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的中学母校举办六十校庆，老校友们又一次聚首母校。
　　我的母校当年很有点名气，据说是抗战时期数所由内地迁至昆明的名牌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为解决教职工孩子就学而专门设立的，当时名称为西南联大附中。到了我上这所学校时，已经改名为昆明师院附中。现在则改为云南师大附中了。
　　在学校的校友录上，有一大群国际国内的名人，每到这种逢十的大庆都必有一两个应邀前来，省市官员们随之而来，着实为母校争了点光。
　　母校的逢十大庆，第一次，我还没生出来；第二次，我还没上中学；第三次，我当农民去了，想参加也来不了；第四次大庆时，我正在读电大，背英语单词背得头昏脑涨，不知窗外事。
　　第五次大庆是1980年，我回学校去了，这也是老三届校友们首次重聚校园，老三届们成为校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群。凡文革期间任过教的老师，都选择了跟老三届校友一起庆祝校庆，惋拒了前后几届校友的邀请。
　　历史就这么轻轻地划了个圆，二十多年前的同窗好友们又坐在了原来的教室里，面对着的却是两鬓已经斑白的老师。
　　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在这间教室里上演。
　　那天，随着一个个同学进入教室，互相辩认，互唤绰号，一阵喧闹过后，有人提议：每个人都站起来向大家简短介绍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经历。
　　真是从小看到老，每个人的经历，似乎都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从这短短几句话中，体现了出来了每一个老三届的人生境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随遇而安，平淡无奇地走过中年。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当官、当普通职员、当工人，或多或少，都成了单位上的骨干，成了社会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轮到最后两位同学说了，只见俩个壮汉一起站了起来，话没出口，已是满面热泪。此时，教室里静默了，气氛凝重。他们走到几位老师面前，深深的、真诚的鞠了一个躬，又走上讲台，向全体同学深鞠一躬。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其中一位哽咽着说了几句话：
　　二十多年前，我们俩人做了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同学们的事。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受着良心的遣责。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向大家道个歉，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余生，为大家效劳，希望大家能原谅我们。
　　说完，他们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教室里仍是一片沉寂。
　　此时，我们当年的班主任，站了起来，慢慢的走上讲台。从他的背影上，可以看出二十多年岁月沧桑，给他带来了多大的改变。
　　当他转身面对我们时，从他满是绉纹的脸上，我们又读出了当年的神圣。
　　“20多年前，我曾站在这里教你们读书，也曾站在这里受你们批判。在我眼里，你们是我最好的学生，我能记得住你们每一个人当年的面容，我也记得你们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儿。文化大革命时，你们都还只有15、6岁，根本不懂事。你们做的那些事，我早就原谅了。他们俩从农村回来，第一天就来我家里看我，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不要把年轻时犯错误的包袱背一辈子，希望大家也能这么看。”也不知是谁带的头，掌声响了起来，先是稀稀落落的几下，随后就越来越热烈。老师们、同学们站了起来，不少人拥到俩个勇敢直面人生的同学面前，跟他们握手，拍肩。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热泪盈眶，为了掩饰，我装做上厕所，悄悄溜出了教室门。
　　在校园里走着，听到一个个教室里不时传出的掌声、笑声，我耳边蹦出了一句话：
　　“相视一笑泯恩仇”一晃眼，十年又过去了，同学相见，两鬓已经见白发，少不了相约一起上饭馆喝上两盅。席间，我走上歌台，高歌一曲我改过词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其中就有那句“相视一笑泯恩仇”。歌毕，得到了一片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