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老屋 （房子的故事之一）

 
    我家老屋是幢二层简易小楼。木柱、木梁、木楼板、木门木窗，屋顶铺着弧形小瓦，周边砖墙粉纸筋石灰外刷白石灰水。

小楼大约在1949年底翻造，算是与共和国同年吧。之前我家住的是那种用竹子搭的草棚。棚顶铺着稻草，周边围上竹笆，竹笆里外抹上含有碎稻草并用脚踩粘的泥巴。

其实这草棚已经是我父母在上海第二次安的家了。第一次大约在10多年前，那时他们在苏北农村没有自己的田地，遇灾年过不下去就逃荒到上海，也在这里搭起这样的草棚。37年遇淞沪抗战，日本人飞机把闸北一带炸成一片废墟，父母辛苦建起的家瞬间没了。

为活命他们怀抱我大姐又逃回农村。

农村老家又何尝太平呢？城里日本人占着，乡下有国军残余部队；有汪伪的“和平军”；有共产党的新四军；后来还有地主武装“还乡团”，这些兵打来打去，还常常发生枪农民稻谷的事。

如此兵荒马乱，最苦的还是最弱势的农民，土地又不能藏起来带走，他们也离不开土地，他们得靠土地养活还要去养活那些当兵的，因为谁都要吃饭，当兵吃谁的？当然吃农民的。

父亲给别人打工没什么吃的，有时饿的脸都会肿。到了收山芋（红薯）的季节，他们就带着我大哥大姐跑到东山坎（一个种山芋的地方），在别人收完山芋的田里再去挖那些剩下的小山芋，然后把它们切片晒干，这可是他们今后一段日子的口粮。晚上就在别人屋檐下搭个斜棚。二个小孩吃饭时每人拿个小碗到跑到别人家讨一点稀饭米汤。

到了实在混不下去时，一狠心他们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口铁锅卖掉搭乘别人的小船又一次摇到上海。

拖儿带女背着破旧行李卷他们来到当年住的地方，原老邻居周大爷在战火中竟还活着坚守原地，猛一见我父母很高兴，立刻热情迎进屋并腾出地方。周边穷苦邻居也是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碗饭送来。

生活稍稳定后他们就开始搭自己的“窝”。好在当时这里没人管，听说这块地原主人由于兵荒马乱跑到美国去了，一些空地上种着麦子，我父母只是花几块钱赔偿别人种在地里的庄稼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安身之地。他们连买带捡搞来一些简易材料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家”。

家很简陋，它曾被上海人称之为“滚地弄”，但再破旧它是自己的，自己的屋住着踏实，别人家再好有什么用？那是人家的。我妈为此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狗窝”虽能安身但毕竟不牢靠，刮风担心吹倒；下雨担心漏水；暴雨冲刷墙上的泥巴；地面积水危害房屋的根基；屋顶稻草过二年还必须换掉。因此，翻造新的砖瓦楼房就成了他们下一步急切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他们拼命干活赚钱和省吃俭用的目标；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美梦。

父亲在恒泰米行帮老板用人力车送米，活虽累但还是能苦到一些钱。于是有点剩余他们就作建房准备。父亲象小鸟衔枝，象蚂蚁搬家一样把那些建材一样样、一点点拉回家。木头是旧木行买来的，而砖头则是去外面捡（那时广场上倒掉的破屋多的是）。准备这些建材花费了他们二年多时间。

终于万事俱备盖新房了。

可以想象，当年我家翻造新房是一件多么重大的喜事啊，当工人把扎着红布条的中梁（中间屋顶上那根横梁）准备抬上屋顶的时候，喜庆的鞭炮“啪、啪”地炸响，母亲高兴地把那些上面带有红色的米糕一家家发，他们高兴、满足、骄傲大概不会亚于现在人花终身心血买新房的乔迁之喜。

二年后，我在新房里出生。

印象里我家又大又宽敞。正对大门是个木头的大方桌，桌面四边下方各有一个浅浅的小抽屉。它一边靠墙，其余三边放三条木凳。平时全家在这里吃饭，遇过节或有客人就把桌子往外一拉，大家围着方桌热热闹闹的吃喝。房子西南角有个砖砌大灶头，过年时灶头上会贴有小小的灶王爷画。记得家里后来烧煤球，但土灶依然存在，只是把内部改造一下，直到60年代初嫌它占地方才敲掉改用小煤炉。门旁角落还有一个很大的深咖啡色水缸，水是从给水站用铁皮桶拎回来，装满它至少要15、6桶。铁皮桶是用废旧铁皮自家做的，形状各异。门的另一侧有个木楼梯，沿着它可以方便地爬到楼上。

楼上用木板隔成两间，靠墙搁了几张床，床是用二条长木凳上搁四、五块木板，木板上天热铺席子，天冷铺棉胎。床下塞着一个木箱和其它杂物。

如果说我家还有其它被称之谓“家具”的东西那就是一些坛坛罐罐了。有一个比水缸小一点的缸是用来阉菜的，每年冬天，我妈会买一车（黄鱼车大小的人力车）的青菜，吹干搽上盐后放在缸里上面压块石头。那时菜便宜，一车青菜送到家门口也只一块五。这些阉菜就是我家很长一段时间饭桌上的主旋律。还有一个一米多高翠绿色装米的坛子，也是泥土烧制的，口小肚大象个放大的花瓶。这东西还随我搬过一次家，直用到86年才扔掉。

