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文革记忆）
作者：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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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那年（文革记忆）
作者：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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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那年（文革记忆）
我们的战斗队名为“红导弹战斗队”，由班上十多个调皮捣蛋的男生组成，曾经有几个女生要求参加进来，经全队开会研究后，一致反对，理由是将来出去“长征串联”时，女生会成为包袱。我还记得当时那几个女生等在走廊上，由我出去告之我们的决定，话没说完那几个女生就哇地哭了起来，吓得我急忙逃回教室，大家面面相觑，顿生悔意，待我们立即改变主意，再出去通报说可以接受她们时，却被她们一顿抢白，甩下几双白眼，拂袖而去，搞得我们不知所措，不过后来的事证明还是没有女生要好些。 我们的“红导弹战斗队”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小有名气了，甚至连外校的也知道了，但可气的是，从老师到同学，都称我们为“混捣蛋战斗队”。现在看来，人家这么叫，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六七年初昆明所谓的“三家巷”（指昆明的云大、昆工、师院三所高校之间的一条小街）每天都进行的辩论会上，只要我们“混捣蛋”一出现，再能说会辩的都不敢上台了。到不是我们有多厉害的口才，而是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观点，没有什么倾向性，管你是哪派的，就凭着人多势众乱起哄。我们曾经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刷标语，上下两条标语，分别是两派的口号，让人搞不清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别的具体事迹嘛，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我们是那种高中生、大学生见了就犯怵的初中生，一度搞得两派头头们都非常头疼。 不多久，就有人前来招安了，两派都派了代表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加入他们。 当时昆明的两大派，分别是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炮兵团”一派和以昆明工学院为代表的“八二三”一派。文革刚开始时，什么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行动，这两派还是一致的，到了夺权时，就分裂了。八派是保省长周兴的，炮派是保省委书记赵健民的。斗来斗去，都是为了这两人的权力，那些造反派领袖们所做的，都是所谓的各为其主。说起来仍然是党内派系斗争，此类事，文革前、文革后一直都有人在做，只不过文革中这种权力之争的形式表现得相对极端一些而已。 尾随着大专院校，当时已经瓦解了的中学红卫兵，也就分为两派，成立了中学八二三和中学炮兵团。我到北京串联时，北京的中学我们一个没去串，也没跟北京中学生红卫兵联什么，去的都是大专院校，见过聂元梓、蒯大富等红卫兵领袖人物，都是大学生甚至是教师，没一个是中学生。昆明也是如此，当时声名赫赫的红卫兵领袖，方向东、黄兆琪等人，没有一个是中学生。现在不知怎么的，一说红卫兵，几乎所有人的印象都是当时的中学生。其实自始至终，中学生只是配角而已。以我们而言，当时并没有什么派性观点，仅仅因为八派派来做我们工作的，是原来我们的高中辅导班的，加之我哥也是八派的，于是我们也就加入了八派。当时，我的父母在机关参加的却是炮派，于是一家六口人，分成两派，大人一派，小孩一派，在饭桌上还要辩论一番，甚至会辩得翻了脸，等到吃下一餐饭时又和好了。我学校的同学虽说分成了两派，还都是当时中学生中的核心组织，但互相之间却只限于口头辩论而已，从未发生过冲突，在后来的武斗时期，两派还联合保卫学校，互相照应。 