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回忆录（下）
作者：le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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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回忆录（下）
作者：le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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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回忆录（下）
1.头可断，血可流，祖国领土不可丢 我们三师32团地处佳木斯附近，离乌苏里江不远。“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备战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知青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奔赴前线。但当时只要男青年，不收女兵。我与另外两个好朋友商量，如何才能了却“誓死保卫祖国”的心愿。我们想到了文革中最时髦又最管用的方法——写血书。那天晚上，我们来到礼堂，每人都在桌子上铺上一张纸，然后左手拿指甲钳，对准右手中指指尖用力剪去。刚开始感到很疼，而且挤不出血来。可能当时天太冷，心情又紧张。我心中责骂自己：“珍宝岛上解放军战士在流血牺牲，我现在手指头上出几滴血，就没有勇气了？”咬紧牙关，反复几次，终将手指弄破一个口子，血大滴涌出。我用鲜血在白纸上书写：“头可断，血可流，祖国领土不可丢。坚决要求去珍宝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伟大的祖国。”当然一边写一边要用力挤压中指，否则就会写不清楚。 礼堂后面有一扇门，直通食堂。食堂值夜班的是个老职工，姓牟。老牟出来看到我们三个上海女知青在写血书要求上前线，很感动，特地给我们每人摊了一个葱油饼，那饼真香啊！ 遗憾的是，指导员把我们的血书收上去后，并没有批准我们去珍宝岛，后来我们连队去了两个男知青，其中一个佳木斯青年姓张，还是个独子，没有再回来过，听说是牺牲了。 2.军事演习，行军拉练 记得那年头，每个连队都搞军事演习，行军拉练。深更半夜一听集合哨子响，我们就得打好背包跑步列队。而且不准点灯，怕暴露目标，必须摸黑行动。第一次紧急集合，不少知青手忙脚乱的，有的内衣外匆匆套了件大棉袄，有的袜子没有找到只好光着脚穿棉鞋，不少人鞋带没有系好，一跑就摔更斗。我们打的背包更是千奇百怪，没跑几步就松开了，只好抱着背包急行军，真是出了不少洋相。队伍集合好后，连长宣布：刚刚接到团部紧急通知，有一个苏修特务从飞机上跳伞下来，就在我们附近山林中，要我们去搜索。说完他带队往山上跑，连长是转业军人，当然久经沙场，他在没有路的山坡树丛中，跑得飞快，还不断往下传命令：“跟上！”“不许说话！”我们知青没有跑多远就累得呼呼直喘。山林中很暗，前面一个被树桩绊倒，后面的人看不清楚，也绊倒在地。知青中戴眼镜的多，有的人把自己的眼镜也跑丢了。不少女青年跟不上急得直哭，但又不敢停下脚步。我们都知道，如不跟上“大部队”，晚上一个人迷失在山林中，万一碰到野兽，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才知道，连长早有安排，专门派了有经验的老职工在后面担任收容。） 几次下来，大家总结了不少经验，如晚上睡觉不脱袜子不脱衣服，另外准备一条暂时不用的小棉被，事先捆好，放在床头。一听集合声，跳起来就往外跑。但因此也引起了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甚至探亲回到家中，有时半夜会突然惊醒，一下就跳了起来，以为紧急集合了。 3.“我是Ｏ型，抽我的血” 为了备战需要，我们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士基本上都验过血型。当我得知自己是Ｏ型血时，那个自豪啊，好像当上了战斗英雄。赶紧写信告诉别人：“我是万能输血者，我可以给任何一个人输血，以拯救他的生命。”记得我有个好朋友验出血型为AB型，那个懊丧劲儿别提了，好几天抬不起头来，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验完血后，一直没有输血任务。只有一次，连队有个老职工得了重病，急需输血。我们十几个知青得到消息后，连夜跑六七里山路，赶到团部医院，要求献血。我把衣袖卷得高高的，抢在前头告诉医生：“我是Ｏ型，抽我的！”遗憾的是，医生非要A型血，因为病人的血型是A型。这时我才明白，万不得已时，Ｏ型血的人可以充当万能输血者，但对于接受者来说，最好还是同血型的输入。 现在，每年单位里都有献血的指标，却没有人肯去，只得排号或摸“彩”。大家（包括我在内）都瞻前顾后的，最好不要轮到自己，情愿发扬“爱心”，多捐些钱，怕献血会影响健康。当年，我们献血的热情可真高，而且是真正的义务献血，别说营养费和两个星期的休假了，那时可什么待遇都没有，最多可以吃几斤鸡蛋，因为连队有个养鸡场。
