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俊智   

      ———个终于成功的苦命朋友

                                                            他们也是知识青年。

                                                                        —— 题记

在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个浅绿色塑料封皮日记本。这种制作粗劣的日记本，是一个已逝去的特殊年代的产品。而且即使是在那样一个革了文化的命的年代，它也只摆在偏僻乡村供销社的柜台里面，只有中国最低层的“乡村知识分子”才可能买它，才可能拿它作为送给友人的纪念品。是的，我的那本日记本正是一个在乡下做民办教师的朋友送给我作留念的。不过，我的那个朋友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悄然离开了人世。在国家刚度过一场浩劫不久，在他刚刚成为自己梦魅以求的“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还没来得及稍微享受一下“成功”的喜悦时，就显然是因为心力交瘁而撒手人环。我的这个刚成功就逝去了的朋友，名字叫做贺俊智。

俊智是我当年“插队”的樟市公社桐木大队（现在又已回复到更早时的叫法——樟市乡桐木村）的一名回乡知识青年，桂阳县第三中学一九六六届初中毕业生。

一九六六年以及随后的十年，对中国的有些人来说，可真是一个扬眉吐气，一个时来运转，一个官运亨通（甚至飞黄腾达）的年代。但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充满苦难甚至灾祸的年头。就是那一年,俊智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就“席卷”而来、“横扫”全国。那狂潮不单单只是将“把持”学校的“臭老九”扫下了庄严的讲台，也将所有的学生赶出了课堂。学校停了课，接着也停止了招生。城里由“造反”而“夺权”，因夺权而“武斗”，搞得既轰轰烈烈、也血肉横飞。由于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共产党的反的这场革命并不理解，由于一个乡下孩子在城里没有根,于是,俊智抱着不能继续读书求出路的遗憾，从革命正革得热火朝天的县城学校回到了樟市公社桐木大队贺家生产队的家中，顺理成章地扛起了锄头、挑起了粪箕，开始了在生产队“出工”，为家里挣工分的农民生活。

不过,俊智扛锄头、挑粪箕的时间并不太长。一九六八年,农村掀起了“教育革命”的高潮，每个生产队都办起了一所小学。而大队的小学则变成了初中。当原来的小学教员都“升格”为中学老师以后，小学教员就需要另外补充了。因此，俊智作为大队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初、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小学的民办教师。我与俊智，也就是在那时认识的。

那两年，我插队的桐木大队大兴土木，将桐木大湾（当地称聚族而居的大村子为湾）的侯姓大祠堂拆了来建中学、完小的校舍。由于大队要在各生产队抽劳力搞基建,于是,我就被生产队派到大队的校舍建筑工地当小工。在建筑工地，我虽然与从各个生产队派来的大工小工都合得来，但每当工余休息时，我还是喜欢跑到就在近旁的学校去玩。因为在那儿我能够发现一些可供阅读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一些旧课本和过了时、又全是政治口号的报纸。但在那时、在乡下，你又能找到什么读物呢？）。此外学校还有个泥土篮球场和一张自制、又未上油漆的乒乓球台吸引我。就这样，我与桐木大队的教书“先生”们都熟了，这些“先生”们中就有俊智。

我虽然只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乡下的这些先生们却都乐意与我交朋友，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当然我对他们也同样尊敬和友好。起先我并没有把谁当成特别的朋友。对俊智也是如此。但不久我就感觉到，俊智对我特别地亲热。例如，每当我到他们学校，他不但倒茶让坐最为“客气”，而且总是陪伴我左右。又如，大队的众先生们都表现出这样的愿望，即希望我能有机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成为民办教师,而俊智的这个愿望是最强烈的。俊智还多次坚持邀请我收工以后到他家去玩，而当我觉得盛情难却去了以后,他会真心地高兴,而且尽其所能地热情招待我。尤其是俊智常常表露出（当然不是直言表达）对我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理解与同情，总是希望我能有机会早日离开这穷苦的乡下远走高飞……。俊智对我的友情，我当然也给予回报。而回报的方式，当然是也报以友情。因此在桐木大队的众多青年中，我与俊智的交往是最密切的。

