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故事:三、动迁喜忧; 四、二次换房
作者: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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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迁喜忧 (房子的故事之三) 那天,在弄堂对面那幢已成为动迁指挥部的独立大楼里,早已摸透我们底细的动迁组老C救世主般昂首挺立地站在桌子后面对着我和周边的人比划着说:“就尬小一眼眼地方,里厢搁只床,边上摆只五斗橱,横度里一只写字台,挤得连屁股都转不过来。这一拆,国家就要分套房子给你,不要太格算(合算)哦。” 臣民于我则窃喜:不是他说“格算”,自己都觉得是讨了大便宜了。父亲留下的一间老屋如今已是3 户人家11口人,这一动,一家一套就是3 套房子。虽说是分房,其实房子依旧是国家的,我们只是可以租用(85年房子还不是商品)。租就租吧,大家不都是租吗?重要的是有了房子我们就不再挤作一堆煎熬日子,从此可以伸展拳脚方便地享用自来水、煤气和卫生间。如果不是动迁,咱这平头百姓有可能分到房子吗?我连想都不敢想。有人说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那是有房子或者有能力可以拿到房子的一些人说的现成话,他们可以挑三拣四,对我来说这么多年有谁想到要给我“一间房”了?别说“浦东”,就是浦东再往东也没有啊?因为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你,所以连谈“要”与“不要”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我要感谢政府终于不再折腾老百姓开始搞建设了,新客站的建造要代替不堪重负的百年“老北站”。于是也有人“给”我们房子了。 不但“给”房,老屋还折算了几百块钱,政府办事就是公正。就老屋那点破砖烂瓦和几根旧木头值什么钱?不值钱。如果有值钱的东西大概是它下面的这小块土地,但国家早就明确规定:土地是国家的。既然土地已被国家理所当然地收去了,土地和它上面的建筑一旦分离,父辈留下的资产值算几百块钱还就不错了。至于后来土地和它上面的建筑物又结合起来搞了个70年使用权再卖给老百姓那是后话了。 合同内容别说我现在回忆不起,就是当时也不清楚,只是兴奋无比地在簇新的盖有大印的纸上快速地签下我的名字。在这个问题上,咱是相信政府的。其实不相信又怎样呢?合同上所有的内容也是唯一的选择,签不签都是它,咱是饥不择食呀。不过基本情况我们还是知道的:去向大部是往北大约十多公里的市郊结合部彭浦新村,属于整体搬迁一锅端。三口之家分一室户15平米左右的房子(仅房间面积,煤卫不算),层次不定,自行过渡一年左右。 远就远吧,咱老百姓不往“乡下”搬还想到哪儿去?问题是老婆在上海西南角徐汇区田林新村那里上班,我也在徐汇区我们系统的学校里读书,今后每天上下班都要斜穿上海,来回路上挤车少说也要四个小时,这也太费时费力了。但动迁组明确说只能管到分房为止,至于分房后带来的困难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有了房就有了“天堂”,还想怎样?
帮我搬家开车的是我们公司车队的队长张师傅。老张50岁左右,瘦瘦的话不多,诚实在中带着几分精明。 那天我们早早地把家里的东西往弄堂口马路上搬,到马路上一看,哇,整条马路只剩下中间一条车道,二侧全部是搬家人们堆放的旧家具、坛坛罐罐、大包小包,拥挤喧闹如同集市。各家单位开来的大小货车(那时没搬场公司)又把路挤的满满的掉头都困难,喇叭声声。 稍等一会老张把车东拐西弯地开来了,当我们高高兴兴忙上忙下搬东西时,他蹲在一旁抽着烟,面无表情始终未说一句话。搬完家我摸出20元钱上去谢他,他坚决不收,无意中轻轻地似有不肖地漏出一句话:一堆垃圾。 “一堆垃圾”?就是这堆“垃圾”包含了父辈几十年辛劳留下的财产和我们夫妇俩工作十多年劳动所得后积累的家当呵。
