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歌】我的兄弟姐妹
作者：耘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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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我的兄弟姐妹
作者：耘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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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
嘉木説：“长大后回首往事，发现每在我或我家有难处的时候总会遇到朋友和周围的人帮我们度过难关。这些人都是我们身边平平常常的人，因此就有了感恩的心情，于是就能够发现更多的美好的人和事。时间长了，不愉快的事就过滤掉了，快乐和美好就留下来了。”感恩的心是美好的。我认为，“恩”也有自己的感悟和领会，“恩”往往又是相互的。我的一位博友曾在我的博文里留言：“常怀感恩之心，画作就会更有品位。”其实，又何止是画作。 有着美好的心灵，才可能发现美好，才可能让人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正是嘉木的可爱。因此嘉木笔下的往事如诗如歌。 嘉木的回忆，打开了弟妹们记忆的闸门，惹得我也有点想说说了。只是，我本粗心，又特善忘，难保记忆没有遗漏和失真；加上笔拙，绝写不出嘉木那样的好文，算给嘉木补充点资料吧。 记忆多半是无章的，想到哪写到哪了。
（一）三个大姐姐 我家最大的三个姐姐，在罗家大排行中是三姐、五姐和六姐，我们就是这样叫她们的。三个大姐姐从来就是一群弟妹们的骄傲。 三姐特聪明、会学习，解放初期的《重庆日报》曾就这一点报道过她。上世纪50年代，凭她不高的文化程度（在爸爸任教的中学校上到初中），突击考上了留苏学习，更成为弟妹们的偶像。除了学习好，三姐还能歌善舞，她在苏联学习时的一张跳荷花舞的照片让我们印象深刻。 这一切，都对弟妹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五姐和六姐是双胞胎，不仅长得一模一样，连经历都一样。小时在家，是三姐的跟屁虫（不是我说哦，她们自己说的）。1949年一支解放军文工团路过时，喜欢上了我的这对孪生姐姐，就把她们带走了。那时，她们还没满十四岁。她们同一天参军，同一天结婚，甚至两个姐夫哥都同样姓李。 参军后的两个姐姐走南闯北，去过朝鲜战场慰问演出，还出国表演，也是令弟妹们十分羡慕的。记得有她们参加演出的影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成都的最初一场放演是在百花潭电影院。上初中的我和更小的弟妹，从东门外的川师徒步穿城到西门外的百花潭影院，看完电影再走回川师。看到姐姐们的出色表演，我们十分兴奋、开心，一点不嫌累。 三个大姐姐对家庭的贡献更是令我们难忘。 三姐从苏联回国时，用仅有的经费为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为小弟妹买了一辆玩具三轮车。这些礼物为全家带来了多大的欢乐啊！可是姐姐的行为却被说成“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批判。那个年代的人的思维定势，恐怕以后的人很难理解。批判者是真诚的，她真的就是那样想。这人最终成了我三姐的挚友，便是证明。 大姐姐们离家后，小弟妹才出生。人口多，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三个姐姐省吃俭用，一直负担着家庭。如果没有她们，一大家子的生活，特别在困难的那几年，真的很难想象。 大姐成家后，她自己的家很长时期都非常简陋，甚至用报纸摞起来当凳子，她说那样的日子也很快活。 讲到这里，想起了我们的三个姐夫，都似亲哥哥一样关心着我们家和家里的弟妹，姐姐们的行动离不开他们的鼎力支持。 