髙天厚土（连载六）：

 

   逃兵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沦陷区推行积极反共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发生了驻山东的东北军五十七军旅长万毅扣押军长缪澂流未遂事件，粉碎其与徐州日军订立“共同反共协定”的阴谋。但蒋政府却以“犯上误国”的罪名逮捕了万毅，并多次秘令处死，东北军将领、国民党苏鲁皖战区司令于学忠迟迟未执行，后万毅越狱脱逃。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国民党苏鲁皖战区百十一师在山东日照宣布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被称之为“八·三”起义。起义后不到一周，中共地下党员、师长常恩多病故。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百十一师一万人马立刻陷入混乱，在国民党军统人员的控制下把主要部队拉走，剩下近三千人马投向共产党。起义后的111师为保持稳定仍保持原番号不变，师长万毅，副师长郭维城，参谋长于文清，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两千余人的战斗部队分别编为662、665、666和独立团，每团六百人左右。

起义后的111师政治情况复杂，我军陆续派了一些干部到该部队工作。一九四三年的二月初，我被调到111师，同时被调去的还有黄增祥、张道三、范天恩、王哲和冯愚五位同志，我们是山东抗大一分校的同学。

我们六人都被任命为上尉军衔的连队政治指导员，我到六六二团九连任职。

到任不久部队奉命进军莒日公路之北，控制五莲地区，建立根据地。日军于三庄一线阻击我军北进，在三庄、陈疃、颜东一带激战数日，部队伤亡较大。战友黄增祥、张道三阵亡。当时黄增祥已由政治指导员改任连长，在陈疃与日军作战时，一老兵临阵动摇擅自脱离火线，黄增祥当即制止并讲了一句“打完仗再说”，结果该老兵在战斗进行中放黑枪打死了黄增祥。战后部队立刻公审处决这个逃兵。一具铡刀摆在会场，逃兵脸色蜡黄，被两个战士按在铡刀下，一声不吭，也不挣扎，只是两眼滴溜乱转。战友范天恩愤恨不已，操刀铡下这个逃兵的头颅。

此事后来受到上级的批评。认为此种处决方式过激，影响我军的政治声誉。

当时连队成员有东北军老战士，他们多为连排干部；其次是西安事变前后入伍的河南人；还有运送弹药的安徽籍民工及在山东征集的新兵，他们都是地方各乡各村用一千多斤小麦雇佣来的。我的搭档、九连长马占元是东北军的老兵，张家口人，为人老实，生活俭朴。

“八·三”起义之后，部队从专区宣传队调来一些宣传员到连队教唱革命歌曲。一段时间后，工作能力较强的被任命为副指导员，其余的就当文化教员。当时九连的文化教员名字叫任杰，是日照沈疃人，十七八岁，年轻、办事灵活、机敏，只是文化水平不高。农村二流子习气，生活作风散漫。开始，他教战士唱歌，两个月后，会唱的十几首歌教完就没事干了，于是他就伙同战士开始赌博。纸牌、骰子、麻将、牌九全都利用起来，把连队搞成了赌场，乌烟瘴气。那时为稳定起义部队，还保持原待遇，发薪金，上尉的工资为一百四十元，班长、战士也有二十元左右的薪水，赌博有一定的条件和市场，但毕竟是军队所不允许的。所以我到职后的几天，发现了赌博问题后，将任杰调到机关工作了。后来他也随部队到东北。

