）都缺乏基本的信任，“他人即敵人”的邏輯已經 滲透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之中，人們要生 存，就必須學會自己保護自己，而保護自己的一個基本規則，就是盡量 把自己的真實思想，特別是有異於黨的思想觀念，都隱蔽起來，盡可能 不觸犯遊戲規則。心裹想什麼與公開場合說什麼的分離，就是這樣必然 產生的：這同樣是一種體制性的說謊與遊戲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 ，極權體制也並不關心人們在想什麼──權力再是無所不及，也不能禁 止人思想，也就乾脆不管；它們所要的，就是不要公開說出來。 善，是越到上層越為嚴重的。這使我想起了陳良宇事件曾經引發的震驚 與思考。事件剛發生，網上就見到了新華社《內參》的材料，引發了兩 大“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作為政治局委員，陳良宇的私下講話和他的公 開言說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想不到他的私下言行早已被秘密一一記錄在 案，說明他也時時處在國家警察的監控之中。這就意味着，位居越高， 越沒有安全感，越需要自我掩飾，自我保護。黨的每一個官員，無一例 外地都必須把自己的言論統一到黨的公開宣言、話語（也就是人們說的 套話）中，自己的一切行動都必得籠罩在這樣的黨的話語下，才取得合 法性。稍有觸犯或突破，就會在黨內鬥爭中授對方以把柄。黨是唯一控 制者的體制是一個無個性的權力結構，這是一隻有形無形的手，即使是 最高領袖、領導集團也是受其控制的，他們也必須生活在謊言中。 其三，如前所說，黨成為唯一控制者的體制，是建立在等級授權制基礎 上的，這就意味着，維繫整個黨及其統治的，唯有權力；黨也就因此成 為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集團：保證執政地位就是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以 權謀利成為天然與必然。而這樣的權力，又是建立在剝奪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自由的基礎上的，這是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受限制 的權力，按照官場潛規則的說法，就是“只要把上級糊弄好，什麼事都 可以幹”。這樣的權力結構，就决定了黨的腐敗，以及社會結構上的兩 極分化，都是必然的結果：這是一種結構性的，體制性的腐敗與兩極分 化。不管“反腐敗，防分化”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實際上離開了腐敗與特 權，這個權力體系的統治，是一天也維持不下去的，連基本的運作都會 有問題。任何反腐敗的舉措，只要一觸及既得利益，就必然受阻，越反 越腐敗也就成為必然。到最後，反腐敗成為黨內鬥爭的一種手段，被“ 反”出來的“腐敗”者，都是黨內鬥爭的失敗者：這已經成為人人（從上到 下）都明白，只是不說破的中國現實。──不說破，也是前面所說的遊 戲規則。 前文說的糊弄上級，這也是一個觸目的官場現象。它實際上是反映了代 表全黨長期、根本利益的中央與地方黨的整體利益的地方領導，和追求 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具體官員之間的矛盾。如前所說，黨的中央領導集團 從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利益出發，表現了一定的靈活性，作了許多 讓步，調節，這也必然要觸犯某些既得利益，對其有所限制。這是從大 局出發的不得不採用的舉措，但對具體的官員而言，他們並沒有這樣的 大局觀，因為他們越接近基層，越了解實情，就越對共產黨能否長期執 政沒有信心──我說過，其實對體制最沒有信任感，沒有信心的反而是 各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瀰漫於官場的末路感，頹廢情緒，是不了 解內情、實情，不免有些天真、尚存幻想的圈外普通百姓和知識份子所 絕難想像的。因此，他們所要的只是眼前利益，即所謂“有權不用，過 時作廢”，一切都是短期行為，追求的也是短期效應，管它以後洪水滔 天，只求今日苟且偷樂：這是官場的普遍心態。在這樣的利益驅動與心 態下，中央所採取的所有的有可能觸犯既得利益的讓步政策，都會在各 級官員那裹，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更多的情況是變形走樣，即所謂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形形色色的對策的操作下，最初意在對老百 姓讓步，以求緩和矛盾、減少民怨的政策，實行的結果，不是形式主義 走過場，就是變成新的擾民，引發新的民怨：這樣的政令不通，事與願 違，也構成了中國現象，中國特色，而且也是體制性的，是無法避免， 也糾正不了的。這樣一個一切建立在權力與利益基礎上的體制，也决定 了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也變成了赤裸裸的以利益交換權力的關係。而 這樣的完全靠利益來維繫的權力結構，是極其脆弱的。當權者一再强調 “與民分利”，一再告誡各級官員要關注民生問題，並竭力作出親民姿態 ，其實都是危機意識所驅動；但到了未必有這樣的危機意識的大小官員 那裹，就變成了“與民分利者，話一句耳”：這些都不說了。其實真正的 危險在於，民眾對政權的認可，只在於利益，如前所說，今日的體制統 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經濟的發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 ，並給予了生活水平還會不斷提高的預期這樣一個前提與基礎上；這同 時就意味着，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或分配不公的問題長期不能得到解决 （而如前所說，這是體制所然，是不可能根本解決的），民眾既不會和 執政者共同承擔、分解危機，也不可能長期忍受利益（首先是經濟利益 ）的備受侵害，在這樣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體制下，經濟問題随時可能 變成政治問題，經濟危機更會直接發展為政治危機，並進一步形成統治 危機。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成也經濟，敗也經濟”。 其四，必須注意的，還有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在全球化的時代 ，一切國內問題，都是全球問題。