小妹在南国嘉木的博客里留言说： “大姐（即三姐）和她下面的一對雙雙姐，自打有薪水以來就一直在給家裡匯款；他們盡可能給自己少留，雙雙姐甚至有時只留夠飯菜票（她們穿軍裝），為此雙雙姐受批判時有了一條：家庭觀念太重...... 每一位哥哥姐姐的高尚品德言談舉止氣質風度都影響著弟弟妹妹----”确是如此。 因此，我学着大姐姐们，同时也认为有能力了就应该给大姐姐们减轻负担，从领到我的第一个月实习工资（30元）起，便拿出一半交给父母。以后坚持着，宁愿委屈自己，直到最小的弟妹工作以后。 有一件趣事：我上重庆大学是带薪学习，所以还能给家里寄钱。一次我去邮局寄钱，邮局离学校满远的，等走到了才发现忘带钱了。看我真是丢三落四！ 那些年，住校、外出的弟妹们，回到家空下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翻看姐姐们的来信，看她们的精彩，比看小说还有兴趣！
（二）莲姐和满姐 三个大姐姐早年就离开了家，在一起的时候少，在我心中，偶像的成分更多。留在家里最大的是莲姐，莲姐是弟妹们的头。 记得莲姐在四川省人艺学习时，我刚上初中。莲姐星期天回到家，我总爱跟着她转。我特别喜欢听她讲当初是怎样去考省人艺的，缠着一遍遍要她表演她即兴发挥的小品，莲姐就一遍遍给我重复，一点没有不耐烦。 经常是弟弟妹妹换下来的衣服一大盆，莲姐一个人把洗衣包了，不要我们动手。边洗衣服边放开嗓子唱歌，什么“鸽子”、“星星索”、“西波涅”等，莲姐唱歌当然是专业水平，非常好听，那情景定格在我脑子里。到第一遍衣服洗完了，该用清水清时，莲姐再一声令下：动手！我们小的们嘻嘻哈哈，七手八脚一起把衣服清洗干净。 谢谢南国嘉木对我家姐妹的赞美。可是莲姐说，他们人艺的女孩才是一个比一个好看，我们家姐妹不算很漂亮，但是耐看。那时我还不大懂，于是想起舒拉说他姐姐卓娅的一段话：五官分开来看都不算漂亮，但是合在一起非常和谐，就很美。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其实女大十八变，青春本身就是美。妈妈就说过：二八佳人，十六、七岁的女孩真的最好看。当然，现在人的寿命长了，大概“二八”也往后推了、那阶段也相应长点了吧。扯远了。 有一年春节爸妈去了北京姐姐那里，剩下一群孩子在家。莲姐带领着大家，日子过得有条不紊。 那时的孩子盼过年，因为过年有平时难得吃到的好菜和汤圆。当年吃汤圆可不简单，要提前好多天把泡好的糯米磨成水粉，吊在布袋里滴水，我们就巴望着什么时候水滴干。汤圆心是妈妈早做好的，除了糖、猪油，还有芝麻、核桃、花生等，再加上爸爸从园子里拾来的桂花和玫瑰花瓣，香极了，我们都认为妈妈做的汤圆心是最好吃的。年夜饭不记得了，印象特深的是初一包汤圆、初二包饺子，兄弟姐妹们围着桌子，边包边唱、边说边笑，这过程比吃还开心。以后我们都特别喜欢过年的包汤圆、包饺子。 我考高中那年，莲姐也该毕业了，这时她却在妈妈的支持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因为个子不高，她认为自己在文艺界发展不大，她要再考大学。就这样，我考高中，她考大学，我们一起看书复习。记得复习的时间并不长，莲姐这次考上了川医。 莲姐性格温和，但是柔中带刚，犟起来可是谁也犟不过她，至少我是犟不过她的。她一不由分说地“就弄咯”（“弄咯”重庆话读long ge,也不知该怎么写，“就这样”的意思。）我就没招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抢着付钱这类性质的事。 我有五个姐姐，最小的满姐比我大两岁。 罗家的大排行是男女分开排的，女孩中莲姐排老九，满姐老十，我十一。妈妈是想在满姐这里就打住了，满了不再生了，谁知接下来又有我和好几个弟妹。哥姐老和我开玩笑，说我是漫出来的，应该叫“men妹”（音‘闷’，重庆话漫出的意思），我就说，那我下面的都是men出来的。 都说我家小孩长得特别像，尤其是不很熟悉的外人。有人又说我和满姐最像，但满姐总比我高一点。每当这时，满姐就对我说：你快点长嘛，长到我这么高人家就说我们是双胞胎了。 我家姊妹多，年龄相差大，往往是年龄相近的结成一伙。满姐热情活泼，性格倔强像男孩，很受爸爸宠爱，在家里有点“霸道”。比如满姐喜欢养蚕，天黑了爸爸还硬要哥哥（比莲姐小比满姐大）出去给满姐摘桑叶。哥哥说，那时他也小也害怕呀。