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怨，就怨自己生不逢时吧

      ——在《无声的群落》续集首发式老知青座谈会上的发言

    常常听到我们老知青抱怨社会（当然是极左路线时代的社会）对自己不公：当年自己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又学业优秀，体魄强健，却因为自己都弄不明白的“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排斥于高中、大学的校门之外；在城市也就业无门，只得上山下乡；历尽苦难、蹉跎岁月……。

不过我觉得，公与不公是相对的。你说极左路线横行时社会对你不公，但有人说那时的社会最公平。以前，读高中、上大学差不多都是你们这些出身官僚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剥削阶级”和“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弟。现在好了，我们劳动人民子弟也可以上大学、管大学了。这都是伟大领袖的好领导！

至今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在怀念极左路线时代？这是原因之一。

回顾一九六0年代的中国，读高中、上大学的名额，是稀缺资源或比较稀缺的资源。稀缺的资源必然只有少数人可以享用，给予谁也必然会有所倾斜。那么，稀缺的资源要向谁倾斜呢？当然是要向自己人倾斜。谁是自己人？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掌握着各级政权的革命干部是自己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也是自己人。另外，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地方。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可靠的接班人？当然是革命干部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后代。至于出身“剥削阶级”和“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虽然已被洗脑，决心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愿死心塌地地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也是白搭，没有谁会相信你。我们的痛苦经历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在当年的无产阶级副统帅林彪眼里，最值得信赖的可靠接班人显然是林立果；而在伟大统帅眼里，最值得他信赖的可靠接班人则是毛岸Y、是毛远X。1965年才大学毕业的毛远X，文革中坐火箭般地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的封疆大吏、成为有领袖代言人性质的联络员，不是最可靠接班人能叫你担当如此重任？

读高中、上大学的名额既然要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可靠接班人的革干子弟、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子弟倾斜，当然就要制定一套全新的标准来保证他们能够上大学。如果仍以文化科学知识考试成绩作标准，岂不是又让你们这些旧时的社会精英——官僚、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混进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学？因此，以家庭出身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并以此作为谁上大学，上什么档次大学的标准，在那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时党虽然夺取了政权，却还没有转变为“执政党”，仍是一个“革命党”。而“革命党”的行事标准是“亲不亲，阶级分”（当然到了继续革命的文革时代，“阶级”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内涵。只要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人，就都属资产阶级、都是敌人、“坏人”了）。伟大领袖早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只不过，虽然升高中、上大学的真正标准是秘而不宣的阶级路线标准，但台面上挂的羊头却仍是文化科学知识考试。这就使人产生了错觉：我学业成绩优秀为什么没有录取？正因为如此，出身剥削阶级和“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老知青有“社会对自己不公”的主观感觉也就情有可原了。

当年的中国，不但上高中、上大学的名额是稀缺资源，城市的工作岗位，也就是招工进工厂、入单位的“指标”也是稀缺资源。既然普通的城市工作岗位都是稀缺资源，当然就很难轮到旧时社会精英的子弟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上山下乡当“新式农民”就基本上成了唯一的选择。因为完全没有其他出路，你不自愿报名还想怎么样？

我们老知青既因为极左路线的阶级路线而无缘上高中、读大学，又因为城市缺少就业岗位而不得不上山下乡当“新式农民”。那么城市为什么会缺乏就业岗位呢？

就我的认识，我认为一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王朝衰落、内乱与外患，当时的中国已沦为世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口过剩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矛盾，这导致了城市就业岗位不足。二来，1949年后，共产党的胜利虽然使社会相对稳定了下来，有了一个适合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但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等乌托邦政策，使国家经济不能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发展，城市容纳就业的能力既极度萎缩又相当单一，这也导致了城市就业岗位不足。第三，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自己的国际经济交往圈子相对狭窄（主要交往范围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使自己不能最有效地利用国际经济分工和国际贸易改善国内经济状况；被兄弟国家金氏和老大哥拖下水的“抗美援朝”又大大拖慢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还欠了并不厚道的老大哥一屁股债。这些都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接纳劳动力的能力。最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更是造成国民经济难于健康发展，是致使城市缺少就业岗位的最重要原因。