特別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已經以開 放代替了毛澤東時代的鎖國，發展到現在，融入世界已成為執政的基本 理念與追求。這樣，中國式的極權體制，也就必然具有新的特點，必須 置於全球化的背景，才能得到科學的認識與說明。這裹，存在着好幾個 層面的問題。 首先，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是一個冷戰結束以後的世界，這是和毛澤 東時代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說，它不再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作為依托 ，而相反，在蘇、東、波相繼採取了西方民主體制之後，中國堅持一黨 專政的體制，就幾乎成了一個世界的孤島，並且因此承受着意識形態和 政治、軍事上的巨大壓力：美國布殊政府就從不掩飾其輸出美式民主體 制，推動“顏色革命”或和平演變的意圖。我們在前面所討論所謂“硬、軟 ”兩手，這是一个重要的國際背景。這是一種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硬”的方面，始終堅持黨控制一切的體制不動摇，在維護國家安全的 旗號下，更加嚴密地控制所謂異見人士，將一切異見組織消滅於襁褓之 中，對顏色革命與和平演變保持高度警惕，並以此煽動愛國主義，民族 主義情緒，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核心，也作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之一 。這是其“軟”的方面吸取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資源的前提與基礎， 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後果。 堅持黨控制一切的唯一性的極權體制，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 的剝奪本身，就是對普適性的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如自由、民主原則 實質上的拒絕與背離。而體制不變，就意味着魯迅所說的“染缸”依存， 也就必然如魯迅所說，“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 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花邊文學 ?偶感》），在一黨專政的官僚體制不變前提下所吸取的國際“先進經驗 ”，即便是西方社會行之有效，有價值的管理理念，技術，經驗，制度 ，也都極容易被同化而變質，也就是說，所謂“西學為用”，用到中國這 個體制內，就走樣成為“濟私助焰之具”了。何況借用來的，有許多還是 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消費工業社會本身的弊病，如物質至上、個人至上 、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觀念，以及必然造成的兩極分化，等等。這些 弊端在西方世界早已遭到質疑──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弊端 的批判的理論，並在逐步得到調節，其調節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對社 會主義因素的吸取。而耐人尋味的是，我們這個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 極權體制，在吸取資本主義的物質至上、個人至上、拜金主義、消費主 義這些馬克思所批判的腐朽的意識形態方面，竟是毫無障礙，資本的邏 輯竟是如此迅速地被極權體制所吸納，成為新意識形態的實質性內核。 這就必然造成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巨大分裂與混亂。這樣的無障礙吸取， 和對自由、民主觀念的斷然拒絕形成鮮明對比，當然不是偶然的：它正 是控制一切的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所需要的，這個集團已經官僚資本主義 化了。哈維爾曾經把當年的捷克社會稱為“獨裁統治和商品社會（按： 哈維爾的另一個說法是“消費工業社會”）之間的歷史性遭遇”。這也適用 於當今的中國社會，用我的說法，就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和最壞的社會 主義的惡性嫁接”。前者是有別於毛澤東時代的傳統的中國社會主義的 新創造，後者是對傳統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堅持與繼承，兩者的結合，就 構成了改革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並且已經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在極短的時間內，曾經是最狂熱地鼓吹精神至上 的中國（這樣的狂熱同樣給中國帶來災難），竟然物欲橫流，對物質、 金錢的崇拜，統治集團的奢華、腐敗連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望塵莫及；曾 經是最强調平等的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這樣的原則的强調事實上也沒 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平等），竟然成了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這樣的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擺動，本身也是中國特色。 以上所討論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對西方與國際經驗的吸取和拒絕 的主動方面，其實還有另一方面：既然與國際接軌，回到了國際大家庭 ，那麼，也就必然要接受某種制約。當年毛澤東之所以要採取鎖國政策 ，其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不受制約、随心所欲地“自力更生”地“走自己的 路”，用他的話來說，關起門來，就可以“無法無天”。但他的後繼者，既 要打開大門，就沒有了這樣的絕對自由。