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从此开创了我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当我提着简单的随身用品走出家门时，心情有些异样，因为这是一次和往常的出门不一样的出门——尽管未满17岁的我，由于从小喜欢旅行，从家里出发的事情已经经历过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义凛然的离家出走。
　　这一次的确不一样。大宗行李早已托运到车站，一只杂木箱子和一个行李卷——我下乡落户的全部家当。同行的是几千名年纪相仿的少年，启程仪式极为隆重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广场冷峻而空旷。集合在可容纳上百万人的空场上，越发显得我们渺小。那天究竟在那里举行了什么议程已经忘记了，记忆里只剩下刻骨铭心的寒冷。
　　仪式结束后出发，北京站人山人海，无数送行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按规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亲属送站，送我的是母亲。当我在人流中看见医生出身、从不当人落泪的母亲竟然也红肿了眼睛，就没敢再看她一眼。车轮被蒸汽车头拉动的瞬间，车厢里沉闷的呜咽突然如同江河泛滥，变成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喊声，盖过了火车汽笛的轰鸣。
　　那一刻我离开了窗口，怕看见站台上哭泣的人群，特别是怕看见母亲满含忧伤的目光。
　　我居然没落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位送行的老师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孩，在被发配远乡的时候，怎么如此坚强？其实，沉默也是一种悲哀。在当兵不成、留北京无望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下乡，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知道，父亲正在难中，如果我不走，母亲将会被造反派搅得无一宁日。
　　就这样带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上路了。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只有地图上的概念——那里被称作革命圣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边的号召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然而，毕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随着车轮的飞转，打闹嬉笑重新回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火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了一个昼夜，当新的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路还在铁轨下延伸，窗外景致已是别有洞天。车到西安，站台上挤满敲锣打鼓但显然是例行公事的欢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回应。
　　从西安到铜川继续西行，换乘运货的闷罐车，车厢里又闷又黑，充斥着货物的怪味。火车开动起来噪声巨大，车厢摇晃得很厉害。幸亏路程不长，几小时后，我们被摇晃到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西安或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惟独在这里留下一个黑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性和紧张性。
　　浩浩荡荡的车队蜿蜒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车过金锁关，塞外严寒更是令人难以领略，风刮在脸上，刺骨一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怕因喊冷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课已久的延安大学。
　　然而，行进还没有停止，翌日清晨，我们继续出发。这次前进方向是朝北，交通工具改为驴车。驴车沿着干涸的延河，在公路上蜿蜒徐行。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倒也没耽误太多的工夫，便到达公社所在地河庄坪。部分知青算是到站了，我们却还要到五华里外的生产队，接着再向北。剩下的路就需要步行了，用疲惫不堪的双脚走完最后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石窑。
　　石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因村口一个不知什么年代开凿的雕满佛像的石窑而得名。老人们说，它的年纪少说也有几百岁了。当时的石窑村有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八十多口人，在河庄坪川道里算较大的村子，和山沟里比，条件还算是好的。来到我们将要安家的窑洞门口，许多同学哭着不肯进去——那里边看上去一片漆黑。而我再次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坚强，大步跨进那孔我后来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土窑，跨越了我的一次人生转折。
　　就这样，16名从北京来的男孩女孩，从此开始了使我们永生难忘的插队生活。
　　我至今保存着30多年前的乘车证——一张淡兰色的纸片，背后写着我的名字，印有出发日期，朱红色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安置就业办公室”——那枚字数铺张的印章清晰可辨，我的座位是“第9车厢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