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作者：wenjunq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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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作者：wenjunq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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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来源：芦笛自治区，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有象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1] 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所谓“流氓”（亦即罢工工人）： “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的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视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任何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犯罪。” [2]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制定了对“富人、流氓以及逃避工作的工人”的各种惩罚措施：将其投入监牢；令他们去扫厕所；在他们刑满被释后发给“黄卡”，以便所有的人都将其作为具有特殊危害的人加以监视；从每十个闲人中抽出一个来当场枪决；可改正的则交保释放。这些措施中，最结棍的还是对闲人逢十毙一，而这种野蛮规定居然也就收在《列宁全集》中，用以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审判，予以无情惩罚。”[3] 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耶诞节和新年前准备好。[4] 1918年8月8日，列宁在党内通信中强调以大规模的恐怖“恢复革命秩序 ”： “我们必须采取根本行动：大规模搜查，枪毙拥有武器的人，大量除去孟什维克和不可靠的人，撤换仓库的卫兵，代之以可靠的人。”[5] 对工人如此，对农民又如何？由于布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6]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当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 “同志们！应无情镇压五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 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 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农们。’ 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你的，列宁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7] 珍贵革命文物：列宁手书的电文原稿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 “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奔萨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覆。” [8] 本人的翻译水准太差，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来，例如上述第一份电报中那段话，英文译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施虐狂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饿死他们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早在纳粹出世之前，布党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而伊里奇乃是最热心的提倡者，并作了雄辩论证： “将几十个或几百个煽动者（不管他们是罪犯还是无辜，是有意还是无意）投入监牢好些，还是损失几千名红军战士和工人好些？我绝对明确地认为，第一种更好。让我被指控为犯了死罪和践踏了自由吧——我承认有罪，但工人将因此获益。” [9] 所以，只要以工人阶级利益的名义，便可滥杀无辜。列宁生怕他的同志不明白这点，多次谆谆告诫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与选举无关的无限暴力： “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力量的权力。” [10] “……苏维埃正是由这种专政（亦即一个不是基于法律而是直接建立在武装群众的力量上的权力）构成。” [11]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术语，它指明了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以及称为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权力，亦即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 [12] “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基于法律的无限权力。在内战中，任何胜利的权力只能是专政。” [13] 这些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14] 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伊里奇的教导为同志们牢记在心，捷尓任斯基也力主抓捕人质： “最有效的措施——根据你给出的名单，在资产阶级中抓捕人质以补偿资产阶级造成的损失……。