八、好美的罂粟花 你见到过罂粟花么？对，就是那能生产鸦片的罂粟所开的花。闻名与世的毒品海洛因，就是从鸦片中提炼出来的。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鸦片既是毒品，同时也是制药的原料，当地老职工也常用罂粟壳或罂粟籽治病。 七十年代，在黑龙江军垦农场，就有种植罂粟的任务。记得罂粟花开花时真是美不胜收：大大的花瓣，浅浅的粉色，衬着绿叶，随风摇曳着。在北大荒，只能见到黄色、白色的小野花，初次见到美丽的罂粟花，我们这些女知青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罂粟花谢了，会露出了一个个绿色的烟葫芦（也叫烟桃）。收获季节，当地叫做“割大烟”。首先要准备割大烟的工具，那是用两小片长长的竹片，中间夹一片同样形状的刀片，用绳子紧紧绑好。刀口很锋利，从竹片中露出来一点点。另外有一个小铁皮桶，拳头大小，茶杯形状，有个把柄，可以套在一个手指上。桶的边沿有一个圆形的小缺口，缺口的半径比手指稍大些，磨的很光滑。 割大烟是精细活，清一色全是妇女，两人一组，一个在前割大烟，一个在后刮烟浆。当然割大烟的是技术活，割轻了，不出烟浆；割重了，烟葫芦会漏气，以后就再也割不出烟浆了。所以必须左手轻轻捏住烟葫芦的两端，右手将割刀稍稍倾斜，平心静气地沿着圆周划一圈。待会儿，刀口处就会沁出一滴一滴的白色烟浆，就好像在绿色的烟葫芦上挂上了一串白色的珍珠。跟在后面的人左手食指上挂着小铁桶，大拇指和中指轻捏住烟葫芦的两端，右手中指把那串白色的烟浆抹去，再在小铁桶的缺口中一抹，烟浆会随着时间逐渐变成浅咖啡颜色。就这样干上半天，可以割小半桶烟浆。收工时，大家把烟浆倒在一起，专门有人负责晒大烟。经过烈日暴晒，烟浆颜色会由浅咖啡色变成深咖啡色，最后变成一块四四方方的固体，称好后，用厚厚的纸包起来。 每年收下的大烟总是由连长亲自送到团部去，要走六里多路。为了预防意外，连长还背上一枝步枪。有一年，我和连长一起去交大烟，连长还让我放了两枪呢。虽然什么也没有打到（我是朝天放的枪），但也算过了把瘾。 割完大烟的烟葫芦也会变成深咖啡色，上面布满了一圈一圈黑色的刀刻痕迹，里面有一粒粒黑色的大烟籽，一摇哗哗响。有一年，我给妈妈寄信时，在信封里装了一些罂粟籽。后来听妈妈说，她在花盆里种出了粉红色的罂粟花，很是美丽，很是稀罕。
九、不可思议 你管理过自己的档案吗？你给自己发过函调吗？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我都亲身经历过。 1.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档案自己管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的一个连队里当文书。全连的老职工、知青以及我自己的档案都由我这个小文书管理，只有连长及指导员的档案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把这几百个大牛皮纸袋装着的档案存放在一个大橱内，并且编上号，用一个本子登记了姓名及编号，以便查找。因为每个月都要做一份报表，所以经常要翻阅档案。 知青的档案都很简要，是毕业的学校制作的，里面只有几张表格，如学生登记表、体格检查表及政审表等。其中有一些是学校人事干部到学生父母单位去抄来的一些档案材料。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现在想起来都是些可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职工就不同了。当时老职工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转业军人，另外一种是劳改释放分子，除了这两类，就是一些从山东、河北等地过来投亲靠友的所谓“盲流”人员，“盲流”人员是没有档案的。老职工的档案都比较厚，尤其是劳改犯，里面有不少审讯记录，红色的公章、红色的指印，以及歪歪斜斜的签名，翻阅时总有一些异样的感觉。所有的文书都受过保密制度的教育，凡是在档案上看到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对外透露。我认为自己做得不错，即使是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我也没有提起过所知道的事情。 我对自己的档案了如指掌，原来里面有一份血书，是我自己加进去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连夜写了血书交给党支部，要求去参加战斗，保卫祖国。可惜没有如愿，事后指导员让我把血书放进档案。直到1977年返沪，我才与自己的档案“告别”，后来有一次调动工作，为了省事，档案由我带过去，管人事的干部把那个牛皮纸袋左封右封，真像是绝密材料似的，我心中暗自好笑。不知那份血书现在是否还在我的档案。 2.自己为自己发函调，调查自己政治背景 文化大革命中会议真多啊，大会、小会接连不断。每次开会，指导员就叫我念文件或批判材料。看着大家昏昏欲睡的模样，我越念越快，就好比相声演员说绕口令，甚至整段整页的跳过去。今天我能顺利通过教师普通话考试，与当年的“刻苦训练”是分不开的。 要整党了，我这个小文书竟被选进了整党工作组。我赶紧找整党组长申明：我并不是党员，谁知他叫我马上写入党申请。天哪，我连共青团还没有加入呢！但上级的命令是要绝对服从的，我只得连夜赶写入党申请，反正那些豪言壮语当时背得滚瓜烂熟，要多少能写多少。 没几天，指导员交给我一份名单，有知青，也有老职工，大概三四个吧。叫我立刻去团部保卫股发函调，我发现其中竟然有我的名字。我不得不填写了函调表发往父母单位，调查自己的家庭出身及政治情况。