因此莲姐和哥哥常常故意不跟满姐玩。长大后满姐多次诉苦，说莲姐、哥哥伙在一起孤立她、欺负她，哈哈。 下面的弟妹太小，不大能玩到一块，满姐后来说，她很想我跟她成一伙，谁知那时我就是不能领会满姐的心意，老是比较独立。以后想起，满姐对我真的是挺照顾的。 满姐曾在成都航空俱乐部学滑翔，当时有部纪录片叫《国防体育之花》，其中有个镜头就是满姐驾着滑翔机在天空翱翔。不是我夸自己的姐姐，当镜头切换到满姐，一股朴素清新迎面而来，只怪镜头太短，没让我们看够。航空俱乐部举行过一次规模很大很精彩的航空表演，满姐和她的同学就带了我一人去看。记得是从川师后面的铁路走去的，很远。我跟满姐说，我也好想去航空俱乐部，可惜后来不再招生了。 满姐有一支挺不错的钢笔，弟弟想要，她不肯给，反过来问我要不要，我不要。她说：你要就给你了。我还是说：我不要。不是想扫满姐兴，是真觉得不需要。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和满姐吵架，别看满姐霸道，却不会吵架，只会“吔吔吔吔……”比声音大。爸爸在一旁听见了，没想到爸爸笑着对我说：“不错不错，敢和满姐吵架！” 爸爸说，我的性格适合搞哲学。满姐连声嚷：“不行不行，搞什么哲学！”她认为搞哲学的都是戴那种一边有脚，另一边吊着一根什么线的眼镜（这种眼镜现在已绝迹了）的老夫子。 期末发成绩册，满姐拿过我的成绩册说：“我别的都不看，就看体育。”看了大叫:“你也96.5呀？我才96.5，你跟我一样啊！”非常的不平。因为满姐很喜欢体育，在运动场上矫健又漂亮，田径、体操、游泳样样行，特别是游泳，成都市中学生比赛总是名列前茅，就是后来上大学到了大连，游泳比赛也是拿名次的。我呢，虽然也参加比赛，却总是拿不到名次。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在市中学生运动会参加跳高，跳到第三名的高度仍没拿到名次，原因是我和那个第三名同样打掉了一次杆，但我打掉的杆比她低。 满姐是我们校学生会的文体部长，一次她拿到了一张省歌舞团的音乐会票，她却给了我。我第一次听这么正规、高级、美妙的音乐会，印象深极了。 我心里挺喜欢满姐的，喜欢她的性格，也喜欢她的漂亮。 文革后期，莲姐和满姐都谈恋爱了。那年满姐回来，她俩在一起各说各的恋人，有说不完的趣事。我是最忠实的听众，更增加了她俩的谈兴。
（三）哥哥 不算大排行我在家里是老七，非常幸运哥姐弟妹齐全。 我妈妈生孩子按现在看来应该是很理想的“花生”：基本是一胎女，一胎男。但最后我们姊妹中女和男的比例却是2:1。因为1.三姐下面我们的大哥和五、六姐下面我们的二哥都因病夭折，很一般的疟疾，拿到现在是绝对能治好的。两个哥哥特别是二哥非常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妈妈一讲起来总忍不住流泪；2.有一对双双姐，多出一个女儿；3.满姐后面的我应该是男孩，到我这里出了唯一的一个错，我下面又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正确了。所以二哥下面的莲姐叫莲蒂（连弟），连出了我唯一的哥哥。哥哥下面的满姐本来该叫幼莲（又连一个弟弟）的，那我就是男孩了，是爸妈不想再要孩子了，所以没叫幼莲叫秀馥，我就没当成男孩，成了季馥。满姐很喜欢“幼莲”这名字，想改回去，可是爸妈说我叫季馥，不同意她改。满姐怪我：就是你叫季馥。我说：到底哪个在前面啊。妈妈呵呵笑着：就是。 妈妈说，家里一屋子女孩不嫌多，要是一屋子男孩就会嫌多了。 我们姐妹不知能不能算得上“淑女”，因为小时候几乎个个是上房爬树的好手，且乐此不疲。我们的共识：爬树是那么愉快的事，小孩子要是没爬过树就太遗憾了。我儿子在成都时，我就教他爬树，以致到上海后有一次他突然从树上跳下，把见到此情的大人惊呆了：这孩子太皮了，爬到树上去了！我赶紧告诉他：成都的树能爬，上海的树不能爬。但是后来他说，他还是爬树。 那时的孩子哪像现在看得这么紧，野在外面怎么疯大人根本不知道。满姐就曾从树上掉下，被树枝挂住，让路过的大人放下来。 当然，最调皮的还是我哥哥，很多皮点子都是他出的。 要讲哥哥的调皮事，最有发言权的是莲姐，他们是一伙的。我只知道哥哥非常聪明，学习从来不用功，但是成绩很好。上课时老师见他注意力不集中，抽他回答问题，他总是拍拍脑袋就答出来。