逮捕所有的人质以及嫌疑人，并将其关押在集中营中。” [15]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16] 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托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了。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17] 他把列宁提出的“十个闲人中挑出一个来枪毙”的惩罚措施用于管理军队，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因此，从布党上天那天起，红色恐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它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记者问时说的那样： “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8] 但布党公开宣布要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两桩暗杀案。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来作了治疗。“红色经典电影”《列宁在1918》提供的官方版本与真实经过也差不多。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杀。那杀手是为了他的朋友和军官被无辜处决而复仇。[19] 这两件暗杀案，便成了布党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20]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列宁伤势未愈便下令：“必须秘密和紧急地准备恐怖。”[21] 据此，1918年8月 31日，《真理报》庄严宣告： “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 [22] 9月1日，布党的报纸《红色报》（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23]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24] 9月3日, 捷尓任斯基在《消息报》上号召： “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粉碎反革命妖魔！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任何携带枪支的人被抓到都将被就地枪决，任何胆敢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谣言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投入集中营！” [25] 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 [26] 这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 [27] 布党当时贴出的传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 9月5日，苏俄政府三位高官联衔下令实行红色恐怖，命令全文如下： “经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建议决定 1918年9月5日关于红色恐怖人民委员会在听取了‘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会’[28] 主席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手段确保后方至为必要；必须派出尽可能多的党内同志去加强‘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以确保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阶级敌人关进集中营，枪毙一切与白色组织有联系和密谋暴乱的人；必须公布所有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采取措施的理由。 司法人民委员 内务人民委员别特洛夫斯基并下达了《关于人质的命令》： “立即逮捕各地苏维埃已知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将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抓为人质。若对方显示最轻微的抵抗意图时，则应枪毙所有的人。各地执行委员会应在这方面发挥特殊的主动精神。公安部门和紧急委员会应采取一切措施查清和逮捕所有嫌犯，并无条件处决一切参与反革命与白卫军活动的人。……在大规模实施恐怖时决不能有最轻微、最轻微的犹豫！” [30] 《契卡周报》为下级机关给出了执行枪决和监禁的指导方针： “一、枪决适用范围： 1、列在为契卡批准的特殊名单上的全部前宪兵军官。 11、一切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以及其他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而又未被处死的人。 “军事法庭不应以任何法律标准为指针。这是一个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的惩罚机构。” [32] 乌克兰契卡主席马丁?拉基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在《红色恐怖报》上指示下属，告诉他们红色恐怖的真实涵义就是滥杀无辜： “不要去档案中寻找罪证，查看被告是否以武器或言论起来反抗苏维埃，而要去问他属于哪个阶级，他的背景，教育，职业是什么。这些才是决定被告命运的问题。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涵义与本质。” [33] 在内战爆发后，他又敦促部下摆脱一切法律程序的约束，不必审判，只管放手杀人： “内战没有什么成文法……我们不但要击败现在的敌人，而且要显示，不管是谁胆敢举刀反抗现存制度，他就一定要被刀杀死。这就是我们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中处置资产阶级的规则。