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知我者谓我心忧》后记
作者：大仙鶴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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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知我者谓我心忧》后记
作者：大仙鶴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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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后记 作者：钱理群
一是给自己七十岁生日作纪念，可以说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此书的第一篇《1990年总结——写在世纪之交》写于2000年1月1日至2日，而1999年哦我正好六十岁。当时就作了一个决定：以后每年年初，都要写一篇总结性的文字，把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自己的遭遇，所看，所思所想，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以“立此存照”。这首先是一个自我存照，如实地记录自己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自己的欢乐，痛苦，烦恼，忧虑，以备今后回顾与反省，也为后人留下一个历史转型期的普通的良知未失的知识分子真正的身影：他的命运与思考。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存照。前几天我还和一位老朋友说起，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把个人命运和国家、社会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天生地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并且总在满怀着焦虑地紧张观察，思考。前面说的“所看，所思所想”，很少是个人的私事，更多地是世界的国家的大事，特别是政治上的大事。即使是个人的遭遇，也总要努力揭示背后的社会、体制的原因。因此，每一篇总结，其主要内容都是这一年国际、国内大事在我心灵、思想上的反应，我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与预测。这些分析、判断当然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是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因为是对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即时反应，可以说是一种现场记录，因此，就具有了史的价值，我自己也是十分认真地把它当作一种时事评论，一种历史记载来写的，我的许多在学术著作和公开发表的随笔里不能包容的思考，就都借这样的年初总结的形式得到表现于发挥。 这样的总结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公开性”，它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公开发表（只有极个别的文章后来经过删节发表了），这样才能保持最大限度的思考与表达的真实性。我曾经多次引述鲁迅的话，说我们现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被阉割过的，不仅编辑，总编辑要对它动手术，我们自己也要抽去几根骨头，读者所能看到的，都是没有骨气的阉人的文章。可怕的是，这样的政治上的自我保护成了习惯，私下写作，包括日记，也都这样自律自残，遮遮掩掩。 为保存这样被阉割的历史真相，我将自己的文章、著作被删改的情况，都一一记录在案，也是“立此存照”。（另编有《钱理群教授学术叙录》、《学术叙录续编》、《删余集》、《删余集续编》四书，可参看。这都是相应鲁迅的号召，作为“文史祸”的一部分而纪录在案的）同时，我在写这些总结文字时，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无论如何，也要写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绝不顾忌是否犯忌，犯戒，犯禁，哪怕因此付出某种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实在太窝囊，一辈子都在看着别人的眼色，按照体制的要求，说大话，套话，废话，假话，做违心的事和文。现在老了老了，活到六、七十岁，如果还不放松一点，解放一下，说真话，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就太对不住自己了。我要最大限度保存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总结的局限性。因为所讨论的问题，都超出了专业的范围，尽管我也努力地利用自己专业的资源，特别是鲁迅的思想资源，但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研究。如我多次所说，我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对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学理性不足，粗疏，片面，是显然的。而且是对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作现场观察，即时分析，这和有着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历史研究不同的。