其实关键地方他都听见了，考试起来，他常常连老师讲到某个问题时的情景都能清楚记起。巧的是，他初中的班主任也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她多次在我们全班同学面前夸我哥哥，她是为数不多的欣赏调皮学生的教师之一，是我哥哥的幸运。 哥哥长得像爸爸，很讨女孩子喜欢。他们班的女生就对我们说过：你们哥哥好漂亮哦。不过那时哥哥年纪小，没考虑过“个人问题”。班上要他参加表演舞蹈“花儿与少年”，他死活都不干。 后来哥哥被保送去了军校。当时上军校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爸爸心里不愿意，他希望哥哥上大学。那时的人真的太老实，觉得学校好心推荐，不去不好，就去吧。 没想到哥哥的军人生涯早早就结束了。为什么？哥哥自己都不明白。文革后才知道，他是受了爸爸“假党员”问题的牵连。这事说来话长，简单讲就是解放前地下党断了单线联系，解放后一时找不到原来的入党介绍人，便作为“假党员”由组织“内控”着，爸爸本人根本就不知道！ 算了，这些荒唐的事不去说它了。 哥哥生性幽默，回来后又给我们带来很多欢笑。后来我们的下一代们也都很喜欢他，常和他一起打牌钻桌子什么的。 有一天哥哥带回来一位漂亮姑娘，一到我家就挽起袖子下厨帮忙，这就是我们的准嫂子小放。对小放的到来我们都很高兴。他们走后，爸爸考我们小放好在哪里？我们七嘴八舌说：她很勤快、她是团员、她……，爸爸都摇头。那是什么呢？爸爸说，小放最好的是自自然然，不做作。哦，原来不做作有这么重要。爸爸对我们的教育往往就在这一点一滴中。 小放和我同年，还比我小一点。她家没有兄弟姐妹，很喜欢我们家众多的姊妹，完全把我们家当成自己的家。我们也都把她当自己的姐妹，弟妹们叫她姐姐，我以上的直接叫她小放，谁也没拿她当外人。 我们家住在郊区，很长一段时间地处市中心的哥哥家就是我们姐妹的第二个家，成了有名的“罗家么（读yao）店子”。不光是姐妹，连姐妹的朋友也都成了么店子的常客。谁都说我们哥嫂好。 尤其是我，甚至结婚生子都在哥哥家。 那时我在单位住集体宿舍，我的另一半ShQ在西藏工作。他利用假期回来结婚，我的哥嫂腾出他们的一间房，布置成我们的新房，虽然简单，却充满喜气。哥哥还特地借回一台留声机，是那种放密文唱片的，小院里优美的曲调悠扬。 以后ShQ回来探亲我们都住哥哥家，直到单位给我分了一间房子。我怀孕的最后一个月，怕一个人住不安全，就又住到了哥哥家。每天中午，哥哥不辞辛苦从单位食堂给我带回热热的饭菜；甚至在产后为我洗衣……。对哥哥，我心里充满感激。
（四）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我的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依次叫九九、小妹、十宝、园妹和毛弟。九九和十宝在罗家男孩大排行里分别排第九和十。因我爸爸在他们三兄弟里最小，所以我们这一辈大排行下来最后的几个都在我们家。 关于我的几个弟弟妹妹，还有后来加入我们家庭的小妹妹小砚，在南国嘉木的博文里都有非常生动有趣的描写。嘉木是从妹妹的角度写，我就从姐姐的角度作点补充吧。可惜我上面的哥姐们至少目前都不写博，否则他们笔下的往事会有很多另外的精彩。 有几年满姐、我和九九都在附中上学。学校规定各班学习成绩的前三名免学费，我们三姊妹年年都在免学费范围，为家里节省了一笔开支。以后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学校的这种作法遭到非议，便停止了。满姐上高三那年，小妹也进了附中，我们四姊妹就同在一校了。我班有一个高中从外校考进的同学，初来时很奇怪：这个学校怎么这么多样子很像的人？ 要说多才多艺，我们家排第一的应数我的大弟弟——九九。 琴棋书画，如果把“棋”换成“舞”，九老弟（我们也这样称他）就可说样样行了。记得学校文娱晚会，他的独唱特受欢迎。还记得我住校星期六回家，未进家门就听见九九敲扬琴的叮咚声，没多久嘛，就敲得这么好。我试着去敲敲，就不像那么回事。 才艺是一方面，实际上所谓“做什么像什么”，与做什么都认真，绝对是分不开的。就说满姐，她游泳那么好，也是有一段时间每天放学后都走去猛追湾游泳池训练。她说：你以为这么容易呀。我的“做不像”，常常是不认真的结果。