也就是說，後毛澤東時代的極 權體制，其極權是受到限制、制約的。即以它們視為必須死守的禁止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底綫而言，這樣的禁止也是有限的，因為 在打開大門以後，就無法禁止國際範圍內的思想、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及反過來對國內思想、文化的影響。現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特別是網 絡的發展與普及，更是形成了對其思想、文化、輿論控制的巨大衝擊， 並且給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黨事實上已經無法成為唯一者 。中國的極權體制可以，事實上已經採取新的對策，也依然有效，但它 要回到原來那樣的無缝隙的密封式的控制已經不可能了。 我還想强調的是，現代生活本身的邏輯力量。中國的當權者為了自身的 統治利益，必要引導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使中國人逐步進入現代生活 ，儘管它們依然可以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拒絕接受現代民主、自由的 觀念，體制，但現代生活所內含的包括民主、自由的現代理念與邏輯， 卻是阻擋不了的；這樣的滲透於日常生活中的現代生活邏輯，是比意識 形態的灌輸或拒絕，更有力的，而且事實上構成了對極權體制的消解力 量，强化了它的控制力的有限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極權體制與世界的關係，還有更複雜的一面。這 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特別是當西方經濟的發展遭到自身弊端的制約 ，中國的經濟卻出乎意料地得到高速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可 忽略，甚至越顯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中國首先參與了世界經濟秩序 的新格局，並且和西方經濟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一方面，随着中國 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靠外資，從而在事實上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當 年毛澤東所要竭力堅守的；另一方面，中國也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 國家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廣大的市場，更是對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西 方世界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這樣的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就必然要引起 政治關係的變化。經濟利益的邏輯，是遠比意識形態的邏輯更為有力的 。 儘管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不會放棄輸出民主的帝國邏輯，中國這樣 一個極權國家越是擁有日趨强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就越會成為它們的 心腹之患，它們也必然要利用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來對中國的極 權體制施加壓力與影響；但從另一個更加實際的考慮，中國的極權體制 的穩定，帶來中國社會的穩定，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需要的。 而且美國要維護其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實現其帝國夢也需要一個穩定的 中國的支持。而中國的極權體制也正需要依靠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支持 ，作為自身統治穩定的外部因素。他們現在連解决自己的內政問題，例 如台灣問題，也不能離開美國了。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 象：在更加看重意識形態的西方左派加强了對中國極權體制的批判的時 候，更注重經濟利益的西方右派卻成了中國極權體制的默許者與支持者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相互承諾：中國公開宣佈“絕不挑戰美國的世界 領導地位”，美國則把中國列為“利益攸關方”，這就在實際上宣佈：東方 最大的極權國家，和西方最大的霸權（這也是一種世界極權）國家，成 了“利益攸關”者。這就意味着，中國的極權體制得到了或一程度的世界 默許或認可，而中國也就在事實上參加了美國領導的世界新格局，新秩 序的構建，成為其重要成員。 當然，中國在這樣的國際新格局、新秩序裹，扮演什麼角色，卻還會有 一番博弈。近年的“大國崛起”論，大概是一個信號：中國似乎要走出鄧 小平的韜晦之路，重振毛澤東的“中國應對世界作出較大貢獻”的雄心了 。這樣，中國重回非洲，也都是重顯和毛澤東的極權體制所特有的所謂 “世界領導責任”（骨子裹的中華中心主義）意識的繼承關係，自是意味 深長。而正在被竭力煽動和鼓勵的大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成為新的 國家意識形態，更是值得關注。不過這還是偶而露崢嶸，以後如何發展 ，會引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怎樣變化，也都還有待觀察。 其五，最後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前面說到，中國執政者所採取的讓步政 策，所表現的有限度的靈活態度，所具有的有限度的自我調節功能，都 是為了鞏固執政地位，維護極權體制；但也不可忽視其可能有的積極意 義。 我首先要强調的是，這樣的讓步與妥協，是一個相互博弈的結果，是民 眾和黨內外知識份子以不同的形式進行抗爭的結果。