…… 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些规则。他们成百上千地杀死我们，而我们却在委员会和法庭的冗长的讨论后，一个个地处决他们。在内战中没有审判敌人的余地。这是一场生死斗争。如果你不能杀死他，他就要杀死你。如果你不想被杀，那就去杀人！” [34] 在这些号召的鞭策激励下，各地的契卡竞相比赛杀人。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当时最常见的告示是：“只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任何轻微迹象，下列人将立即被枪决”，接下来的就是长长的人质名单。他从秘档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报》中说：“在许多城镇中，大规模处决人质已经得到执行。这很好。在这种问题上，不彻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只能惹恼而不能削弱敌人。” [35] 根据《契卡周报》和其他官方文献列出的集体枪决名单，红色恐怖发动后的头两个月内便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处决。随着内战展开，大量的俘虏、嫌疑人和人质因为属于“有产阶级”而被处决。1919年2月至6月间，在哈尔科夫一地即有2千到3千次处决，同年12月，该城被布党再次占领后，又有1千到2千次处决，在顿河畔罗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1920年1月的处决次数为1000，在奥德萨，1919年5月至8月为2200；在1920年2月至次年2月为1500-3000；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间至少为3000；在克拉斯诺达尔，1920年8月至次年2月至少为3000；在库班省的小城阿尔马维尔，1920年8-10月间即有2000-3000次处决……。而这些只是部份名单。 [36] 五山城（Пятигорск）的契卡组织了“红色恐怖日”，一天内便处决了300人。契卡通常命令当地共产党组织为他们准备处决名单。一位契卡人员说，“这种令人不满意的方法招致大规模的报私仇。……在基兹洛沃茨克，因为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于是便决定杀死住在医院里的人。 [37] 1920年底，在弗兰德尔将军被击败后，布党诱骗其残部投降，保证赦免他们。但在诱降成功后，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库恩?贝拉经请示列宁批准[38] ，下令以枪毙或吊死方式，集体处决了5万名白军战俘与平民。[39] 处决通常在监狱里的地下室内执行，有时也在城郊。被处决者被扒光衣服，由刽子手们分享其衣物和财物。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机枪扫射打死，或是被个别地用左轮枪打死。被个别枪决者在进入地窖时，行刑者即用枪对准其颈后开枪。地下室里到处是尸体，浸透了血液。在城外处决者则被卡车拉到行刑的地点，有时被命令为自己挖坟墓。[40] 哈尔科夫契卡机关附近的万人冢中掘出来的尸体哈尔科夫1919年被处决的女人质据目击者报告： “整个宽大的汽车间的地上都是血，血、颅骨和一绺绺头发以及其他人的遗体混合堆积成了几英寸深的可怕的物质……墙上有几千个弹孔，溅满血迹，沾着脑浆与头皮……，一个长约十米，宽与深均为四分之一米的槽内盛满了血……在这个恐怖的地方的附近，在同一房子的花园内，匆忙地掩埋了127个尸体，那是最近一次屠杀的产物……所有的尸体的头颅都被砸碎了，许多尸体的头颅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尸体完全没有头，但那头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园的一角，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较早的坟墓，大约有80个尸体……肚子被划开的尸体，其他则是残缺的尸体，有的被彻底地糟践过。有的眼睛被挖出了……头，脸，脖子和躯干都被刀伤覆盖……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一个女人和她八岁的女儿用绳子绑在一起，两人身上都有枪伤。在省契卡我们发现一个椅子（在哈尔科夫也是这样），类似牙医用的那种，只是有更多的皮带把受害人捆在上面。整个水泥地板都被血液淹没。那血染的椅子上沾着人皮和带发头皮的残留物……在县契卡也同样如此，同样是为血液、骨头与脑浆覆盖的地板，等等……这个房间里引人注目的是一块木板，紧挨着它是一个类似活板门的陷坑（яма），受害人的头被放在木板上，颅骨被撬杠撬开，脑立即便从破碎的颅骨中落入陷坑，那陷坑里满满的全是脑浆。” [41] 这并非个例，使用令人发指的酷刑是布党在全国的普遍实践：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再滚动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奥廖尔的契卡喜欢将受害人剥光衣服，把他们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42] ；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那儿，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43] 根据总统平反政治迫害受害者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的证词，神职人员受到的酷刑是最残暴的：教士、修士被钉上十字架，被投入沸腾的沥青大桶中，被活剥头皮，被绞死，被迫饮下融化的铅作的“圣餐”，被投入冰洞淹死……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 [44] 暴行同样施加到那些“反革命”妇女身上，在沃罗格达的拘留所，几乎所有的女囚都被看守强奸了。 [45] 根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的调查，契卡当时流行的做法，便是将某个丈夫抓来作人质，等他的妻子上门来用自己的肉体赎回丈夫的性命。此时喝得烂醉的契卡官员便把那丈夫叫来，请他参加他们与那妻子的狂欢。 [46] 对产业工人： 1919年3月16日，契卡部队攻入普梯洛夫工厂，逮捕了900多名罢工工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即处决了其中200多人。