小妹也是。 小妹聪明伶俐，除了哥哥，可能就数她幽默滑稽了。小妹还特单纯天真，小时很受爸妈的同事喜欢。哪知这些叔、伯、阿姨后来竟成了小妹的老师，这让她幼小的心眼感到很不安，深怕他们说出自己小时的趣事。小妹爱跳舞，中学时跳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真的是非常可爱。可是她不像满姐、九九那样刻苦练功，九九说她“有点懒”，也是没想向舞蹈方面去发展吧。 园妹和毛弟，从小没让大人操过心，乖得让人心疼。 仿佛还听见园妹坐在小板凳上唱：“你看那边有一只小小花蝴蝶，我轻轻地走过去，想要捉住它……”；仿佛又见园妹乖乖的缠着我讲故事。一次我和园妹坐在一起，妈妈从侧面看来，情不自禁地说：好像！ 都说小孩，特别是男孩，七岁、八岁讨人嫌。可是毛弟从小到大就没有烦人、讨人嫌过。你看上面中间那张照片，他在一边玩得满头大汗，叫他过来拍照，他便急急地跑了过来，往那里一站，呵，也是好可爱！ 那一年五、六姐回来，妈妈不在家，爸爸带了大家去望江公园玩。姐姐们把园妹打扮得乖乖的，有点自然卷的短发系上漂亮的蝴蝶结，眉中的额头上还点了点红，开开心心出了门。那时去望江公园没通车，需要走很远的路。出门才发现天气热，姐姐怕年幼的园妹毛弟吃不消，只好叫他俩别去了。园、毛非常听话，转身就自己回家了。望着他俩的背影，哥姐们的心里久久放不下。 十宝小时过继给爸妈的老朋友C叔叔，他是爸妈最好的朋友，住在北京。 C叔叔夫妻对十宝弟弟视如己出，喜爱有加，弟弟在他们家是幸福的。妈妈多次去北京，每次是一定会去看十宝的；北京的两个姐姐常去看他；其他姐弟也去看过他，但都从未告诉过他真相。 文革中C叔叔作为“走资派”被迫害至死，病重时对十宝说：你不是我亲生的。十宝以为C叔叔在说胡话。一直到C叔叔的老伴也去世了，姐姐们才决定去告诉这个弟弟，他还有个家，还有好多兄弟姐妹等着他。 弟弟回来了，和哥哥们相拥，他说：回家真好！十宝特像九九，他俩互相看着觉得好像在照镜子。 太遗憾，爸爸妈妈已不知道这一天了。 也是一次星期六回家，妈妈说我们又有了个小妹妹——小砚的妈妈去搞四清，小砚住到了我们家。印象中的小砚瘦瘦的，短发，不多言语，可是特爱笑，动作干脆利落。现在一想到小砚，还是这摸样，总和嘉木博客上那个长大了的小砚联系不上。更没想到那个笑眯眯的小妹妹其实很有心，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记住了，长大后非常能干。 若干年后，我们家最小的四个弟妹竟都定居海外，加上下一代的几个，难怪人家开玩笑，说我们家是联合国——这是后话了。 从我开始，我们中学就是上的“新制班”。即学制改革，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共五年就中学毕业。本来一切按部就班，但我准备高考那年，遇上了“史无前例”。那年九九上高一，小妹上初二。 文革中，我和同学们成天在外大串联、“经风雨见世面”，几乎不落屋。知道九九、小妹参加了宣传队，我都没看过他们的一次演出。到后来他们演出“希望”，我才看了。 1969年1月，随着全国上山下乡一片红，除了政策规定可以留城的，我们学校老三届、小三届齐刷刷下到了乐山专区的青神县，其中包括我们三个。 忘不了我们坐的“闷罐车”（那种车箱里空空、座位什么的都没有，车皮有几个小窗户的火车）经过川师后面的铁路，我们挤在火车的小窗户往外望。看见了，看见了，山坡上，莲姐带着毛弟为我们送行，对着我们的火车使劲挥手，小小的毛弟跳啊、跳啊……。 当时我们谁也没掉泪。多少年过去了，这场景也回忆过无数次，可是今天写到这里，眼泪却第一次止不住滚了下来，忍也忍不住。这是怎么啦？只好先停下来，真不好意思。 下乡后，九九和他的同学去了桂花山；小妹跟着我，和我班的一个同学一起分到南城的一个生产队。那年月的事啊，说也说不完。