我的过渡房借在上海西南角虹漕路市委党校旁那一家。这里原来是一个村民居住地,他们的田地已被征用,村民似乎正在向市民转化,有点不着边际。 房东家是幢二层的农家楼房,房前是个大园子,园里有口水井。进门后是个空荡荡的大厅,大厅到底有个楼梯,楼上房东一家自住,楼梯旁进去是厨房,一个很大的土灶占据一角。大厅右面被隔成前后二间,前面一间已被一对从三线厂(支内)回来的小夫妻借住,我们住后面一间大约10多平米,房间朝东有一扇窗正对虹漕路。 过渡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比起老屋来我们感觉宽舒多了。烧饭在房东家宽大的橱房里,曾经令我们无处安置的小煤炉放在大土灶旁竟毫不显眼。那种曾经的挤压感已经不存在,新房在等着我们,生活充满了希望。 每天晚饭后,我带着女儿沿着虹漕路往南走,那时宽宽的虹漕路往前几百米就断了,前方和左右是大片荒芜的农田。由于没人也没车,马路上静悄悄的,路边长满了肥壮的“狗尾巴草”,我们就一边走,一边摘下毛茸茸的“狗尾巴”边走边玩。有时我们也到“村子”里转一圈,村子里的房子毫无规则,建造式样却大同小异。村子中间还有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河边有几棵向河中央倒卧的古树,挺有乡村风味,发黑的河水在静静地流淌。
坚持不到一年,忘了我是第几次去打探了,春节前我骑着自行车又一次去动迁组打听消息。到了那里一看:原来弄堂口的那条马路已经没了,动迁组的那幢楼已经被工地所包围,到处是泥浆、大型施工机械及堆放的建筑材料,地面也被碾压的一塌糊涂。 动迁组老C坐在写字台后面,在房管部门混了几十年的他早已历练的沉稳无比,对于每天围在面前的这些心神不定的动迁户他是爱理不理。见到我后他把面前的本子一翻:“带图章了吗?”平日高傲的他露出了一脸和善。 有戏了,肯定是房子分下来了,我毫无准备,不禁一阵激动:“房子下来了?让我先去看看吧。” “看什么看?尬好的房子。”老C一边说,一边拿出单子,大有过了这村就没有那店的意思。 我一看单子上写的是301,知道是顶头一间又是最好的层次。旁边焦虑的其他动迁户也看到说起羡慕的话。还等什么呢?没什么可犹豫的,拿吧,我不拿或许把它分给别人谁又知道呢? 办完手续立刻骑车往彭浦新村赶,果真房子不错,厨房卫生间都很大且采光又好,房间17.3平米还带一个小小的过道厅。在那个年头这样的房子应该算是很不错的。打开前面的房门走到阳台上一看,眼前是一条大约20米宽破旧的马路,马路上大小货车忙碌地开来驶去,扬起的灰尘有几米高。紧靠路边就是一条窄窄的人行道,人行道内侧就是我们这幢房子。才一会我就被吵得头皮发麻,顿时心凉了半截,再看阳台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灰。 后来听说动迁有“三步曲”:先是“摘嫩头”,把那些“好乌头”(好说话的)通通掳掉;第二步是“宰冲头”,那些冲头冲脑的家伙来一个宰一个,最后剩下一些“刺头”再慢慢地“烫”平。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先被“摘嫩头”,拿房时又做了一回“冲头”。现在是说什么都晚了,只怪自己思房心切。。
春节一过我利用寒假开学前的时间装修自己的新房,晚上就搭个临时铺睡在里面。每天早上大约4点不到,农用拖拉机“突、突、突……”地响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声音直冲耳涡在我大脑里轰响,紧接着不时会有一辆重型货车隆隆驶来,它们好象就在我头顶上开过,我觉得房子也在震动。相比之下一般车辆行驶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白天就是这样一阵平缓一阵强烈把我吵得近乎麻木,晚上的喧闹一直要延续到10点才开始慢慢消退。 受不了,真受不了,有这样设计房子的吗?政府为了在动迁基地上多安置人竟把房子造得如此紧靠马路,咱动迁户怎么说也是人啊?一般马路也就算了,这场中路是什么路啊?是一条主要的货运道路啊。 这房看来没法住下去了,装修的热情锐减,换房的愿望在心中一天天强烈起来。厨房和卫生间不去动它了,保持原样,只是简单地把房间铺上小木条地板,墙上贴上墙纸就搬了进去。
新房带给我们欢乐也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噪音、灰尘、废气就不说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都得起来,把孩子从香甜的睡眠中摇醒,不到6点我们就得出门,孩子送到托儿所时铁门禁闭只有门房间亮着灯光,于是敲门把孩子送进去,那看门的老头和善地拿出一个小凳子让我女儿孤独地坐在里面。 接下来是紧张地赶车、换车,在拥挤的车厢晃悠着斜穿上海,当我赶到学校时常常过了8点上课时间而被批评。 记得有一次下午没课,我一阵高兴吃完午饭就往家赶,中午的车子不算挤一路顺利2点不到就到家了,一摸口袋钥匙竟忘在学校的课桌里,真是丧气透了,赶紧又往车站赶。一来一去又在公交车上又晃了大约4个小时。 换房,无论如何要把这房换了,为了我的轻率,为我的孩子,我决心已定。
