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

离开延安那年我18岁，已经插队近两年。要去的地方是西安——由于我意外地成为最早被招工的知青之一，进了当年令人羡慕的“公检法”。 
　　说是当“公安”，其实不过穿一身警服。我被分配到医院，干的是救死扶伤的营生，服务对象有警察，也有囚犯。铁打的监狱，犯人流水般一批批新生，而我这“刑期”一判就是20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落实知青政策的末班车才送我回到魂牵梦萦的北京。 
　　这一年我已经40岁。 
　　动身前最惦记的就是回一趟延安。结果办户口、给孩子转学、买车票、订集装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再生出两只手，哪还有重游故地的闲暇？走的那天细雨蒙蒙，送行的多是我在异乡结下的挚友。隔着朦胧的车窗，彼此感受着缱绻的离别，看不出脸上流的是雨还是泪。 
　　客居西北24年，回北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我。首先是没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只可供我养家糊口的饭碗；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把职位提供给我这个既无像样文凭，又无专业技能的“大龄青年”（幸而联合国卫生组织根据人类期望寿命，把“青年”的界限划定在45周岁以下）。其次，我觉得观念和习惯都已和北京人相去甚远：不会过马路，不会逛超市，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乘——某一站下车，居然纳闷为什么找不到对面的返程站——毫无单行线的概念，最要命的是口音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打个车师傅都要问：“师傅您是北京人吗？” 
　　苦苦奔波寻觅了8个月，才被现在单位的老板招至麾下。他以入木三分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样从小就在外面闯荡的人，肯定特能吃苦！”于是我就幸福地有了一个吃苦的地方。活儿很简单，能充分发挥我光说不练的特长——搞健康宣教。机会来之不易，我对它格外珍惜。8年过去了，老板换了3位，我这长工依旧当的兢兢业业。到了快知天命的年纪，WHO再也无能为力出个什么政策仍让我们充当“青年”，但是“知青”的身份却使我们永远与“青年”结缘，哪怕60岁、80岁、100岁！ 
　　人老了容易怀旧。转眼就到了想不怀旧都不能的年纪。所有的旧情旧事中，最让我怀恋的就是延安。回北京这几年，没少和当年同窑洞住的“炕友”联络，多次商定无论无何回去一趟，却因各忙各的，凑在一起着实不易，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2000年春末夏初。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趟公差。我因参加央视一个健康节目的撰稿、宣传，奉命陪几家媒体的老记访问延安。其实当时并不想接这趟苦差，带着任务来去匆匆，根本不是我渴望的那种从容不迫寻根般的回访。架不住导演和制片撺掇，到底接了这趟活儿，顺道重返阔别30年的故园。 
　　出发在5月的一个艳阳天。巴士载着我们在首都机场停机坪绕来绕去才找到将要搭乘的国产“运8”。和旁边体格健硕、神气活现的波音767、空中客车相比，“运8”就像老母鸡翅膀下一只底气不足的雏鸡。狭小的机舱只有48个座位，我们一干人马就占了近一半，光电视台就有两个摄制组，加上人民、光明、北青和晚报的记者，足有20多口。 
　　“运8”飞起来动静极大，两个发动机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强烈的气流中颠簸的飞机就像被疾风抛上抛下的风筝，搞得乘客格外紧张，不时有小姐女士发出惊恐的尖叫，连我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出门客也不安起来，心想这飞机要是出点麻烦，中国新闻战线可就损失惨重了。 
　　经过3小时飞行，我们终于到达黄土高原上空。透过密封不严的机窗，我不但看见了满目的浓黄，还嗅到了干燥的黄土味。就在心跳加快的当口，空姐娇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延安机场因沙尘暴关闭，飞机将改降咸阳机场。”猛跳的心，就像紧急刹车的发动机，一下子被卡在了喉头，一路上酝酿成熟的感情也无有了用武之地。 
　　当掉头南飞的“运8”小心翼翼地降落在咸阳机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接着便为以后的行程发生了争执：有的主张放弃“运8”乘夜班火车赴延安，有的主张在咸阳住一夜仍乘“运8”。巧的是文字记者们个个惜命要坐火车，摄像记者则多是亡命徒坚持乘飞机，惟有央视大腕美工L先生同文字记者一样鼠胆，我当然也属于惜命的。最后的结果是扛摄象机的大胜耍笔杆子的，我们只得毅然决定将身家性命交给“运8”，我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位大腕美工，竟也是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 
　　咸阳一宿无话。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在清劲的西北晨风中，我们鱼贯登机。昨天的紧张心情随着沙尘暴的平息而烟消云散，心情变得和阳光一样灿烂起来。经过几十分钟愉快的飞行，再次俯瞰脚下的一片黄土，只见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梯田层层，绿云掩映，机上别人尚可，大腕L已两眼发直，口中念道：“悲壮，悲壮！”我的心也再一次开始狂跳。 
　　延安机场位于市郊一片平川上。走下旋梯，情不自已，感情再次迸发，两行清泪水到渠成。有位好事的同行者透露了我的来历，引起主人的好奇。木然地随大家上车，两眼已不够用，农田、市场、教堂、街道疾速掠过眼前，宝塔山也终于闯入视线。 
