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之最

    一、最喜欢的农活——插秧　　

因前一阵工作到农村，看到处处都是秧田，三三两两的栽秧景象。又想到我们当年插秧的季节。

我们插队的地方，从来女人是不插秧的，那是男人的活儿。我们一家的四个知青又都想学会，因此常常是人家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轮流两人回家烧饭，两人溜到田里学插秧。开始一下田，就昏了头，一片水，别说插秧，就是走路都走不稳，陷进烂泥的脚使劲提一只，另一只就站不稳，何况栽秧是倒着退呢。栽秧更是栽个“满天星”，竖不成行横不平，连我们自个都不好意思，农民更是笑话我们。但我们没有理会那一套，仍旧坚持学和练，终于有点像样了，我们找队长说我们要栽秧，开始不同意，后来我们说队长：“一面喊劳力不够，一面又不要我们做能做的事。近三百亩田，仅靠男劳力，栽到哪天啊？”在农村栽秧是很讲究季节的，秧田里的秧秧龄长了，不但栽后难返青，而且影响产量。队长居然被我们说动了，那一年我们知青开始栽秧，第二年起，除了年龄大的拔秧，其他女劳力也陆续加入了栽秧的行列。

我喜欢插秧，是因为喜欢秧田里大家你追我赶的气氛。十几个人下得田去，每人七棵一趟，两腿间三棵，两腿外各两棵，每人一根秧绳，起到固定每趟的方向，行不齐不至于超出七行。一般是右边的人先下趟栽，左边的人要依照右边的株距对齐，谁慢了，后边的人就会等，被人等是很难堪的，被称做“关门”了，所以先下去的大都是队里的高手，尤其是开秧门（栽秧的头天）时。我们开始只敢尽量往左往后靠，以免后面的站着等，后来有意往中间、往前靠，这样有人追才更能加快速度啊。有时农民为了戏弄我们，速度特别快，还不时打吆喝，我们只好头都不抬，冷汗直淌，拼命追赶，但心里却紧张又兴奋……如今再也看不到那种壮观的插秧队伍了。

我喜欢插秧，因为插秧最体现农活的技术，有成就感。大家一起下田，一趟到头，看着刚才还是一片白（水田），现在却是一片绿，心里不免要想，人真聪明，是谁发明了栽秧技术；一起站在田埂上，大家又会一面翻秧绳，一面对自己栽的那一趟秧左看又看，像评价自己的一件艺术品，看得好喜上眉梢，看得不好的又会想待会儿那里还得改；看完自己的还会看别人的“艺术品”。也怪，人总说“字如其人”，农民却说“秧如其人”，看久了，能分出哪趟秧是谁栽的。对栽得好的，老把式们会勉励或恭维几句，对老是栽不好的年轻人，他们又会骂几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

我喜欢插秧，还因为我有不寻常的身子骨。别人栽秧季节，老是叫腰疼、腰酸，我恢复特好。为了插秧不落后，我是一下趟，就很少直腰（不怕慢就怕站嘛）,猫在那里紧张地左手掭秧，右手插秧,一趟到头，也会感到腰麻木没知觉，但到了下一趟，又没事了；一天下来，也会感到腰的劳累，腿的沉重，但一觉醒来，又恢复如常。回城以后，腰肌劳损也有，但我打了一个疗程的封闭（VB12），效果极好，没有后遗症。

我喜欢插秧，尽管栽秧田里有讨厌的蚂蟥,(常常是提腿出水，看到三四条血痕往下淌，蚂蟥的吸盘还牢牢拈在出血处，抓起秧把又快又重地准确刷过去，它就不得不离腿而去。）我还是喜欢插秧。不同的天气和田块会有不同的心境。遇到好的田块和适宜的天气，大家心情放松，就会你一句我一句调侃顺口溜：“田是浆糊盆（形容田泡得好），风吹屁眼门（栽的顺风秧），一天栽多少，也就七八分……”遇到晴热天气，在劳累时小青年又会发牢骚：“上面晒，脚下蒸，肚子又饿头又昏，站又不能站，蹲又不能蹲，队长在前面走，我在后头跟，队长喊收工，开了蹦子（土话，指拼命）奔……”一下子就会为大家驱赶了疲劳，整个田里绽放着大笑……可惜我只记得这两段了。

