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作者：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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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故事
作者：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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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故事
如果说我们没有歌颂自己父亲的习惯，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父亲太平凡太简单太渺小不值得赞颂。父亲不是高高在上的高官，不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他是普通工人，是贫穷的农民，是修车的，和泥的，是临时工，甚至是劳改犯。他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丰功伟绩，我们也无力为他著书立传。无论怎样父亲是每一家的顶梁柱，是大男人，由他担当起家里的重担天经地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今非昔比，缺吃少穿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可岁月就这样折磨人，想吃的时候吃不到，想美的时候买不起，等人老了，什么都有了，却吃不动穿不爽，钱财和山珍海味全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家父从来不愿提起一生的悲苦和委曲，迈入耄耋之年虽然步履蹒跚，身体尚好，只是有点耳背，唠唠叨叨地喜欢忆旧，可是已经没有人能耐着性子听他讲那些天方夜谭似的故事了。我有时去看望他，安下心听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胡扯，权且当作尽孝，忽然发现，他把从来不愿吐露的秘密都说了出来，年近九十，来日无多，谁还能奢求再活一百年呢，有些事也许应该让自己的儿子知道才是。 我还是将父亲的故事记录下来了—— 九一八事变前，咱们家住在三眼井，离赵登禹家隔着几个门，我跟他小舅子年龄差不多，经常一块弹球。你爷爷死后，咱们家的财产让他的几个兄弟都给坑光了，抽大烟的，作买卖的，反正没多少日子都折腾净了。多亏了你爷爷有个好朋友，叫尹小岗，天津人，在张作霖手下当过大官。人家家里阔，天津北京有几条街的房子，北京的王大人胡同好多房子都是他的。他看你奶奶寡妇失业领着几个孩子没着没落的，月月给我们钱。我记得最清楚，月月都是我上他们家取钱，每月二十块大洋，直到九一八事变，打起来了，才断了线。 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没法子活呀，你奶奶就上有钱人家缝缝补补的当下人，那也不够吃，日本人说只要学日文，每人每月白给一袋白面。为了救命，我就去上日语课，日本人还真说话算数。我没上过大学，也有点小聪明，日语学的不错，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个表亲给我介绍工作，让我上山西灵石。 在山西灵石火车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跟着货车去不远的地方拉木材，记数，一点不累人，挣的也不少，管事的日本人对我特别好，从来不打骂我，我每月开了支就赶快把钱寄回北京。一来二去的大伙都夸我，说难得这个小青年，这么懂得孝敬家人，就有人给我说亲。 我父亲年轻时不用说，近一米八的大个子，身材魁梧，高鼻梁大眼睛，绝对是位美男子。 当地有个富裕人家，把他家的姑娘说给了我，就是你们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我们见过，穿着旗袍，苗条秀丽端庄贤淑，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本来干的好好的，管我的日本人调走了，换了位牲口似的日本人，每天让我给他烧水作饭，除了干活，还得干家务，动不动不是打就是骂，我一气之下不干了一走了之。赶巧灵石县城里用人，我去考试，人家就录用了。在县政府，人家见我日本话说的流利，不多日子任命我为宣传部长，我那时才二十多岁，这也是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了。说是宣传部长，也就是给翻译个东西，办个事，咱是中国人，不能坏了良心。县里有时抓来一两个八路，就有人找我，让我想办法，前后没少救了八路军出去。