特别是在我们现行体制下，信息部公开，不透明，我们常常是在情况不完全明了的情势下做出判断，再加上我的个性，虽不乏敏感，却易走极端，这样在每年总结中所作出的判断与预测，常有不准确，以至失误之处，是难免的。而且，坦白地说，我倒反希望我的那些从最坏方面作想，因而显得特别严峻的判断，是我的“杞人之忧”，如果真的不幸而言中，对我们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幸。 但这样的普通公民的现场观察，并非专业的分析，即时性的判断，也有其意义，并且是有距离的专业的历史研究所不能替代的。即使是判断的失误，也是可以供后人研究的：其自身就是历史。因此，我在编辑此书时，定了一个原则：绝不根据事态以后的发展和今天的认识，对每年所写的总结作任何修改，让其保持写作时的原貌。 我就本着这样的一切求真存真的原则，每年一篇至数篇，从六十岁写到七十岁，时间跨度长达十年，因此，命名为《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而从1999-2008年这十年，对我个人和整个中国与世界都是极不平常的：自己经历了由在职到退休的生活的大变化，而中国与世界则发生了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大跨越，这其间所发生的事情，变化，是极其复杂，丰富的。我这样的“一个人眼里的十年世界与中国”，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史的价值。虽然所有的观察与分析、判断、预测都是有个人的政治偏见，但我自己在写作时，确实有很强的历史感，要求尽可能以史家的眼光来做观察、分析和判断，如前所说，这观察、分析、判断，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就我个人的写作历程来说，本书和此前先后在大陆与台湾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是有互补性的，都是个人精神史，又从或一侧面，折射出了时代的历史，是我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有机组成部份。 编辑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要以此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我始终认为，自己对二十年前，以青年学生、工人、市民的牺牲为代价的运动，是负有责任的。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说过：“我作为老师，却没有能力尽到保护学生的责任，尽管我无能为力，但我仍然不能摆脱内心的愧疚和不安，这至今仍是压在我心上的坟”。因此，我要以本书奉献给那场震撼世界的运动的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以及因此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作为我这样幸存者的心的纪念。 而以本书作为纪念，又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事实上，本书所要进行的“存照”，无论是个人历史的存照，还是时代、社会的存照，都离不开“六四”，都是为二十年那次历史事件所笼罩的，那是一个不可忽视，不能回避的最大的历史背景。 就我个人而言，我说过：“这是我永远摆脱掉的梦魇，到现在都是这样。而且这构成了我1990年以后的研究，写作与讲学的一个内在动力和心理背景。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上，是有两座‘坟’的：文革的‘坟’，六四的‘坟’，不了解这两座‘坟’对我们的思考（问题意识，研究动力，价值立场等等）与心理的影响，至少是无法理解我这样的学者的学术的。”（《我的回顾与反思——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台湾行人出版社2008年版） 而对1999-2008年的中国社会的观察，更是不能离开六四的影响。正如何方先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一书里所说：“‘六四’的影响深远，成为许多方面出现转折的标志。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 最后没有采取这一也许是更能显示本书内涵的命名，是因为六四之后的前十年，在本书中是个空白。这其实是构成了我的写作的一个隐痛的：尽管这二十年来，我的内心须臾没有离开对六四的回忆与思考，每一触动，心都要流血，但我却不能将它流泻于笔端。——这样说也并不准确，我其实是尽力地寻找一切机会来记录流血的历史在六四之后的延续的，自然是用了许多曲笔，而且是分散在各篇文章中，既躲过了审查，却也因此为读者所忽略，现在，干脆也借整理之机，做一番梳理，就算是对我自己这段心灵历程的一个回顾与总结吧。 我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应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之约而写的《一切都从那时开始》（文收《语文教育问外谈》），回忆的是1950年建国初期小学六年级时的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活动，那也是一次校园民主运动；最后写道：“不管人生命路上会遇到什么曲折，我始终相信：人生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这既含着对位民主而献身的青春生命的赞美，也是对人生曲折中的一个自励：当然这些意思只有我才明白，当时只能做这样曲折的表达。 1989年年底，王瑶先生因六四屠杀的打击患病而离世，对我精神的打击更非言语所能叙说，直到1990年7月才勉力写出一篇悼念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时加了一个《附记》——“王瑶师去后很长时间内我写不出一个字。