 

二、挑得最重的一次担——198斤　　

农村的年轻人经常喜欢打赌，我们有时也会掺和。那一次是在稻场上，已经快收工了，大家都比较轻松。先是男人们在打赌，自己能挑多少斤的稻谷担子，我们在一旁边看边起哄。不知怎么说到我们女知青了，他们大多认为可以挑起150斤,我们三个不服气，于是与他们打赌。我拿起一副担子，装满稻谷，就想挑起来，压上肩才知道不轻，站不起来，大家开始起哄，我重新吸一大口气憋足了劲，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只觉得腿打软，腰部的肌肉挤到了一起，酸溜溜的……我想不能光站起来，要像他们打赌时走几步才算数，于是谨慎地开始迈步，一步，两步……尽管不稳，还是走出去了，大家叫停，说认了，怕我闪了腰。也怪，这时我反倒比开始稳了，虽然还是吃力，还是腿软，但我有信心，我坚持沿着稻场走了一圈，放下担子，热心人赶紧推来磅称——198斤，我反而遗憾了，要是多加一铲，就该是200斤的记录。在我后面挑的Ｆ，当然是加到201斤了。

 

三、最怕的农活——跪在田里薅草　　

真得感谢发明除草剂的人，这发明人应该重奖！如今农村的水稻田再也不用像我们当初那样跪在田里薅草了，想到这，就觉得如今的农民真幸福啊！

各地有各地薅草的做法，有的地方仅用秧耥（尺把长，四寸宽，底部木条上有几行小铁耙，到秧的行距中推，可锄掉小草），有的地方是站着弯腰薅草，而我们那里是跪在水田里，边薅草，边拖着腿往前爬行。薅草的目的主要是为水田除草，也有对秧苗松土作用，用我们队长的话说，薅一次草，比上一次肥还好呢。一般水稻田至少薅两至三次草，夏天的主要活计也就是薅草。

知青，尤其是女知青，都怕跪着薅草，于是各有对策：上策是回城避暑，逃过薅草；次策是仗着知青，就不入乡随俗，坚决不跪，要么安排其他农活，要么站着薅草，最多慢呗；下策是不得不跪着薅草，但穿着长裤，扎紧裤腿，让其在水里泥里跟着拖。惟有我们一家四个知青上策不可能做，次策不好意思做，下策舍不得做，只好跟社员们一样，穿着短裤，箍紧短裤腿，天天跪水田，做不想做的事……做是做了，但那份难受、那份恐惧、那份小心翼翼和吃劲，至今不忘。

江南的夏天，蛇、虫最盛，水田里又施了猪粪、牛粪，加之高温沤制，脚踩进去，都翻泡泡，可以想像跪在这种田里，两腿分开似肩宽，骑着两棵秧，拖着两条腿，两手不断替换着撑地和在秧苗周围抠泥，除草，去稗，不时向前爬，既要当心不能毁了秧，还要不断预防水蛇、蚂蟥和其他虫子的出现。稻叶不时与大腿有接触，开始老会以为遇到攻击了，几次下来，放松警惕了，没准儿突然就会有水蛇凉嗖嗖的从后面小腿上游过，或一把抓住牛蚂蟥之类（牛蚂蟥身围比成人手指粗，长有10厘米左右，一碰到它，就成为圆形，有樱桃番茄那么大），将你吓个半死。所以薅草时，我的近视眼总是不停地扫描周围，时刻准备着……那份恐惧不到下工是去不掉的。至于脸上有汗没办法擦啦，动作慢了队长要骂都在其次了，两条暴露在阳光下的腿曾经晒起过泡，又蜕了皮，由白变红、变棕再变黑……