山西那时候共产党游击队历害，恶霸、汉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八路给暗杀了，我的左邻右舍都让八路给除了，可从来没人动我。宣传部长干了也就一年多，后来跟日本人打架，我打了日本人一个大耳光，我怕让他们抓住，再说干这个也不是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掉脑袋，连夜就和你妈偷着跑了。 在北京就是现在的四川会馆，一开始咱们家住在戏楼底下，老闵，也就是后来的闵局长，闵步瀛，他们是大资本家，大户人家，兄妹两个住后院西边三大间房，他是共产党，我会日语，跟日本人熟，就时不时的让我帮忙。闵步瀛的妹妹也在北大上大学，有个要好的女同学，两个朝夕相处，发誓终身不嫁，厮守一生（我可没说是同性恋）。闵大哥也在上大学，一来二去就和这个女同学好上了，他妹妹可不干了，有一次俩人闹翻了，在家里又打又吵，大声骂他是共产党，给他吓的不知如何是好，会馆里都住的是日本人，宪兵队要听到了他跑的了吗？我就给他藏在咱们家好几天。 后来日本投降了，老闵就让我跑交通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 一天，老闵对我说，你有上层关系，北平的驻军里你认不认识人？我说第三军军长罗立荣跟我挺熟，他跟我姐夫是同学。 看过我的博文《清明之殇》的读者都知道，我曾提到我父亲的大姐是北大的高材生，他的丈夫抗战时期是四川的一位模范县长，解放初被共产党枪毙了。经过网上搜索，果然得到了一些有关他的信息。在《冯玉祥自传之我的抗战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这里到荣县，县长叫黄希廉，是我办的西北干部学校的学生，冒尖的很。在这一县里头，他把本地父老得罪不轻。这位县长，真是一位找事干的人，在这一县各乡镇里头都修了汽车路…… 我与这位应唤他为大姑父的人素昧平生，不要说没见过，也只是近几年才听说有这样一个人，我暗自揣测，大姑是个才女，她的丈夫也必定是位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了。冯玉祥将军的自传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 北平，国民党第三军司令部。大门外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身背卡宾枪，拦住了两个年轻人。 干什么的？ 我们找军长罗立荣。 你们是干吗的，有什么事？ 麻烦通报一下，就说他的同学黄希廉让来找他的，我是黄希廉的小舅子。 士兵很快出来了，大声说，进吧，进吧，军长让你们进去呢。 一身戎装的罗军长热情地招待了他俩。来来来，坐，坐，怎么样最近见到了希廉没有？他老是忙，太能干了，那几年在四川，为了抗战，巩固后方，没少得罪人，我们见过面，我想起来了，去年跟你姐夫一块吃过饭。 两个年轻人毕恭毕敬拘谨地坐着。是是。 找我什么事？最近时局不稳，到处戒严，要小心点哟，少往城外去。 军长，不瞒您说，我们来想让您帮忙找个事干。现在找事太难了，买卖也不好做。 哦，想来军队吗？ 行，行，只要能混碗饭吃。 你有文化吗？ 我文化不行，只读到高小。 那就在军部后勤处吧，管管物资，用不了多少文化。 军长，我这位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作买卖的，最近生意不好作，亏了本，也想和我一块找份差事。 军长望了望一身学生气的年青人，只见他眉清目秀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不禁喜出望外。上过学吗？ 他文化可好，大学毕业呢。 哦，叫什么名字？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叫李锡仁，清华大学毕业的。 好好！军长一连几个好。我们军部里正缺有文化的人，你就留在军部吧，当个见习副官，好好学学，报效国家。 闵步瀛的如意算盘打响了，两个年青人临危不惧，爽快的军长罗立荣对党国优秀的将才、老同学黄希廉的小舅子毫无戒心，事情进展的无比顺利，李锡仁在军部如鱼得水，他的笔杆子让参谋部所有的军官相形见绌，他杰出的口才，谦逊的品德，再加一表人才，深得军部高官们的青睐，军长更是离不开他，直到有一天…… 北平解放前夕，华北地区城防秘密都成了共产党的囊中之物，在石家庄召开的最机密的城防会议上，国民党集中了所有华北地区的高官，研讨制定了最绝密的城防计划，可是会议结束不久，这个绝密计划就放在了共产党军队的办公桌上。这个秘密很快反馈到情报部门及军长的耳朵里。 我不知道父亲如何脱的身，三军军长是否又一次看在黄希廉的面子上放了他一马，也不知道这位军长是否在解放石家庄的隆隆炮声中命丧黄泉，或因这匪谍案痛失了大好的前程。 