今年一月，应《群言》杂志之约，勉强写了一片短文，……以后在编《王瑶先生纪念集》的过程中，又陆续写了一些片段，接着病了一场，在住院期间，想了许多，却只写了聊聊几行字。……不料在病后的静养中，竟为情所驱，拉拉杂杂写了近万言。《丛刊》如不弃，或能发表；不然，压在箱底也好。反正我已经写出了我想说的话，心灵的重负可以解脱了”。 这里所表达的，当然不只是因王瑶先生的去世而引发的痛苦。文章中回忆到王瑶先生对我的最后嘱咐：“不要到处打听消息，少做无谓的分析，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总结的学问！”且说：“我的灵魂再一次受到震动：我知道这‘最后的嘱咐’的份量，我能体味先生说这番话时的心情”，所说的背景——在我的心中，王瑶先生始终是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1991年1月，距离六四，已有一年半的时光，我在为六四后写的第一本书《大小舞台之间》所写的《后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对于处于生命低谷期的我，这本书的写作，尤其带有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证实的性质；因此，当北大的一些学生在同我讲述本书的部分内容之后，问我：‘老师，你也经历了生命的‘郁热’期了吗？’我欣然回答：‘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正处在生命的‘沉静’状态’时，我是为北大学生对我的理解而深受感动的”。 所谓生命低谷，“郁热”都是六四后自己生命状态的写照；写这段话时，似乎已经走出低谷，达到一种“沉静”，但内心的不安，骚动依然存在，于是，《后记》里又有了“人生与戏剧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真的人生、社会失去了真实与真诚，而假的喜剧里却保留着真实与真诚。——这确实令人恐惧，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这样的话。 1992年8月——一年半之后，我在第二本书《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后记》里又这样写道—— “促成我决心写书的，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动因：也许是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突然变得可疑，也许是因为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收到冲击，我为一种失落感、压抑感所攫住，并且像是陷入了无物之阵似的，无以摆脱。过去，没有不快，只要到校园里走一圈，一切痛苦都会自然平息，现在却不能，校园已不再是精神的圣土。我只能逃回我的书斋，如同鲁迅所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这里所写的正式六四以后的真实处境与心境。——我事实上依然没有摆脱六四屠杀的阴影。 以上的文字因为是公开发表的，写得都比较含蓄，这样的欲言又休的表达也让我郁闷。直到1993年10月，在也是自编不准备发表的《删余集》前言里，我才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永远忘不了的是那寒冬时节，王瑶先生的死，以及他死前死后的种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以后又传出了‘丑话说在前头’、‘枪打出头鸟’、‘现在就要算账’之类的‘指示’。于是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有一双当年‘狂人’见到过的‘白而且硬’的鱼也是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毛骨悚然，为恐惧所攫。而且真的有一次，我正在上课，突然一声大吼：‘你出来！’走出门外，一群彪形大汉堵在门口，说是要‘检查教学秩序’，战战兢兢好不容易将他们敷衍走了，却无法继续上课，总觉得门外有一双眼睛在监视，并能从此失去了安全感。在一个静夜里，突然觉得如果不打喊一声，我将窒息，但却不敢叫出声来——我不能忘记那些有言在先的‘丑话’。于是我拿起了笔——笔是无声的，也是自由的。然而，写了不到半页纸，竟写不下去了；我想起了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所说的话：‘年青时读了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有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现在，我也懂了。 “而且我还知道应该把这半页也及时处理掉。但是我却于心不忍，就把它藏了起来。藏得很巧妙，很熟练；这‘巧妙’、‘熟练’也记录着我们这一代的悲哀。后来编《人之患》时，我翻箱倒柜，却再也找不到这半页纸：也许它还静静地‘躲’在某个角落，也许在另一个恐怖的刹那间，我自己把它‘消灭’了。” 这里所揭露的正是六四之后的北大的“红色恐怖”。校方的“指示”，当时是传达到每一位师生员工的。所谓“丑话说在前头”，说的是什么“丑话“呢？我至今不忘的有两条，一是公开宣布：在校门口、三角地等公共场合都安置了录像、录音设备，师生一切言行都监控之中；二是扬言还掌握有最先进的监控设备，可以监听几百米外的室内谈话——此并非虚泛的恐吓之言，还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某流亡诗人拜访我们系的某教授，第二天党委就派人和这位教授谈话，头一天在他家里的两个人的四下说话内容有关部门掌握得一清二楚。这表明，学校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变相的监狱，我在《丰富的痛苦》后记里说北大已不是“精神的净土”就是这个意思。