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市发生了多次罢工。饥饿的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战士相当的粮食定量，也要求废除共产党人的特权，实行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所有这些罢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枪决的方式无情镇压下去。 .[47] 在阿斯特拉罕市，罢工工人与声援他们的红军战士们一道被押上驳船，脖子上被拴上石头，然后被成百成百地投入伏尔加河淹死。仅1919年3月12日到14日，便有2000到4000人被枪决或淹死。一同被杀的还有600到1000名资产阶级分子。 [48] 1919年底，乌拉尔地区爆发大规模罢工，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同志的无比关怀。他于1920年1月29日发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说：“我感到震惊的是，你竟对此事掉以轻心，不立即以颠覆罪大批处决罢工者。” [49] 就连拒绝在星期天上班，也被谴责为“波兰间谍策划的反革命阴谋”。1920年6月6日，拒绝在星期天上班的女工们被逮捕并送往劳改营。 [50] 在一系列大规模逮捕人质、监禁、流放和枪决后，罢工终于停止了，共产党人终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罢工的工人阶级乐园。○对农民：苏维埃暴政连素来温顺服从的俄国农民都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暴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其中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是1920-1921年间塔姆波夫的农民暴动，起义遍及全省并蔓延到邻近的沃诺涅日省。起义农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自卫军，称为“绿军”，既反抗红军，又反抗白军，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这政治两极的糟践，起义者的口号是： “将红党打白，将白党打红！”（“Бей красных пока не побелеют, бей белых пока не покраснеют！”这话很难翻译，原意是“打击尚未流血流白的红党［流血流干了，自然也就白了］，打击白党直到他们变红［打出血来，自然也就红了］） “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 “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而战！”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 绿军的旗帜起义遭到了布党的残酷镇压。早在全面暴动爆发之前，布党便在该地大肆屠杀，下面是几份地方契卡的报告： “1919年4月30日，塔波夫省。4月初，列别江斯基县发生逃兵与富农反对征用人员和马匹以及面包定量的暴动。暴动口号是：‘打倒共产党人！打倒苏维埃！’暴动者摧毁了四个区的苏维埃，毒刑拷打七个共产党人，并将他们活活锯死。内务212部队出动帮助镇压暴乱，逮捕了60人，就地枪决50人，烧毁了暴动发生的村庄。” “1919 年6月11日，沃诺涅日省。情况已改善。诺沃霍别尔斯克县的暴动可以视为被肃清。从飞机上投下去的炸弹烧毁了特列提亚克村——暴动的巢穴。行动在继续中。” “雅罗斯拉福尔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的暴动已被镇压。逃兵们的家属被抓为人质。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投降了。作为示范，34名逃兵被枪决。” [51] 在镇压塔波夫州农民暴动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处决[52] 。契卡的一份报告说：“与匪帮有关的最近的亲族，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被扣为人质。集中营里接收了大量的幼儿甚至婴儿。”[53] 某些学者估计仅在1921年9月间，便有7万人被监禁（不包括位于暴动发生地区诸如塔波夫的几个集中营关押人数）。集中营内的恶劣条件导致极高的死亡率，此外尚有‘重复性的屠杀’。霍尔莫戈雷（Холмогоры）的契卡将捆缚着的囚徒投入附近的德维纳河淹死 [54]。在将城市放弃给白军前夕，有时以大规模枪决囚徒“清空” 整个监狱。 [55] 那位后来成了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至今还被歌颂为苏联军事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杀起平民和战俘来也同样能干。在镇压塔姆波夫暴动中，他命令： “被击溃的匪帮的残余现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 为此目的，他给负责指挥的军官送去了250桶氯气。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万5千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 [56] ○对逃亡的红军战士： 1919年到1920年间，有3百多万红军战士逃亡。契卡部队在1919年逮捕了约50万逃兵，于1920年逮捕了将近80万逃兵，还建立了专门针对逃兵的部队。[57] 成千上万的逃兵被处决，他们的家属常被抓为人质。列宁亲切指示： “在命令逃兵自动归队的七天限期满了后，必须加重对那些不肯改悔的人民事业的叛徒的惩罚。他们的家庭以及任何被发现以无论哪种方式帮助他们的人，都将被视为人质，并给予相应处置。” [58] 1918年9月，仅在俄国的12个省中，就有48,735 名逃兵与 7,325名匪徒被逮捕，1826名被杀死，2230人被处决。 [59] 红色恐怖一直延续到内战结束，此后又在30年代大规模地复兴。作为苏维埃政权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其实从未停止过，与苏维埃政权同寿。直到苏联解体，这段血腥历史才得以曝光，并由官方正式定性。