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兵败如山倒，究其所以，腐败是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一党专政，极权政治，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穷人盼着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耕者有其田，知识分子们憧憬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父亲虽然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谍报人员，可在这场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功不可没，他何尝不相信新中国会让他扬眉吐气。 讲到这里父亲突然沉默了起来。 他混浊的眼睛里没有半点骄傲，没有胜利者得意的神态，透过迷茫的历史尘埃，他是否又看到了战火粉飞硝烟迷漫的战场，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战争和数不尽的亡魂。 人家顾及亲情友情给了我一碗饭吃，我却置人家于死地。 解放后父亲顺理成章地进了公安局，成了反间谍战线的一员。当年地下党的负责人，四川酉阳同乡，后来的北京高官刘仁，召集同乡们聚会，和蔼可亲地让我父亲继续参与原旧政权上层人物的说服工作。 父亲第一个想到的是大恩人尹小岗。他跑去看望老人家，劝说他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支持共产党。尹小岗是何等人物，他对父亲说我没有什么钱了，都快折腾光了，可后来还是把家产悉数捐给了共产党。可以想像的到当时他面对父亲时的不屑：以前来家的是个可怜可爱的少年，现在竟然成了说客。 共产党……父亲声音沙哑几乎是在喉咙里咕哝着说，不知道共产党最后对尹小岗如何处置的？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西贡军医院（日本鬼子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 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尹小岗的下场不知如何，可父亲的下场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他自我感觉良好，在公安系统屡立大功，以为就要飞黄腾达的时候，被戴上一付手铐啷当入狱。 父亲说，当时人们可能认为我算是闵局长的人，比较能干，别人想扳倒闵局长取而代之，于是先得扳倒他的左膀右臂。父亲成了派系斗争的替罪羊。 父亲对闵局长感恩戴德，说他戴着手铐脚镣几个月后，闵局长（当时是处长）亲自来拘留所问他，让他看着他的眼睛回答，别人控告你的贪污、通敌等罪行到底有没有？父亲坚决地回答，没有。 审来审去，调查来调查去，所有的罪行都是子虚乌有，闵局长相信了他，无罪释放，但公安局的其他领导提出，无论如何他不适合在公安工作，于是父亲回家自谋职业。 父亲单纯的像个孩子，他万万没想到，有人在他的档案里写上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结论，从此让他及我们一家步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回到家，就在四川会馆里，父亲的小聪明再次得到了发扬光大，他成立的曙光生产合作社也让街坊邻居们有了就业的岗位。好景不长，不充许私有，合作社一律充公。 赖以吃饭的小作坊取消了，父亲被分配到一个有几个残疾人的小厂子，厂子连年亏损，眼见就要倒闭。父亲去了后也没有任职，他是个健全人，稀里糊涂地领着大伙干了起来。很快小厂子扭亏为盈，有了起色，再后来突然挣了大钱。这可不得了，领导们赶快派来一位厂长，免得让历史反革命篡了权。 父亲的公安情结根深蒂固，看来此生中必有这一劫。女厂长是宣武公安分局局长的夫人，如果说她什么都不懂那是冤枉她，整人绝对是把好手。很快，厂里的钱没了，生产不行了，亏损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历史反革命送进了大牢。 福利厂被女厂长搞垮了，父亲与她吵了一架，结果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帽子，进了劳改大队。反革命被劳改罪有应得，可苦了我母亲。别忘了，那是1960年，史上称三年自然灾害，饿孚遍野，人相争食。母亲没有工作，当小工，和泥抬土，给人当保姆看小孩，在家搓卫生纸。我们一家八口，粮食不够吃，五个孩子上学，没学费，母亲就去卖血。饿，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都让给饿怕了。 什么清河劳改大队，天堂河劳改农场，茶店劳改农场，什么新都暖气机械厂，中国发明的劳改一词真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父亲在几个劳改大队的游走之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1969年10月，父亲领着一家四口人，在公安干部的押送下，回到了四川老家，酉阳县渤海公社渤海大队。