（五）和哪一个最好？ 前不久，一个好友问我，姐妹中和哪一个最好？这问题让我很为难，我说：不要“一个”吧。她笑了。真的，我只能说，某一阶段和谁最亲近。和谁最好？很难取舍。最后我告诉她，我最心痛的是小妹，因为她身体不好，还因为她特别单纯，甚至有时显得偏激……。 1969年1月20日，锣鼓声中，我们姊妹三人（我、九九、小妹）和同学们一起，怀着满腔激情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校几百人除了未满十五岁的、有病的、独生的（那时还较少），无一例外。 闷罐车开到眉山，同学们便改乘了大卡车到青神。大卡车把我们连同我们的行李倒下后（我的感觉的确是把我们倒在了那里），离开了。我们被各公社、各生产队的社员们分头接走。 九九去了桂花山，我、小妹和我的同学WU留在南城一个生产队。我们的生产队迎接我们很热情，载歌载舞，领头跳舞的姑娘蛮漂亮的。那时我就诧异，这农村的女孩都这么漂亮哦。后来这跳舞的姑娘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在插队的日子里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 当晚，队里开会欢迎我们。昏暗的煤油灯把一个个缠着头或光着头的影子放得很大，映在土墙上晃动着，给我一种陌生的、说不清是新鲜还是惆怅的感觉。接受“再教育”的生涯就从这里开始。 “我插队的地方在四川青神，地处川西坝子（成都平原）。我们公社是岷江和它的支流思蒙河围绕着的一片肥沃而风光迤俪的土地，隔岷江是中巌山，隔思蒙河是桂花山。中巌山较高，桂花山只能算深丘，风景都极佳。从眉山来的一条公路通到青神就到了头，因此这里也相对闭塞，经济不发达，民风淳朴。这里很多老人一生没出过县城，在我们插队那时，多数青壮年没有见到过火车。 青神的春天非常美，麦苗儿青、菜花儿黄，田野上飘着淡紫色的雾霭。丛丛绿竹掩映着土墙茅舍，象浮在那一湾湾青和黄中间的小岛。间或有点点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袅袅炊烟萦绕。” 上面是我在博文《夏天过去了》里的一段文字，描写的是我们南城公社。 插队的日子有苦有乐、有酸有甜，那比例随着各人及各人的经历不同而不同。 青神的农民其实并不欢迎知识青年，因为地少人多，来人就是来抢工分、分口粮的。但是他们善良，能对这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从城里来的娃怎么样呢？ 刚到农村，我们的口粮、烧的煤由国家定量配给（当然得自己买），但没有自留地、没有菜。可我们吃的菜却是不断：傍晚收工回家或清晨开门出来，门边常常有不知谁送来的青菜、芋头、萝卜……，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也没有人要我们谢一声。他们一定是在暗中侦察：我们的菜差不多没了，门边又会有人悄悄放上。有时有人送来一碗咸菜或几个鸡蛋什么的，还直抱歉说没什么好东西给你们。 要知道那年头大家都不宽裕，农民更穷。 村边一条小河，村里人都在那里洗菜、洗衣。河水冲走了菜篮里的一个芋头，她们会惊呼呐喊追出好远，企图把冲走的芋头捞回来。 还有很多事，我会慢慢写来……。 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善良纯朴的父老乡亲！ 忘了从哪里看到马恩的一段话：劳动是“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我把它写了贴在窗下，作为对自己的激励。 挥一天锄头，手臂痛得抬不起；担一天粪水，肩头肿得不能碰……。我们咬牙坚持着。因为我们知道，不管多难，要在农村生存，这劳动关是必须得过的，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只是我们没有想到，锻炼是需要健康的身体为前提的。 我和WU要强，总去和队里最强的女劳力拼着干；小妹弱一点，一般干低一档的活，比如我们挑水，她浇水；我们背重点的东西，她背轻点。小妹有时会感到右腹隐隐着痛，可是遇上我这姐姐医学常识实在是缺乏，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有胃痛、WU有胆痛，好像都有痛。当时也没多想，只以为小妹年小，更缺少锻炼一点，干轻点的活，慢慢来。 收工回来还得挑水做饭。河坎上的一口井，井水清凉甘洌，全村人都在这口井挑水喝。 下乡的前一年我们住队里的公房，离水井近。小妹急着想锻炼自己，虽然吃力，还是要去挑水，没想到水没挑回来竟跌坐地上。看她可怜地坐在门槛上，捂着疼痛的肝区让人心疼的样子，我才觉得问题有点严重。忘了是谁告诉我，妹妹可能是肝炎，不能干重活。