秧苗大了，长到膝盖高，就将稻分开，两腿跪在一个行里，跪下以后，就只看到个背，晒得倒少了，因烤过田，田里也板了，但是这种稻棵里的蠓虫极多，尤其是早晚，叮得你叫苦不迭，头皮上、脸上、身上、腿上到处都痒，抓又不好抓，也不知往哪抓好，真是奇痒难忍，上得田来，只见到处是红块，肿块，还经常抓破了，亏得那时农药没有现在用得多，否则，农药残留在身体里老多了。

 

四、吃得最多的一顿饭——一斤半大米饭　　

现在说起来，我们的孩子根本不相信，自己想起来也觉得可怕——一个城里的女学生一顿吃过一斤半大米饭，但这是真的。

插队时，正是粮食限量供应的年代，即使是种粮食的农民，也家家是青黄不接的。生产队能利用政策多分点粮食给农民总是好的。于是秋收大忙期间，新粮未上，活计又重，队长便有理由集中烧饭分给各户；兴修水利，大队有政策，为了统一上工时间，可以集中烧饭。分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就像现在春节单位分东西一样热闹。分饭一般是按劳动力分，各家拿容器来装回家，一家人匀着吃。我们家四个知青都是劳力，分到的饭常常舍不得一顿吃完，要留一部分到下一顿吃。所以真正能放开肚皮吃饭的也就是难得在外村的水利工地上了。那一次是在离村十多里的河堤上，我们家去了三人。中午饭时，队长说今天活重每人三碗饭（农村的蓝边碗满满一碗饭为半斤，一般是每人两碗）。三碗饭是什么概念，即一斤半米煮成的大米饭。那天，菜也就是放了盐的烧萝卜条。我们又累又饿，第一碗饭到手，恨不得直接倒进胃里，整吞下去，没两口就吃完了，也忘了菜的事；第二碗就了点儿菜，稍微放慢了点速度，吃了一大半，肚子好像也够了，但嘴和眼没饱，看着那又香又白的新米饭，哪肯丢啊，还是吃完了；第三碗犹豫了一下，要留着吗，和F、K一合计，三人达成一致意见，不好带回家，送人又舍不得，放弃更可惜，为了下午有劲干活，为了下午不饿，难得放开肚皮，就吃了它吧。每人便低头划拉起来，开始还好，到后来感觉胀，再后来就有点撑，但还是吃了下去……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肚量”，也为自己创造了一次吃饭最多的记录，农民称我们是“大肚丫”。大肚丫还保持了很久。

刚进大学时，有一次我和Ｆ（当时也在南京读书）到南京清真老字号马祥兴吃饭（她是回族），五毛钱点了一个榨菜开洋汤，外加六两米饭，一两一碗，每人三碗吃下去还没有感觉，又点了六两，十二只饭碗摊在桌上，引来邻桌异样的眼光，我们虽然还未吃饱，也不好意思再点。在服务员把我们当“阿乡”的眼光里，我们匆匆离开，出来后又像阿Ｑ一样自嘲：这点饭算什么，想当初，咱吃了一斤半呢，说完我们捧腹大笑。

 

五、最幼稚的事——扔了“地主婆”送给我们的菜　　

刚下乡的一段时间，我们自己的自留地还种不出菜来，就只好吃点小酱菜，最可怜时是将小盐放在锅里炒热后，滴上几滴油，往饭里一拌（还别说，真有点荤油味！），村里农民有时到他们的自留地摘菜，经过我们门前会丢下一把菜；经常来我们家借农具（知青的农具是配给的，常有人借）的也会在还农具时带一把菜以示感谢，当然，这些人都是贫农或中农，所以吃他们的菜是“来者不拒”，他们送菜也习以为常。