参加了大派之后，在高中老大哥们的管辖下，我们的活动有了些约束，干的事也更为“轰轰烈烈”了。我记得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变我们的住宿条件，把我们的行李搬到校长家，把那所位于校园花园里的住宅占了两间，跟校长一家做了邻居。我哥他们几个高中生，则在校园苗圃一角，占了原来园丁的小屋，并将其命名为春来茶馆。于是乎从春季直到夏季，我们住在学校过了一段非常惬意的日子。常规的日程是：早上睡个懒觉起来，到食堂随便要点泡饭、面条什么的吃了之后，就在门前缅桂花树下石桌上杀上几盘围棋。午饭之后，徒步走到穿城而过的盘龙江上游，或郊外的某个湖泊、水库，游泳、晒太阳。晚饭后或是在礼堂溜旱冰，或在石桌上下围棋。待到天黑了，让任图书管理员的校长夫人带着去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躺在床上看至半夜，一天就这么混过来了。当然，并非一直都这么悠哉游哉地混日子，也要经常参加诸如游行集会、进驻团省委、市委等活动，还时常做那种白天围缴投机倒把黑市、夜间抓捕赌徒之类的横扫四旧的事。当时抄黑市时，记得某天去抄我们自己也经常光顾的无线电零件市场，把那些我们都认识的倒元器件的贩子抓到学校教室里请教技术问题，随后就放掉了。至于围缴其它黑市如鸽子、粮票、纪念章、邮票等就不讲什么客气了，抓了人送公检法，东西也没收掉，送到兵团总部。我们甚至还跟公检法造反派联合搞过个大行动，花了近两个月时间跟踪埋伏，将全市抽大烟和贩卖大烟的团伙查清后，在某个夜间统一行动，出动了50多辆大卡车，查抄抓捕了200多个烟鬼、烟贩，没收的大量烟土、现金，都成了公检法造反派的战利品。那段时间，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搅扰我们好日子的，还有些派性活动，特别是两派之间的武斗。 我16岁生日过后第6天，云南发生了第一次武斗，在东风广场召开“打倒刘、邓、陶，炮轰省市委”的大会上，两大派为抢夺话筒大打出手，随后炮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与八派在全市发生多起冲突。从这天起，两大派正式决裂，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武斗。 我参加的第一次武斗，是炮派占领了省政府那天。听到消息后，我们受命拿上弹弓去到省政府门前攻击对方。到那儿一看，只见黑压压一群头戴藤安全帽、手持梭标的工人守在大门口，门前则围着大批观众。双方对峙着，不时有人冲出来，向对方扔一块石头后，又迅速地跑回自己人当中。我也用弹弓朝对方发射了不少小石子，估计也伤了人的。待大家扔石头扔累了，不等下令，便撤回学校了。第二天，所有人的右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武斗刚开始时，两派所用武器只是石块、弹弓、木棒，一场混战之后，最多有几个负轻伤的，只听说近郊工矿区和专州县有用梭标捅死人的事，也听说外省发生了动用枪炮的大规模武斗，死了不少人，对这些传闻大家半信半疑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在昆工亲眼见到一辆从某个县份来的卡车上放着的据称是被抽掉了筋的几具死尸后，才相信真的有打死人的事。 武斗逐渐升级，连市区也经常发生战争，我们也感到有必要加强自我防范，于是跑到郊区汽车厂去，在那儿住了几天，由厂里同一派的工人指导，自己动手制造了好几件武器。我制造的一支梭标是全不锈钢管的，一米长，顶部装了一把三角刮刀，旋下来可以装入柄里，就像支盲人拐杖，大家见了都大加赞赏，不过这武器一次也没用上，学校被炮派占领后就丢失了。 1967年8月下旬某天正午，学校门前大街上响起了一阵阵重型汽车的轰鸣声，数百辆大卡车满载手持梭标的炮派组织成员，由东向西呼啸而去。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是哪儿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了，到后来才知道，是炮派去“抢”了省军区的武器库，武斗升级了，真枪实弹的武斗由此开始。那天晚饭之后，我们正在学校礼堂台阶前聊天，忽然听到西边由远而近响起了爆豆般的声音，很象是春节期间放鞭炮。我们学校里的军代表是从越南战场回来的野战军，他们告诉我们，这不是鞭炮，是枪声。阵阵枪声越来越近，我们跑到学校门口去看，军代表拼死拦着坚决不许我们出门，大家只能躲在铁门后观看。