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
作者：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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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
作者：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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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 母亲还告诉我说：“子军在中秋节前刚离了婚。提起此事，子军很伤心。我呢，整夜整夜都睡不好。”对于子军那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婚是迟早的事。可是当真正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些郁闷。 关于表弟的一些生活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表弟比我小二岁，是家里的独养儿子。 小时候，我俩关系很好，经常结伴而行。暑假里，我们常常一起去离我家不太远的铁路货场爬“黄沙山”。光着脚，卷起裤管，从地面很费劲地爬上“山顶”，看谁爬的快。然后再从“山顶”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滑，感觉很爽、很过瘾，尽管裤管里灌满了黄沙。除了爬“黄沙山”，我俩还常常到近郊的河里捉鱼捞虾。在小河小沟里，只要想办法把水搅混，鲫鱼的头就会一个个地朝水面上冒，随便用自编的鱼网就能轻松地将鱼捉上来。小时候，郊区的河里、田里活的东西很多，除了小鱼小虾还有螺蛳，随便摸摸总能凑满一碗。不象现在，跑得再远，河里、田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想来，儿时的那种生活乐趣，只能是可想不可即的回忆了。 除了到郊区玩耍之外，我和表弟还偶尔去“上只角”——南京路、城隍庙玩。子军人长得英俊、高鼻梁、双眼皮，瘦瘦长长的。姨妈从小对他宠爱有加，所以他身上的零花钱远比我这个穷表哥多得多，出去玩总是他化钱的机会多。一路上有些风流倜傥的表弟往往成为女孩子们注目的对象。 初中毕业前，我和表弟一起去了一趟母亲的老家——宁波乡下。 望着表弟硕长的身影在长满灌木与杂草丛的山间爬上爬下，显得那么灵巧、充满活力。时常听见他惊奇的喊叫和开心的笑声。可惜在乡下没呆几天，家里就拍来电报，说是要毕业分配了，让我赶紧回去。我们只好匆匆地结束了唯一一次“寻根”活动。 知道我要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后，表弟有点跃跃欲试，想和我一同去云南边疆“保家卫国”。不过，表弟屯垦戍边的梦想未能实现。一来他年龄还小，初中未毕业；其二，他是家中的“独子”，姨妈只生了表弟和表妹两个孩子，自然不放心让唯一的儿子跑得那么远。 我去云南后的第二年，从家里的来信中得知，表弟也上山下乡了。他去了上海郊区的崇明农场。按照政策他可以留在上海，可他执意选择去了农场，而让妹妹进了工厂。对于哥哥的这份情谊，妹妹子鹃始终记得。许多年后，率先进入富裕家庭的妹妹一直不忘帮助和接济生活每况愈下的哥哥。 子军的长相、脾气、性格多半缘自他的父亲。 子军的父亲是个老实人。解放初，从绍兴农村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干点杂活。公私合营以后，在一家浴室烧炉子。工作很累，工资也不高。我母亲看中他为人忠厚老实，就把刚从宁波乡下出来给人家做佣人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妈介绍给姨夫。姨妈得知姨夫的年龄要比自己大许多，心里有些不乐意。 “年纪大点有什么不好？他人老实可靠，嫁给伊我包侬不会吃亏的。阿姐看人看得多啦，侬放心好了。”母亲凭借自己的能说会道，撮合成了这段姻缘。难怪每到逢年过节，姨夫来我家总是提着大包小包，嘴里“阿姐阿姐”地叫个不停。常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阿姐就没有我××的今朝。” 正如母亲所言，姨夫是个老实而重感情的人。他在浴室烧大炉一直干到表弟顶替为止。姨夫工作十分努力，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他获得过市总工会颁发的上海市六好职工奖章。在姨夫家里我曾见过那枚刻有他姓名的五角形的徽章。 随着知青的大返城，我也从云南回到上海。每次到表弟家去，已经退休的姨夫还是一本正经地教诲我和表弟。