话说村西头一户陈姓地主，子女都已结婚分灶或在外做事，老头去世，老太虽已五十多，但身体硬朗，也不下田，就侍弄点自留地，在家带孙子，每天她都会到我们家门前——她家的菜园里弄菜。在我们那儿，鸡、猪都是放养的，家家的菜园都会用稻草和烂泥垛一个一米高的园头，园头上插些带刺的枸橘，既可挡人，也挡牲畜。开始，我们不认识她，更不知其家庭成份，每天见面我们会对她微笑一下算打招呼，她的表情不置可否，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她是地主婆，我们就再也不与她打招呼了。有两天，我们总看她在离我们最近的园头上拔掉几根枸橘，放上一些菜，她没说话，我们没有问，也从不拿。一天，她在摆菜的同时，对着我们说：“这些菜是给你们的，一会儿拿回去吃吧。”我们谁也没搭理她，她还是将菜放在那里走了。他走后，我们几个越想越气：“拿菜来收买我们？没门！”“我们决不会上当！”“没菜也不会要地主婆的菜。”……一边说，一边还跑过去，将园头上的菜撒气地折断，扔进他家菜园。从此她总是默默地来，默默地走，再也没有放过菜在园头上……至今，我仍记着她那有着道道皱纹的脸和没有表情的双眼，也同样深深记着我们当年的无知、幼稚、极左……

 

六　最欣慰的一次——救了一个小女孩　　

我们这家的四个女知青为了能学点在农村服务的本领，在一个男生的建议下，一起学了针灸，凭着看书，请教，练习，倒也较快掌握了要领。村里人有点小毛小病，也会上我们屋来，我们为增加实践锻炼机会，总是有求必应，尤其是Ｍ和Ｆ，她们胆大，经常主动出击，上门服务。为此大队后来专门送Ｍ到乡卫生院去学，打算回来当赤脚医生。相比之下，四人中我是胆最小的，只有她们不在时，或是扎腿、胃等易扎穴位，我才肯下手。

一日，大队召开社员大会，会开到中间，村里小红她爸满脸汗水地一路跑来，叫知青到她家去，说小红不行了。小红６岁，是本村另一个队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家里她最小，最受宠，上面三个哥哥也大不了几岁，他爸爸平时也经常找我们针灸。那天我们一家四人，有回家的，有到镇上办事的，仅我参加社员会。我好着急，没有他们在，我信心不足，胆量也不够，怕弄不好反而延误时间，但看到小红爸爸那期盼的眼光，我没有理由不去，也说不出“我不行”这样的话。周围的大妈也鼓励我，去吧，救人要紧。我就是揣着这分担心和不安一路小跑到他家的。一进门，就看见小红妈坐在堂屋，流着泪，怀里抱着滚烫的昏迷的小红，只见她浑身抽搐，嘴里吐着白沫，牙齿紧紧咬合在一起，任凭大声叫，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又害怕又紧张，拿针的手直抖，好不容易才扎进针，但合谷、足三里、人中、涌泉……多处穴位扎下都没有反应，我又急又累又怕，心好像提到了嗓门眼，咚咚地跳，一面不停地在各穴位捻针，一面决定拿出最后一招—--十指放血。十指放血就是用比较粗的三棱针在十个手指尖迅速戳破，挤出血来，一般是不用的。捧着小红又瘦又无血色的小手，我真不忍心戳下去，但已没有其他办法，救人要紧哪！我狠了狠心，一针接一针地戳下去，同时挤出乌紫的血，突然小红的小手狠命往后一缩，接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红回过来了，全家都跟着哭了，我心里的石头也一下放了下来，感到特平静和欣慰。

后来这事传开，我们知青户的声望更高了，有些农民有病总是来找我们，我们上工前、下工后更紧张了，另外我们还不得不准备点常用药，当然又增加我们的开销了，但是值啊！

 