门外，随着震耳的枪声，中午驶过的那些卡车又轰隆隆地驶过，车头上架着机关枪，车上的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枪支，不停地朝天发射。那时是黄昏时分，正是华灯初上之时，大街上却空无一人，家家关门闭户，汽车声震得门窗直响，脚下的大地在抖动，剌耳的枪声震耳欲聋，大街上硝烟弥漫，气氛十分恐怖。 当时，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真是感到害怕了，想到我们的对立派已经拥有了真枪，我们却只有几支自己制造的梭标大刀，我们怎么会是人家的对手呀。不用多，对方只须停下一辆车，下来3、5个人，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我们全都干掉。此时此刻，我第一次想到了父母和家里的弟妹，开始为他们担心起来。我家与省政府仅一墙之隔，这些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人员，正是回到被他们占领的省政府大院去的，似他们这般漫无目标的乱开枪，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就匆忙赶回家中。不料，却吃了个闭门羹，整个小院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家里的人和所有的邻居都不知去向了。我没有房门钥匙，便绕到屋后，准备用特殊办法打开厨房门弄点吃的。正在操作时，脑后忽地响起一句北方口音的问话：“小小，你干啥呢？”吓了我一大跳，回头一看却不见什么人，待那人说：“在这儿”，才发现高墙沿露出一支枪，一个戴藤帽的脑袋。仔细一看，那枪并没对着我，那藤帽下的脸相也还算和善，是个40多岁的汉子。我向他解释：这是我的家，家里人都不知上哪儿去了，我想进屋去找点吃的。那人正盘问我时，一个邻居回来了，听到我们的对话，急忙把我叫了出去。在他的带领下，我才找到了跑到别人家避难的家人，我妈当时就不准我再回学校，要将我和弟弟、妹妹以及别人家的几个孩子一起送走躲避武斗。我和我哥不愿离开昆明，第二天就不辞而别，回到了学校，我弟弟妹妹则没过几天就被送到北京去了。 回到学校，听说与我同级的一个炮派的同学，参加了前天的抢枪行动，不幸被同伴走火打死了，这是我所在学校文革中死去的第一个人。 随后不久，八派也成功地“抢”了野战军的枪械库，数量虽少于炮派抢的，枪支性能却十分精良。炮派抢的枪支属退役的武器，是民兵用的，多半是那些老三八、七九步枪，也有些美式卡宾枪和苏式冲锋枪，而八派抢到的则是当时部队装备的五六式步枪、冲锋枪。不过八派的这种优势并没保持多久，不出几天，炮派就到昆明海口军工厂“抢”走了大批当时刚制造出来的、装备给出国部队的仿美制M16，代号为8号武器的新式步枪。那时的形势是，省军区暗中支持着炮派，而驻滇野战军却支持八派，两派的所谓“抢枪”事件，不过是双方的后台军方送枪而已。据参加了行动的我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当他们冲入军火库时，守库的士兵不但不阻止，主动开开库门，还热心地教他们识别各种武器。 两派拥有了军火之后，武斗的性质立即升级，真枪实弹的战斗多次发生，每次都要死上几个人。当时，凡市区发生战斗，一听到枪响我都跑去观战，亲眼目睹过正在跑着的人中弹倒地而亡的情景。也经历过枪弹嘘嘘从身边掠过，站在前边的人忽然倒下，吓得我飞奔逃命的险状。那时，大白天闹市中忽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满街熙熙攘攘的行人一瞬间跑得一干二净，刚才还生意兴旺的商店，大门都关上了，真不知道那些店员是如何训练的，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将那种一块块的铺门板迅速拼装起来。枪声过后，整条街上空无一人，静寂之中忽然爆发出妇人的号啕大哭，那就意味着又有人被打死了。 当时炮派的总部设在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八派的总部则设在工人文化宫，两派基本上形成以盘龙江为界而对峙，各占据了一半昆明市区地盘。双方为了将对方势力赶出自己的地盘，发动了无数次攻击。每天都会发生小规模的巷战，夜间也时常进行偷袭战。位于五华山上的省政府东大楼，是当时市内的最高点，炮派在楼顶架设了高射机枪，每天朝距离数百米的省水利厅大楼扫射。