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大串联二三事:

  当了一回“大救星”

在长征路上，与北京农业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邂逅之后，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们都很喜欢我，叫我“小不点儿”。一路上，看到他们互相帮助，友爱，深感温暖、快慰。他们有时幽默地开着玩笑，我兴致盎然地看着，听着，忘记了疲劳。大师兄、师姐们看我们姐俩在吃苦、志趣方面，竟也能和他们有相通之处，因而相处甚欢，有相逢恨晚之感。

 

  苦乐交织的长征路

每天的辛苦行军后，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谈论发生的问题，今后的路线，打算。大家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不再以井冈山为目标，而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以能多了解社会、锻炼自己为目的。我们边走边看，随机驻扎在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村子里，与老乡同吃，同劳动，共搞文化革命。

我们这支十多人的小小长征队伍，走啊，走啊，遇见了平整土地的农人，我便跟随师兄们，跑过去，将老乡干活的铁锨，夺将过来，帮助他们干一气活。姐姐和几个能歌善舞的师姐们，为农民表演节目。节目表演完了，我们上路，与农民们挥手告别。

我们从河北，转进山西。一路上，饱览着沿路风景。我们总可以看见在半山腰，那些农民挥着镐头，手把铁锨，将山上的乱石瓦块，一块一块地取出来，然后把从远地取来的土，一层一层地铺上——这是在造梯田呢！那上了点年纪的农人，个个脸上，都留下被寒霜雨露刻下的深深皱纹，融和在西风古道之中，组成一幅古朴苍茫的画卷。

每到一村，我们一放下背包，就散发中共中央的“十六条”传单，宣讲“文化大革命”，为老乡表演歌舞，说快板，放映幻灯，为老乡理发，打扫院落。白天与老乡一起扛锹下地，担着沉重的木桶爬上崎岖的山路去很远的地方取水，晚上盘坐热炕头，捧着粗蓝花碗，吃着香喷喷的莜面，与大爷大妈唠国事......老乡对我们开口闭口：“北京的红卫兵”，“北京的革命小将”。我们沉浸在苦累的、新奇的、然而精神异常振奋的快乐中。

北京农业大学的这些师兄、师姐们，都很朴实，个个体力充沛。他们出身什么，不得而知，但我回想着他们的音容笑貌，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有志于中国农业建设的青年。年龄最小的我，走在这些友好的互相体贴的大学生中间，那种感觉，用一个字可以概括——爽！

 

  我如何变成了“大救星”

我们走进山西和顺县，到下属一个村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该村属和顺县；也可能隶属另一县，邻近和顺县）驻扎下——唉，现在我才懂得写日记的好处，当时很多老乡的名字都忘记了。只记得，白天与农民们一起干活，夜间和他们一起开会，并分别被派到乡民家吃饭。我被分配去的一家，有两口人——母子俩。

寒风瑟瑟，万木萧疏，天色渐晚。我敲敲门。

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大婶开了门，身上穿着破旧的薄棉衣。炕上拥被而坐的瘦而高的青年，大约比我大个两三岁。

一阵清冷之气包围着房屋，屋里比外面的温度高不了多少——家里没有生火！

大婶见到我，脸上现出欢喜，马上招呼上炕，从墙角抱来十几根短短的劈柴，放在一个掉了漆皮的铁盆里，点燃，摇曳的火焰映照着我们的脸。

我交了几角钱的饭费。大婶受宠若惊地推让着：“吃顿饭，还给钱作什么？”

我向她解释，这是我们的纪律。她把钱小心地放在炕上，给我煮着莜面。

我一边狼吞虎咽着大碗的莜面，一边问：“大哥怎么了，病了？”

 “没有病啊。娃呦，家里穷，只有一件棉衣服，我白天用被子裹着，你大哥穿衣服下地；待他回来，我穿上衣服，他披被，等我做饭。俺娘俩的衣服轮流穿着……”

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我是决不会相信，在我国北方乡村，还有这样的贫困情景！我所读的书本描绘的是：“新社会贫下中农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的使命，是去解救他们……

在城市里，像我们这种父亲被开除工职、母亲受到降薪的右派分子家庭，已经算是够穷苦的了；但我还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农村，竟有轮换穿衣过冬的人家。

