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串连就此开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第一次远离家乡，带上我妈给的几十元钱和几十斤粮票，到北京去朝觐伟大领袖，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串连”。 
　　我们这一队约50人，大部份是高中的，初中生较少，跟我同级的初二学生只有四、五名，还有二、三个初一的，我们算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上北京串连的。出发之前，在学校集中学习了几天，反复交待纪律，一再强调串连是上北京见伟大领袖，是去学习北京红卫兵造反经验。对我来说，满脑袋想的是“好玩，肯定太好玩啦。” 
　　要说好玩，串连可真是太带劲了。刚登上火车时，大家都兴奋极了，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从没出过远门，也没坐过大火车。车开动之后，一个个趴在车窗前，看不完的新鲜。看累了，坐下来拿出家里带的鸡蛋、烧饼、水果、零食，凑在一起吃。吃了点东西后，我约上两个小伙伴，顺着车厢游逛，看到其他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聊一会儿，交了不少朋友。当时成昆线还未开通，我们走的是贵昆线。一路上山高水险，少见人迹，火车开得很慢，不多会儿就停，一些当地的农民背着背篓上车下车，从一座大山走进另一座大山。 
　　车到贵阳，我们下车入住贵阳师范学院，随后便上不了车了，被迫在贵阳滞留了几天，我把个贵阳城逛了个遍，印象最深的是那儿的“红鸡蛋”才卖四分钱一个。10月28日在贵阳参加了庆祝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的大会，因为我们是昆明来的，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坐，还受到后来被称为弯月亮的贵州省委书记贾某某的接见，让我们受宠若惊。等我们好容易挤上车后，不知为什么又在柳州下车，在那儿呆了2天。柳州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清澈见底的柳江，高高的鱼峰山，还有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大捆削好了的水果甘蔗。从柳州上车后，整列车的乘客基本上都是带红袖章的中学生，越往北边口音就越杂。都是一帮孩子，抢座时吵架、打架，坐下来后又交上了朋友。每到一地，吃住都有接待站，只交粮票不交钱。直到1966年11月2日，列车终于停下来了，北京到了。 
　　因为串连学生太多，北京城里已经住不下了，我们实际上只到了北京郊区良乡，住在一个工厂的大礼堂里，没有床，睡在铺了干草的地上。到达的当晚，刚吃过饭睡下，突然叫集合，说要进城到天 安门广场，毛主席第二天上午接见我们。于是一阵欢呼雀跃，每人领了一包蛋糕，上火车坐到北京站，步行到天 安门广场。我就在这天深夜，走进了北京城，走到了天 安门前。当晚，有数十万各地串连学生集合在广场上，上面怕大家坐在地上睡觉给冻坏了，派了几十支军队的宣传队来演节目，又送面包又送水，欢腾了整整一夜。我们刚下火车，一路上就没睡好，这时根本抗不住了，两人背靠背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被当兵的发现后揪起来、摇醒，站着看演出，不由自主的又睡着了。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上午，当时的所有领袖人物都出来了，站在天 安门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则挥着小红书，高呼万岁。由于离得太远，根本就看不清脸面，大家就往前挤，秩序顿时大乱，所有人挤成一个巨大的肉团。我个头小，被挤在旁人的胸背之间，气都喘不过来。好在我比较机灵，扒着别人的肩头往上一跳，两边的人一挤过来，我就被抬在空中，脚不落地，随着人流转来转去，转着转着，不自主地被转到了最外圈，一下子倒在一群女兵的身上。那些女兵把我从头上接力似的向外递，最后把我送上了一辆海军的军车。在军车上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又有吃的又有喝的，一个当官的还递给我一把大望远镜，我急忙将镜头对准了天 安门城楼，中国的几个伟人活生生地到了我眼前，这些人就是我们无比崇敬、高呼万岁的对象了。当我看清楚那几张在电影上、照片上已经看得最熟悉不过的脸孔时，仔细端详他们没有一点表情的面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看了一阵后，我将镜头移向下面的人群，看着那些流着泪，不知疲倦地挥着红宝书，嗓子都已经喊嘶哑了的人们。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流眼泪，于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因为我见到当今圣上时，居然流不出激动的泪来，我生怕被别人看出来，便一直捧着望远镜，用它来盖着眼睛。过了一阵，下面的人群更混乱了，我听到广播里有人在喊话，急忙往城楼上看，正好见到毛泽东皱着眉头，转身离开，喊话的人是周恩来，他正指挥着下面的人群疏散。