在那里的八派毫不示弱，也架起高射机枪朝东大楼射击，打得楼墙弹痕累累，没一块完整的玻璃。我家就在两派高机互射的弹道之下，每天枪声一响，玻璃就震得簌籁抖动。 在我的记忆中，在市区内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枪战的地点有省博物馆、东风百货大楼、省公安厅、正义路、新建设电影院等地，其中最为惨烈的要数发生在正义路的那次。记得那天是八派组织搞了一次游行活动，当游行的车队沿正义路向上行经省政府门前时，挂在正对着正义路的五华区人民医院二楼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胸前突然被从里面捅破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一挺机枪从那里伸出枪口来，街道两旁的楼上，也伸出了许多支枪，向街上一辆跟着一辆载满了人的卡车喷泄出雨点般的子弹，一颗颗手榴弹也轰轰地在车上炸响。刹那间，大街上火光闪闪、硝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数分钟过后，枪声平息，哨烟散去，大街上一片狼藉、血肉飞溅、横尸遍地，受伤者的哀号声凄厉万分。这次袭击游行队伍是在正义路与省公安厅两地同时发生的，在省公安厅那边，由于是从侧面单边射击，距离也较远，“效果”远不如正义路这边。但也仍有很多死伤，我校一个初一的同学，就在那儿挨了一枪，肠子都流了出来，幸好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小命。这天我恰好从学校回家换洗衣服，我家距正义路只有几百米，等我跑到了巷口，枪声已经停了，只见一群人躲在巷子里，贴着墙朝街上观看。我挤到前面，探出头去看，只看到满街的汽车，车上的人已经跑光了，车下横七竖八躺着些人，也有人垂挂在车栏杆上，有人在呻吟，还听到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哀嚎。稍过几分钟后，街上有人在跑动、喊叫，我们也跑到街面上去，大人们开始查看地上的人，还有气的就急忙抬起来朝医院跑。当时我跟一些孩子顺着一辆辆汽车跑，跳到驾驶室踏板上往车里查看，见到驾驶室或车厢里面有人就喊大人们来救助。从丁字型街口往坡下，我爬了不到十辆车，忽然间，枪声响了起来，听着声音那子弹是朝着我们飞过来的。我急忙跳下车来，随着大人们逃到街边，躲进了当时的国际照相馆门道里。街的对面，出现几个持枪的人，靠在墙边上朝五华区人民医院方向开枪。显然，这些人是八派的。紧接着，对方的枪声爆豆般响了起来，那几个人就跑进巷道里去了。我们却遭了秧，一阵阵的子弹从我们身边掠过，房子上中弹后，砖瓦碎片掉到面前，灰尘迷眼呛人。国际照相馆的人也够坏的，任我们再怎么拼命的擂门，他们就是坚决不开。狭小的门道容不了那么多人，边上的一圈人实际上已经暴露在外了。又一阵枪声过后，只听到“噗”的一声闷响，一个中年人一声不吭地向前倒下了。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一齐跑出门道，朝街对面的小巷直冲。我记不清当时有没有人朝我们开枪，只记得等我跌坐在一块草地上，缓过口气来后，才发觉已经到了文庙里面了。我自己都不清楚当时我是如何跑过大街，窜进那条小巷，爬过那道3米多高的围墙的。在这恐怖的一天，我看到了太多的死亡、鲜血、人性的丑恶一面，也看到昆明市民显示出了美好的一面，无数民众冒死抢救伤员，那些靠苦力生活的三轮车夫发挥了高尚的风格，他们骑着三轮车往返于正义路与各大医院之间，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无偿地救助那些受伤的人。 9月5号，毛泽东签发了不准抢夺解放军枪支弹药的“九五命令”下达，云南两大派于9月10号签订了停火协议，大规模的武斗停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此期间，双方仍经常发生小摩擦，也时常有人被打死。差不多每天都会响起某派高音大喇叭播放的“强烈抗议”，内容多是指责对立派破坏停火，制造了什么事件之类。过不了多久，另一派的高音喇叭也必然叫响“强烈抗议”，称对方造谣。那种情形，跟现在的印巴、以巴、朝韩等发生冲突后的宣传舆论极为相似。