七、最大的愿望——有电灯　　

电是如今生活工作的起码条件之一，照明、家用电器、办公、上网哪样少得了它？然而，在我们下乡期间，有电灯却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奢望。头几年里，我们没有想过会上调回城（当时也根本没可能），所以安下心学农活，为在农村立足；努力学针灸，为农村服务；抽空学我们认为需要和有用的东西，为增长自己的才干。除了农忙和盛夏，晚上我们四人会互相影响着坐下学习，有的练书法，有的看历史，有的学文学，有的研究资本论……开始用吃饭的方桌，每人坐一面，一盏煤油灯放中间，开得很大，也嫌不够亮，又加一盏，几天下来发现煤油耗得太厉害，一个月的计划油，我们用不到几天。当时什么都要计划，煤油也不例外，为了省油，改方桌为写字台，两人坐一面，光半径小些，仍用一盏灯，油还是不够，后来只好定时点煤油灯看书，其他时间用自制的小柴油灯。这种小灯用8—10厘米高的无盖药瓶装柴油，一根捻得粗如细筷的纱线穿过一个金属圆片放入瓶内即成，亮度抵不上蜡烛，稍有点气流运动，火焰就跳来跳去晃动，墙上不断有变幻的大黑影。因为没有电，大多数农民总是吃完晚饭就上床；因为没有电，生产队灌水、脱粒只好用八个强劳力将柴油机抬来抬去；因为没有电，一次高度近视的Ｆ烧菜，竟然将灶台上的抹布与菜一起下了锅煮，到起锅时才被发现……我们恨死了没有电的日子，我们万分羡慕那些有电的村子，多么盼望能早日通电啊！我们常会在黑暗中议论，如果有电了我们怎么安排电路，安装几个灯头，用日光灯还是白炽灯，用多少瓦最合适，Ｍ有一次竟在睡梦中叫道：“来电了，来电了！”每次探家回到农村，最难适应的也是没有电。有一次大家闲聊，话题是：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们四人中有三人异口同声说有电灯。当然直到我1974年9月离开，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用的还是煤油灯。

 

八、最幸福的感觉——晚上躺在床上　　

人们说起最幸福的感觉，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见到毛主席，还有就是入党、提干、结婚……如果我说在下乡的日子里，最幸福的感觉是晚上躺在床上，一定会被人认为很俗，但即使再俗，那确实是我们最真实不过的心里话。

大忙天，劳动时间长，消耗体力大，一天下来，劳累过度，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有躺在床上，才可以按自己认为最舒服的肢势摆放，伸一个舒心的懒腰，让浑身筋骨彻底放松，顿感好舒适，多幸福啊！美美的一觉醒来，又会精神饱满，力气得到恢复。夏季农村的蚊子多得随便用两手一拍，就有几个击中掉落，而且大多是花蚊子，咬后的皮肤会连续痒多天，一抓就破，不注意还会感染，而晚上上了床，躲进蚊帐，就再也不易受到蚊子的袭击，蚊帐里成为夏天的一块净地，那不幸福吗？冬季，外面西北风呼啸，天寒地冷，屋子里也是丝丝寒气，手不停地搓，脚也不停地互相敲打，也仍然不能御寒，但上了床，钻进被子，一会儿，温暖就会逐步向四处蔓延，进而包围全身，再没有风可带走热气，被隔离在外的寒气也无法侵入，这种温暖你会觉得好幸福啊！尤其是经常在上床以后，我们会进行各种漫谈和研讨。我们一道回忆母校的学生生活，追究文革的思考，争做“鸡兔同笼”，谈学习心得，论文学作品的读后感，传家信中告知的城里新鲜事，探其他知青户的趣闻，议生产队的分配，包括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姑娘们的隐私都无不在讨论之列……正是在这种漫谈和探讨中，我们襟怀坦白，互相影响，互相鼓励，统一认识，逐步成熟……

 