大洼作战时，任杰是当时旅司令部机关勤杂人员的政治指导员。他虽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但大洼八面城战斗中惨烈的白刃战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血战四平前，他在恐惧中决定逃往辽源后方留守处。当他逃跑时恰巧被我遇到，他亲口对我说“有事要到辽源去办”，然后匆匆而去。在去辽源途中他用手枪自伤腿部，到辽源留守处谎称被飞机炸伤。四平战役期间，辽源、梅河口是前线大军唯一的供应线，蒋军P-51型飞机天天在辽源、四平之间的铁路沿线低空扫射，所以当时让他蒙混过关，住进了医院。在伤员登记表上他改名换姓，职务一栏填成了团政治处主任，从连级干部一跃成了副团级。五月中旬我军从四平撤退的同时，辽源的后防机关和医院也在混乱中仓皇撤退。任杰避开了老部队撤往松花江北的火车，而撤到了通化，战时正是用人之际，出院后就顺理成章成为肖华为首的辽东军区的政工干部。而我们一直以为他失踪或逃跑了。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军以志愿军名义介入战争，当时士气高昂，兵源充足，从蒋军手里缴获的美制十轮卡车牵引着新喷了绿色油漆的大炮，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但好景不长，我们不了解对方，美军打的是现代立体战争，十五天以后他们的空军就把志愿军的数万辆汽车全部炸掉了。那时团以上单位发了一台收音机，能听华语广播，美国人宣称：“消灭的汽车相当于亚洲现存汽车的总和。”我部队供应尤其是重型武器行动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后来经多方努力才从苏联买来了嘎斯汽车，沿途广布防空哨所，当敌机临空时，就鸣枪灭灯，保证嘎斯车队夜间通行，就这样形成了朝鲜战争中美军飞机无法炸断的钢铁供应线。

一九五一年十月志愿军后勤部召开志愿军后勤部长及有关干部二百多人的会议，交流经验，制定保证前线供应的工作规范和措施，主题发言后一位年轻的某汽车运输部队团政委登台发言，报告的标题是“炸不断的千里钢铁运输线”。当时邢正平同志刚从三十八军调到志愿军后勤政治部做宣教工作，他曾是任杰在宣传队当宣传员时的分队长，一眼就认出了任杰。多年不见，很是激动。会议中他写了个条子递给任杰：“马德里同志牺牲了，你知道吗？”马德里曾是他们共同的战友，邢正平想先用这个条子与任杰联系上，等会议间休息时再与他畅谈。没想到对方把条子退了回来，用责备的口气答复说：“我不认识马德里，你是哪个单位的？你认错人了吧！”热情的邢正平顿时目瞪口呆地站立了良久，目送着匆匆走出会场的那位团政委的身影，心中不免疑云重重。

战时的朝鲜，为了减少敌机轰炸的威胁，职务高的领导住在远离村子的地方，白天村子里很少有人。第二天早上，邢正平沿着小路走向村边小溪，见处处青山绿树，溪水潺潺，如琴声悦耳，当他在小溪边洗漱时，忽然发现在水溪的另一边，任杰正带着一个手拿洗漱用品的警卫员走来，他们在相距十几米的两岸边站着，相视片刻，谁也没说话，气氛萧杀。

邢正平打了个激灵，坚定了自己的怀疑。用毛巾擦了一把脸，没有回自己的住处，径直奔向志愿军政治部，把对这位团政委的怀疑向领导讲了一遍。第二天尽管会议在继续，但那位团政委却不见了。

此后，任杰的事就成为大案要案了。共产党的习惯做法是凡大案都严格保密。他在朝鲜被逮捕后就立即押回沈阳，交由东北军区保卫部负责审理。没多久案情就查清了，“战场逃跑自伤后，又冒充领导干部混入部队”的罪行得到核实，只是谁也弄不清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三十八军的军、师留守单位都在沈阳附近。志愿军回国后，很多人都想知道任杰的下落，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被处决了；也有人说从他逃跑到被破格提拔有好几年的时间，组织上也有责任，他可能死不了；还有人说他被判无期徒刑，送到西部地区劳动改造，永远不会回来了。估计后种可能性大。记得任杰的年龄小我三岁，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也应是垂垂老人了。

 

 

   叛徒  

    任杰事件轰动了38军，但毕竟没对我军造成伤亡，可算做轶事。但谷中蛟投敌却使我军在白马山战斗中造成了重大损失。

白马山位于铁原西北，长约3公里，山势形同卧马，故得名“白马山”。1951年联合国军秋季攻势，从我42军手中夺回阵地后，由南韩9军驻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坑道和钢筋混凝土地堡群，再加之后方的强大炮火支援，使第42军在反击时吃了大亏，南韩自诩白马山是“钢铁阵地”。