炮派的高音喇叭当时是最厉害的，那些比大圆桌还大的喇叭架在位于市区最高点五华山的广播电台发射塔上，功率强大，且居高临下，在广播战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时，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会忽然响起炮派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接着就是毛泽东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等等，然后就是嗓音尖厉的女高音声嘶力竭地“强烈抗议”。而同样也在几分钟之后就响起的八派战歌《歌唱麦贤德》和同样的“强烈抗议”，却因地势较低而声音较弱。于是炮派那个扰人清梦的女播音员，成了当时昆明市民最痛恨的人物。 入秋后，两派的摩擦开始增多。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当时的艺术剧院观看贵阳市红卫兵艺术团的演出，归校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快到学校时，我注意到街上的行人异乎寻常的多出很多来。往常到这时间，街上早已经冷冷清清的了。同行的其他人仍在讨论着刚看过的演出，没人注意到街上的情形，我心里却有一种可能要出事的预感。进到学校关上大铁门后，我没忙着回宿舍，拉住一个最要好的同伴躲在门后观察。前一轮武斗后，“炮管区”内的八派主要据点只剩下了东风大楼、新建设电影院。这新建设电影院位于文林街中段一个三叉路口，侧面是建设坡，正面则对着我们学校，而八派的西区指挥部就设在其中。我俩观察到街上的闲散人员越来越多，似乎都是些青壮年男子，他们二、三个人一组，就在这条街上来回慢慢走动，眼睛不时地向对面的新建设电影院瞟。我意识到有些不大对头，担心这些人是冲着新建设电影院来的，让同伴跑回宿舍叫高中的同学来看，结果他把军代表也叫了来了。我校军代表中有一位姓范的连长是昆明地区两派停火领导小组的成员，跟两派的头头都熟悉。可能是他打了电话给新建设电影院里的八派头目，不一会儿就看到电影院的小门开了，10多个人从里面出来，上了街边的一辆卡车开走了，在街上漫步的那些人看着他们离去，也没什么异常的动作。 这时，已是半夜12点了，我们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了，刚想回去睡觉，忽然就听到了沉闷的爆炸声。只见街上那些人全都朝着电影院的侧门跑，看得出来，他们手中都拿着手枪。一阵枪声后，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一些人躲在门后，不时朝二层楼开枪。不一会儿，又响起手榴弹爆炸声，滚滚浓烟中，隐约可见人影晃动，枪声也激烈地响了一阵。待到枪声平息下来，有人站到亮处朝楼上挥手，大叫别开枪，随后就有几个人从门里抬了两个人往街的另一头跑。冷场了大约半个小时后，与前边差不多的情形又重演了一次。差不多快2点时，从文林街东面传来了大队人马跑步的脚步声，一支队伍出现在街面上。昏暗的街灯下，看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视力所及之处，能看到刀枪在闪亮，到了近处，这些人很有组织的分散开来，隐蔽在背对电影院的一侧街边。我们看见这批人手中持有的都是长枪，还有抬着机关枪的。又过了一阵子，从文林街西边又来了一支队伍，同样站在街边待命。随后，有人用话筒朝电影院喊话，大意是要对方投降。他这一喊，似乎提醒了对方，电影院楼顶的高音喇叭忽然响了起来，开头仍是先放《歌唱麦贤德》，随后自然就是那“强烈抗议”了。播了才几分钟，声音嘎然中止，电影院里的灯光也同时熄灭了，很显然，占领了一层的炮派采取了措施。双方于是再次开打，这次外面的火力大增，直打得电影院楼上砖瓦横飞、玻璃哗啦啦直往下落。待枪声停息后，却见街两边的队伍一阵骚乱，范连长打开了学校小门跑了出去，我们的眼光尾随着他，赫然看到新建设的坡头，不知何时已经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支不带枪的解放军部队，黑压压的一大片。我们军代表跑进那队伍中，不一会儿，那些解放军就忽拉拉地跑上前来，将新建设电影院给围住了。见到这情形，炮派的队伍往后撤走了，我们则欢呼着跑出了校门。电影院里的灯又亮了，范连长跟几个军人进入电影院里，八派的人送走了几个伤员。我们想进入里面看看，却被当兵的给挡在外面，这时周围的居民也出来了，街上挤满了人，都在议论打战的事。正热闹着，突然响起几声枪声，人群大乱，只见许多人突破解放军的防线，拥进电影院里，里面枪声大作，等大家定下神来再看时，电影院里已经挤满了炮派的人，那些解放军反而被他们挡在了外面。