二次换房 (房子的故事之四)
动迁到彭浦新村宽敞明亮煤卫齐全的新公房后,在阳台前来往行驶的各种车辆相伴下我们度过了喧闹的几个月;在紧张的赶路、奔走、挤车和对女儿的牵挂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上下班的日子。 换房的想法在酝酿中不断加强还未付之行动。 也算巧事:那天老婆回来说原厂同事老公最近分了一套新公房在“龙华火葬场”对面,因上班太远要调房子。 老厂在上海东北方向,我家楼前场中路有公交直通那里。他们的房子在上海西南方向离我老婆单位不远,也合我意。 双方一拍既合。 “龙华火葬场”也算上海“知名”之处。远远可见高耸的烟囱吐着缕缕的白烟,不过听说烟尘已经处理,不用担心烧死人的灰随风飘洒到自家的窗台上。 在它对面一条小路进去有十多幢刚完工的6层楼房整齐排列着,房屋周边的建筑垃圾还未清除,民工凌乱的工棚占据一方。 对号走进空敞门洞爬上二楼,打开走道中间一户房门是6~7平方的厨房,往里进去是15.3平米的房间。在厨房侧墙中间有个小门进去是很小的卫生间,光线从走道通过门窗漫进来,感觉异常昏暗。 这房子让我失望,唯一满意的是远离马路。 我的房子无论面积、层次、采光及布局都远胜于他,无可非议他们“一见钟情”。对于靠马路他们似乎并不十分敏感,或许是因为长期挤住在繁华南京路旁大楼里习惯了吵闹。 我犹豫不决。 每天奔波的生活和窗前轰隆驶过的车辆催促我尽快决断。似乎也没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新寻找换房“对象”。 算了,人家不嫌我马路吵,咱也就不要嫌人家条件差,“半斤八两”,亏和赚其实是说不清的。 换房后帮我搬家的依旧是我们公司车队的老张师傅,他表情严肃又一次开着他的汽车拉着被他称为“垃圾”的我们全部家当向“火葬场”方向驶去┅┅。
“火葬场”对面的房子凑合着一住竟5、6年,我们不再为上下班路远烦恼,也躲开了汽车噪音对我们的折磨,同时也降低了我们住房标准。 清楚地记得我把孩子送进小学,转眼间她自己走进中学的大门,小姑娘快变成大姑娘了。长大的孩子只能与我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曾经被市场涌起的抢购风潮感染,摸摸口袋腰杆似乎硬了一点,于是也紧跟形势挤进人堆买了台双缸洗衣机。拿到家动了半天脑筋却怎么也找不到它的安身之处,最后只得把它架空在浴缸上面。由于使用不便,大多时间它成了摆设。 这房子又一次让我烦心,改变它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眼前没路可走。
如同天上掉馅饼,那天老婆兴奋地告诉我:领导把阿X套出来的前楼12平方房子分给我们。房子属旧式里弄,在河南北路天潼路(紧靠市中心)。 我一阵惊喜,哈!阳光竟也洒落到我们头上,我的眼前豁然开朗。 老婆那十几号人的小单位由于直接归属市X委的领导,在机关干部改善住房的同时,那些按梯级不断更换出来的最后“残羹”终于漏到我们碗里。对于单位领导的关怀我们心存感激,听说在我们之前此领导已经解决了自己二个正在读书儿子的婚房,很幸运他没有多生。 那真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了这新增12平米小屋,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富有,好几个晚上我们夫妇俩躺在床上兴奋得难以入眠,盘算着、展望着、规划着未来的新家。 我们想好了,如今有了资本,咱也尽量往市区靠拢,我把调房范围限定在市中心到我们家这个半径的圆内。 我底气十足地开始到处寻觅换房信息,留意和关注每一根电杆及路边墙上贴着的大大小小纸片,在“老军医”、“老中医”的夹缝里捕捉有关“调房”字眼,休息天则游荡于换房市场找“对象”。 “看书看皮,看报看题”,以前看报大标题一瞄就翻过去。如今特别关注报纸的角角落落甚至夹缝广告也不放过。终于一天在晚报的不显眼处发现房地局有个“换房状元”。心想:被称为“状元”那本事和能力肯定不一般,再说那又是个正规国家单位,还能假?于是在地图上搜寻后骑车在一条小马路上的一间小屋找到了他。 “状元”50来岁,微胖,慈眉善目衣着朴素。他一边倾听访客换房条件要求,一边从面前几大厚本蓝硬面本子里挑出一本,翻开后从非常工整的一行行记录里找出符合客户要求的信息。 光是这几大厚本少说也有几千条手工认真记录的各种信息就绝对让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换房者充满信任。 交费10块(相当于现在100块),这是“状元”,当属“专家门珍”,10块钱不贵,能够换到满意的房子就是100块也值。算算前面还有几十号人估计要排到下午,等吧,在希望中等待也不觉烦心累人。 轮到我老实交代现状谈了要求,“状元”很快就在他厚本里抓了4条“对象”的地址和电话给我,同时我自己也变成了他的一条可以给别人的信息。 兴匆匆赶回家研究这4条信息发觉一半不对胃口,剩下的一家电话不通,另一家抽空去他住处观察后大失所望。
复兴中路(近汾阳路)徐汇区房地局前是上海西南方向一个自发的换房市场,路边梧桐树干、水泥电杆及墙上到处可见人们凌乱贴着的各种不断被更新的换房小广告渲染着一种浓厚的氛围。白天总可见几十号各色人等在这里寻觅交谈,一些年纪大的换房者干脆把写着换房条件要求的纸放在面前悠悠的坐在台阶上守株待兔;有人甚至做一块硬纸板的牌子挂在树干上像个热情的推销员;几个“职业”调房者各据一角在地上摆开摊位,几本写着各种换房信息的小本子随意供人翻阅。 转悠中见一50岁左右皮肤黑黑被人称为“老师”的胖女人。“老师”的称呼立刻让我对这个“职业”调房者多了一份信任感,细看似乎没知识分子气质,自解:“人不可貌像”。想到自己每天上班也没时间耗在这里,何不委托她呢?于是付钱8元拿5条“对象”地址电话,我的换房信息立刻被她写在这本供人翻看的陈旧小本上。 5只电话打过去不是打不通就是接电话人不是要找的,或者房子早已换了,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那时政府常常在某个星期天组织大型换房交易会,地址一般选在某小学或中学里。 这种场子我必赶:大操场上横一条竖一条在人们头顶上空拉着绳子挂着各色换房信息,人们手里拿着笔和纸涌动着,见合适就记下来,它让我立刻想到文革期间人们看大字报的情景。 也有人手中拿牌在里面晃悠自我“推销”。 我在挂着的、贴着的、摆放着的调房信息里转悠寻找,直到阳光变得强烈人员慢慢稀少才发觉已到中午,而“对象”的影子还没见着。勉强抄几个电话事后一交流又谈不拢。 “换房比谈朋友还难”。我也开始对别人这么说。
一晃过去近二月,我有点急了:为什么总是去寻找而不不主动出击呢?国际歌说得好:“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拟好一段简练的换房词,标题是醒目的“二调一”,托外甥女在单位悄悄打字复印100份,晚饭后用面粉做了小半盆糨糊,带上这些东西和一把漆刷骑着助动车到事先选定的地方干起了制造“城市牛皮藓”的勾当。 小区内外电杆、树干及墙上凡醒目之处我迅速刷糨糊贴纸头,动作麻利。 接下去大约一个星期时间里我成了办公室里被呼叫电话最多的一个(那时没手机),双方信息通过电线在空中交流,有意就约时间看房。多少个希望突然升起随后又一个个破灭,我忙的不亦乐乎。 不知不觉风平浪静才明白“广告”效应已过。重选一二个地方再来,于是高潮又起,一阵兴奋东跑西颠后竟又是一场空。 我突然发觉:所有与我接触换房者不是婆媳不和就是夫妻离婚。
市场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身价,慢慢从“自美”转到有点自卑。我变得冷静而现实,介绍自己时也非常实在,有时甚至还自贬省得双方来回白忙:房子明摆着,说的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我不再坚持向市中心靠拢,防线已被自己突破,换房区域圆圈的半径在伸长。