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发布第9号决议，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强行除掉剥削阶级、所谓的人民的敌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等概念，导致了20-50年代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摧毁了公民社会的结构，酿成可怕的社会分裂，造成几千万无辜人民丧生。” [60] 就连那个不遗余力洗刷布党和斯大林罪行、美化苏联历史、并全面复辟旧制度的普京，也不得不在2007年承认，苏联实行了37年的镇压——“只需回忆一下在内战期间枪决人质，毁灭了几个社会阶层：神职人员、俄国农民和哥萨克就够了。” [61] 这些官方声明没有指出的，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苏俄的红色恐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器全面强力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如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也实行过令人发指的恐怖，但那与布党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貌似而实非：它基本是暴民出于对反革命报复的恐惧心理自发实行的，是所谓“群众恐怖”而非“国家恐怖”。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不过是适逢其会，扮演了传统的暴君角色罢了。正因为他们没有个革命党去系统策划、组织、推行恐怖，因此在人民厌倦了无休止的屠杀、罗伯斯庇尔兄弟又被处决后，恐怖也就自然停止了；后者则根本不是暴民冲动产物，而是经过统治集团事先冷静谋划，作为根本国策，通过自己严密掌握的各级权力组织，像发动策划精密、组织完备的军事行动（military campaign）那样，自上而下向全国推行的。这在世界史上从无先例，即使是从事恐怖活动的革命乱党（诸如民意党、社会革命党、中国的同盟会等）也没这么干过。他们的恐怖活动以个别方式进行，其暗杀对象是政府高官，从不针对百姓。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首次全面系统地推行恐怖主义，将它变成专门用于镇压百姓、维持统治的手段，甚至是统治的内容与人民的生活方式，为此投入了只有国家才可能拥有的强大暴力资源，发明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制度，诸如建立集中营、大规模抓捕并枪毙人质、大规模流放与强制性奴隶劳动等等。这些制度中，只有建立集中营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在美西战争和英国的波尔战争中，美军和英军都建立过集中营。但那是一时性措施，目的是隔绝居民与游击队的来往，并不是将集中营作为惩罚营或死亡营，但都还备受当时舆论的谴责。至于其他灭绝人性的制度则完全是布党首创。不仅如此，这些发明虽然后来被纳粹在一定程度上袭用，但除了屠杀犹太人外，纳粹从不以这套邪恶制度作为统治本国人民的手段（他们也用不着这么干，盖纳粹与布党不同，深获德国人民的竭诚拥戴），不但不在本国内使用，就连在西线占领国家也没有使用过，只是在东线占领国家对所谓“亚人类”使用过。其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在海德里希被刺后大规模枪决捷克人质，与乌里茨基被刺后布党的反应相似——两人都是秘密警察头子，被刺都带来大批无辜百姓丧生。但即使如此，两者仍有重大区别：纳粹杀的是异族，而布党杀的是同族；纳粹在抓到杀手后便释放了人质，而布党枪毙人质的制度一直推行到内战结束，毒刑拷打家属，以迫使受害人认罪更是30年代大清洗的基本手段。可笑的是，世人只知道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刺花灯罩”、焚尸炉，以致“法西斯”成了“灭绝人性”的代名词，却不知道规模和程度远远超过纳粹、而且历史更悠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暴行。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类可以堕落到如此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残暴程度？俄罗斯民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不但会犯下远远超过纳粹的暴行，而且至今还有大批人颂声不绝，无限怀念那美好的年代？已经有过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回答这沉重的问题。多位学者认为，以恐怖手段实行统治是世界上所有共产政权的共同特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性命视为构建美好的新世界可以甚至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说白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实现某个远大理想所需的工具和原材料。这些学者从伟大革命导师的亲切教导中找到了根据。Richard Pipes引用了马克思语录：“现在这代人与被摩西领出荒野的犹太人相似。他们不但必须征服一个新世界，而且必须毁灭，以便为适宜生存于新世界的人们腾出地方。”[62] Edvard Radzinsky则注意到，在马克思语录“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旁边，斯大林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63] 类似地，Robert Conquest认为“对于意识形态激励出来的不顾现实可能性，迅速地大规模改造社会的意图而言，史无前例的恐怖必须被看成是必要的” 。[64] 这些见解都极为精到，然而窃以为，学者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是“科学理论”，两者都对“客观规律”的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纳粹党人，都认定“铁的客观规律”是无情的、不可改变的、预先注定的。在这伟大的“客观规律”面前，没有人的位置，人不过是那类似“天命”的神圣的客观规律行使其意志的无足轻重的工具而已。两者的基本思路毫无差别，结果也同样灭绝人性，只是各自认定的“科学原理”不同而已。