我从此在校园里失去了安全感，至今也还是如此：我相信“丑话”里说的监控设备并没有撤，说不定还要更“先进”。所谓“枪打出头鸟”就是更露骨的威胁：谁要带头反抗，就镇压勿论。还有一句更露骨：“围观就是参与”，出现了“反动”标语或文章，或“反革命”演说，谁要在现场观看，旁听，一律视为“参与”者而定罪。或问：文章不看，演说不听，如何判断是否“反动”？这其实是书生之见，校方的意图就要老师和学生都远离公共场合，任何公共空间对他们都是危险的。至于“现在就要算账”，是针对六四时期人们对当局“秋后算账”的担心，现在干脆撕下一切遮羞布，迫不及待、杀气腾腾地要“算账”了！这样，北京大学的校方也就自动地当起警察，行使镇压之权利来，这是令人惊骇的。 还有更为险恶的：学校曾发出一个所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几条措施》的文件，发到每一个教师，我因此得以见到，其中一条让我看得目瞪口呆。说是为了预防发生六四这样的突发事件，要在学生中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他们的任务有二，一是及时向校方和有关方面汇报学生的“动向”，二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代表”北京大学学生表态，说话。其实就是建立一支“特务学生”队伍，这是当年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办法，现在共产党把这个特务传统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了。——我相信这样的举措，是得到有效的执行的，而且延续至今。只要看看每到“关键时刻”总有那些“北大学生代表”公开表态，就知道是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在发挥作用；至于告密也是屡见不鲜，我就知道一位学者因学生的告密而被迫去职，这个学生也因此得以在某官方部门得到一个好位置。记得在八十年代一位诗人同时得到北大与某高校演讲，结果那所高校的一个学生打小报告到了邓小平那里，这位诗人因此被邓点名批评；我们当时还颇为自豪的议论，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北大，因为北大自由民主传统，告密者是无法在北大存身的。但大概就是在六四之后，经过北大校方和有关部门的苦心经营，监控、检举、告密成为体制性的，北京大学已经警察化了。我们常说北大的“堕落”，其实这是最主要的方面，但却被遮掩和遗忘，许多北大人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毫不察觉，这是我最感痛心的。 我们还是回到九十年代初的现场。我在1993年10月在《删余集》后记里揭露了六四后的北大的历史真相以后，心里仍觉责任未尽，又于是年11月写了一篇《永远压在心上的坟》，在讲述了文革期间一位学生因我而被迫自杀的惨痛记忆之后，又说了这样一番话：“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更多的年青人、学生接触、交往；但我总觉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尸横亘在‘我’与‘青年’之间，向我预示着：类似的可怕结局会重新发生——不，这不是预示，而是真实的现实；或者说我已经分不清梦魇与现实……”，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六四青年学生“沉重的死尸”——我一直记着鲁迅的那句话：“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生’的唯一灵药，但尚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死地”》）。为了强化这样的提醒，我还特地将我的随笔命名为《压在心上的坟》。但拿到书时，却呆住了：“向我预示着……”以后的部分全部删去：这恰恰是我最想表达的要害，这样，我想公开揭示的“真实的现实”就被拦腰斩去，读者也完全不能看懂我的暗示了。后来，这篇文章和这本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常被人们提起，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出文革回忆背后的六四记忆。我因此而感到分外的悲哀。 1994年8月至1995年6月，我被派往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在和中国的现实有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我才获得了相对自由、放松地思考问题的机会。在那里，我写了四篇《异国沉思录》，其中《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困境》，第一次对六四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的困境作出了我的分析与判断；而《关于北大历史命运的思考》与《未名湖畔的老人——悼吴组缃先生并悼北大》，则直接谈到了六四之后的北大—— “中国有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有颗‘启明星’。 我欣然，慰然，甚至有几分得意。 这是我在六四以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刊物写的题词，委婉的词句中的意思仍然是明确的：当时当局采取的种种措施，例如，宣布北京大学的学生必须军训；削减当年北京大学的招生名额；推迟北京大学的开学时间，等等，都无不包含着这样的意图。现在，这些气急败坏之下作出的惊人之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忘却，其实是应该载入中国教育史册，至少是北京大学校史的。但北京大学仍然以自己的存在在嘲笑着这些倒行逆施者；而且只要北京大学不倒，中国就有希望”。 这里顺便说一点：尽管我紧接着强调所谓“只要北京大学不倒，中国就有希望”这种说法的“合理性是有限的”，指出其可能预付的危机，但我也没有料到后来的北大还是失去了精神。