我看着披着被子盘坐的大哥，又看看周围。用来取暖的炉子冷清清地独立在炕边，只有少许劈好的干柴堆放在墙角——看来是为最冷的时候或是为客人备用的。

我的感觉被证实了。我不在的时候，大婶大体不生火；一旦我下地归来吃饭，她总是一把一把地烧着。我看看大婶，再看看大哥，心里不好过，劝大婶：“不要烧了，我不冷！”大婶置若罔闻，只顾添柴。

大哥为我小心地拨弄着火，让我靠近些。大婶则不时道歉：“娃呦，咱这里冬天冷得很，可不要冻坏了……”

回到集体宿舍，我欲将大婶棉衣缺乏问题告诉大家，而姐姐告诉我，有的师兄已经将自己的衣物赠与了老乡。

第二天一大早，在下地干活前，我从临时集体宿舍跑进大婶家，将自己的一件绒衣，递给大婶道：“这件衣服，送给大哥穿。”

我的这件绒衣很厚，上边又有母亲亲手缝补的几块大补丁，沉甸甸的，从暖和的程度上说，完全可以抵得上大哥和大婶轮流换穿的那件薄旧棉袄。

“怎么行？娃呦，你会冻坏的！”

“大婶，我还有一件厚棉衣呢，不冷！”

大婶双手紧紧搂住衣服，向我跟前走了两步，突然叫了一声：“大救星啊！”

“大救星”？我万万没想到大婶喊出如此石破天惊的话，慌忙接下说：“共产党、毛主席才是大救星，我是响应号召，来农村串联，向你们学习的！”

她却执拗地重复着：“俺娘俩冬天有衣穿了；救星，大……”

大婶的手，轻轻悬在我的肩头上，似触未触；她的眼，隐含一点泪花，如有还无。她的表情，接近呆板，她的嘴里，喃喃不止——读者朋友，山西话，有时是听不大清楚的，我只大致听懂一个意思，她以后可以多多出门，去拾柴火，去多干点活了。

这当儿，我已被那“大救星”之呼喊，叫得不知所措；看她那忘情的样子，我此刻真是怕她再说出什么出格的话儿，赶紧对大哥说：“大哥，咱们下地去吧！”

从此，大婶白天不用裹棉被捱在炕上了，她看上去心绪不错，身穿薄棉袄，屋里屋外地忙着；我呢，虽然凭着一时血气，将绒衣送给了大哥，杯水车薪而已；但大婶手持绒衣时那喃喃的自语，还有戴给我“大救星”高帽时的情态，却一直震撼着我的心。

 

  报答“大救星”的情怀

在大婶所居住的村子里住了多少天，我记不得了，大约有十多天吧？就在我赠给大哥一件绒衣后，我发现我在大婶一家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种尊敬的、仰视的目光向我身上漫来，我察觉到了，颇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心窝里还是蛮舒服的。

每当我与大哥收工回家后，就见到大婶欢喜的眼光。给我殷勤地添饭，家里的盆火燃烧不息，我怎么劝也无济于事，只好匆匆吃罢饭后仓皇逃去。

我看得出，大婶的心思终不释然。一心想报答我的心思，写在脸上。终于，机会来了。

我在长征路上，右脚上长了个大大的鸡眼，这大概是由于长久地走路，或是鞋子不合适等原因造成的。随着不断的行走、劳动，脚上的鸡眼越来越肿大，走起路来虽无钻心之疼，但在着地之时的那种涨痛，也够我一受的。尤其难以忍受的，是在我吃完饭，准备归去时，脚掌肿胀得最厉害，一时不敢踩地。我狠狠心，用力跺脚，直至几乎完全麻痹，才一跛一跛地回到我们的集体居住地。

大婶面对我那走路姿势，总是叹息一声。一次，她问了我脚痛原由，眼睛一亮。

我照常与大家一起劳动。晚上与大婶、大哥一起吃饭的当儿，大婶试探着跟我说：“娃啊，离这里十多里地，我听说有一位能割鸡眼的大叔。你不怕疼呢，就去他那里把这鸡眼割了吧！我叫大哥用驴子把你驮了去！”

大哥一旁帮腔，也劝我割掉鸡眼。我迟疑着——我不愿此刻休息，我想和大家一起干活。

但是陈队长等人考虑到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劝我还是把鸡眼割了去，我们的队伍也可趁机修整一下。于是我听从了大婶的苦劝。