其实，说交往密切，一年中我们也难得见上几次面、互相走动几次。大队的学校建成以后，我虽然也断断续续地在大队干过些别的差事，但以后我多半是在我插队落户的岭下生产队干农活。从岭下到大队部有五里山路,生产队农事繁忙、劳动又辛苦,这使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为玩而东奔西跑。我的时间和精力必须全部用来挣工分，不这样做就挣不够自己的口粮、养不活自己。当时我的处境十分严峻，“嗅老九”父母坐的坐牛棚、受的受审查，并且还随时有被“遣送”到乡下的危险。不说养活他们，我至少得养活我自己。因此,当我回到岭下生产队以后,我与俊智的交往，多半是靠大队开社员大会、靠我去大队碾米机房碾米及其他情况下的与他偶遇来保持的。当然,只要相遇了,我们就会在一块亲密地聊上一阵，而分手时，他总是会邀我去他家玩，不是客套，而是真心实意。

原来我以为，知识青年下农村是“扎根一辈子”。上面的宣传以前总是这么说的。但到了七十年代初，却有了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和招学，这在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希望，同时也引起了思想波动和思考。同样，在回乡的知识青年中也有了招“工农兵学员”。在桐木大队的民办教师中,我的另一个朋友黄云统最先被推荐上了师专,隔年，赵泽志也推荐上了师专。

推荐上大专学校，回来以后就将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而成为公办教师，对当时乡下的“民办”教师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因此，年纪尚轻的“民办”们，个个都梦想着有被推荐的机会，个个都在这方面暗暗使劲。俊智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俊智也知道竞争的激烈及自己的劣势。你想想，推荐上大学、中专，全公社每年只有不到十个“指标”，一个大队至少需要两年，甚至三年才有机会分上一个名额。

桐木大队的青年还算运气好，因为侯支书、房支书等大队上的头头脑脑正好自己没有够推荐条件的子弟。但是，全大队有十二个由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有两千多人口,够推荐条件的回乡中学毕业生和复员军人仍然不少。俊智只是其中之一。而且由于教育革命的成果，大队办的初中，公社办的高中正在大批地为樟市公社，为桐木大队制造初、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俊智的有利条件是已处在民办教师这个与大队头头、甚至公社教育专干有较多接触机会的位置，他的堂兄又是大队会计，可以为他暗中助助力。但是俊智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家庭出身是中农，而不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这个弱点虽然不“致命”，但在那个时代却也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俊智虽然有这一不利之处，但他却丝毫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因为成为公办教师实在是太诱人了。

俊智除了在教学工作上卖劲以求得到赏识外，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面前也处处陪笑脸并施些“小恩小惠”；在生产队的干部群众面前当然也小心翼翼；在众民办教师同仁面前，他也尽显谦恭。

这期间,俊智还碰到一个不小的难题,那就是讨老婆的问题。在乡下，男的到二十岁，一般就该讨老婆了。俊智也与其他农村青年一样，早早地就定了婚。不过他却拖着迟迟不将未婚妻娶过来，不正式结婚。

其实，俊智是在玩“脚踏两只船”的把戏。

虽然上面的政策是只要是工农兵中的优秀分子，结了婚也可以推荐上大学。但是在桐木大队，对俊智们来说，讨老婆与当工农兵学员就如同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

俊智既怕结了婚而失去被推荐的机会，又怕努力几年后仍得不到推荐而自己年龄又大了讨不到老婆。

然而，脚踏两只船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女方家里多次催促俊智早日将姑娘迎娶过门。说如果俊智老拖着不尽快将婚事办了，女方将另找对象而不再嫁给俊智。俊智的彩礼将不予退还。