在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之中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1979年，父亲都没能为这个家庭买上一辆自行车。这几十年间，有人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之多，比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死亡的人数总和还多，这个数字尽管没得到官方的认可，可谁也不敢说是无中生有，大家都知道，从解放初的土改，镇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死伤无数。 难怪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胆敢这样断言：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战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我有幸见过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一任局长，素有中国克格勃第一人美誉的闵步瀛大爷。 那是大约1985或86年，我从内蒙回京探亲，父亲说要领我去拜访闵局长。人家是身负重担的大局长，我父亲不过是赋闲在家的退休干部，父亲执意要领我去，我知道他有许多难言之隐。 我弟弟十五岁上同父亲一起回的四川老家，中途为了活命，我把弟弟妹妹和母亲都接到了草原上谋生，妹妹78年按知青渠道走后门回了京，79年父母平反也回了京，我弟弟在内蒙草原，我们哥俩先后娶了农村的媳妇，79年我分配到当地医院工作，我弟弟既不是知识青年也不是兵团战士，不伦不类的没了着落。父母回京后，把他们一家也接回了北京，弟弟弟媳两口子做临时工，需要用钱有父母兜着，要命的是一家子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大家不踏实，不算北京人，也确实有许多不方便之处。 父亲左磕右磕，舍了老脸求人，还是不行。弟弟是轰走的，不算知青，再说只要在农村结婚成家的一律不能回北京。有人出主意，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是老闵的部下，当初就是因为他挨的整，他是大局长，想上个户口还不是小菜一碟。父亲生来脸薄，不好意思求老上司办这样的“小事”，于是把我拽上。 闵步瀛在公安战线是个传奇人物，只要上网搜搜，什么破大案要案，保卫了毛主席保卫了中央首长啊多的是。他出身在大资本家家庭，当年同许多年轻的热血青年一样，早早地加入了共产党，北京没解放时他们一大家人住在四川会馆，是我父亲加入革命队伍的引路人，当然我父亲对他也有救命之恩。 战争年代父亲和闵局长在地下党里是上下级关系，因为互相都是生命之托，又是街坊，经过多次严峻的考验，父亲深得他的信任。在公安局里父亲是闵局长的嫡系，什么大案重案都会派给他，父亲无私忘我不负众望，每次都能完成任务，一个个美蒋特务落网，让垂青闵的职位的人大失所望。父亲作梦也没想到他会成为公安同事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说起最大的考验却是在文革之中。 父亲去劳改，与公安二字早脱清了干系。文革初，北京市委的黑干将，公安口的头头什么冯基平闵步瀛之流一一被打倒，关进了劳改农场，造反派们想起了我父亲，于是将他捉了去，夜以继日逼他坦白交待闵步瀛是个叛徒。 忠厚老实的家父实话实说，把与老闵的关系，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说的一清二楚，一句话，拒不承认他是叛徒。 后来父亲甘愿带着一家四口回到四川老家，弟弟妹妹不过十来岁，没学上不说，一家人险些葬身大山之中。家里人埋怨，外人批评，不应该呀，那是1969年，如果挺挺，说不定就过去了呢。 想想刘少奇在中南海吧，他给毛泽东写信，说甘愿回到陕北乡下种地，一辈子再不参与政治。 想想翦伯赞吧，工作组不过让他写揭发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你写了也就罢了，毛泽东都没放过他，周恩来不也举手赞成了吗，你们夫妻俩为什么双双自杀身亡？ 父亲那时是在怎样的绝望之中啊！蹲劳改他没怕过，无论酷热难挡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挖河，割草，种地，饥饿，死亡，什么没干过，什么没见过；家里八口人没钱花没吃没喝，上有老下有小，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他没怕过；日本人的枪他没怕过，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救出过不少八路军；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队他也没怕过，这帮傻子，把他们卖了，他们还帮着点钞票呢。