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岁月 (房子的故事之二) 作者:木瓜


 

 

  蜗居岁月  (房子的故事之二)


                            
   (上)

9年回到上海。

走进熟识的弄堂感觉窄了许多,二旁高高低低一间紧靠一间的简房陋屋十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每个岔路口的阴沟洞处依旧那么湿滑。

老屋毫不显眼地坐落原处。过了近十年没有“家”的日子,当回家的梦终于实现,家又一次展现在面前的时候,我突然对它有种陌生的感觉。

这就是我向往和牵挂了十年的家?十年来,这个家是我和城市相连的一个据点,是我这艘漂泊的小船唯一能够停靠的港湾。如今,小船结束了一次艰难的航程,它驰回来了,但童年家的感觉似乎已经不在了。

踏进低矮门洞,顿感拥挤和压抑,头顶上楼板似乎低了许多,我手一伸竟就可碰到它。

老屋的中间被一堵砖墙隔成两半,大哥另起炉灶从另一个门进出。二哥几年前从黑龙江病退回来最近准备结婚,头顶上是他的准新房。眼前这四分之一空间里,大方桌占掉一大块,往里靠墙是母亲的床,身旁斜搁着上楼的小木梯,木梯下大水缸依旧雄踞一角。身后一点空间是为门的开关留下的。

老屋如此的狭小简陋,我没有选择也不在乎,还有什么比回家更让人满足的呢?

小船已经停靠码头,新的航行就将展开,我是一个长大的男人,我要去创立自己的事业建立属于我自己的新家。

白天,没工作的我在家里也呆不住。住在不远处锦绣里的S是我一个连队的知青朋友,这家伙住房条件绝对好,竟然奢侈地一人拥有朝北后楼一间大约7、8个平米的房间。(锦绣里的房子既不是上海石库门建筑,也不是棚户区私房,似乎介于二者之间)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几个“待业”知青的集聚点。我们常在这里闲聊,过一段时间也会搞点东西吃吃,喝点啤酒。没醉的时候我们大谈前途,主要是个人的。

有时候我会拿本书到人民公园或闸北公园一个人躲在树丛里看个半天,与其说是享受这里的安静,还不如说是一种躲避。

有时我又会感到很无聊,于是就去南京路、淮海路一带,可能是想用那里的繁华和喧闹来充实自己内心的虚空,让自己和自己的城市户口尽可能的匹配。几个小时转下来脚酸口渴,肚子空空回到家竟还写诗:

          
            我们在大街上闲逛,

        爱情和理想已在心中死亡,

        若大的世界啊,哪里是去向?

        朝着坟墓,依旧懒洋洋。


            我们在大街上闲逛,

        没有钱,也没情人伴随身旁,

        拥挤、喧哗和艳丽的橱窗,

        也充实不了我虚空的胸膛。

        ┅┅

             当年诗稿  


    每天晚上,我估计楼上二哥楼下母亲都安定后才回家,先将门关上,然后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把二条长凳一前一后放好,把门后靠墙立着的几块木板平放在长凳上,木板一直伸到桌子下面的空间里,从母亲的床上拿来铺盖睡觉问题立刻解决。第二天一早那怕再疲惫也要在他们起床之前先起来,将“床”肢解各归所处。

母亲见我这样不禁恻隐,开始叨叨:房子是我苦下的,凭什么你老大一个人要占去一半,三个儿子大家有份。大哥的二个孩子已读小学,住老屋的一半其实并不宽舒,我们下乡后他的安排很正常。得知母亲的不满后他也有想法:从小我就跟着父亲干活,后来进厂工资全都上缴,父亲死后长子为父,我这么多年工资的一半都交给你们,就是住一半房子也是说得过去的。

我一看苗头不对,赶忙对母亲和大哥说:“我不要房子,真的不要,什么都不要,就现在这样很好。”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觉的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分什么分呀,一幢破房子,统统给我都不稀罕。虽然自己一无所有,但我的追求和理想不是它,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在它之上,当然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为了这点东西伤了家庭和兄弟和气太不值,让人笑话,何况大哥为我们这个家付出很多很多。

不久二哥结婚,婚宴就在弄堂里办。一样热热闹闹乱哄哄。

我有了工作,白天上班,晚上睡觉一套程序依旧。

安静的日子很快被扰乱。楼上二哥这对夫妻不知是性格原因还是处在磨合期,经常在我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争吵还在继续或者突然爆发,薄薄的一层楼板根本挡不住声音的传播。天啊!脑子发胀!忍耐总有限度。怎么办?爬起来,走到马路上买一包飞马牌香烟,躲在角落里连抽几根静静心。而后,沿着马路一圈一圈地走。马路上静静的,昏暗路灯下不时有一部车子“沙沙”地滑过,看着手表估计着他们“战斗”结束再慢慢地走回去。