大哥找来一条毛驴，教我骑上，他则用一条绳子牵住毛驴，步行引领在山路上。我们过了一两道山梁，来到了一个小小村落。

割鸡眼者，是一位彪形大汉。他两只眼睛有如铜铃一般，说起话来像敲钟一样地响。他其实是一个业余割鸡眼者。见到矮且瘦小的我后，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吐出和蔼之音：“娃子，我这里没有麻药，割鸡眼，要流血，很疼哩，你怕不？”

大哥的神情先紧张起来，两眼直盯着我。

我笑笑——我是最要面子的人；何况，我也是为大婶、大哥来割鸡眼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报答的心意在此刻实现，我能挺住。

一把不短的刀子（非正规手术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大汉捋起袖子，然后缓慢割向我的脚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关公剐骨疗毒的情形。围观老乡啧啧连声——地下流了一滩血。

“好了！你这娃，胆子不小哩！”大汉用些药水涂在伤口上，包扎好。

大哥快步上前，稍展双臂，小心翼翼地将一米五几的我安放在驴子的臀部上，我们凯旋了。

大婶见我们归来，欢喜之极。她问这问那，给我烧上炭火，说道：“娃呦，以后走路可好办了！”大婶为我办了一件大事，火光映着她甜甜的笑靥，我们三双手被火炭烤得红红的。

其实，在离开大婶、大哥没有几天后，我的鸡眼在长征路上很快又复发了。一直到回京后，才在积水潭医院根治。

我想，如果再见到大婶，她若是询问起，我将会毫不迟疑地向她撒个早已痊愈的谎言……

 

  告别穷村以后

离别的日子到来了。

我们打起背包，与相处时日不多的村民告别。我看见，在屋门前，在梯田边，在树梢旁，在山路上，人们不约而同地来送我们。我没有来得及注意大婶、大哥在哪里，只是被老乡们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送别情怀所感动。人群中不时有“慢走啊”、“回来啊”的声音传出，但更多的是深情的目送，默默的伫立，频频的招手。他们的眼光里，流露着对有如昙花一现的我们这些过客们的依恋。他们大概知道，我们回来的可能很渺茫。而他们中间得到我们所赠衣物的人们的心情，和呼唤“大救星”的大婶的心情应是相通的。也许，他们在心底还期盼着——以后有新的救星式的奇迹出现……

岁月无情，时光飞逝，而那令我猝不及防的“大救星”的呼唤，至今响在耳边。

一件破旧的绒衣的赠与，使我刹那间成了“大救星”！一个16岁的北京学生成了山西农村大婶的“大救星”？这是怎么回事？

我深知，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成长地——北京的光芒万丈的光环，使得大婶激动万分。

不过，从个体的处境仔细想想，我们之间那不小的差距，也是“大救星”之声产生的缘由罢？

大婶与大哥在封闭的土石山上造梯田，集体劳动，统一管理，不能搞自留地与其它副业（那时有一个流行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种模式下，触目惊心的贫困情景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需要救助者。

我生活在城市，有母亲的工资，有国家发给的粮票，有买衣服的布票，我还能上学识字读书，生活虽不富裕，但衣食无忧。

于是，在物质上、精神上，我对于大婶、大哥形成了相当的优势。而当我这个北京学生一念突发，给予他们一点援助，就使得他们有被“拯救”的感觉。

身处深山中的大婶、大哥们可能不知道，我这样的城市人，定会有工作、工资、治病、退休费的各种保证。这便是我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救星”的真实基础。

渴望被拯救的大婶、大哥们，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他们的后代中，有多少还留守在故土上种地？有的已经走出了乡村，成为了农民工吗？是否有的甚至成为了企业家？有的一定已经上了大学，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了吧？我祝愿，大婶、大哥的后代们，能尽快与我这城市人一样有同等的公民待遇，那时，他们会从内心发出强者的新声音。让“大救星”之词语，从他们的辞典中永远消逝。因为，“大救星”、“万岁”之种种呼叫，多发自弱势群体之口，是艰难、困苦之环境存在的明证；遍于国土、尤其是乡村大地的“大救星”的持续期盼与呼唤，恐非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