电杆上又见新贴换房小广告,一张小薄纸上淡淡钢笔字写的调房内容符合我的要求,地方是康健新村在我后撤的“防线”内,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情抄下联系电话。 约定时间看房“一见钟情”,表面不露声色。 这是一对闹离婚的小夫妻,男方下岗女方带着一个大约二岁的小女孩已经分居,剩下只是房子分割问题。 女方坚决要离婚,男方对房子分割之事久拖不办似有刁难,女方此时心态是拿到一点是一点。 增配的前楼12平米小屋女方带着孩子看后同意。男方一人分得我15.3一套新公房属于“多吃多占”。当然最合算的是我,趁人之危钻的就是这个空档。 三方“敲定”后填写了一张房地局规定的统一换房表格一式四份,按要求写好还得敲上三方私章及各自单位公章还有他们离婚要办的什么东西,一圈下来花去近10天时间。 接下去是到三处房子所在地的房管所办理换房手续。我已是第二次换房,知道只是办个变更承租人的手续而已,很方便。 兴匆匆赶到第一家河南北路某房管所,送上事先准备好盖着圆的方的红图章的表格和各自租房本等。办公桌前那个大约30岁女办事员说先去某弄某号咨询。 某弄某号就在马路对面弄堂里,急忙赶去走进石库门见天井和底层打通的一大间里闹哄哄不少人,递上材料说明情况,接待我们的那个30多岁瘦高男人肯定地说:“不能换”。 如同一盆冷水浇下来,兴匆匆忙到现在怎么会这样?我疑惑:我们二个谈“朋友”谈好了,到你这里只不过是领个“结婚证”,凭什么说不能换呢? “为啥”?我平和地问。 “明显不公平”。瘦高男人回答。 “你同伊换不格算,我帮侬寻更好的。”瘦高男人旁年轻女人说。 我心中嘀咕:怎么这样说话,这就如同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当着男方的面对前来登记的女方说:你不要嫁给他,我给你介绍个更好的。 房子是国家的,房管所代表国家管理这些房子,他们是该房管所自行设立的第一道门槛,以“审核”私人换房行为是否正当合法。 我们算什么?只是承租人,他们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呢?这第一道门槛跨不过去后面什么也办不成。当然有意见可以去找他们上级部门投诉,但我等得起吗?何况他们是一家。 “夜长梦多”啊。 心中忧闷不满表面却低下而卑微:不换怎么办?我们三方都讲好了”。 一通道理来往。 “那就交5000块钱吧”,瘦高男人恩赐地放一码。 “5000”?介许多?(91年我月工资不到300)。 讨价还价最后降到1000块算是绝对优惠,身边没钱东拼西凑把厚厚一沓纸币送上,开发票才知付的是咨询费。按现在的说法是“被咨询”。 “被咨询”后女办事员那里算“审核”通过手续可以办了,但按规定要10个工作日。 10个工作日意味着要等10天,这怎么行?不能等!哪天一觉睡醒对方反悔不干了我怎么办?好容易找的“对象”不就吹了。 转身到外面商店里买了约50元左右的一袋各式食品回到办公室,女办事员打开写字台左下的门把东西往里一放大约一刻钟把我的事办了,抱歉地对我说下午领导不在,我马上把它送上去明天来拿吧。
去我家房管所办手续前事先要到具体管辖地办个手续。 “有没有违章建筑?”那个50岁左右的管事员问。 “什么违章建筑?没有啊”。我说。 “阳台封了没有?” “封了”。这很正常。 “不许封,回去拆了再来”。 我纳闷,这可能吗?新村里哪家不封阳台。 “这样吧,交200块钱,”其实他也知道拆是不可能的。 交钱后去房管所前我事先买了一桶5升豆油带去,具体办事那人不在我把油放在他办公桌下面,过了一会他回来我指了指那桶油说:一点小意思。 他只是瞄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我的手续很快办完,这个房管所根本没有“审核”这道程序。 我觉得他就是个“清官”。
第三个房管所办事一路顺风。 最后一关到居住地办房屋移交手续时那人说:“明天来吧,今天不办了”。 几个月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最后这道门槛既然来了还等什么明天,转身出去买了二包“红双喜”又一次排队,轮到我把“红双喜”放在材料下面交给他,他拉开抽屉把二包烟往里一扔,顺手把我的事办了。 到此,我第二次换房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全部结束。
终于搬进了二室一厅的新公房。进门是小小的饭厅感觉整洁多了,女儿也有了北面属于自己的小房间,煤卫间夹在前后房中靠小小的天井采光依旧昏暗。 这是新建不久的动迁房,其设计同现在的商品房无法相比,但对我来说却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心满意足。 如果说当年蜗居是熬日子的话,搬到“火葬场”对面的几年则是混日子,现在,我们才算是过日子。
本文的写作得到知青朋友肖忘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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