“战斗”经常有尾声,我很累,不想再出去溜达,忍着吧,这一忍往往就是半夜三更,正辗转反侧时楼上已鼾声响起。

冬去春来,我这个大龄青年也步入谈朋友的行列。

我们那一代人都穷,知青回城谁也好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我的条件更差:没有父亲算是半个孤儿,意味着没有家庭的经济帮助,最重要的是没有房子。

老婆当时也认了,不过在她择偶标准里希望自己的男人有点文化涵养,不是那种粗鲁无知一类。这里我要感谢文革了,那年头猛写大标语和刻蜡纸让我的字上了一个台阶,我情书里漂亮的钢笔字让她觉得我还算有点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共同经历容易产生共同语言,于是感情一步步往前发展。

老屋里没有我的私密空间,晚上我们只能在马路上“数电线木头”。当时外滩是一对对情人聚集的地方(后人称之谓情人墙),但它离我们住的地方太远,我们还享用不到,算来只去过一次,更多的是在长寿路桥旁紧靠苏州河边那一小块花园里,或者在共和新路旱桥那一带。我们曾在花园里、在旱桥下阴影里长时间相拥;有时累了我们就相偎着坐在大统路商店门口的石阶上。

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彼此用手认识了对方。

 

 (下)

锦绣里知青朋友S的恋情迅猛发展,刚听他说有点苗头正在发动“进攻”。如今起步后立刻加速,现已在最高档位上奔驰,难解难分,女朋友已义无返顾地住到他朝北小楼里去了。不知是S的人品吸引还是后楼小屋的功劳。

S的女友是60年代前后城市动员回乡人员子女,按政策回沪后就一人独自住在他父母留下的10多平米小屋里。如今小屋空着。

毕竟是一个连队混过的兄弟,S他“饱汉也知饿汉饥”。仗义地将那小屋暂时让给我。于是我们幸福地步他后尘开始了未婚同居的生活。

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小屋相聚,窗帘一拉就是二人世界。在这里我们尽情享受性带来的欢愉。

弄堂里突然住进一对陌生男女引起里弄干部的警觉,那天下午,她进来后带着审视的目光询问我们,我说我们已经开结婚证了(是法律上认可的正式夫妻),现只是借朋友的房子住一段时间。这些人真负责,什么都管,把我们当坏人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那天晚上我们刚躺下,突然一阵粗暴的敲门声“乓、乓”地响起,我赶紧去开门,老婆吓的用被子蒙着头。

一个不到60岁的男人气鼓鼓地进来。

“找谁?”他扳着脸不理我径直往里闯。到床边对着蒙在被子里我老婆大吼一声:“XX”。

原来他是S女友的父亲,大概是听别人告状说有个男的和他女儿同居了,于是从农村杀将而来准备抓个现行大闹一场。

当知道躺在床上不是他女儿时气才消了一点,我赶紧出去把S女友叫来,此事才平息。

一夜惊吓后,第二天我找熟人借了部黄鱼车搬上自己的生活用品灰溜溜地离开小屋,眼泪干了,好在还有春风拂面。窝囊,真他妈的窝囊,就这样被人“赶”了出来,我觉到狼狈极了。房子呀房子,谁又叫自己没房子呢?

虽然十分小心,我们第一个孩子还是在老婆的子宫里孕育,他来得有点突然,我们还未准备好,虽然已老大不小,但没有房子也没多少钱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卑微地腆着脸托熟人找医生消灭了这个生命。

常见小夫妻结婚几年女方肚子里没动静非常着急,我们那时可是小心地计算日子又采取一些措施,但第二个生命还是硬闯了进来,怎么办?把婚事办了。

在哥嫂的慷慨帮助下,母亲在大哥家楼梯下面的狭小空挡里搭了个床,她原来放床的位置归了我们。水缸扔掉,大方桌卖掉,简单整理一下竟也弄出几个平方的新房,可谓天无绝人之路。同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这话也成了我的体会:“狗窝”真小啊,但不会有人在夜深人静时粗暴地敲门我还得陪笑脸。

新婚生活总是美好的。白天上班,晚上我们相拥而眠,就是楼上还不时“战斗”。

第二年初我们的孩子出生。大冷天,老婆在家“坐月子”,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大人要吃,小孩拉屎撒尿,我只能在门口露天忙个不停,在热水冷水里洗这洗那。冷啊!洗好的尿布挂到架子上立刻冻的象块硬板。