我在總結1957年 自下而上的民間社會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時，曾經談到了這樣的一個“ 中國現象”：“先驅者的思想終於在某種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並 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實現。當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驅 動下去實現的，這已與先驅者無關。而且先驅者的歷史污名也未必因此 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說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恢復與確認。在大多數人 的眼裹，甚至在後代人的心中，他們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經有罪之人 。──這樣的結局，無論對先驅者自身，還是當年的批判者、後來的遺 囑執行人，都是無情而無奈的”（《不容抹殺的思想遺產》）。這裹談 到的“批判者、鎮壓者是被批判、鎮壓者的遺囑執行人”的現象，在中國 的改革中是屢见不鲜的：民間的反抗，從表面上是被鎮壓了，但它所表 達的民間意志與訴求，卻是任何有現實感的統治者不可能不考慮的，他 們不能不感到有形無形的壓力；而它所提出的理念，因為是反映了客觀 的歷史要求，經過種種曲折的途徑，也遲早會被它的鎮壓者事實上所接 受與實行，當然會從統治利益出發，經過改造和變形，歷史也會因此有 所變革與前進。但光榮依然歸於當年的鎮壓者，他們甚至被賦予“改革 的先驅”的美名；而真正的先驅，那些民間的反抗者卻依然背着歷史的 污名。這是中國極權體制下，歷史的進步所採取的特殊的扭曲的形式， 也是民間抗爭的歷史作用的特殊的被扭曲的實现形式。它是以先驅者的 犧牲與被抹殺為代價的，自有其殘酷性。中國民間的反抗就是以這樣殘 酷的方式實現其意義與價值的。從另一方面說，儘管殘酷，其意義和價 值卻是無法、也不會被真正抹殺的，因為它已經銘刻在歷史的進步中了 ，儘管用的不是個人的名字。如果我們所有的人，在極權體制下，都如 它所要求的那樣，保持沉默，沒有任何反抗的聲音，那麼，連起碼的讓 步也不會有的，也不會有任何的改革與進步，歷史的黑暗將把我們每一 個人都徹底淹沒。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裹討論讓步的意義，並不是為歌 頌執政者的明智，寄希望於新的明君，而是要肯定真正決定讓步，及其 可能達到的廣度與深度的民間的不同形式的抗爭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努力 的歷史作用，我們真正寄以希望的，是普通的民眾，有良知的知識份子 ，以及我們自己。 當然，這是一個長期博弈的過程。每一次讓步，都會有兩方面的效應： 它既會有助於極權體制生命的延續：這正是執政者選擇讓步的初衷與目 的；但同時也會產生其無法預計與控制的另一個作用：極權體制的鬆動 與新的抗爭的空間的擴大。這也是極權體制的內在矛盾所在：它的每一 個自救措施，都在同時消解着自己；每一個成功，同時又是失敗的因素 。比如前面提到的，經濟的發展與人才的吸引，是中國極權體制的兩大 成功，有效地支持了這個體制。但極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是必然以環 境的污染、發展成果分配的不均等等為代價的；而這樣的代價不僅制約 着經濟的繼續發展，而且還直接威脅着極權體制的統治自身。而人才的 吸引，也同樣有着巨大的風險，因為越來越多的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才進 入體制，儘管體制如魯迅說的“染缸”，自有其同化力，但其效也有限， 不可能消弭一切獨立思想，而獨立思想正是這個極權體制的天敵，其消 解力量的鬱積，就有可能形成體制的自噬危機。 而有意思的是，這一切，都是以人們難以覺察的方式發生，蔓延；同時 也就難以控制。這也是這個極權體制使然：因為缺乏言論、出版、集會 、結社自由，因此，一切都在默無聲息中進行，而且分割成數不清，甚 至摸不着，但卻頑强存在着的單個反抗的原子，原子群；在體制的謊言 世界裹，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真實思想、真實立場遮蔽起來，越是體制 裹的人，越要隱身，蒙面，各級領導機構裹，從地方，到中央，都佈滿 了面貌不清的人。──這樣的沉默，存在着又摸不着，這樣的面貌不清 ，正是最令統治者恐懼和不安的：它孕育與預兆着沒有任何迹象的分崩 離析，這正是極權體制的外强中乾之處。
摘自钱理群著《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 ~ 2008》
书籍简介： 书名：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 ~ 2008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公开性”，它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公开发表，这样才保持了最大限度的思考与表达的真实性。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实在太窝囊，一辈子都在看着别人的眼色，按照体制的要求，说大话，套话，废话，假话，做违心的事和文。现在老了老就太对不住自己了。我要最大限度保存一个真实的自我。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要以此记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我始终认为，自己对二十年前，以青年学生、工人、市民的牺牲为代价的运动，是负有责任的。我说过：作为老师，却没有尽到保护学生的责任，尽管我无能为力，但我仍然不能摆脱内心的愧疚和不安，这至今仍是压在我心上的坟。谨以本书奉献给那场震撼世界的运动的?牲者和他们的亲人，以及因此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作为我这个幸存者的心的纪念。 下载地址：http://rapidshare.com/files/411151678/qianliqun.rar 下载方法：先关闭迅雷、快车等的监视浏览器点击功能，打开上面的网页，点击Free user，就会打开一个新网页，并开始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出现下载的箭头，点击它即可由浏览器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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