又过了一阵，范连长被几个人架了出来，周围一群壮汉护着，朝新建设坡下走，我们学校的军代表急忙指挥着那些解放军围过去抢夺。几乎是同时，另一群人拖着被绑起来的7、8个八派俘虏，朝东边跑。范连长被抢回来了，但八派的人却被抓走了。目睹这情形，我们激动起来，大声朝炮派那边乱骂。当即引起对方的回骂，并气势汹汹地朝了我们冲过来，那些解放军急忙护着我们往学校里撤。混乱中，突然响了一枪，我们一个同学一下子蹲了下去，大家吓坏了，急忙围住他，却见他又站了起来，抱着一只脚唉哟直叫，军代表扶他在街边坐下，仔细一看，他鞋上有个小洞，脱掉鞋看，子弹正好从大姆指丫缝穿过，只擦破点皮。眼看着有同学受了伤，我们站在校门口，又朝对方骂阵，开始时他们不理会，可过了一会儿，却突然扑过来几个人，对我们前面的同学拳打脚踢。我们也不示弱，一拥而上回报以颜色。对方人少，吃了点亏，退回去了。不一会儿，他们大群的人便向我们挤过来，军代表急忙把我们推进学校小门，关上门后他们站在门外挡着，学校炮派的同学也出去劝解。对方围在门口僵持了一阵，天快亮了，他们才撤了。这天晚上，八派的西区指挥部就这么沦陷了。 两派停火的那段时间，我们搞了一份自编自印的名为《中学号兵》的小报，几个高中文史班的写手负责写稿，其他人则分工负责铸字、拣字、排版、校对、印刷直到上街卖报的所有业务，所有事务都是由我们自己操作的。那几个高中写手都是些快手，写出的文章风格泼辣、说理简单、幽默风趣，很能迎合当时的民众心理。“号兵”搞出几期之后，除本派的纷纷要求赠阅外，连市民也来索要。印量大了，也就由油印版改为了铅印版，我的工作也从每天在学校摇几千下那台从团市委抢来的速印机，改为每天到昆明工学院的印刷厂，坐在小排字间里拣铅字、开园盘印刷机，成了一名排字工、印刷工。 新建设电影院武斗事件后没过几天，一天早上，我加班排字熬了一夜后回学校睡觉，走到校门口，却见大门、小门都紧闭着，门前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工人，一大群同学正围着他们吵吵嚷嚷的，群情激昂，要求他们放学生进学校去。我挤上前去，认出这帮工人正是那天晚上攻打新建设电影院的那些人当中对我们骂得最凶的一伙，据说是昆明郊区某个大集体所有制工厂的。这些工人非常横蛮，已经用枪托打了我们几个同学，同学们非常气愤。正吵得厉害时，几位军代表和老师出来了，向大家说明了情况，大意是炮派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学校，从今天起不准学生再进校，经协商，今天上午可以让住校的同学进去收拾东西，中午12点以前必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说完后，对方对我们放行了，我到宿舍一看，一片狼藉，我放在枕头下的钱、粮票和很多私人物品都不见了。捆好行李扛着出校，走至礼堂前，见高三文史班教室前聚了大批学生，正在吵闹，便走过去爬上窗前观看。这一看，把我肺都给气炸了。几个满脸横肉的恶汉，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守在教室门口，教室的角落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用一把刺刀，刀尖顶在墙上，刀身架在一个戴眼镜的高中女生脖子上，另一只手伸进了那个女生的前胸衣服里。看到这可怖的一幕，我和所有的学生们几乎同时怒骂了起来，“流氓、混蛋、土匪！”喊声对那个家伙起到了点作用，他把手缩回来了，回过头来看着门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相。那几个端着枪的家伙用刺刀逼住涌上前的学生，有的已经拉起了枪栓。正在这时，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突然冲进了教室，不知道她是怎么就突破了防线进去的，她冲过去一把拉开那人持刀的手，护住那个已经被吓得尿湿了裤子的女生，朝着那家伙大声训斥。这个女教师个子很小，在那个壮汉面前却毫无惧色，把那家伙给镇住了，退了好几步，看到这一变化，同学们不由得一齐鼓起掌来。这时，军代表也赶来了，他们派人与女教师一起将那个女生送走，并将我们劝离了学校。背着行李走出校门时，我回头看了看，校门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站岗的工人，穿着蓝色工装，手中端着美式汤姆冲锋枪，这印象一直留在我脑海中。 走出学校，我没回家，直接去了昆明工学院，就住在了教室里，大量的印刷指责炮派挑起第二轮武斗的《中学号兵》号外。没过几天，接到八派指挥部的通知，要我们赶快撤离昆工，说是炮派已经决定攻打昆工了。