这就是我在2003年关于北大人事改革的一片文章里说，“正因为北大还是这样一个精神堡垒，总是有一些力量，要想摧毁它。从有过‘政治大换血’的计划（按：六四之后当局确有这样的计划）终于未能奏效”，而现在，却“用经济力量去‘大换血’，用资本的逻辑将‘最后的精神堡垒’一起摧毁了。”（《中国大学的问题和改革》）——当然这都是后话。 我们还是继续谈1994年我对六四的回忆—— “这是一个永恒的记录：夕阳下，未名湖畔，一位拄杖沉思…… 而且，这是那样的时刻：人们还没有从一场血腥的屠洗中清醒过来；我跌跌撞撞地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匆匆走过。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吴组缃先生。 他也看见了我。 我们相对无言。 我正待离开，他忽然招呼我过去，然后，用他那浓重的安徽乡音，缓缓说道：‘我告诉你，共产党完了！’ 他说得很平静，我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我更知道这句话由吴组缃先生口中说出来，又意味着什么。想到这位当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诤友的知识分子，思考、追求了一生，在风烛残年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真想哭：历史对吴组缃先生的那一代人，以及以后几代知识分子实在是太残酷了。 但我更知道，吴组缃先生有足够的清醒与勇气正视着残酷；于是他对我（相信他还对许多人）说出他的历史审判词。——不管今后还会有什么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段历史，就在这宣判中结束了。” “校园内接着就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让我目瞪口呆。 一天突然召集开会，传达校党委、校领导的四条指示（下略）……这无异于公开宣布：北大已成为一座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法无天的监狱。 我从著名的‘三角地’走过，布告栏上公布了新的校规，其中一条是：‘禁止男女学生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等有伤风化的行为’。校方尽可以禁止学生在公共场所搂抱，但将其视为‘有伤风化’却令人惊异——仿佛又倒退到了封建道学时代。这件事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五四策源地的北京大学，不知道这是悲剧还是喜剧、闹剧。 又是三角地，又是布告栏，这回赫然宣布给两个学生以记过处分，理由是：他们在五四青年节，悬挂巨幅布标，上面写着中文系谢冕教授的一段名言：‘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灵魂’，据说未经校方批准，破坏了校园秩序，云云。——在北大，公开宣传科学与民主，竟然有罪，岂非咄咄怪事。 再一次传达‘校方指示’：今后一切集会，会场上都要安置录像机，以记录学生行为，如有跺脚、吹口哨等动作，一旦被录下，一律予以严惩。——如此肆无忌惮地公开监视，把北大的自由传统，践踏殆尽。 我因此而敢于断言：在这一时期主持校政的吴树青校长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坏的校长，并必将被历史所确证。 这真正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我只感到恐惧，窒息，与悲哀。 我更感到羞愧与难堪：对学校当局的倒行逆施，北大数万师生员工，竟是一片沉默。而且，人们似乎将校园曾经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逐渐淡化与忘却。校园依旧平静而喧嚣，麻木的心灵已经感觉不到监狱的气息。 我无意也无权指责任何人，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沉默的人群中的一员。 而且我深知，这沉默绝非死灭。” 我当时就意识到自己是在记录北大的一段历史：六四之后的北大，“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折射的是六四之后的中国历史。问题在于，这一段历史至今也还是被遮蔽，被遗忘，无人研究；因此，我决定将这四篇《异国沉思录》附录于本书，以作“存照”。 1995年回国以后，这样的六四记忆依然让我不得安宁，一有触动，便会冲决而出。1996年有朋友约请编一本吴组缃先生的小说选，就忍不住写了一段《附记》：“吴组缃先生是我最为崇敬的老师之一：我一直把他与其他几位先生视为“北大精神”的当代传人。吴组缃等先生的先后离世，甚至使我感到‘北大精神’已随之而去。我为此痛苦不已，一直不顾、也不能公开表达我内心无尽的哀情；但我又为自己的这一沉默而感到有愧于先生”。 1997年，在为“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里，我打破常规写法，专门写了一段我和金庸结缘而引发的六四回忆—— “在那个难忘的夏季，我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这时候我想起了同学们的热情推荐，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没想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一天，读《倚天屠龙记》，当读到‘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时，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这不是此刻我的心声吗？