他唯独怕毁了闵步瀛的一世英名！他骗过国民党，骗过日本人，让他骗共产党办不到！ 父亲在绝望中可能想，回四川老家去吧，只要有田种就饿不死人，带上妻儿老小，没有后顾之忧，再穷再难也比监狱强，外面有自由，他这个劳改犯看来比老闵他们强多了。 绝望中闵局长的几个孩子都去插了队，听说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农民。 不知闵步瀛是哪年被解放，被三结合进了新的领导班子，总之共产党离不开他，反美蒋特务，防苏修特务，保卫首长安全，闵步瀛责任重大呀。据说他被解放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女儿与老农离婚，调回北京。 闵局长高高大大的，那年应该有七十上下了吧，他半卧在沙发上，魁梧的身材让我能想到他当年的风采。与父亲寒暄几句，我及时插话说了我弟弟的困境，他不置可否，支支唔唔，坐了一会儿，我们只得告辞。 我弟弟的户口没能落实，又过了三四年，父亲的一位战友热心帮忙，说某副市长曾经是他的部下，他亲自去说情，不信他不管。果然，这位老公安跑到市长那里为我父亲的家事打抱不平，副市长二话没说，当时写了张字条，令父亲头痛的落户一事迎刃而解。 后来听到闵局长的音信正好是六四动乱那年。据说退居二线的闵局长为国安那帮饭桶警察放走了乌尔凯希等一大批动乱精英暴跳如雷，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只知他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而亡。闵步瀛年轻时潇洒英俊是北大学生运动的领袖，煽动组织学运是他的拿手好戏，上帝没给他这样的机会，不知镇压起学生运动来功夫几何？ 79年平反回京，先是退休工人，后改为离休干部，父亲对外口口声声承蒙党的恩泽几十年，现在工资好几千元云云。几十年被打被骂被斗被整，给父亲带来深重的恐惧感和自卑感，给家庭和子女们带来的灾难，让父亲一生自责，由此引起他的焦虑、紧张，如恶魔缠身，永远纠结着父亲。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不知有多少话是身不由已言不由衷。 1972年，全中国唯一的亲爸爸毛泽东对首次来访的田中角荣不是大言不惭地说要感谢你们的话了吗，父亲，你对日本鬼子说声感谢又何妨，你就说感谢你们给了我一袋白面，感谢你们给了我工作，我打了以残暴著称的日本鬼子一个耳光，你们也没怎么样我，当然也得感谢。 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党的话不应当你说。你住在那两间小破屋里，虽然煞费苦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两个儿子从农村办回了北京，当年你领走的只有十五岁的儿子至今没有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享受着四零五零人员每年少交些社保费，指望着熬到六十岁领取不多的一点点退休金。 最应当感谢党的是中山市的那位副市长，一个女人家，小学毕业，从居委会主任到市长，家族资产据说有二十个亿。相信号称四大家族的蒋宋孔陈听到这些天文数字也会汗颜，传说中的国民党腐败早已做古，新的记录在天朝里被小小的公仆们不断刷新。 《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怡和有段凄惨的内心独白： 寂寞的我独坐在寂寞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也许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寒夜里的心悸，那绝非八年或五载，那是漫长的几十年！在那漫长的几十年里，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幸运地熬过来，众人皆浊我独清，你做的到吗？你除非像屈原像老舍一样的跳下去，大多数父亲选择了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这几十年对于家父来说，是最苦最难最无奈最绝望的日子，没有再出现过大恩人尹小岗这样救人于水火的善人，当然更不会有台湾二大爷钱财的鼎力相助，父亲一生敬仰的偶像、公安战线堪称捷尔任斯基式的人物闵步瀛也从来没有出手相救。 端午节长假，在父母的小屋里，四世同堂，其乐融融，谁也不愿意再去回忆那些不堪回首并不如烟的往事，梦魇一般的日子毕竟过去了。父亲节，我心头涌动着无尽的感恩和感慨，父亲，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恕不孝的儿子口出不逊，因为我再也不想撒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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