我在卡车上一直呆到尿急了，看到下面已经不那么挤了，便向海军们告别。上厕所是件很艰难的事，长安街人行道上那些用帆布围起来的厕所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实在等不及了，只好学别人的样，朝着那红墙解决了问题。等我想起来要找自己人时，左盼右顾，在广场上来来回回走了数遍，一个认识的人都见不到。想再去找海军们时，那辆军车已经不见了，我只好凭记忆朝北京站走，打算自己乘火车回良乡。走着、走着，眼皮子便重得直往下坠，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一个15岁的外地男孩，背着个军用小挎包，闭着眼在北京大街上机械地走着，直到一步踩空走下人行道，惊出一身冷汗来，才看到迎面走过的游行队伍都在看着我发笑。路边北京老太太们在热情地招呼着，要学生们去喝大碗茶。我走过去坐下，喝光三大碗茶水后，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又毫不客气地吃了老太太们的2个大馒头，然后在她们的指点下，找到了相距不远的北京站。 
　　11月11日，我们迁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错过了那天的接见。在此前后，我们每天带上馒头，到各所大学去听演讲、抄大字报。11月26日下午4时，我们到西郊机场又一次接受接见。这次是领袖们乘车从我们面前经过，看得就更为清楚一些，不知是怎么搞的，我还是没挤出一滴眼泪来。 
　　天气越来越冷，我们还穿着单衣、单裤，围成一圈睡在大教室里几块暖气片旁，每天早上被军代表费尽气力喊起来出操，吃过早饭后带两个冻得硬梆梆的馒头、几根咸萝卜条，有时给一个煮鸡蛋或是一根粉肠，背上一壶白开水，乘上开往各大院校的军车，坐在卡车上被寒风吹着，实在受不了，有一次我的手被铁篷杆冻上了，皮都扯掉了一块。记得去故宫看收租院泥塑那天，我带了条毯子在车上披着，车到站时毯子下面已经钻进了五个人。我曾经想到亲戚家去借冬衣穿，已经找到胡同口了，犹疑半天最终没敢进去。因为当时带队的是个女高干子弟，很左，不准任何人去找亲戚。她的说法是：串连不是游山玩水，不是探亲访友，每天都安排我们去各大院校抄大字报，谁要违反了，立马通知学校，开除出红卫兵。在北京时她还真开除了一个到亲戚家借了棉大衣的，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所以我虽然到了北京，却不敢到亲戚家去。虽然不敢去找亲戚，但却实在抗不住玩的诱惑，我和几个绝对不会告密的好友结成死党，每天轮流安排一人去抄大字报，其他人则偷空去玩，回来后再补抄。当时我甚至自己瞎编一篇大字报，反正检查的人也只是随便翻翻，看看字数够了就过关了。我当时去了天象馆、自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又去了北海、颐和园、动物园等等。玩了大半个北京，一直没被发现。 
　　在北京住了那么长时间，因为吃住都不花钱，我买了不少无线电零件后，身上带的钱还剩下许多，可是粮票却没有了。于是我便写了封信，要家里给“电汇”粮票来。当时还死爱面子，认为给爹妈写信是想家、懦弱的表现，所以信是寄到学校，收信人是我哥，而我哥已经步行到延安去了，于是我便跟家里断了音信。我妈不断写信发电报给北京的亲戚，那家人全家总动员跑遍了北京城找我，后来只找到了我弟弟。他是比我晚点上北京的，刚到时特惨，住在天坛公园的帐篷里，冻得生病了。后来他被接到亲戚家后可就享福了，穿得暖暖的，吃得好，还有人陪着上公园玩。而我却成天吃馒头、大白菜汤。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冻得要死。衣服脏了也不敢脱下来洗，全身长满了虱子。头发长了也不愿剃，怕冷。记得有一天，我在汽车上，一个老太太见到我这副模样，拉着我的手直掉泪，非要我到她家里去住，说她的孩子也去外地串连了，过冬的衣服都在，可以给我穿。我连亲戚家都没去，当然也不会去的。因为我们住进解放军政治学院没去北京市接待站登记，我的亲戚无法查找到我的下落，家里人都认为我是丢了，我妈急得要死，我却计划着只要让我们离开北京，我要玩遍全国才回昆明。
　　终于通知我们离开北京了，大家登上了南行的火车，此时已经快到年底了。到衡阳换车时，列车严重超员。几个大点的同学挤上去了，留下了本来就不想挤上车的我和三个比我还小的，而且四个人身上只有我还有20多元钱。三个小孩哭了，我意识到我的麻烦事来了。虽然我只比他们大顶多一岁，事实上有一个跟我同级的只比我小几个月，我已经不容推卸地担上了把他们带回昆明的责任。可这样一来，我想脱离队伍，跑到广州去的阴谋就破产了。我只好带着他们，挤上下一趟车，一路上跟人打架争座，数次换车，碾转千里，历尽艰辛地回到了昆明。到达昆明站时，我身上只有一元多钱了，刚够分给4个小花子模样的串连学生，分头乘车回家。 
　　我第一次出门远游，历时六十多天，家里没有我一点消息，都以为我失踪了。当我忽然推开家门时，大家都认不出我来了，我妹妹事后说她以为是个要饭的闯进来了，只有我妈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她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好象是骂了一声“这个死鬼”，就跌回坐位，半晌才哭出声来。 
　　我立即意识到，我想要点钱粮再出去串连是不可能的了。 

（附：几件纪念物http://yncomm.com/image/wt/cl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