熬过了这一段,开春了,生活恢复正常。一个新生命降临带来的欣喜充满了我们这小小的空间,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我们也习惯了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生存,如同花店里待长了闻不出花香,茅房里蹲久了感觉不到臭味。孩子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冲淡了生活的不便。

星期天,家里转不开,稍作整理后我们就乘车到闸北公园。在公园的大草坪上我们席地而坐,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孩子在边上玩耍,她的世界里应该有一片宽敞的天地。

夏天很快来临,太阳把它强烈的光和热痛快地抛洒在这大片的棚户简屋上。

工作一天晚上回到家,棚户区内成千上万个小煤炉开始呼呼地燃烧,人们烧饭烧水。待一阵忙碌后,天也黑了,人们开始休息。

白天阳光照射加上晚上无数小煤炉的燃烧,它们产生的热积聚在这片棚户区内久久降不下来。拥挤的房屋挡住了风,无数小煤炉并未熄灭,人们只是将其上下封好,它依旧在慢慢散发着热,弄堂里闷热无比。

热!扇子扇来的也是热风!家里根本没法睡觉,只能睡到马路上。

本来就不宽的马路中间要留下一条车道,二边剩余的地方无法满足弄堂里的千家万户。路二边人家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认识靠路边的一家,他们早早帮我们占好位置,算是“开了后门”。

孩子很小,躺椅上放块洗衣板(反面)就是她的小床,我们买了折叠床和躺椅,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睡一会。

到了半夜觉得有了凉意,于是把东西收起往家搬,谁知家里依旧热的无法睡觉,弄堂里风进不来热气自然散得慢。我疲倦极了,头混脑涨。

白天单位里干活。中午休息我坐在厂区通道边的椅子上靠着椅背竟睡着了,两条大腿直直地伸着。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瘫倒在地只想就地打滚。原来厂里的电瓶车从通道里进出拉货没注意后轮竟从我二个脚背上压过。人们立刻在厂门口拦下一辆小货车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去。我是清醒的,觉得这下完了,我的一双脚肯定是粉碎性骨折,从此我不能走路是个残疾人了。

片子拍下来医生也惊奇,我压扁的脚骨头竟没有损坏一根。

原来脚面上的骨头是一根根小骨头连起来的,如今一压,扁了,过后如同“变形金刚”一样它慢慢又“变”回去了。这或许与我小时“赤脚爬天”玩耍有关,“野蛮小鬼”骨头要结实点。

我在床上足足躺了20多天才能撑拐棍慢慢走路,与残疾擦肩而过。

单位开始分房了,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对此我不报什么希望,这么多年来社会对我的挤压已经把我历练到“木自木国”(麻木)的境界。人说:“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话千真万确,当然照不到的地方就另当别论了。我有自知自明,属于“被遗忘的角落”。

果然如此,游戏规则由他们制定:私房不属分配范围,一脚把我踢到几条马路外。如果我是领导,或许就是另一条规则:谁困难谁先分,同样光明磊落,谁有意见?其实有这么个游戏规则咱就该满足了,更多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当然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住房也好不到哪里去,国家几十年没造什么房子,谁家不困难?谁又不想房子?

谢天谢地,上海新客站建设终于让我看到解放的希望,原“东站”的货运搬到北郊去了。“东站”和我们这一大片棚户区就是将来的新客站,户口立马冻结。

新客站的建设从东站里面开始,“嘭、嘭”的打桩声把我们这些破房震的一晃一晃的,施工队为了赶工期,晚上9点后还在打桩,附近无法休息的人们终于忍受不了冲了进去……。

鉴于“民愤”,没多久紧靠东站围墙三排房子被第一批拆掉。新客站工地的临时围墙意外地建到了我家后窗。

后窗和围墙之间有一个狭小的空间,我借助围墙在空挡里搭了一个棚权作小伙房,这个小棚让我有了一种“捆绑太久突然被松绑”的舒服自由感。在这里烧饭感觉真是“味道好极了”。

美好的感觉让我得意没多久,那天我正在烧晚饭,天下起了雨,棚顶有一、二处开始“滴滴答答”,我简单处理一下继续烧饭。雨逐渐大了起来,“伙房”的漏点越来越多,水滴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很快竟一串串地往下灌。天啊!水,到处是水,身上、桌子上、地上,局面立刻发展到无法控制,我来不及撤也没地方搬。我楞在那里,慢慢地我抬起头呆呆地望着屋顶:大概天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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