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肝炎”这病，也没什么概念，但决定了如挑水、上山打柴等重体力活绝不再让小妹干。后来妹妹才告诉我，其实她对身体的不适早有感觉，但是日子久了，习以为常了，不感到是病，甚至不知道了健康的感觉，以为别人也都是和她一样。也因为如此，下乡之前就没想到过因病留城。 说不干重活，可是农村的活哪一样不要体力？终于，小妹病倒了。开始，大队的合作医疗给了一些草药，我向农民借来药罐子，几块砖头搭一个小灶，每天收工回来给妹妹熬药。但是吃了药妹妹的病没见减轻，反而眼睛、皮肤都发黄了，吓了我一跳，也是第一次领略了“黄疸”（待我自己“黄疸”时，倒是有了点经验，那也是后话了）。 不行，得让小妹去医院了。 关于这次生病，小妹自己有一段话： “……接下來臥床不起，不能吃不能暍。－－數日過去了，病情一天天加重。幾位大伯蹲在門外，準備好滑竿要抬我去十几里外的醫院，而我自覺症狀跟外表還不成正比，不好接受“滄桑老人抬著白胖姑娘 ”的畫面，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更因為多少年來，我“習慣”了身體的不舒服，不知道病的因素在我體內囂張。於是，珍姐陪我一步步朝向遙遠的縣城醫院走去。我握著一杯水，真是几步一歇，好不容易走到目的地。珍姐一直安慰我，耐心陪我；真是在磨她啊。 我們路上花的時間太多，到時醫院快下班了，要我們第二天去－－－。”县医院的结论是“慢性肝炎急性发作”。我安慰妹妹：急性发作，把急性期压下去就好了，慢性病慢慢医。其实天知道，我心里根本没底，只想要尽快把妹妹送回成都。而回成都唯一的交通要道成昆线塌方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回不去，否则也不会等到现在。也算是急中生智吧，我试着给哥哥的单位打了个电话，没想到顺利地找到了哥哥。我告诉他小妹的情况，要他尽快来接小妹，哥哥答应了。 住在县城旅店等哥哥，真的是心急如焚。怕哥哥找不到我们，早上，我到大门口张望，一辆大卡车开到我面前停下，哥哥从车上跳了下来！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一块石头落地”。 叮嘱小妹一定要乐观，战胜疾病。小妹说：我会的。 事后妈妈给我写信，对我处理这件事、特别是决定与哥哥联系大加赞赏。妈妈说，如果和家里联系，爸妈没有办法找车，会耽误时间。妈妈在信中写到：“这就是会办事。”让我印象深刻。 回到成都，小妹及时住进了传染病院。 成昆线通车了，我回成都看小妹。进了传染病房，小妹不让我碰病房里的任何东西，甚至不能坐凳子，更别说床边，只要我站在屋子中间，好像碰到任何一点什么肝炎病毒就会跑到我身上来。我笑了：哪有那么严重，以前不都在一起吗，还睡一张床上。 小妹显得好多了，脸色也好了，乐呵呵地说着其他病人、说着肝炎的厉害，好像在说与她无关的事。我就喜欢小妹乐观的性格，因为这性格，她康复得很好。
（六）我们的知青生活 下乡的一年里，我们学会了插秧打谷、种菜点豆，力气大了身体壮了双手也粗了。年终结算下来，我们三人的知青户还倒欠队上十几元。唉，月月还要家里补贴，心里不是味，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决心要“扭亏为盈”。这第二年，我和WU是下了狠心，苦挣工分。 在这期间，满姐和园妹相继来过我们队，体验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满姐跟我去赶集，恰巧路遇瑞丰山上的好友GY和GQ。GY随随便便的一系列话语和动作，让满姐忍俊不禁，大笑不止，多年后回忆起还忍不住要笑。这是见过GY的人一般都会留下的深刻印象：滑稽得很。而GQ，颇具文学天赋的才女，没想到上世纪80年代竟在西藏因公殉职，使她“十年以后见作品”的壮志付诸东流，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园妹对我们这里的什么都新奇，吃什么都是好吃，包括老卷心菜叶子。回成都后，她还特地又找来老卷心菜叶，可怎么做都不好吃了。 几年后园妹也下乡插队了，所去的地方是四川学大寨的典型，没想到其劳动强度、艰苦程度都更胜于我们。小园妹竟然也挺过来了。 