回函内容不出我所料（因为我的档案中早有记载）：伯父在美国，一个堂兄1948年留学美国，是内科医生，一个堂兄1949年留学美国，是外科医生。虽然我出生时他们早就去了国外，而且没有通信来往，但在文革时期，有海外关系就是件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记得一部电影中的对白：“海外来人了。”这个“海外来人”就是特务无疑。 我从团部取回函调材料，交给指导员，他没说什么，支部讨论后，让我把函调插入各人档案，当然我入党的政审关就没通过。通不过就不入吧，问题是他们过几个月就给我一份名单，每次都有我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发函，自己调查自己。每次回函又大同小异，真使我忍无可忍。最后支部终于明白：我的“政治污点”是无法抹去的，不再坚持让我入党了。随后我非常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可能团员的政审条件要求可以降低一些吧。 后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虽然群众给我的选票很多，仍因为我的海外关系政审没有通过，那次给我打击确实很大。谁知1977年我病退回沪后赶上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且顺利考上了上海师大。毕业后分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而我的那些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同学，大多数人在外地工作。他们的孩子成了所谓的“知青子女”，为了孩子考大学问题，他们还在来回奔波着。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十、愿悲剧不再发生 看了蓝色大卫制作的MTV《我们这一辈》(点击收看)，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14名知青稚气未脱的面孔，时刻浮现在我眼前。 1970年11月7日，35团团机关和工业二连的13个女青年和一个男青年为了扑灭山火，都在那一夜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小的仅17岁，大的也不过22岁。他们的名字：栾英、潘文瑄、王晓勤、王秀荣、薛克平、傅小芳、耿淑媛、马玉兰、周秀兰、郑秀荣、王立荣、刘文、史丽露和男青年傅强，我们永远怀念。
我、微风和大卫等都曾经在北大荒参加过扑灭山火的战斗。 我是32团的，离35团比较近。 1970年11月，35团因为烧荒跑火，烧了几天几夜，一直烧到了中苏边境。记得那年秋天干旱，野火越烧越旺，我们32团也有不少山林燃着了，情况十分紧急。 接团部命令，我们多次乘军用大卡车，上山扑火。有时一天上山去几次。刚把火扑灭回来，脏衣服浸到水盆中，还没有来得及洗，就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赶紧往外跑。有一天我接连泡了三件衬衣，后来干脆脏到底，不换了。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晚间上山，每人带了几个馒头做干粮，在山林中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周围都是烧焦了的树木，哪儿有火，哪儿就是我们的战场。 远处山头火光冲天，我们就往那儿跑去。当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觉得害怕，只想着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到了。 幸亏我们连长很有经验，事先把知青分成几个小组，指定老职工带领。我们扑火的工具是树枝和麻袋。老职工会看风向，跑到火场边，老职工事先将一片空草地点着，烧完后，带着我们背风扑火，并时刻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我们表现都很出色，轮流冲上去，拼命挥动手中的树枝和麻袋（周围没有水源）。烟熏火燎的，辫梢、刘海甚至眉毛也被火燎着了。 现在我明白，人和火斗，并不靠勇气、毅力，全靠经验、智慧，还有就是运气了。 掌握风向尤其重要。如果火迎面烧来，或被火包围住了，要在火快到眼前时迎面点火（这时的风一定是吹向火场的）。就可以烧出一块安全的地方。火点早了点晚了都不行，十分危险。 35团那14位知青，就是因为没有扑火经验才葬身火海的。 我们连队几次扑火，还在山上过夜，但没有人员严重伤亡。如果遇上一个没有灭火经验的领导，凭我们当时的一腔热情，很可能与35团那几位知青一样长眠在北大荒了。 大卫的MTV使我又想起了1970年11月在荒山上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让我们为那些牺牲在北大荒的知青们致哀，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也希望此类悲剧永远不再。
（2003-08-23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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