那么中国当年为什么会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呢？

中国当年的政治运动奇多，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单纯从某个人的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去找原因。中国的社会历史既然前面一步是那样走的，那么后面一步这么走就很难避免。因为社会历史发展，存在着“路径依赖”。

不过，从个人原因上看，当年反复折腾搞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发动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人认为伟大领袖当年反反复复搞政治运动，是因为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思想。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当年伟大领袖反反复复搞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他内心潜意识中存在着恐惧的反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权掌得还不安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以暴力取得政权的，同时又想一家一己独占权力，就多半会有这种恐惧反应。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暴力夺权者的统治权，不是由上一代掌权者传给（如舜的权由尧传给、雍正帝的权由康熙帝传给等），不是由某种协议得到（如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袁世凯“劝”清廷退位后将总统职位“选”给袁世凯），不是由人民选举（如美国的华盛顿、杰斐逊等），而是他以暴力夺取的。

伟大领袖为什么总是大肆歌颂暴力革命？原因就在这里。伟大领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的统治权也确实是靠枪杆子夺来的。

然而正象据有以暴力夺取的财物不合法一样，据有以暴力夺取的权力同样是不合法的。尽管政权由他夺得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尽管夺权后他就开这个“协商会”那个“代表大会”来“洗”权。

自己的权力既来得不太合法，又想个人独占，所以内心必然存在一种焦虑、或者说恐惧，即总是害怕别人，包括昔日与自己合伙暴力夺权的同党“战友”也以不法手段从自己手中将它夺走。因为伟大领袖深知，参与他一起暴力夺权的“战友”个个都不是吃素的。可以认为，一九四九年后的伟大领袖，一直被这种害怕别人夺走权力的心理所支配。也可以认为，在伟大领袖眼里，掌握政权，或者说权力，已不再是手段（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谋幸福的手段），而是他一切行动的目的了。

为了防止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他第一是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那些他从其手中夺得权力的“阶级敌人”，其次就是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打击和清洗那些他认为对自己独占权力构成威胁的昔日“战友”。这就是他要“不断革命”的原因。

另外，暴力夺权者手上必然沾满鲜血，这也使他们害怕失去权力。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一旦失去权力，由他们暴力夺权所制造的冤魂就会找他们清算。因此围绕着权力，他们极力把持、无休止地争斗，直至去见阎王爷时为止。

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表面上是建立了一个一统的政权，社会似乎安定了，但实际上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其实是一次又一次为权力而进行的争斗。这种争斗是惨烈的、充满阴谋诡计的、不择手段的。它实际上是暴力“革命”在“革命者”内部的延续。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暴力革命后遗症”。1949年以后，这个后遗症反复发作，与动枪动炮的战争一样也搞得国无宁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当然也无从发展。国民经济无从发展，城市当然就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容纳社会上已有的闲散劳动力和新从学校走出来的毕业生。而被有限的工作岗位拒绝的毕业生，是我们这些另册上的人。

据国外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们中国以往的历史发展，存在着一个三百年的周期。这个周期大概有些象正弦曲线，既有波峰，也有波谷。它大致包含了旧王朝倒台、新王朝建立、新王朝由弱变强、盛极而衰、陷入内乱和外患、引起革命（“农民起义”，以暴力手段革除“天子”的“天命”）……等等周而复始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不幸正生于这个三百年周期曲线的谷底。因此，我们受苦受难在所难免。潘鸣啸博士*说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其实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谷底，被耽误的不单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父辈，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中不能好好地办事业、做学问，难道不是被耽误了吗？中国为什么至今无人得诺贝尔奖？这不是原因吗？此外，被耽误的也应当包括广大农民兄弟，不说在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时死亡的千万同胞（他们多半也是农民），即使在“解放”后，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年月，他们连田都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种，“苦日子”饿死几千万人。那些农民兄弟是连命都给耽误了啊！比起他们，我们已经很幸运。

总之我认为，我们老知青当年被迫上山下乡，历尽坎坷、蹉跎岁月，还不能怨社会对自己不公。要怨，就怨自己生不逢时吧。

 

注：

*、潘鸣啸，取有中国名的法国人，巴黎某历史研究机构的博士导师，国际知名的中国知青问题研究者。参加了在重庆的《无声的群落》续集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