九、最尴尬的决定——1973年9月的入团　　

不怕村里的网友们笑话，我是在别人即将退团的年龄才加入共青团，也正因为此才最尴尬。在初中时，按照15周岁入团的规定，我到初三下才够年龄（生日小，要减两岁），尽管我写了申请，表现也不差，但已忙着毕业，谁也没顾上我，记得班主任对我说：来不及了，到高中再办吧。进入高一，第一次期中考试，全班就两人是每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一个就是我，不久团支书将一份入团志愿书悄悄塞给我，我喜出望外，心想，来得还真容易啊，但交上去后就再无音信，后来听说，还是出身问题要摆一摆！就这样，摆到文革，就更别想了。插队后，农村的团组织本来就不正规，有没有团员身份一样，我们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1973年我们中的Ｍ当了大队团支书，她挺认真地将我和Ｋ的入团问题提出讨论，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我们俩竟然连团员都不是，当然都支持我们入团。而此时的我们却特别尴尬——入团吧，已没有什么意义，况且已经25岁，很快又要退团，尤其是心理上有抵触情绪，早不要我，这会儿我还不想入了！不入吧，辜负了Ｍ的一片好心，以为我摆架子呢，再说，如果不是团员，担心以后入党也会受影响。就是带着这样的“不良”动机，被动、尴尬地加入共青团。进入大学才感到，幸亏1973年入了团，否则会更尴尬——全班仅“小广东”（全班年龄最小）一名非团员，我差点儿与他为伍……三年后我成了全班大学期间发展的惟一一名中共党员。

 

十、最值得骄傲的——女社员的工分以我们为标准　　

记得我们插队时，时兴的是大寨式记工制度，自报公议，基本上一年评一次工分。一般说，其他会是队长说，大家听，一家来一个人就行，女劳力参不参加无所谓，评议工分的会则没有人缺席的，因为直接涉及每人每家的经济和物质利益。会上，大家都会发言，有时还少不了争执，当然最后也是队长、队委会说了算。

队里男劳力最高分是每日10分，女劳力最高为6.8分（我们村男尊女卑明显）。我们到生产队第一年，他们说我们啥也不会，但为照顾我们，给的是每日6.2分，比放牛的小孩多1.7分，我们已经蛮高兴了。第二年评分时，妇女队长主动提出应该给我们加分，队长为我们加到6.6分，与中等女劳力相当，我们基本满意，但有的社员已经有点不服气了，认为按照规矩，一般一年最多只加0.2分，但队长说我们的劳动态度好，肯出劲；到第三年，我们农活都学会了，自认为不比女劳力差，于是自报拿最高分6.8分，社员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完全同意，一种认为我们拿6.8分，会影响原来拿最高分的少数妇女的积极性，这时妇女中工分最高、威信最高、年纪较长的元桥妈妈说了两句话：“知青干得比我强，我没意见，谁有意见就与知青比比！”没想到，她平时还批评我们，这时却帮我们说话，真让人感动。这样大家都认同了我们的最高分。谁知我们家的Ｆ还不知足，又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这谈何容易啊，在男尊女卑盛行的农村，谁也不会、不敢支持，没有人附议，尽管这是为全体妇女在争取权利。最后队委会简短商量后，拿出方案，妇女工分提高0.2分，知青拿女劳力的最高分即7分，其他妇女以知青为标准评分，依次递减，全队除我们外还有五人也拿了7分。这以后，我们就成了女社员评工分的标准，干活的榜样，我们也更卖力了——高处不胜寒啊。

 

十一、收到的最惊喜的信——弟弟招工回城　　

我和弟弟都是1968年10月下乡的，当时的政策是“三留一”，即一个家庭有三个以上符合下放条件，允许留一个，我们家留了初二的妹妹。我与弟弟分别与自己的同学下到本地区两个不同的县，平时我们三四十天通一次信，交流各自在农村的生活、思想状况，因为他比我小两岁，我总不忘每次嘱咐他一些话，心里也一直舍不得他。