其实我家楼上楼下加起来还不到50平方，之所以感觉大一方面是小孩的眼光，另外是家里除了满足吃饭睡觉基本功能外也没什么其它东西占据空间。放在墙角的一个马桶就是女人的卫生间，男人则在外解决。一个灶头充当厨房间的角色，盛饭装菜喝水就那几只大碗，没有盘子杯子之类的东西。烧菜就一点油和盐，偶而会拿个小碗去路边小店“拷”点酱油。家里也没有大橱鞋柜，似乎也用不着，因为没什么象样衣服。鞋子更别谈了，小时我常常赤脚，只有到过年前我妈才会帮我买一双解放鞋，而且一定要大许多，以确保这鞋在一年之内不会顶着我不断长大的脚。

下雨天呆在家里无聊，我从楼上窗户把头伸出去，久久地看着雨水沿着屋檐一根根不断地流下，砸在地面水塘里溅起一朵朵晶莹美丽的小浪花；大冷天，我用手把屋檐下挂着长长短短的小冰棍扳下来玩或者痴痴地看着窗玻璃上奇妙的图案。

应该说在我们住的那一带棚户区里，我家的房子还属中等偏上一点。他让小小年纪的我隐约多了一份自豪，记得我家对面及边上隔条弄堂的那一家还是草房呢，过几年他们就会从苏州河边船民那里买来稻草堆放在弄堂里准备换屋顶，那一捆捆带着稻香味的稻草着实让我们这些孩子开心地玩上一阵。

家门口是条窄窄的弄堂，最早搭草棚时候与前面那排房留有很宽的距离，后来老家亲戚来投奔我们，没地方住就在我家门前空地搭了个棚，于是家家看样，门口弄堂因多出一排房就变成现在这样狭小了。

门前的路是用碎石头铺成的。我熟悉这里每一块形状各异的石头，熟悉每一条石头之间的缝隙。不知有多少个白天我和小伙伴们赤脚趴在地上打弹子，玻璃小球在石缝里滚动，在石头上蹦跳，每次都玩的不亦乐乎，它是我童年的“嘉年华”。

门口还有一块稍大一点平整的石头，那是我们盯橄榄核和小木材（生煤炉用的）等东西的地方，就是一方把东西放在石头上，另一方站在那里把自己的东西用手拿到眼睛下方，对准对方薄弱之处手一松，利用重力作用把对方打到石头外面那他的东西就归你了，双方轮换。年复一年，我们无数次痴迷地玩着这种“赌博”游戏，那些经常赢别人而没输掉的“宝将”被我藏在老屋的角落里不时自豪地欣赏着。

不知有多少个晚上我们在弄堂里玩“躲躲蒙蒙”（苏北话，上海话叫“扮夜猫猫”；网上称“躲猫猫”）的游戏，由于我们那一带私房各色各样，房与房之间往往会留有很窄的一条缝隙，有些缝隙还沿房拐弯，于是这窄窄的“一线天”就成了检验和培养我们智慧的地方。

在我家左侧弄堂到底拐过去有个垃圾桶和小便池，人们嫌它脏臭在它前面留出大块空地，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玩乐的大广场。我们在那里玩“扔砖头”的游戏，把半块砖头变换不同角度放在离我们大约3、4米远的地方，然后地上划根线，站在线外我们努力用手中的砖头扔过去，打中后就将难度增加一点。每次我们都玩到天将黑弄堂口响起家长的叫唤声才会停止，如果太专心当耳边风的话，接下来肯定是大人过来耳朵一拎“杀千刀的”给骂回去。

紧靠垃圾桶和小便池后面是一堵围墙，围墙的里面是当时上海的货运站（东站），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借助垃圾桶或小便池的高度爬到围墙上跳下去，于是东站里面就成了我们游玩的更大天地，有时我们还能从下完货物的车皮里检到一根根散落的甘草，边玩边嚼，甜甜的。

我在老屋里无忧无虑稀里糊涂一天天长大，看着我的大姐从老屋里出嫁，看到我的大哥把“新娘子”娶回家并把老屋一隔二做了新房。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父亲病了，食道癌，治不好，东西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他躺在老屋的床上，胸前肋骨凸现，肚皮下陷。生病时候他对我说病好了带我去西郊公园，我怀着甜蜜的希望等待着，不久等到的是父亲去世。

父亲独自西去，给我们留下了一幢饱含他汗水、心血、期望和爱的老屋。

一条新的生命 ─ 我大哥的孩子在老屋里出生。

我似乎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小学糊里糊涂结束了，中学刚读了一年半开始了莫名的文化革命。

又过了近二年瞎起哄的岁月，68年底，刚满17岁的我在“老人家”指引下无奈地离开老屋走进了“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