于是我们先搬到了北塔路上的煤炭学校，后又搬到位于东郊的华侨补校里，随后进驻了省人民印刷厂里，继续印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这份小报，当时在昆明乃至全云南算得上是颇有点名气的，甚至比八派的派报《八.二三战报》和炮派的派报《火炬报》还有名，提起《中学号兵》，几乎是众人皆知。我们到当时的省市革委会去，只须亮出《中学号兵》的证件，就通行无阻了。记得有一次我们还进入了省委组织部的小院里，给被滇挺枪杀的省煤炭管理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拍照，将死尸抬到院子里去时，我抬着那死人的左脚，当时那肉体触手冰凉的感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冬季来临，昆明又陷入武斗的恐怖之中。这次两派都发了狠，动用了土坦克、榴弹炮这类重武器，互相进行围攻。那种土坦克我曾看过，还钻到里面去玩过，是用拖拉机改装的，两层钢板中间夹着棉絮，5米开外用步枪打，外层钢板打穿了，里层的钢板只起个小包。炮派从五华山上用榴弹炮轰击远在10公里之外的汽车厂时，我刚好在家，那隆隆的炮声，震得我家房顶直往下落灰，还好对方没用大炮还击，否则稍打偏一点，我家就完蛋了。 记得第二次武斗较为有名的战事有攻打东风大楼、砖瓦厂、汽车修配厂等。因为基本上都发生在远郊区，我亲历的就不多了。市区内的战事如攻打东风大楼等，双方火力都十分猛烈，我去了也只敢远远地站在武成路中段观看，再不敢走近去冒险了。记得我们刚从昆工撤出住在煤炭学校时，有一晚，我们正在酣睡，教室里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机枪声，睁眼一看，有人就在我们身边架起机枪，朝对面的国际旅行社大楼射击。不等我们起身，对方的还击就开始了，密集的子弹打在教室的玻璃窗上，我趴在被子里，只觉得砖石、木屑、玻璃碎片溅落在被子上，发烫的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我们是趁着对方的射击稍微松懈的间隙，爬到背街的教室里去的。第二天天亮双方不打了，我们回去收拾行李时，看到这间教室的窗户带窗框都没了，面窗的墙上布满了枪眼，墙灰全都掉了。 在省人印那段时间，我们也拥有了枪支，是八派武装里那些喜欢《中学号兵》的小头目，分几次送给我们的。我记得我们当时拥有五六式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五四式手枪好几支，子弹有好几箱，还有一箱手榴弹。刚得到枪的那天，我们很是兴奋，拿着枪跑到四零三厂后院去打着玩，打得一棵比篮球还粗的大树齐腰折断了，打过后好几天，耳朵里都在嗡嗡地叫。到了后来，打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对枪支的新鲜劲也过去了。那时最得意的是有个同学，他居然有一支小勃朗宁手枪，非常小巧，据说是从省公安厅抢的，可惜没有几颗子弹。不过大家最喜欢玩的还是某同学拥有的一支左轮手枪，扣一扳机就转动一次，撞针则清脆地击响一下，我曾经冒险将这支枪带回家对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炫耀。这支枪只有两粒子弹，有一天有个外校来玩的同学不小心玩走了火，打响了一发，那子弹弹头穿过坐在床沿的一个同学的小臂，从躺在他身边的另一个同学的鼻尖上擦过，打进了床头的墙里。那伤了小臂的同学被送进了医院，幸好没伤到骨头。另一个同学的鼻尖则黑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看上去似乎仍有些黑。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个蛮撞家伙玩手榴弹，大家正围坐一起说话，这小子拿着个手榴弹，把盖给旋开了，用小指勾着弦，就放开了那颗手榴弹。大家目瞪口呆，眼看着那手榴弹在他手上吊着晃悠，还好有个正蹲着的同学反应快，一下子扑在地上，双手托住了那铁疙瘩，其他同学也反应了过来，齐声喝着“别动”，抓着那家伙的手，把弦圈从他小指上褪了下来。 当时除了印报纸之外，我们还拥有一辆宣传车，车上备有柴油发电机、扩音机，车顶装了四个高音喇叭，每逢有什么最高指示发表，或是某地又发生武斗事件，我们就开着这辆车到市中心去散发我们自己印制的号外和传单。那时的形势是，武斗方面，炮派占了上风，政治上却是八派占了上风。