小妹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待她再回到青神，从内到外的变化都让我吃惊：白里透红的脸色，精神又漂亮。她的变化应该是有目共睹、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所以队上的姑娘们跟我开玩笑：谁叫你一天到晚在这里晒太阳，看你妹妹。其实她们不知道，小妹有如此好的状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小妹恋爱了。虽然我认为妹妹还太小，谈恋爱早了点，可也不能不诧异：恋爱会让女孩变得这么美好啊，不能不由衷地为妹妹高兴。 对妹妹回来我是矛盾的。她的身体不容许她太累，可是要想招工被推荐，不挣点表现恐怕是不行，还是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吧。这年的下半年已经有了招工的迹象，年底我们送走了最初去工厂、部队的同学。 后来我知道了，我们的乡亲们真的是太善良，他们私下里约定，有招工机会首先推荐我妹妹，这让我非常欣慰，虽然真的招工时并没要他们推荐。我说过，如果妹妹还在农村，我是不会先走的。 不是还没有走吗？继续苦挣。队里大爷大婶常看着我们说：你们爸爸妈妈知道你们这样，才心痛啊。 太累了，就盼下雨。坐在门槛上缝那补了又补的衣服，听着雨打菜园的淅沥声，内心十分宁静。高兴了或抑郁了便放开喉咙，陈年老歌都搜出来唱唱，烦恼全无。 下雨又是朋友们互相串门的好机会，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手风琴伴奏下来几个重唱，是我们最喜欢的。 记得那年冬闲的一天，几个公社的同学约好到我弟弟他们队开篝火晚会。弟弟他们倾其所有好吃的和木柴，大家唱歌跳舞一直玩到第二天，很快乐。这一群人里，不乏当年宣传队的骨干，文的武的都很有水平。 谌容在《人到老年》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令我难忘：“在她们年轻的人生辞典上，还没有‘老’这个字呢！老是什么？那是不可望不可即的远方，是她们根本无法达到的境地。她们想象中的‘老’是一幕开心的喜剧。” 这就是当时的我们。不仅是“老”，什么艰难困苦在青春岁月前竟然都化作了开心的喜剧。 篝火晚会的次日清晨，大家在告别前拍照留影。清晨的桂花山真是太美了。山谷里云雾缭绕，那云雾带着暗蓝色；阳光洒在山尖上，像一座座浮在云海上的金色小岛。不知为什么没有拍下来，也许相机不在我这里，也许当初根本不懂得拍风景。不过那景色已深深印在我记忆中。 那年年终结算，我们进了十几元，算打了翻身仗了（也是我们唯一进钱的一年）。瑞丰山上的两个同学，比我们挣得还苦，连春节都没回家，到头来进了五分钱，还是她们队仅有的两家进钱户之一。 从年底送走了最初去工厂、部队的朋友，知青们的生活开始躁动了。常常奔走相告的，是招工的消息。开始偶有动静，后来这些消息越来越落实，真的开始陆续有一批批的同学离开了。 一次次送走朋友，真心为他们祝福。 当时我爸爸还在“靠边站”，总觉得招工轮不上我们。终于有一天，一个军用被服厂来我们县，看中了我弟弟妹妹的文艺才能，把他俩一起招走了。 小妹走了，冷清了，但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感到非常轻松。 再后来，和我一起的WU去了另一个工厂，同来的三个人，就剩下我了。 妈妈来信说：想到你一个人留在农村，心里不好受。我告诉妈妈，不用为我担心，我就算不能离开农村，也会过得很好。那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没什么具体考虑，就是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不操太多心，我相信自己。 该出工出工，该送同学送同学，该干啥干啥，又过了许多日子。 亏了朋友们的真诚举荐，眼看就到我们下乡三周年时，我也离开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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