38军和42军换防后，志愿军总部的命令38军夺回白马山。这是江拥辉接梁兴初任军长后的头一仗，所以38军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准备也很充分。担任突击任务340团和339团的官兵们整装待发跃跃欲试。

10月3日，340团7连的文化教员谷中蛟悄悄地跑到南韩9师的阵地上投敌了。投敌后谷中蛟很快被美军直升机接到后方审讯。谷中蛟是个解放兵，湖南人。虽然只是文化教员，因是突击团干部，经过战前动员，对我军即将攻打白马山略知一二，当然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甚了了。他叛逃告密之后，南韩军第9师当即转入战斗准备状态，并迅速对白马山防守做了相应调整：

调集9个炮兵营和两个坦克连支援，美坦克第73营主力也从铁原向白马山驰援；炮兵群完成对白马山北侧前哨阵地前方弹幕射击和对进攻部队集结的火力突袭计划和准备；增派部队加强白马山防御力量，调南韩军第51团配属韩9师；加固防御工事，同时设置了大量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照明雷和凝固汽油弹雷。

白马山之战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

10月5日夜，38军突击部队6个连又4个排进入敌前潜伏，6日17时30分，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配属第38军的炮群发出轰鸣，白马山高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火力突袭足足进行了27分钟。刚一结束，突击部队从潜伏区一跃而起。第340团4个连又两个排，分5个突击方向向394.8高地发起攻击；第339团第3连两个排、第7连一个排向281.2之地发起攻击。但由于志愿军的炮火并没有对韩9师阵地构成重大影响，而韩9师的炮火却令攻击部队吃尽苦头，进展异常缓慢。340团几百人的突击部队上去，一顿炮弹砸下来，阵地上一片火海。硝烟散尽，周围一片沉寂，突击部队竟无一生还！这在抗美援朝历次战役中绝无仅有的。

无奈，第342团第2营于7日投入战斗，但仍然没有拿下主峰，与韩军第30团增援上来的部队形成对峙，一整天，谁也奈何不了谁。黄昏后，第342团其他两个营陆续投入战斗。血战至半夜，才将主峰拿下来。

韩军第30团兵员损伤过半，被迫撤出休整。韩第9师师长金钟五少将很及时地将韩9师主力团第28团投入战斗，与第342团你来我往在主峰上来回拉锯。

主峰的几次易手，使江拥辉急了眼，他当即拿出第38军的头号主力团第112师第334团，于8日零时再向主峰奋力一扑。只两天功夫，第334团两个营就伤亡了一大半，而韩9师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地扑上来。第334团部队伤亡过大，兵团司令部只好命令他们撤出战斗，阵地交由第342团防守，而第342团本来在进攻时伤亡就很大，又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面对韩9师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当然更难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了，结果韩军第29团一个反冲击打上来又把主峰抢了回去。

6日晚，第340团这边发起反击不久，第113师参谋长范天恩就兴高采烈地打电话给江拥辉，报告说第339团2个连又3个排的突击部队已经占领了主峰。江拥辉一听很高兴，东方不亮西方亮，两只螃蟹老子总算还是夹住一个。可还没来得及笑出声儿，范天恩又来了一个电话，说攻击部队把次峰当主峰了。江拥辉当时就给范天恩一顿臭骂，江拥辉也看出处于281.2高地次峰的第339团部队态势极为不利，遂命令他们撤出战斗。这一撤，无形中又加重了对固守394.8高地主峰的第342团部队的压力，韩军的所有支援炮火毫无顾忌地泼到了394.8高地上，我军防御摇摇欲坠。

战至14日，经过连续9天的争夺，虽然白马山大部分高地仍在第38军手中，但394.8高地就象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翻来覆去地左摇右摆，始终站不稳脚跟。韩军第9师陆续投入4个步兵团的兵力，第38军也相继投入13个步兵营又两个连，白马山之战成了“添油战”。

此役，由于谷中蛟的叛变投敌，南韩9军有了充足的准备，38军打得极不顺手。在付出了伤亡6700余人的沉重代价后，不得不退出白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