因此，在纳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亚人类”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主子种族”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而在布党，剥削阶级也同样不是人，同样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代表历史潮流”的“先锋队”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两者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部份人类开除“人籍”，把他们当成可以任意虐杀的劣等生物，并试图使用“科学原理”证明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的“科学合理性”。两种主义都是人类能发明的最邪恶的学说。布尔什维主义走得比纳粹主义更远之处，是纳粹还停留在“科学论证”阶段，而布党则把它升华为宗教，把滥杀无辜人质、虐待囚徒与战俘、枪毙罢工工人、抢光农民粮食、烧毁村庄等兽行提炼为宗教美德，甚至用作衡量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标准，从而彻底翻转了文明世界的道德观。如上文所引列主席的多条语录反复表明的，在他看来，谁若不够伤天害理，丧尽天良，谁就是对革命犯罪。这世上也只有共产党，才会把仇恨和复仇当成宗教赞美诗（Гимном，亦即英文之Hymn，又译“圣歌”）。若干学者也注意到了红色恐怖发生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布党得不到多数人民支持，若不采用恐怖手段就不能保住政权。[65] 上文介绍过，在全国普选中，布党只得到了将近25%的选票。在布党执政后不久，各地便爆发罢工，哪怕是在红色恐怖期间，大规模的罢工仍然不断爆发，全靠布党果敢屠民，杀得工人阶级魂飞胆裂，这才算把罢工无情镇压下去。不难想象，换任何一个不敢大胆屠杀百姓的党派上去，早就垮台了。这也是纳粹不必在国内使用类似恐怖手段的原因——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 Orlando Figes更指出，红色恐怖其实是暴力夺权的必然结果。他披露，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曾警告过，在列宁“使用暴力夺权并拒绝了民主之后……布尔什维克被迫日益转向恐怖手段，以此使政治批评者们住嘴，并使一个他们无法用别的手段控制的社会屈服”。[66] 的确，这确实是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俄国尤其如此，盖布尔什维克党人若真如他们声称的那样，代表大多数俄国人民的利益，那就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暴力夺权，去全国大选中竞争就是了。然而即使是在他们夺取了政权后，也只能赢得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可见何等不得人心。如果不使用暴力夺取政权，他们就绝无可能上台，而若不使用暴力杀光杀怕反对者，他们也只会迅速丧失政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不讲起码文明规矩和体统的“超限战”的伟大胜利，他们的主观优势也就在于此，换任何一个不敢斩尽杀绝滥杀无辜的政党去，都绝无可能上台，更不可能治国达70多年。但这些作者都没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种邪恶勾当会被俄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发明出来？Why Russia？Why the Russians？难道这只能用偶合来解释？虽然推测历史事件的必然因素总难免“先射箭，后画靶”之讥，但我仍觉得，俄国人发明这套邪恶制度确有传统因素。列宁并非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地狱里送出来，待考），他是前文介绍过的特卡乔夫与涅恰耶夫的忠实传人，俄国文化中确有滋生这种邪恶怪物的深厚土壤。其原因我已经在论俄罗斯文化与民族性一节中讲过了：俄罗斯从未有过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运动，缺乏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传统，相对于集体利益，个人的价值、尊严、财富乃至命运一钱不值。俄罗斯文学大师都是良心家，然而他们只有人民的良心，没有个体的良心，只有对祖国命运和对人民的关怀，没有对个体的关怀，而那“人民”并不如同西方那样，是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去的具体概念。令诗人涅克拉索夫咏叹伤心的，更多的是“祖国母亲”那个抽象观念： “在悲伤绝望的时刻，祖国母亲我想到你向前飞行！即使你们中的许多人注定要受苦受难，然而你却绝不会死，我深信。 …… 你贫困你富饶，你强大你无能，俄罗斯母亲！”[67] 所以，只要俄罗斯母亲永生，而且强大富饶，许多人受苦受难又算得了什么？或许，这就是至今许多俄罗斯人还在怀念那个邪恶的时代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列宁代表着俄罗斯文化之一种，起码不是个别现象。若像某些学者那样光是分析他和斯大林的心理变态，那就未免过于简化了最终席卷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国际邪教运动。为学者们忽略的（或许是为了“政治正确”的缘故而故意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人具有一种特殊的狡猾。他们把这种狡猾称为“亚洲人的狡猾”（赫鲁雪夫就在其回忆录里骂过“亚洲人的狡猾”），其实完全说反了。真正的欧洲人或许没有这种狡猾，但全体亚洲人加在一起，每人都抱着祖传的《孙子兵法》去，恐怕也不如列宁或斯大林万分之一，只配被他俩卖了，还跑得屁颠颠地帮着数钱。我看此乃俄罗斯人的独门神功。这种独门神功的精妙之处，是它对人性的弱点参悟之透彻令人不寒而栗。上引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光辉语录就多次显示了这一点。他深知“没有人不是懦夫，关键在于施暴的烈度”的伟大真理，知道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不过是林思云一类智障儿童才会说的谵语，要将少数人的暴政强加到绝大多数人头上，还能红色江山万年长，统治者就必须敢于并善于与一切法律、道德、感情的束缚彻底决裂，用惨绝人寰的手段杀人，杀到连最无畏的勇士都乖乖化为俯首帖耳的懦夫。