那是1970年10月中旬的事，这是我们秋收秋种的最忙季节，干活时间每天达十小时以上，有些日子每天白天割稻，傍晚挑稻，夜里打稻，等下工回去收拾睡觉，都在夜里两点以后，浑身像散了架，除了睡觉，什么也不想。那天回去吃晚饭时，看到桌上有弟弟来的一封信，心里想着，还没到来信的时间哪，因为匆匆忙忙烧饭，晚上还要加班，也不打算拆了，随手拿起扔在床上。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信封背面写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不是每次写着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类。那个年代，到处是最高指示，写信也不例外，并且选用的语录都有点针对性，例如父母来信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那段，插友来信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那段，弟弟来信都是用知青下乡之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信封后，立即反应不同寻常。我的心直跳，是惊奇，是喜悦还是好奇，反正迫不及待地拆开就看，我高兴得跳起来——弟弟招工回城了，而且是电厂。这太意外了——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家的人能首批招工。按照父亲后来说，这是他额骨头高（江南人形容遇到好运）。弟弟是个很有灵气而心静的男孩，文革前曾飞行员体检合格了而没有录用，文革中他不参加派性活动，专心于书法、诗词的学习和木刻毛泽东像章，使他在这方面进步特大。插队期间，他不像我拼命干，但做事有模有样，农民说他出手好，秧栽得笔直，沟挖得漂亮，自己的被子自己缝，衣服补丁补得整整齐齐。村里的对联、大队的板报都是随叫随到地帮着搞好。大概就是这些特长，使他插队不久，就给人留下好印象，刚满两年，即福星高照了。

因为弟弟那封信，我一直沉浸在惊喜和激动之中。那天晚上挑稻，我觉得担子好轻，一路小跑；打稻听不到机器轰鸣，动作尤其麻利；回到宿舍一点也没感到累，躺在床上，很久很久睡不着……

 

十二、最盼望的季节——冬季　　

说来好笑，春季万物复苏，春暖花开，夏季植物茂盛，瓜菜上市，秋季丰收在望，秋高气爽，都是我挺喜欢和热爱的时光，但当知青时我却最盼望冬季的到来。

首先冬季是农闲的季节，再不用起早贪黑去劳作。每天干活时间短，中间还休息，太阳没落山我们就收工。不上圩（搞水利）的话，干的活计也轻巧，挑挑肥，锄锄麦，遇到雨雪天，一般不下地，尽可在家看书，缝穷，闲聊，烧上一大锅粥，可以吃一天，多省事，多悠闲啊。

其次冬季是农村分配的季节，稻子卖了，工分结了，会计开始算账，尽管分配也是贫穷的分配，但家家户户还是周密地计划着，所以到镇上的、去县城的多起来，购物置衣的忙起来，人们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平和起来，农户的男婚女嫁、新房上梁等喜事会接二连三地传来，我们也会随着农民的高兴而放松心情。

再次冬季是最干净的季节，没有了蚊蝇蟑螂，地里的虫蛇也冬眠了，我们没有恐惧，不需设防。白天吃剩的饭菜随处可摆，晚上睡在铺着厚厚新稻草的床上，又松又软又暖和，还有稻草清香，舒服极了。

最重要的，冬季是回家的季节。每一颗坚强或柔弱的心灵，都会和相思狭路相逢。春节前，当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过年时，我们那想念父母兄弟的念头顿时活跃起来。家园深情的呼唤轻轻地撞了我们一下：过年了，回家。我们是父母放飞的风筝，亲情是一根柔韧绵长的线，穿过时空，穿过地域，在牵着我们回家。我们会从里到外换上进城的着装，带着队里分得的所有土特产（哪怕是半斤芝麻、两斤黄豆或一条鱼），再用省下的零用钱买上鸡或鱼，回去与全家共享。

 

                                                              （2003-06-23于南京）

 

（华夏知青网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5周年征文选）