于是将它抄下，信笔加上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了我的一个研究生，几天后，收到来信，竟呆住了：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的这四句，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 1997年年底，越是接近北大一百周年的1998年，越是为六四之后北大失精的现状感到焦虑不安。10月，因一个学生刊物的约稿请写《旧文重抄并抄后感》。“旧文”是1988年即六四之前所写，含蓄地表示了有一天北大会“失精神”的隐忧，当时北大学生因对现实的失望有一种颓废的情绪，正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激发了北大学生，创造了北大历史的新辉煌。而六四的镇压又将北大打压下去，到1997年几乎到了谷底。我重抄旧文，又写“抄后感”，并将前文引述过的1992年所写的《丰富的痛苦》的“后记”和所编吴组缃先生小说选所写的“附记”重录，就是为了表达我对六四以后“失去了的北大精神的追怀”，以及“追回失去的精神的焦灼感”。 于是，就有了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的“民间纪念”，其中心就是要“追寻真北大的声音”，“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可以说这是北大部分师生，冲破六四之后被压抑的校园气氛，重新唤起北大精神的一次努力（在这次民间纪念中我写了许多文字，均收《论北大》一书，可参看）。1998年9月22日，我作了《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的全校性演讲，提出：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7年的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史北大历史上的三次辉煌。这大概是1989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公开给六四以肯定性的历史评价，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我从此被禁止在北大作全校演讲。后来演讲词公开发表时，也删去了有关“六四”的部份，但“三次辉煌”的说法仍然保留，读者就读不懂了。但我仍然感到欣慰：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毕竟为六四的牺牲者，特别是我的学生，有了一个交代。 到1999年，“六四”十周年时，我觉得必须写一篇纪念文章，否则自己良心上过不去。恰好香港《二十一世纪》要组织相关稿件，在大陆学者中就约请我来写，他们大概是考虑到大陆的言说环境，建议我用“‘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的方式来作“六四十周年祭”。我接受了这样的“命题作文”，仔细研究了“三·一八”惨案的历史文献，并旁及1946年“一二·一”惨案，感到非常震惊：“三·一八”，“一二·一”和“六四”这现代中国镇压学生运动的三大惨案之间，从镇压者的逻辑，心理，手段，事后的歪曲，反噬，到知识分子的分化，都惊人的相似，我用不着作什么“映射”，人们就会从“三·一八”联想起“六四”。更让我震惊的，却是三个惨案的不同：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当局，他们在镇压了学生以后，还是迫于舆论压力，作了某些让步，例如允许验尸，允许学生和社会各界举行“公祭”，表达民意，而在共产党治下的“六四”，是完全不顾及舆论与民意的，不仅会死灭迹，连死者家属表示痛苦的权利也被剥夺！任何人只要表达一点对学生的同情，都会遭到打击，迫害，何谈“公祭”？！因此，我写道相关部份时，实在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愤怒与悲痛—— “如果连起码的独立的司法监督都没有，一任杀人者、策划者随意消灭罪证，捏造伪证，那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 “如果来拿这样的‘表面的让步’都没有，人们被剥夺了追到死难者的权利，表示最低限度的同情，都会成为一种‘罪行’，甚至连死难者的亲人都失去了向世人倾诉痛苦的权利，那历史又该怎样叙述呢？” 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局面”，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历史”！ 让我倍感痛苦的，还有当局有效奉行的“中国特色的遗忘术语恐惧术”，早“把人心麻木”了：当年鲁迅因刘和珍君们成为老百姓“饭后的谈资”而感到悲哀，现在的中国，连饭后的谈资也不以六四为话题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何为“六四”了。 但我还是相信当年鲁迅说的话，这也是我在这篇题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年祭》的文章最后所说的，“还是鲁迅说得好：‘血不但不淹没于墨写的谎言，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总是有人记得并且要说话的》。” 这篇文章发表时，我本来准备用真名，一位朋友劝阻了我，于是就用了“吴言”两个字。后来我把文章编入了2006年出版的随笔集《生命的沉湖》里，但点题的这段文字还是被删去了，而且时隔已久，读者也看不出此文与六四的关系，文章变成了纯粹个人的心的纪念。这是我深以为悲哀与寂寞的。 而且在此以后的文章里，我也很少写道六四：血的记忆已融入生命中，成为观察、思考的基本背景。交代清楚这一点，或许可以有助于朋友们对本书所写的“1999-2008年的观察与思考”的理解与批评。而我自己也借此清理了一段艰难的心灵的历程。 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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