他知道，再勇敢的人也有死穴，捏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之上也”。就是为此，列主席才反复强调抓捕枪毙人质的伟大意义，强调不但要吊死人质，而且一定要把他们吊在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的地方，以使所有的人都被吓得灵魂出窍，从此再不敢违抗布尔什维克主子的任何命令。这伟大战略果然显了神效。如前文所引契卡报告表明的：“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投降了。” 在内战期间，列宁反复使用了这一独门神功。当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库有受到白军攻击的危险时，他向巴库当局下令：“立即准备好一切，在有受到进攻的危险时，就将巴库烧成平地”。他还让当局将这决定写成告示，在城内到处张贴，以吓阻城内敢于与白军合作的人。[68] 当白军将领尤登尼奇威胁着彼得格勒时，列宁下令： “必须逮捕全体宪政民主党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密谋。他们——整个一群人——有能力帮助密谋者。不逮捕他们就是犯罪。让几十几百个知识份子在牢里服刑要比一万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69] “极为重要的是干掉尤登尼奇（说的就是干掉：给他一个彻底的打击）。如果（他的）攻势已经开始，能否动员二万工人和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将大炮放在他们后面，枪毙数百人，以此给尤登尼奇一个巨大的冲击？”[70] 这些文献因为内容实在敏感，一直到苏联解体才终于曝光。同时曝光的，还有列宁就如何镇压舒亚（Шуе）发生的僧侣反抗事件，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列宁本人也知道那内容见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委员们若有什么评论就直接写在那份文件上。苏联解体后这密件才得以曝光，这儿摘译两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结论：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черносотенцы духовенства），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71] 因此，风传老邓在六四前说“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如果传闻是真，那小平同志确实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有组织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吓得一切胆敢持异议的人肝胆俱裂，终生不敢抵抗，只敢乖乖臣服。必须承认，这套手段确实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涵义，而这就是为何共党国家都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国家政权的柱石。离开有组织的恐怖，共党政府连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红色恐怖的必要性并不限于此。托洛茨基在解释为何要谋杀沙皇一家时，说：“它能向我们的队伍击一猛掌，告诉他们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前面不是全面胜利，就是全面灾难。”[72] 因此，红色恐怖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咱们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状”战略——逼着或诱导大家都去犯罪，最后就断了众人的回头路，只有跟党干到底。如同在中国戡乱战争（我党所谓“解放战争”）中后来发生的那样，这投名状战略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罪犯战略，一旦一方开始有组织的恐怖，必然引来对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而刺激出双方的深仇大恨，使得兽行越来越疯狂。在俄国内战中，白军也照样搞白色恐怖，照样大规模枪毙、活埋战俘，甚至使用诸如挖眼、断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战俘，使得本来就是野蛮世界的俄罗斯彻底沦为中世纪杀戮场。但白军有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阶级斗争”学说，总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总是把仇恨发泄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当时俄共领袖中有许多犹太人，而且俄罗斯人有深厚的仇犹传统）。而布尔什维克则根本不管是同族还是异族，只要不是“阶级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该被屠宰野兽，被无情扫除的垃圾。总而言之，俄国内战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残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都该有点印象。哪怕从高尔基的小说中都能看出革命前俄国普罗大众的野蛮兽性来。当这种沉睡的兽性被布党政府有意识地激发出来并加以娴熟的驾驭与利用，那就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参考文献：
1． 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p334., Pan Books, 2002.R Service: L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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