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
本文摘自《知青笔记》 作者：罗丹 出版：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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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8月17日，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同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
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长沙知青早他们十几年就一一做过了。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郦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在我们白水公社拍摄的。他指着一座山头上的圳景塔说：“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不就是干革命吗？看，那就是延安塔，冲啊！”
临时组织起来的知青有千多人，导演一声令下，大家就向着“延安塔”跑去……
带有“原罪”的单纯少年，他们特别看重“革命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烧死的两名女知青就是住在猪栏屋搭建的阁楼上，楼下储备着饲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9月初的几天里还只能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暴乱”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决非偶然。
王伯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伯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扬起鞭/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紧紧地追赶春天……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有些“左”，而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则颇具代表性。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自虐”。
挑担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日记中经常写些勉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严格地上纲上线乃至批判。因着一份真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革命到来。
文革一开始，偏僻小县江永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胆大的直接向省委写信申诉，并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查。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伯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宏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伯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伯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集体大逃亡
8月17日，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
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
8月19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
8月17日，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明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时99人（包括女知青怀里的小孩）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军，不敢有半点松懈，当太阳照耀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时，同时也给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队战士的身影，机敏的一群人向着“救星”跑去。他们忘记了满腹心酸，忘记了饥饿困倦，绽开笑脸为军人唱歌，和军人一起割稻。部队派出了一部军车将他们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车站，上不了火车，一行人最后搭乘三部“运尸车”回到长沙。
8月18日，一个“特派员”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枧村抓王伯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点的全体知青已被村民们送走了。石枧村的农民深明大义、可敬可佩，为了安抚悲伤中的立明姐妹（王伯明12岁的小妹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来到了石枧村）和愤懑不平的知青，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都出动了，在村周支书的带领下，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护送到驻军6950部队，眼见他们安全了才返回村去。
这时的6950部队的大院里已成了难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队求救，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像凤亭农场、迴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一批一批地走广西麦岭，再往全州火车站去。
翻越都厐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发出了一个女生的虚弱的声音：“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她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这哪行？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黄哥在她身后护着，俩人一前一后的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
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厐岭就已经拼尽了气力，何况连续翻过了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边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经累得咳出了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在母亲怀里时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搀扶着前进，体力几乎耗尽。
八月酷暑天山上冷风肆虐，多数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带足，有几个知青听说邻队杀了四类份子，还有十几个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吓得连刚煮熟的一锅饭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还顾得上拿冬衣。危险眼见过去，衣着单薄的一群人却难挡山上的风寒。饥寒交迫的队伍每前进一步已经显出了万分的艰难。
在前面探路的几个男生发现半山腰里有户农家，赶忙上前交涉，请求弄点吃的东西。山民非常同情，马上烧火做饭，还特别杀了一只鸡。饭后为他们烧了一堆火，男生围着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优待进了里屋；老俩口和三个女儿彻夜未眠，守护了他们一夜，第二天还煮了很多红薯给他们带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仅有的一角两角钱凑拢，以表感谢。
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并未有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体粼伤，衣不遮体。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六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四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有一人认出了他们，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过社教，他往来白水多次所以认识。他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四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更幸的是，他懂草药，随即用草药为他们疗伤，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
白水知青接到信后马上找到6950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
军人之死使事态的发展更为险恶，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他们四处搜索，寻找滞留的知青。未有逃亡的白水知青当时正在田里割稻，模样装束与农民一般无二，致使军人未能发现。
白水知青中素有一群思想者，遇事喜欢思考、讨论，在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寻求答案。危难当头，他们固守原有的精神信仰，还心存着对于事态的一种观望，抓革命促生产的知青难道会被杀？本村农民说不会，外队的民兵蜂拥而来，将他们赶上了一个山坡。
在经历了一场灵魂和肉体备受摧残的“假枪毙”之后，他们有了清醒的计划，两人一组分散而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穿上蓑衣、提着篾篓、将斗笠遮住半边脸，从民兵的眼皮底下混了过去。几拨人在县武装部集中后又在军人的帮助下汇集马河等公社滞留的知青一起坐车离开了江永。路上不断遭遇武力堵截，甚至出现了枪口对着枪口的紧张对峙，凭着他们的勇敢机智最终还是闯了过去。
如果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善良的农民的帮助，六千长沙知青的命运必当重写。
王伯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过路司机根本不敢停车。
可以说，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暴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饥饿者暴发出愤怒的吼声：“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当了解到逃难知青的真实处境时，才准许上了车。
有一支从牛路口出发的队伍，在离全州火车站六公里的地方集体卧轨。
他们接到了知情人的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开出的一张路条：“本来今天晚上要杀你们，是武装部长说了明天再杀……”知青哪还敢有片刻停留，仓惶中连夜奔逃，几天水米未进，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线；有人有钱、有人还有湖南粮票，但是没有广西粮票，在广西境内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他们的代表向车站、司机多方请求，遭断然拒绝。绝望之中37人走上了铁轨，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躺下。如此惨烈的场景，给八月的毒日头抹上了一片凄冷的颜色。相持几个小时后，车站被迫临时加挂了车厢。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那是一幅幅怎样的流民图！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泪。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回城知青为王伯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志者组织成立了“红一线”宣传队，将知青的种种遭遇编成了节目，演出场场暴满；并自筹经费办报纸，《红一线报》、《反迫害报》等，一时间影响甚广。
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9元钱、30斤粮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与此同时，《致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发出，大意是：知青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贫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10.8通知》以后，“9元钱、30斤粮票”的待遇停止。
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
《10.8通知》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积极配合，向知青宣传：回乡的每人可以领5元钱、一担谷。
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两百元钱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从此远近闻名。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应该下乡的，他出生时就成了弃儿，被当时一位“官太太”收养。解放前夕养父抛下母子俩独自去了国外，从此音讯全无。养母苦熬了二十多年，年老体衰丧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经常挨批斗，洁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有人投亲靠友走向远方，往新疆、云南、贵州……
尾声
1967年11月17日，在王伯明被枪杀整整三个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伯明的尸体，有人将他和当天枪杀的地主富农份子一起葬在了乱草坡上。尸体已经腐烂，大家将他的白骨重新装棺，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由白水的八个光头男生抬着棂柩。他们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伯明既是他们三中的学长，也是引以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长，抬棺的事他们一定要做。八个人一律剃了光头，衣着整齐，神情庄重，步伐一致。后面紧跟着三千多男女知青和自愿参加的本地人。
队伍行至江永大桥时，半空中突然响了一枪，气氛顿时凝固。知青领队马上镇静下来，将队伍迅速调整：男生站外面，女生站里面，作好随时拼搏的准备。顷刻之后，县城里鸦雀无声。没人敢阻拦这支沉默、愤怒的队伍，观望者皆凝神静气，所有的一切为之肃穆。
就在县政府大楼的地坪前，知青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墓穴安放王伯明的棺柩，为了防范破坏分子，他们专门弄来了三吨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将坟的四周牢实封住。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长沙知青王伯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被殴打的命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成了斗争靶子，夜里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枪押下出工。
1968年底，江永知青纷纷转点，往沅江、浏阳等地，又汇入到1968年的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之中。
文革之后，王伯明之墓的墓顶被炸平了，碑没有了，下面的坟因垒得扎实，岿然未动。
县政府大楼门前已经栽种了一片花花草草，后人想用美丽的鲜花来掩盖历史的伤痕。
八十年代初，王伯明的母亲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一纸通知，字是打印的：“经重新审查（指王伯明的父亲），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消。”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任何抚恤。这样的通知书很多知青都已接到。2005年，几名老知青作为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子女，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