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史：

  竹林七贤的形与质

 
    魏末晋初，代表氏族大门阀利益的司马氏逐渐强大起来，与曹魏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争权斗争，社会政治异常黑暗。凶狠残暴的司马氏不仅打击他们的政敌，而且迫害朝野内外的文人名士，压制社会进步舆论，搞得文人提心吊胆，终日如履薄冰。

历史上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是这一时期的“正始”文坛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是阮籍、稽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这些文人，有着较为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黑暗，都曾有过济世扶贫、清明政治的远大抱负。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仅理想接连破灭，鲲鹏之志无由施展，而且自身安全也无保障，只好崇尚老庄思想，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借用放浪形骇、自我麻醉来消极地反抗黑暗的现实社会。这七位朋友志同道合，情趣相仿，每当苦闷之至，便相约来到偏僻处开怀大饮。带上酒菜、食物、棋、琴、书、画，躲进山后的竹林之中，抚琴吟诗，肆意酣醉，借酒浇愁，暂且忘却人世间的烦恼。因此，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阮籍﹑嵇康他们志向高远，好老庄，长于弹琴、善饮酒、好作诗，但又显得荒诞不羁，在生活中常作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来。《晋书》中说：“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有人设问:竹林七贤如此放浪形骸是否服用了让其终日中魔的药石？中医药鼻祖始于药石、散、丹。据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五石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言乱语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颠狂，此非常态之性情，在晋朝是风行的——名士之态。服五石如服鸦片，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以减损狂躁的妄为。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　　

七贤们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做出魏晋名士广袖飘飘的俊逸风度。服药后如同食了“摇头丸，”那种晃荡不能自制，终究是催残与休眠意志，终日醉酒，不知今日何日？身在何处？这一生活态度也是终归是累，于是不免叫人有些遗憾。

 

  阮藉和司马相如有何不同？

    一日王恭问王忱说:"阮籍比起司马相如如何?"王忱答:"他俩的才华与为人处世大致相同,唯独喝酒不同". "君何以见得其不同?"王忱答:"阮籍因胸中有所不平,所以要借酒浇之".（译自《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孝标注云：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

阮籍“胸中垒块”，既经鲁迅先生揭示,人所熟知，那就是竹林名士所感受到的时代环境即来自于政治权力的高压，使他们不得不从老庄之学中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如鲁迅所说，他们内心仍对正统的礼教十分固执，因而心中充满着矛盾、痛苦和彷徨。我们只要从《世说新语·棲逸》“阮步兵啸”条刘注引《魏氏春秋》所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就可推知在他放达通脱的行为背后的穷途末路心态。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以及江左名士，皆有杯中之好，王忱所言司马相如与阮籍的饮酒之异，也正是竹林阮籍诸贤与胡毋辅之、王恭（字孝伯）一辈的饮酒之异。后者继承了前者的饮酒，但其心中却既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也缺乏须酒激发的“才情”，更没有须酒表现的“玄心”。所以王恭才会认为名士只须“痛饮酒”，而“不必须奇才”
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若元康之人，可谓好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循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戴逵对竹林和元康名士的放达作了区别，他对竹林名士持理解之同情，认为竹林名士的放达，是有根据（“有疾而为颦”）的达，有德的达，真正的达；元康的放达，则是捐本循末的作达，是无德折巾、无病呻吟的效颦之达，似达而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