显然,女方也已看出来了,俊智是在把她当作一条“退路”，上不了大学、中专当然会娶她，但一旦俊智上了大学、中专，就会毫不客气地一脚踹了自己去找城里姑娘。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农村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吃“国家粮”与吃“农村粮”之间的天地差别，使当时的中国成了产生“陈世美”的肥沃土壤。

俊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损失了二佰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相当农村一个男劳动力一年的总收入）的彩礼退了婚。

1974年秋，我结束了多年的知识青年生活，被推荐到郴州师专上学。离开桐木前，我专程去俊智的学校向他辞行。俊智也已经得到我将离开桐木的消息。我最后一次在他那只有他一个先生的学校与他一同就着剁辣椒共进午餐。

与乡下所有的民办教师、寄宿学生一样，俊智也是每星期回家一次，带一瓶剁辣椒、萝卜干之类的腌菜吃上一个星期。不过那天他那装剁辣椒的瓶底还有两块他平日舍不得吃的猪油渣，这便成了招待我的最佳菜肴。吃完饭，他拿出一本已写上“送给亲密战友T世通留念”的浅绿色塑料皮的日记本送给我。这日记本如今就放在我的书桌抽屉里。

我到郴州师专学习后与俊智的联系虽不多，但对他的情况却依然十分清楚,我知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仍在苦苦地努力。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九七六年秋，俊智被推荐到郴州师范学校上学。不过不巧，正如俊智是靠“教育革命”当上民办教师一样，也是因为“教育革命”、“走朝阳农学院的道路”，俊智这次虽然也当上了师范学校的工农兵学员，但却是“社来社去”，毕业后仍得回家当“民办教师”。而且，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生革命化，学校将这一期学生全部放在偏远的嘉禾县乡下办学。在那比桐木大队更偏僻的乡下，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差不说，更要命的是学校并不学习教师必需的教育及文化科学知识，而是成天搞革命大批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么就是“开门办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所以俊智名为进了师范学校，其实学业反而荒废了。

俊智这次本来不想来读,但无奈已经二十五岁。不读,以后就完全没有再被推荐的机会了。这时我已在郴州地区卫生学校教书，他来玩过一次。讲起自己新的“学校”生活，俊智虽叫苦不叠，却无可奈何。

当俊智即将作为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从师范“毕业”时，“四人帮”垮了台，正规的高考制度恢复了。俊智满怀希望地参加了高考。

初中未真正毕业的底子，多年又只与1+1＝2打交道，使俊智没有达到上大学的分数线。但到了中专线。这样，他又以统招新生的身份进了耒阳师范，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他上耒阳师范以后想必学习很紧，两年中竟没来过我家一次。

八０年代初的一天,他突然来了,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毕业，并已分配在资兴矿务局的中学教书。我为他高兴,他也很高兴。是啊,十几年的奋斗，他总算成功了！

以后的一年多两年，我又没有听到俊智的任何消息。当时我也结婚生子不久,家务忙不说,自己也想在学业上进取，所以也就很少与过去的旧友联系。有时偶然想到俊智，也认为他一定很好。以当时的情况，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矿务局教书，日子应当是过得可以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仍不见俊智来我家走动,也没听到他的消息，我决定向以前的朋友打听俊智的情况。一次，一个同样已在城里工作的桐木大队旧友来我家，我就问他俊智如今怎样了，为什么总不见他的人影。朋友答道：俊智死了。朋友还告诉我，说俊智是患肝硬化腹水死的。俊智到矿务局以后，不久也结了婚，妻子是矿工的女儿，不过在家待业。在病逝之前不久，俊智还做了爸爸。但他死后，他的女儿很快就夭折了，老婆也改了嫁……。

对俊智的死，我起先感到意外。但后来一想，觉得他的死也属正常现象。俊智不属身体很强健的一类，长久以来又生活得那么辛苦，他的心力确实是耗尽了。到了而立之年，刚刚“立”了起来却随即撒手人环，这应该是不幸的，不过，俊智总算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有了妻室家庭，这算是他不幸一生的最大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