    由于耽搁了半天，日程被安排得很紧。午饭后先到凤凰山将进行直播的工作现场勘察，接着参观枣园、杨家岭和四八烈士陵园。记者们大部分没来过延安，印象最深的是枣园。春光下园中草地翠绿土窑苍黄，一对父子正为游人表演歌舞，父亲40多岁，儿子20出头，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高鼻梁，深眼窝，宽肩膀，高身材，父亲看起来比儿子还帅，要是在老谋子的片子里饰个角色，肯定能一炮走红。他们唱一曲信天游，舞一段安塞腰鼓，尽情投入，旁若无人。一行人看呆了，鼓掌叫好喊“再来一个”。看我们真心喜欢，这父子俩也来了精神，一直到我们上车，还追在车后面载歌载舞，送出好远。我问陪同：“点一次歌舞要多少钱？”陪同回答：“给也演，不给也演。他俩老子是下岗工人，儿子是无业青年，天天来这里，挣多少算多少，还说给个工作都不换，他们爱的就是这号！”我听了心中一动，又觉有泪水想往出涌。 
　　晚上当地政府为我们接风。席间我早已心不在焉，对昨天耽误的时间耿耿于怀——本来打算请老记们跟我回村吃婆姨们做的陕北饭，因还要去富县和志丹，这个节目只得被腰斩了。善解人意的司机小M问我：“你是不是特别想去村里？”我说“当然！”小M推开碗碟，一脸的见义勇为：“那咱走，我送你去！”
　　我插队的石窑村距延安25华里。山路似乎还是原来的山路，川道却已变得认不出来了，途经当年公社所在地河庄坪，昔日千倾田川已经变成长庆油田的一个福利区，一条整齐的街道，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猛一看竟以为是在北京。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作为标志的延河业已改道，好容易才找到看上去面目皆非的村口。 
　　正是晚饭后，一群像是吃饱喝足的后生蹲在村头的树下抽烟闲聊（陕北少年多沾烟草），见了生人，脸上堆着好奇。我走上去挨个问：“你大（爸）是谁？你妈是谁？”听他们报出熟悉的名字，赶紧说：“快叫他们，就说北京来人了！”后生们鸟兽散的当口，我已在一个戴红领巾的女孩引导下，找到当年的会计杜修明家。 
    远远看见杜修明婆姨颤巍巍地在窑洞门口簸粮食，她居然没怎么变，只是老了许多。我上前叫了一声大嫂，那婆姨楞了一下，盯着我象看外星人。我忙自报家门，说：“怎么不认识了？”她辨认半晌，才一把拉住我，眼里便流下泪来，头一句话就说：“你咋老成这号了！”杜修明寻声出来，脸上表情惊愕，慌得把我往窑里让，一家子闺女、媳妇、孙子、外孙子，围了半屋子。大嫂二话不说，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栓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说：“你看，这还是你给我们女子买的！”那一瞬间我吃惊之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杜家女子小时候极漂亮，我很喜欢她。我工作不久，一次杜修明来西安，一个月只有18块津贴的我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托他带给女儿，一转眼就是30多年了。将一个被没有玩具的孩子时刻惦记着的娃娃保存到现在，那得要怎样的上心啊！现在杜家女儿也有了一个漂亮女儿，我真该再买一个娃娃带来，要最时尚的那种，送给她的女儿！ 
　　忙着春种的男人们陆续收工，当年的玩伴来娃、喜明、大莲和娃儿等闻讯匆匆赶来。彼此相认，大家十分激动。30年前的小兄弟小姐妹，如今都当了爷爷奶奶，个个孙男弟女绕膝，最关心我“有孙子了没有”。我说：“惭愧，哪有你们人丁兴旺！”当年只顾响应晚婚计划生育的号召，仅有小女一个还在念书，平时在单位以为自己还年轻，哪里想过已到该抱孙子的年龄了呢？一一问起惦记着的老乡，闻知有的过得还好，有的年龄不算大竟然已经故去！来娃说老村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大部分人搬到了几里外的新村，所以不知道我来的消息。因怕耽误M太多时间，赶着回城，没来得及去新村见更多的乡亲，是我这次回村最大的遗憾。 
　　第二天从富县回延安，来娃竟在宾馆门口等我，要请我吃饭。他说庄稼已经种上了，他比别人动手早，否则大家就都来了。“节气不等人，你咋不多生些日子？”来娃真心地挽留。我说公务在身，以后一定再来。来娃告诉我，现在粮食吃不完，手上也有了活钱，家用电器基本置办齐了，还安了电话，“请你在延安最好的饭店吃饭都吃得起！”他得意地说。“算了，吃什么也不如请我吃‘肉夹馍’！”我回答。来娃还说，他和喜明、娃儿商量了，等什么时候闲了，相跟上逛趟北京，“看你们去！”那口气，再不是当年那个填不饱肚子、因营养不良不肯长个儿的大嘴后生。 
　　几天工夫，走马延安、富县和志丹三地，汽车在绕着山峦沟壑的盘山公路上奔驰，那山，那水，那人，无不令人心动，也感慨多多。当地百姓依然贫困，但日子还是比从前好过了。 
　　说句题外话，今年5月我们单位一个访问团到延安，接待单位（恰好去年接待过我们）还向他们讲起“某老知青”去年来延安寻访的故事——不小心在当地留下一段佳话，也是我与延安不解的缘分。 
　　回北京后给来娃打过一次电话，他儿子接的。我说：“告诉你大，照片洗出来就给他寄。”用傻瓜机拍的照片谈不上任何“艺术”，只证明了我的到此一游。把它们拿给同事和朋友看，说起回延安的感受，不管人家爱不爱听，话就有点打不住。特别是跟早我两年回过村的炕友聊起来，更是没完没了，一说起就觉得留下了无数遗憾：遗憾没有来得及去“新村”见到更多的老乡；遗憾没有参观远近文明雕有佛像的“石窑”（我们村以它而得名）；遗憾没有再爬我们当年劳动必经的“大高坡”… …絮絮叨叨的像祥林嫂。30年难以割舍的知青情结，就这样又被重重地勾起来，我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种情结对于我的刻骨铭心。 
　　有遗憾就会有向往，有向往就会有行动。延安我一定还要再回去，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再过几年! 

                                                                           

                                                                           写于2001-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