虽然支持炮派的只是省军区，但明显的是他们的胆量和人数都要比八派的多些，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工人武装。当时的工厂里，绝大多数工人是1953年、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也相对保守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云南修国防公路的所谓工役制部队，这批近二万名从山东、河南按征兵条件招来的农村青年，到云南后都不愿意再回老家，因为赵健民答应安置他们，他们就成了支持赵健民的最坚决的炮派武装力量。这批人有部队训练的基础，打起战来很有章法，自然成了炮派最得力的武装，也就是他们，组成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滇西挺进纵队（简称为“滇挺”），他们一路所向无敌，一直打到下关，消灭了沿路各地州的八派组织，打死了不少人，随后返回头向昆明进逼，搞得八派人心惶惶。炮派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却不料惊动了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昆明军区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剿匪令，派出了正规部队打垮了滇挺，缴了他们的枪。炮派所支持的省委书记赵健民也被当时的中央文革抓去北京关了起来。这下子炮派大势所去，八派从政治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1968年1月底的春节，枪声代替了昔年的鞭炮声，我记不清我家那年是否吃年夜饭了，好象是没有，因为当时我弟弟妹妹都还在北京躲避，我爸我妈也住在西郊的亲戚家里。而那些在武斗中有亲人丧生的家庭，真不知道那年的年夜饭是如何吃的。滇挺事件后，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云南两大派大大小小差不多二千名头领于2月初被召集到北京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一办就是半年之久。在中央的压力之下，两派于2月中在北京达成停火协议，并决定向军管会交出武装。 交枪限期快到的那几天，昆明市的枪声比过年的鞭炮声还激烈，有枪的人都在抓紧时间消耗弹药，向空中不停地开枪，时常有流弹伤人的事件发生。当时，我们还有好几箱子弹和手榴弹，白天要印报纸，我们就在晚饭后将枪架在窗口朝天上打。我专门从子弹箱里挑也有色标的曳光弹，压进冲锋枪弹匣里，一梭一梭地朝天上打，看着漆黑的夜空里那一串串彩色火球冉冉上升，引来窗外观看的人群的赞叹声。交枪限期的最后一天晚上，有人提议去把那一箱手榴弹消灭掉，大伙就扛着箱子到了铁路边，一人发了几枚，趴在铁路的一边朝另一边的菜地里扔。等扔完之后，我抖掉浑身烂菜叶和泥块，取出耳朵里的纸团后，正打算站起来，我身旁一个家伙叫大家先别起身，说是他最后扔的那颗还没炸呢。大家只好又趴在凉冰冰的碎石上等着，等了足有好几分钟，仍没动静，大伙沉不住气了，试探着起身后跑开了。回去的路上，那小子老在念叨，万一明天那手榴弹炸着农民怎么办之类的话，大伙的心给说毛了，便决定返回去找，而且还真在那已经被炸得稀烂的菜地里找到了那颗哑弹。把这哑弹带回宿舍后，大伙看着它又犯了难，怎么处理它呢？一夜未眠，一个个的脑袋瓜都僵了，埋了、藏起来，各种主意提出来又被否决，有个馊主意差点被采纳了，这个嫁祸于人的主意可谓创意非凡，竟然是打算把那颗哑弹从窗口扔到过路的汽车车厢里，让汽车给带走，幸好在等待过路的汽车到来之前，有人想起来，万一扔下去就炸了，那祸可就更闯得大了。最后，大伙还是偷偷的将那颗哑弹扔进厂里大厕所后面的粪坑中去了。 两派交了枪之后，武斗平息了，我们的报纸仍在发行，我却不想干了。在武斗中，看多了鲜血与死人，看多了两派中的丑恶行为。炮派、八派残忍地对待对方俘虏的行径我都见过，歪曲事实、诬陷对方的宣传更是双方都毫不脸红地常用手法。虽然我所在的一派，靠政治手段取得了胜利，我却感到了某种说不清的厌恶，于是我回到了家中。 在家中，我迎来了我十七岁的生日，久已不见的邻居们见到我时，都说我长高了。我的十六岁，就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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