他总是反复告诫我们：要听党的话、要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当他得知我没有在云南农场入党，不免有些遗憾：“你是金家的长子，你妈不容易啊，生了六个孩子，你应该可以做子军的榜样的。” 听见姨夫这样说我，姨妈在一旁赶紧为我打气：“阿宝（我的乳名）这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是个好苗子。要相信他们工厂的党组织嘛。”那时，姨妈已经是街道企业的一名领导干部了，说话蛮有腔调的。 几年后，托姨妈的吉言，我不仅入了党而且还当上了副书记。姨夫看见我的进步，非常高兴，当着我面教育儿子：“侬看看人家阿宝，好好向人家学习。”他边说边不停地咳嗽，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其实，那时他已经患了很严重的肺病了。姨夫出身贫寒、一生节俭，从不抽烟，但他的肺还是出了问题。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每逢星期四的下午，姨夫总要来我家。星期四是姨夫的休息日，他来我家没别的事，就是找我父亲下象棋。姨夫的棋艺比我父亲要差，父亲常常轻而易举地就能赢他。下棋赢了的父亲会很开心，叫母亲弄点好酒好菜。而输了棋的姨夫并不生气，总是笑呵呵的样子。后来，他的病愈来愈重，以至无法行走，再也不能来我家下棋了。姨夫不来的日子里，父亲下班回家，神情怪怪地，总有些心神不宁，怅然如失的样子。姨夫过早地离世，和他的肺病有关，而他的肺病恐怕和常年在锅炉前作业有关。 从云南回到上海不久，我们厂里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去杭州活动。那年我28岁，虽是个超龄团员，但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于是我把表弟也叫去了。子军因为人长得俊，很受女孩子们欢迎。有几个女孩私下里向我打听表弟的工作单位。我告诉她们子军是在一家浴室里当跑堂的。女孩们听后脸上有些失望，似乎觉得表弟生来不应该干这个职业。在杭州的三天，表弟玩得很开心，和我单位里的同事混得很热络，尤其是和那些女孩子们。从杭州回上海的途中，表弟把我们单位几个颇有点姿色的女青年逐一进行了点评，还悄悄告诉我如何追女孩子的技巧，一副情场高手的神态。我心想：怪不得姨夫恨铁不成钢，敢情这家伙把心思放在了这上面了。 表弟大约很早就谈恋爱了。 1974年我第一次探亲回上海，在姨妈家看见表弟的第一任女友，个子很矮、人也长得不漂亮，他们是在崇明农场认识的。她与身高1米78的表弟站在一起，有些不太相配。但从眼神间看得出，她很喜欢表弟。用上海话说，是属于那种“吃煞侬、爱煞侬”的一类。女友虽然长得不好看，但为人却本分，家境也不错。不知怎么地，姨妈不喜欢这个未来媳妇，从第一眼起就不喜欢。事后，姨妈跟我说起过：表弟人太单纯，年纪轻轻就轧朋友，心思不放在学习、工作上，这样会拖他后腿的。那时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无法领会恋爱时的心情，也没有办法判断姨妈的做法对与错。 由于母亲的坚决反对，子军又是个孝子，生性比较懦弱，他的初恋就这样被扼杀了。以后又陆续萌生过几次爱意，都是无果而终。 农场的生活寂寞而无聊、枯燥而辛劳。子军这样体弱又吃不起苦的公子哥儿，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显然无望。于是，三天两头地找些理由请假回上海。连队为了改造像他这样的知青，派团干部与他们结对子，名曰：一帮一、一对红。和他结对子的是他们连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位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不知怎的，帮教的结果，表弟并没有变成先进分子，而团支书则把绣球抛给了他，成了他的第二任女友，后来便成了他的妻子。 子军顶替父亲回到上海时，他的女友因为某些原因还滞留在农场。一年以后，姨妈通过一些关系和渠道，将呆在农场的未来儿媳惠芬提前调回了上海。 表弟进浴室工作，他干不了司炉工，只好当了一名浴室服务生，也就是“跑堂的”。 有一年，表弟换了一家浴室工作。澡堂离我家很近，我常常带着儿子去他所在的浴室洗澡。进门时，我只要报出表弟的名字，告诉卖票的，我是长脚的阿哥（长脚是澡堂里的人给表弟起的绰号），就可以享受免费洗澡。浴室里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沾亲带故的亲友，也都可以不用买票。这是那个时候沐浴行业的潜规则。表弟见我去洗澡，很高兴。一边吆喝，一边帮我安排位子，替我把脱下来的外套用竹竿叉到高高的挂衣杆上。洗完澡出来，我放松地将背靠在沙发上，抽着浴客们孝敬表弟的好烟，那真是一种享受啊。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进入九十年代，上海的高楼大厦节次鳞比，许多家庭住上了新房子。随着愈来愈多的家庭安装了淋浴器，大众浴室的经济效益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厂里给我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后，我就很少去表弟的浴室洗澡了。只在逢年过节才去澡堂泡澡、擦背、舒展一下筋骨。比起以前，澡堂装修得富丽堂皇，浴资也是“水涨船高”，但客源却少得多了。澡堂的门口堂而皇之地贴上了贵宾部的字样，非直系亲属一律不得免费洗澡。 我依旧放松地躺在宽敞的沙发上，掏钱叫了一杯“雀巢”咖啡。 子军坐在我身边，递过来一支烟。 “你呢？”我把烟递给他。 “不抽。”他摇摇头，这么多年他没有真正学会抽烟。“不好意思，这是店里的新规定，只好让你自己付钱洗澡了。”他似乎有点愧疚。 “没关系的。”我并不在乎。不一会，就有客人来了，表弟赶紧去招呼。我望着他的身影，忽然觉得表弟的背有点驼了，走路时脚步也有些迟缓，吆喝的声音也不如以前响了。 过了一会，表弟又过来陪我说说话。他告诉我，浴室的工作干不长了。顶多还有半年，要卖给私人老板了。公司领导已经找浴室经理谈过话了。 “那你怎么办？”我问他。 “不知道。”他一脸的无奈而茫然。 “惠芬单位怎么样？”我又问。 “也不好，她也快下岗了。”惠芬所在的饮食服务公司也在走私有化的路子，不断有倒闭重组的坏消息传来。 真是雪上加霜啊，我知道婚后他们夫妻的感情并不融洽，近来更是处于冷战时期。自从姨夫过世后，姨妈与媳妇之间的婆媳矛盾日益恶化，惠芬曾多次当着姨妈的面数落自己丈夫的无能没用。她甚至当着我的面也说过类似的话。姨妈晚年患脑溢血，几次复发后成了脑中风，多半是被这个女人给气出来的。 没有多久，表弟的老婆也下岗了。表弟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自从浴室承包给私人以后，表弟上班的时间只有半年，天热顾客少，他就放假在家，只有秋冬季节，才到店里上班。空闲的时间多了，为了生计，也为了兴趣，他常常跑太原路邮票、钱币市场，或是古玩摊位，捣腾一点做做差价，以此贴补家用。再后来，公司干脆把浴室卖给了私人老板。表弟与工作了多年的浴室彻底告别了，每月拿400元，成了一名“自由”人。于是表弟更加有时间投入到玉器、邮票、钱币等买进卖出的“淘”与“倒”之中。奇怪的是，搞了多年集邮、古玩的他，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入行。他家里有着一箱一箱集邮册，恰恰没有类似《梅兰芳》或首张生肖“猴票”这样珍贵的邮票。不知是命运捉弄，还是他缺少文化底蕴，这个使他非常有兴趣的第二职业，没有对他的生活带来转机，也没有能够让他发财。 惠芬下岗后，姨妈打电话给我母亲，让我给她媳妇找个工作，我一口答应了。就是姨妈自己跟我说，我也会义不容辞帮这个忙的。惠芬经我介绍，当了一家外资企业的销售员，每月可以拿二、三仟元，做得好还可以拿得更多。但听表弟说，惠芬拿了工资并不交给家里，每月的开销还得让表弟承担。听了这话，我两个弟弟都非常生气，纷纷给他出主意。 大弟说：“这个女人就是贪财。你不是弄古玩吗？哪一天，她进门时，你用砖头包在报纸里，上面放点钱，假装数钱，看她怎样？伊来搭讪，侬睬也不要睬伊。”二弟说：“这个女人就是犯贱，要是我非打她一顿不可。”对于两个弟弟的馊主意，子军一概不予采纳。 惠芬为人很精明，当了销售员后与别人相处得不好。人家说她是铁算盘，只算进不算出，都不太愿意和她搭档。过了没多久，有人问我说：“你表弟是不是开出租车的？”我说：“不是呀。他在澡堂工作。”那人告诉我：“你弟媳有花头了，每天看见有一个开出租车的来接她。”“是吗？”我装着不知道的样子。其实这已经是个不公开的公开秘密了。姨妈常为这事生闷气，脾气急躁的她常常无端地朝表弟发火。 表弟是个孝子，姨妈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她连语言的表达都非常困难。表弟的家住在5楼，每次上医院打针、换药，都是他一人背着母亲上、下楼梯。为了让母亲能亲眼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表弟推着轮椅，徒步走十几公里的路，带着母亲去浦东滨江大道看黄浦江风景、观赏长风公园的花展……，上海的许多景点留下子军与患重病母亲的身影。望着这些照片，我内心一下子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一种用语言都难以表达的心情。 眼下，当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我的表弟——子军。想起那瘦长的身躯、有些弯曲的背和说话时有些无奈的语调。 表弟是个好人，是个有些懦弱而善良的好人。老婆外面有人，老婆逼他离婚，他没发过火，更没有动过她一根指头。他曾经说过：“爱已经不存在了，打还有什么意思呢。” 好人会有好报吗？我心中不免疑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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